第二节　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考察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展示，针对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内容，体现了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在教育的过程中，周恩来采取了适宜的教育方法、适当的展现形式、合适的教育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特色。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经历了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是一个历史逻辑的演进的过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期

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军队中主要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周恩来于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有:《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的报告）；《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926年7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办的为北伐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演讲）；《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15日）；《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1926年12月11日）；等等。这时期的贡献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使军队确立革命观念的保证，军队要成为革命的工具，就必须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及其军事政治工作》的演讲中指出:剥削阶级利用军队进行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也会利用军队推翻剥削阶级的压迫。周恩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不仅阐明了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本质区别，批判了把军队视为阶级的观点，而且原则上指明了革命的军队是革命的工具，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的道理，为革命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周恩来又说:“军队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7]，“政治工作要使士兵及一切群众懂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8]

周恩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使军阀军队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使全军上下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是自己最近的唯一使命。周恩来确切地阐述了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这个正确的观念，他认为，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士兵，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军队。因此，“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去“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周恩来在这里提出的革命军人要认清敌友、懂得为谁打仗，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紧紧依靠工农群众这三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最早概括了我们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是周恩来把纪律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革命军队应当做到“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周恩来把遵守纪律提到“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的高度。周恩来说，自觉抵制执行纪律是克敌制胜的一个“要素”，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是纪律教育。军阀军队“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9]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演讲中说:“一切要遵守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

三是周恩来强调革命军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一点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其深入人心。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团结全国广大人民共同努力。为此，就需要树立群众观念，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

四是革命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是较早地认识到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重要性的共产党人之一。1926年5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向叶挺独立团作指示，把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列为首要的一条。当时他和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他们曾经商谈，主张在国民革命军所有的六个军中，都要搞一支像独立团一样的党所直接掌握的军队。在当时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和两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在加强党对军队领导作用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在政治思想上，宣传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策，强调“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的干部必须置于“党的指挥之下”。其次，在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如在黄埔军校建立了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的中央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叶挺独立团设立党支部、连设党小组，党支部直接向区委及其军委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还注意培训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为军事、政治干部充实部队，增强部队中党的力量。再次，在制度上，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推广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这项制度，在我军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集成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可见，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创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对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是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23年二七惨案，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必须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他们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基于这一点认识，党的三大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两党的合作，来实现无产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并且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经过党的努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改组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联盟，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期

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中国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这时土地革命已经开始，土地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期。

（一）时代背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为创立人民军队做出了贡献。1927年10月，周恩来来到上海，在上海坚持了长达4年的白区斗争。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并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委，对保存党的精华，恢复和发展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对领导和支援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周恩来的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二）土地革命、抗战时期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期。周恩来军队思想建设和统一战线方面体现了他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要文献有:《古田会议决议》、《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1930年12月1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等。

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意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加强军队建设已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党的思想建设尤为重要。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提高，要排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要加强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周恩来在这里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因为处在农村环境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红军的来源只能是农民，“而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有非常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正轨”，如果想用“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的倾向”，那只是幻想。因此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支部工作外，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10]。因此，周恩来特别强调加强党内和部队的政治教育，从积极方面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要求部队抓紧在实际战斗和利用战斗间隙及配置后方的瞬间去进行政治教育，使红军在政治上得到迅速切实的进步。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周恩来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反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科学地对抗日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目的、意义、原则和策略方法，以及怎样改革政治工作等都作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军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是抗战初期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紧迫，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提高抗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被忽视。但是，抗战以后的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争取抗战胜利关系极大。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以后，一些部队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贪图享受、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倾向；国民党部队由于缺乏抗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变得溃败无能、缺乏战斗力。针对这种状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抗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周恩来于1938年1月，发表了重要论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强调了抗日军队加强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11]为了增强抗日军队的战斗力，必须改进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当时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们中间，一部分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意义不够了解，另一部分人则是对国民党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徒具形式、流于空谈不满。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弊端，指出:“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绝不是政治工作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12]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确实的效果，首先必须对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改革，主要是:第一，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第二，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和宗教主义。第三，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第四，必须注意实施政治工作的方法。第五，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

周恩来关于抗日时期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论述，透彻地阐述了军事与政治、加强政治教育工作与改进政治教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这是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在革命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表现，丰富了我党关于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在国民党军队中得到贯彻，但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反响，成为我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准则，对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也丰富了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利用统一战线，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另一标志。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人认识到要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单靠共产党自身是难以取胜的，必须联合最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信函、著作非常丰富，主要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1939年8月4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等等。

周恩来是我党主持统一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巧妙地运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长，大大地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了顽固力量，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势力参加抗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又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可以利用各种矛盾，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周恩来强调要用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去批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其他党派不加区别地一律看成敌人的错误思想。周恩来说:“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13]另一方面，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发展，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市场发生变化，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有着不同形式和性质。周恩来指出:“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4]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清楚各种抗日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队伍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周恩来指出:“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15]

