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体育基础设施资金：度量、趋势以及分析

传统的观念认为，体育场馆和公共场所建设的份额在近几年不断下滑。许多人将此归因于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学术观点，即一个新的团队或体育设施本身很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我们认为传统观念是不正确的。

度量体育设施的费用不像公共当局，球队老板，或报纸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度量虽然困难，但很重要。目前正在讨论的公共补贴是否恰当问题，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准确地衡量潜在成本。

我们同时使用现有报告的成本数据，以及修订的数据，发现公共筹资的发展趋势比设想的复杂得多。我们首先进行讨论成本计量问题，其次详细描述我们评估所采用的方法，接着呈现我们的结果，最后分析研究结果得出结论。

一、度量事项

许多度量难题使得设施的公共费用的评估工作整体变得复杂。首先，最明显的是，公开发表的数字可能适用于初期，中间阶段，或最终的费用估计。因为先前成本估计的错误，加之成本超支很容易地就会使运行支出超过预算的百分之三十或更多，所以往往在原有的设计和政府通过的预算基础上会有追加的投入，所以对最终成本衡量保持一致性是很重要的。

其次，公布的数据往往仅指建设费用，有时也会包括土地和基础设施费用。对于土地成本的市场价值估计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价值可能会错误地记录在“减值”或贴现金额。对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估价是比较容易的，但它有其他问题，它往往包含了场内场外的改进，如不相邻的道路，设施的升级改造，公共交通改善，环境整治。而且政府公布的数字几乎不会涉及机会成本。

再者，至少可以这样说，确定什么构成或什么不构成公共补贴可能会非常棘手。例如，在布朗士建造一个新的扬基队球场，预计耗费大约10.35亿美元，其中，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是23.5亿美元。这些基础设施支出花在公园区域，公共体育设施(如球场，网球场)和停车地。公共体育设施将取代现有的一些设施，但一些设施的替代是渐进的。那设施开支的增加是否可以视为补贴？“公共开支”的大份额将会投资在新车库，政府已向私人建筑公司提出了一项建议书(RFP)来建造和经营车库。是因为有了车库收入扬基队才赢得了合同，而不是它自身。那车库营建支出可以作为公共投资计算吗？此外，市政府分别向扬基和大都会借款500万美元来规划他们的新体育场馆，而市政府将来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借款收回，那么应如何计算这些利益和土地价值呢？

新的扬基队，大都会队，网队的设施项目报都将受益于对建筑材料免征销售税，而且这些球队不用缴付财产或占有利息税。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规定是公共补贴，也许可以这样讲，但在纽约市(除曼哈顿除外)新建设项目的五个区中有四个享有好处。也就是说，他们通常是“作为特权”提供给所有的建设者，这些是否应该算为补贴？

再如，在华盛顿特区拟议的新球场预测(在超支前，这是公共责任)该设施将耗资61.1亿美元。将会发行同等数额的债券，资金来源如下：由球队支付的550万美元的租金，大约1250万美元的来自门票，专利和棒球场的特许经营的税收优惠和2.4亿的新营业税。那么什么是公共份额呢？这完全取决于如何看待对体育场收入征收的税款。如果我们保守地假设这些税款百分之五十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每年的公共开支为2400万美元，另加625万美元或3025万美元，是资本成本的72％。如果我们假设球队没有将场地税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公共份额将为57％，或者，假设所有的税款转嫁，公共份额将为87％。至少可以说，这里涉及一些主观因素。

关于补贴的另一个棘手点，球队老板也追求其新设施毗邻土地的发展权。有时业主必须购买这片土地，但他们一般都可以获得优惠条件，或享受税收优惠。其他球队老板也得益于分区差异。这些补贴应该如何进行评估？

许多球队享受融资计划，可以使用为私营设施建设而发行的免税债券。这项豁免额由联邦政府补贴，普遍没有地区政府补贴的部分计算在内。但鉴于部分债务问题数以亿万美元，可以想象他们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债券评级，进而影响资本成本。名义上，这些也都是补贴，但就我们所知没有选择计算在内，所以我们也不予以考虑。

最重要的是，评估仅仅考虑体育设施项目的建设成本中的政府负担是不周全的。当球队和市政府通过一个新的体育场或公共场所的方案时，这笔交易往往不仅仅包括设施建设费用，而且是一个动态的经营协议(比如公有设施的租赁)。在经营协议的条款可能包括：最近年度支付，属于从体育和非体育项目中获得的设施收入分配安排(停车，专利，优质的座位，指示牌，地方媒体等)，税务特权，设施收入，以及经营、维修、改善成本。因此，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定义当地政府与体育设施的金融关系，任何孤立地考虑在这个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将会使结果有很大偏差。

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维京体育馆建1984年，花费为8400万美元(以1982年美元的价值)，全部花费是公共资金。半球形的体育场里有两支球队：双胞胎和海盗队，每队有给市里不菲的租金。其结果是，在审议了是从明尼苏达维京体育馆有可观的大笔收入回流到该市，他们不仅收回了其初始投资，而且以目前的价值计算，获得了其初始资本支出94％的回报。这种最初公共支出和收入/成本债券的平衡在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变得更为困难，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理论上，上述每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收集充足的有关每个设施交易的详细资料解决。问题是，充分的信息通常不易获得，而且设施资金的趋势的研究涉及几十个不同的项目.其中超过230个主要联盟体育场馆和赛场是自1870年建成后，获得特许经营领权运作持续到今天，104套设施自2006年投入使用，另10套正在讨论阶段，因此每个交易都要有其复杂性，即使是最为仔细的分析也会多多少少漏掉一些细节。

