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文化、学习和革命实践基础

一、家庭和文化背景

周恩来，号翔宇，笔名和别名伍豪、飞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常用代名“少山”。在1947年和毛主席在一起转战陕北时，代名“胡必成”。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他家从祖父一辈起，从浙江迁居到江苏省淮安县。他的祖父叫周攀龙，先在淮安县当师爷（相当于县政府的幕僚、秘书），后来担任了知县（县长）。周攀龙没有置买田产，只和他的二哥周亥祥在淮安城内合买了一所住宅定居下来。周恩来出生不久，祖父就亡故了，家境开始衰落。他记事时，家境已经处在破产状态中，所以他常说自己是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封建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父亲叫周劭纲，号懋臣，年轻时学当绍兴师爷（即幕僚、秘书工作），没有学成，能力较差，人很老实，一生只在湖北、北京、齐齐哈尔、河北、安徽等地做过地方政府的收发员、文书一类小公务员的职务，每月工资甚微，还经常失业。周恩来有一个伯父叫周贻庚，号曼青，也是学师爷出身，曾在沈阳的奉天度衙门（管财政开支）当过主稿（相当于科长的师爷），但也经常失业。他无子女，是周恩来在沈阳上小学和在天津上中学时期的实际抚养人。周恩来有两位叔父。小叔父刚结婚一年，20岁时就病死。剩下小婶母一人，因无子女就把刚1岁的周恩来抱养过去，过继给她为子。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少年周恩来在性格形成方面，承接了更多来自生母和嗣母的巨大影响。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嫁到周家后，更显贤惠能干，家中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守寡的嗣母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学识广博。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异常深刻。嗣母早逝以后，周恩来还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同时，由于生母很有调解纠纷的能力，她总是带着幼年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生母先详细了解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其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从生母那里，周恩来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他从10岁开始，“佐理家务，井然有序”^[2]。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道: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3]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学问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的思想、道德、品格，都是由传统文化塑造的。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优点与缺点，他们身后的被人褒贬，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联。因此我们可以从优秀的政治家、学问家的政绩功业、品格操守，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渗透于本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头脑中，潜移默化地、长久地影响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但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成分。“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哲学，重实践，重人事，重伦理，重教化，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事务，可以说是一种入世的学问。儒家最重要的内容是其伦理道德学说，以仁义、礼乐为精髓的宗法伦理价值系统构成了儒家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即: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泛道德性、内倾性、中庸和平。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基本内容及其特征，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直到现在它仍在塑造着中华儿女的灵魂。

周恩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因此，研究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自幼年至旅欧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前。这是他受传统文化熏陶、接受传统文化的时期；是他推求比较，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并与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奠定了他思想风格、道德修养、人格锻造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职业革命家，在实践中体现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多方面风采的时期。传统文化对周恩来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母亲的教诲。生母万氏，嗣母陈氏都以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优良的传统文化对周恩来进行启蒙教育，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中就形成了爱恨憎恶、主张正义等优秀的思想感情。周恩来的养母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识礼，对周恩来进行无私的教诲。

第二，悠久的文化熏陶。周恩来四五岁时，他的嗣母陈氏就教他背诵诗句，嗣母的教育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年幼的周恩来兴趣非常广泛，他读过《三字经》、《百家姓》等童蒙读物，和《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等民间通俗小说。周恩来年少时就能背诵许多优美的、富于人民性的诗句。他对儒家的德治（道德教育）、仁爱、礼仪和孝悌等观念理解较深，同时兼收墨家的兼爱、非攻、举义和道家的寡欲、节俭、无私、柔和等思想，以及法家的积德、质美、方廉等观念和佛家的“慈悲”和“宽容”等特点。他特别吸收老子和荀子的辩证法思想及荀子明分的运思方式，并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运用到他的外交、统一战线、民族团结等革命工作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周恩来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4]

第三，历史的启迪。养母经常给周恩来讲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故事，像南宋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清末抗英殉职的关天培，以及太平天国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在中学时他认真地读过《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之类的书籍，同时也阅读了用事实编写的大量演义、话本。所以，王建初说:“爱国历史故事和这些书中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事例，以及英勇反抗异族侵略的壮烈事迹，使周恩来增长了历史知识，培养了他的民族气节和崇敬忠良、憎恶奸佞的是非观念。”^[5]

周恩来受独特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及理解，对他日后成为伟大人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丰富的元素，也为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学习和革命经历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与他的学习和革命经历是分不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共生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周恩来的学习和革命经历促进了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发展；同时，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也促进周恩来学识的增长和革命经历的丰富和多彩。

1910年至1917年，周恩来在小学和中学读书，主要接受“新学”教育，这培养了他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使他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周恩来12岁时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进入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他抱着探求真理的梦想，于9月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时期，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传播。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并没有专心他的学业，他观察日本的社会，阅读大量进步报刊，同日本的进步人士交往，接触、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期间周恩来仔细研究俄国革命发生的变化和1918年日本的“抢米风潮”，从而看到了工农的伟大力量，感受到统治阶级已失其“所恃”，劳苦大众必然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历史潮流。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为此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也是从这时候周恩来开始倾向于赞成十月革命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把立足点向劳动人民方面转移。这个思想的变化，是周恩来走向新征途的起点。1918年4月，他给在美国留学的南开同学写信，谈到自己在日本对“新思潮尤所切望”，并盼在西方的同学，亦能将学习所得，“时有以示我”。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思想显然已经不单纯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而具有当时在世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维。但同时也应看到，其思想基础上不够坚固，因为这时主要是从书本上或间接看到与接触到新的思想内容，还没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联系起来。