针对不同的抗日力量我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周恩来指出:“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16]周恩来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积极地贯彻这一方针。在发展进步势力中，他壮大了地下党的力量，大力领导了报刊、出版等宣传教育工作，发展了进步文艺界的力量，加强对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使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生活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坚持抗战、拥护团结的呼声响彻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他广泛接触和开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团结教育工作，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争取了同盟军。

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统一战线，丰富了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这也是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是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是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又一标志。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1928年7月）、《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1928年11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等等。

周恩来强调，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服务，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在抗战时期，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的发展。周恩来亲自参加与领导了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对发挥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历来重视党的建设。早在赴法勤工俭学、创建旅欧党团组织时，就根据列宁建党学说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党的思想建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总结了六大前后整党的经验，在全党最早提出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号召。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周恩来又总结了我党从六大以来在党的建设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论述了如何建立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29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来到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主持中央组织工作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以后，周恩来就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周恩来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可以总结出他的建党经验教训——分析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任务和途径。当然，在思想、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是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在《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1928年7月）、《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1928年11月）等文章中，周恩来对当时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它们的产生根源，指出了它们的危害性，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的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针对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周恩来认为必须“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周恩来关于“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关于“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的思想是一致的，为当时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同时，周恩来认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六大以前陈独秀长期在党内实行家长制，一些干部片面强调党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的民主生活一直不正常。六大以后，一部分党员中又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的党员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极端自由”的口号。针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全面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个侧面及其相互关系，批判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他深刻地指出:“家长制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使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在这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会现出非常状态。”^[17]为了发扬党内民主生活，周恩来指出:“必须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18]“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19]在强调发展党的民主生活的同时，周恩来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倾向。周恩来指出:“党内民主的扩大，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加强无产阶级基础，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这种扩大绝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20]鉴于党内有些同志片面强调自由讨论、自由选举，不执行党的决议和纪律，周恩来强调执行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的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它的宝贵武器——一致的精神和铁的纪律。”“如果破坏这种原则，如果个人或者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力量。”

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必须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讲究策略，要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周恩来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的盲动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与此同时，他也坚决反对有的同志把党内批评机会主义用作攻击个人，他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弃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如果某几个人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周恩来又说:“诚然，党对于那些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巩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周恩来关于党内的斗争和教育思想，对于促进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党长期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党内容易滋长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周恩来批判下列两种对待党内错误思想的不正确态度:一种是看到党内存在各种不正之风，但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党又处在农村，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持悲观态度；另一种态度则强调改变党的成分，主张以增加工人出身的党员来提高党的战斗力。

总而言之，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已经趋于成熟，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现的领域也较宽广，包括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等，这正是他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完善期

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完善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革命和反革命决战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由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必然要从战争走向建设，从以前的战争为主转向全面建设。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随着这一总体形式的变化而适应形势的发展而趋于完善的。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有:《蒋介石的两面作法和我们的方针》（1946年5月13日）、《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1949年4月21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8日）、《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30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1957年12月24日）、《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1962年4月18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1970年—1973年），等等。完善期的主要思想表现如下:

（一）进行反内战的宣传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假和平、真备战的反革命的两手，因此如何揭露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如何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就成为当时十分重要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必须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明辨是非，增大和平力量，避免内战爆发。

周恩来强调，要对蒋介石有一个正确的分析，让人民真正地了解蒋介石。周恩来在1943年8月16日的一个报告提纲中就曾明确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他说:蒋介石“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21]。对人民，是“完全以之为牛马的”，对待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因此，周恩来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的一贯性要高度警惕，并注意他的反共政策的发展。周恩来说:“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22]正是基于对蒋介石以上的正确认识，抗战一胜利，周恩来就在8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重庆局的指示中，针对蒋介石极力扩大内战宣传，要求大力宣传反内战、反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以压倒蒋介石之反动宣传，揭穿蒋介石企图嫁罪于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的欺骗阴谋。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当客观形势常常不让他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23]这也就是说，敌人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采取战争或和谈的反革命两手，来实现他欺骗和消灭革命力量的反动目的。

周恩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对蒋介石政府的反革命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当时，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和平骗局还不了解。因此，要加强对人民的宣传教育，让他们明白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周恩来指出:“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24]虽然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党的目标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人民要求和平，所以党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试一试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于是有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党和蒋介石谈判是要教育人民，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那边动员人民”^[25]。同时，我们依据协议办事，蒋介石破坏协议，使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蒋介石不要和平，人民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能够实现的，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解决问题。这就赢得了人民拥护我党我军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把蒋介石从政治上孤立起来和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致使他可能放弃发动内战的企图。但是周恩来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内战的爆发。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和教育

周恩来认为，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不受破坏，必须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设，加强立法工作，加强革命的法制宣传工作。周恩来强调，我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模范。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其在全国的统一实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敌人就越要受到严厉的打击。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教育程度，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法治社会建设创造成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

（三）尊重知识分子，注重思想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全体动员共同把中国的教育搞好，为此要尊重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周恩来强调:“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教育的先导，……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26]所以，“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27]。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周恩来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做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28]可见，对于知识分子一是要尊重，二是要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更好地实现他们的价值，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四）注重开展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经过了多年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给党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防现代化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进行军队建设？重点放在哪里？军事力量运用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回答，又都同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周恩来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一要“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二要保障人民“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三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以“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对士兵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松懈”，“要教育部队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挑衅，经常加强战斗准备”，等等。

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和以前有了显著的不同，针对部队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周恩来提出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尤其重视和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周恩来多次重申:“党一定要管军队”，“如果我们军队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还要求加强军政联系、改进军内关系、密切军民关系、关心国家建设，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也尽最大努力通过耐心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维护党和军队的统一。

（五）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这是建国前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建国后党的任务和经济建设方针等重大问题。

周恩来不仅重视对经济工作理论的研究，而且非常重视经济思想的宣传教育。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党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极大破产，造成胜利初期工业萎缩，市场混乱，运输困难，生产降低。据统计，当时全国各主要工业产品平均只有解放前最高水平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如果不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基本任务，那么人民解放军战争就不能进行到底，更谈不上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广大人民宣誓并发出“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号召。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减少、原料匮乏、运输困难的情况，我们的经济工作首先要抓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周恩来具体分析了当时城乡的实际状况，强调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29]。周恩来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周恩来把这种思想向广大人民宣传，以便调动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www.daowen.com)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反动统治，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崩溃的破烂摊子，建国前后的经济工作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对克服困难缺乏信心，周恩来分析了面临困难的性质，对广大人民给以鼓励，他说: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困难也不同”。“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30]周恩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鼓励从根本上增强了广大人民对恢复生产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信心，提高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当然，对于对待经济工作的急躁情绪，周恩来同样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当时有的同志以为解放后什么问题都可以一下子解决，提出大幅度增加工资、要求资方清算红利、赔偿战争损失等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求，有的干部片面强调关心工人生活，而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来提高工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在政协会议上，代表们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大量应该举办事项的建议。周恩来分析说:“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不能什么事统统一下子解决。对资本主义，周恩来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对农业合作化，周恩来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强调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看出，对于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非常担忧。

周恩来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经济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左”的倾向。长期以来，在我党内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存在着一种“左”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只看到了它的消极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积极的方面。周恩来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经济的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31]周恩来着重地批判了当时的“左”的倾向，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但是，在逐步实现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全社会能各得其所”。“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又说:“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32]。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左”倾思想反映在思想方面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的增长。周恩来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从思想上进行批判和教育。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周恩来坚决反对经济领域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周恩来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却忽略了这个问题，致使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想滋长泛滥，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经济上开始出现了“左”倾思想，国民经济一直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脱离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济领域的“左”的思想更是泛滥，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是党在探索经济建设速度的问题上，对于当时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和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实践经验和科学认识。周恩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最高指挥官，最先感觉到并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现象，周恩来认为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遏制“冒进”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犯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会犯冒进的错误。”^[33]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24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又说，“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34]

1956年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预算草案时，他提出这次人大会议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全国人大贯彻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的社论。经过人民的广泛讨论和《人民日报》的大力宣传，1955年底的那股很猛的盲目冒进的势头被遏制住了。但是经济发展中的冒进问题至此并没有完全解决，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指标仍然很高，周恩来还要不断地努力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回归经济发展的理性上来。但是，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周恩来一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更是诚心诚意地拥护、服从和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但在冒进的问题上，周恩来仍对冒进进行批评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是非颠倒，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利润被攻击为“利润挂帅”，按劳分配被攻击为“物质刺激”。林彪反革命集团还宣扬“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谬论。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周恩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为了生产，周恩来坚持同“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林彪、江青等要的“天下大乱”是包括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则说:“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对此非常反感，他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又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周恩来尽一切可能包括宣传教育来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没能实现。1967年5月，周恩来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提这个问题，他说明了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1967年的“全面夺权”，很多“造反派”争夺权力，这个权也夺，那个权也夺。周恩来则强调说，革命应该体现在生产上，每一个“革命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周恩来又说: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与业务要联系起来，结合起来。1968年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时，再次强调:每个部门一定要把革命和业务，和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否则就是空头革命家。

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同林彪、江青等“左”的破坏经济建设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策略与林彪、江青借“文化大革命”来搞乱国家、打倒一切，搞乱经济的图谋是针锋相对的。周恩来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对“左”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还击，对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更加趋于成熟。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象更加扩大，特别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的宣传和教育上面，这正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期，最终走向了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完善期。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有其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服务于现实的社会、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现实展示和具体书写。

【注释】

[1]《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转引自杨明伟:《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5]王建初:《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6]《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页。

[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9]《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2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页。

[1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4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4页。

[17]1930年2月22日，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九十六号通告。

[18]1930年2月22日，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九十六号通告。

[1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页。

[20]周恩来:《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16日。

[2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7页。

[2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5页。

[2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1页。

[2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3页。

[2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3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页。

[2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页。

[28]http://cpc.people.com.cn/GB/218984/219001/14818761.html.

[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1页。

[3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0—361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4页。

[3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4页。

[33]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3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