五四运动把周恩来学习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连接了起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欢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自此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思想指导，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五四运动激励着千千万万进步青年，向旧社会猛烈开火，向着光明前途迅跑。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立即参加并领导天津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把自己的智慧融入到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为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引领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强盛而努力呼吁和奔走。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对中国人们大众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唤起民心。1919年4月，周恩来弃学返国并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周恩来以学生为核心，组织进步青年，发动各界群众，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等运动；他负责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1919年7月21日创刊。这份报纸灌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周恩来用它指导天津的五四运动，在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推动进步青年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里面提出“革新”与“革心”的口号，展示了他要求革命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主观世界。周恩来亲自撰稿，并同工人一起印刷，亲自上街卖报。周恩来在《警告男女学生》一篇文章中说:“女学生，男学生，我们现在不是憩着的时候，我们应当每天实行进行社会的事业。”怎么做呢，就是要与劳苦大众一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向旧势力作无畏的战斗、冲锋。

周恩来这时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1914年4月5日，周恩来曾写了一首白话诗《风中岚山》，表现了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用形象思维的语言进行了某种总结和表达，在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界真像雨中的岚山一样，“萧萧雨，雾蒙浓”，看不到真理的光辉；当十月革命的胜利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像雨雾迷蒙中“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就是岚山上的樱花，也显得格外美丽好看，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和各种新思潮一齐涌来的，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难辨真伪，真感到“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6]。这些清新的诗句既表达了青年周恩来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艰难征途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喜悦心情，也标志着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为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www.daowen.com)

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要革命必须有坚强的组织。在周恩来领导下，《觉悟社》成了五四时期革命的社团中组织最严密、斗争最坚强的一个典范，成为五四运动的核心。同时，周恩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对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逐渐由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这为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实践锻造的机会。

1920年11月，为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方法，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旅欧期间，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和确立。到了欧洲后，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都加速了周恩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从此，他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和践行。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可以说，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是一个“研究主义者”，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的活动中心就逐步地转移到了组织和宣传上来。他创办的《少年》和《赤光》，也是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在宣传中，他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并组织建团和宣传工作。1921年10月，当法国政府把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陈毅等强行遣送回国以后，为了把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周恩来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之后分头进行筹备工作。1922年3月，周恩来到德国，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多次演讲，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到5月底完成。6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周恩来负责该组织的宣传工作。周恩来在积极组建旅欧中国青年团的同时，还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努力奔走。1922年11月，他和张申府在德国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这对中国后来的革命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意义重大。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旅欧中国共青团的“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讨会，组织革命青年们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用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

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宣传先进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先后创办了《少年》和《赤光》杂志。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党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革命的传统，即利用革命报刊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思想斗争的阵地和利器是报纸、刊物。《少年》是旅欧中国共青团的机关刊物，1924年2月改为《赤光》。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列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物最鲜明的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13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先生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当时，谁也没有预料，这里会成为法国政府挂牌的纪念地，当然，它和周恩来先生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

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中国》、《告工友》、《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强调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绝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来主张共产革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从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趋势，“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共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周恩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作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周恩来的这些文章都是写于1922年。它们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说明了他在刚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马克思主义掌握的广度和深度。

旅欧期间，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宣传，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法；另一类是中国革命动力。第一方面侧重于理论方面，后一方面则侧重于实践方面。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或改造中国的方法，周恩来着重从理论、从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进行探讨。从理论上探讨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去探讨改造中国的方法，并加以大力宣传，这在他1922年下半年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几篇文章中得以表现。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周恩来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说:“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而变迁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的关系，周恩来强调，一方面，“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教育实业的发展都系于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周恩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得已经很明确，他把这种思想向旅欧共青团员和旅欧学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旅欧共青团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周恩来利用唯物主义原理得出探讨改造中国的方法，阐述中国的革命道路。周恩来认为中国经济上受帝国主义控制，在政治上，“国家最高统治权”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手中握着”，由此而造成中国经济贫困、实业不振和科技落后的情况，中国只有通过“共产革命”，才能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总而言之，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方向。周恩来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总结出十月革命的“成功之道”，在于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以“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说”为指引，俄罗斯这个“工业后进国”实现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多数派——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作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通过“抢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所以，周恩来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唯一“拯救中国的方法”。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要有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中国的实际，与十月革命是不一样的，旅欧青年和国内人民应该对此清楚，才能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为此，周恩来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订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可见，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而言之，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重任。1927年8月1日，他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制度，靠这种制度取得了起义的胜利。此后至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处于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位置，他一边指挥革命战争，一边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周恩来的努力对于培养和锻造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柱，为丰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周恩来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努力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阻止内战爆发，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周恩来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周恩来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至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周恩来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周恩来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体现了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独特作用。

周恩来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周恩来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的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周恩来对外交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别开生面。可以看出，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工做到了国际上，对我国外交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周恩来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周恩来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周恩来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他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这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总而言之，周恩来的家庭背景、思想文化基础、学习和革命实践基础对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周恩来革命的一生中，他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