二、方法论

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详细信息涵盖上面提到所有的因素，但我们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让我们研究正在使用设施的资金与运营。由于我们对整个交易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我们提供两组数据：资本成本(建筑物，土地和基础设施)和总成本(资本和运营)。

三、数据描述

数据抽样于“四大”联盟(全国棒球联盟［MLB］，全国足球联赛［NFL］，全国篮球协会［NBA］，全国曲棍球联赛［NHL］)建设的230多个特许经营的设施，而且这些特许经营至今仍在运行。第一组数据，“公共资本成本”包括160个开放于1950年至2006年并且于2006年仍在运行主要联赛体育设施的建设成本数据，以及7个预计可在2007年至2010年开放的项目(见表5－5)。第二个数据集，“公共总成本”包括在1990年至2006年间开放建成82座设施的公共资金和运作成本数据(见表5－5)。由于这些设施仍在继续使用且可以获得当前的经营数据，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公众参与，现金管理和租金数据都可以获得，所以分析仅限于这一段时间。虽然获得公共经营成本数据是来自1990年之前建成的一些设施，包括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设施以及小部分在几十年前开放的设施，我们只能为获得那些主动提供租金的设施场地的数据。我们选择不包括这些数据。我们在两个样本中包括维修费用超过5000万美元(名义上)的所有设施。

四、公共成本与公共份额模型

公共补贴通过三种方式来计量：公共资本成本，总公共成本，与公共份额。公共资本成本反映了所有公开花费的限制，如建筑，土地，基础设施。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贴现到2006年(公式1)。

(1)PV2006公共资本成本(美元)=PV2006公共建筑成本+PV2006年公共土地成本+PV2006公共基础设施成本

“公共总成本”包括“公共资本费用”，以及所有年公共开支(维修，资本提升度，市政服务)的现值，减去对所有年收益的现值(基本租金，入场券附加费，入场费，座位，特许权，广告，冠名权，停车，其他主要联赛的住户，和其他住户)，根据2006年生效的租约条款，若以2006年为基础，30年为平均租赁期限，财产损失是重置价值估计税的1％。超过30年的租赁贴现至2006年(公式2)。折扣率则为7％，目的是为了反映公共资本成本。

表5－6　公共成本与份额，包括资本与运营费用

单位：百万美元

注：设施指2000—2006年开放，2006年正式使用。资本成本包括建筑，土地与基础设施。总公共成本包括公共资本成本，正在消耗的公共成本，如租金，税收净值，先前财产税等。

(2)PV2006公共总成本(美元)=PV2006公共资本成本+PV2006年公共成本净值+PV2006先前财产税

(3)PV2006年公共成本净值(美元)=PV2006公共收益+PV2006年公共成本净值+PV2006公共花费

(4)PV2006年公共收益(美元)=PV2006基本租金+PV2006年入场券附加费+PV2006设施收益+PV2006入场费+PV2006座位+PV2006特许权+PV2006广告+ PV2006冠名权+PV2006停车+PV2006其他主要联赛的住户+PV2006其他住户

(5)PV2006年公共花费(美元)=PV2006维修+ PV2006年资本增值率+PV2006城市服务花费+PV2006其他费用(www.daowen.com)

从体育设施的地点到类型所体现的公共成本是通过测量，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费用总额与私人的比例获得的。计算公共份额是为了得到资本成本和总成本的数据，人们通常认为是“公众股，资本成本”(公式6)和“公共份额，总成本”(公式7)。

(6)公共份额，资本成本(％)=PV2006年公共资本成本/PV2006资本成本

(7)公共份额，总成本(％)=PV2001年公共资本成本/PV2006资本成本

(8)PV2006资本成本(美元)=PV2006建筑总成本+PV2006土地总成本+PV2006基础设施总成本

使用上述方法需注意两方面。首先，公式分子包括资本与年经营费用的现值，而分母为资本成本。这种区别源于公众参与并赚取净收益的目标不同，旨在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任何公开发行的债务，有时也被称为“租赁的福利归还”。我们的公共份额公式需考虑从公共角度看，哪些设施需要自己负责？其次，计算的公众份额结果可以不属于0～100％。公共份额小于0％表明，公共部门在运营期间不仅没有返还资本成本的，反而是继续年复一年地缩减额外补贴。

数据源

资本费用数据建立于先前的工作经验与2002年至2006年间新建的设施，以及正在兴建和处于讨论阶段的设施。本文引用的资本成本数据来自学术案例研究，行业出版物，一般性出版物，以及主要报纸和期刊中与每个设施相关的主要报纸词汇或新闻全文。公共成本数据如年公共收入和支出数据，均来自于行业刊物和相关学术研究。

结　　果

表5－1呈现了资本支出(建筑物，土地和基础设施)的长期趋势和相关的公众承担。正如所料，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0年间，体育设施资本成本的平均数及中位数呈稳步上升。如以2006年美元计算，设施的平均资本成本从20世纪50年代的430万美元的成本增加至2010年的4280万美元。然而，未曾预料到，相比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间公共资本成本的平均数及中位数却有所减少。若仅考虑简单的平均水平，资本成本的公共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呈上升趋势；但若使用加权平均，则是经过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下降，70年代又有所增长；无论使用哪种度量方法(简单平均数，中位数和加权平均)，公共份额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均有所下降；但是，2000—2001年间没有持续下降：它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无论使用加权平均(从20世纪90年代的59％到2000—2001年期间的)，或中位数(从74％到72％)。但若使用简单的平均水平，会有些许增长(从58％到63％)。公共份额由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下降趋势为何在21世纪有所改变，将在下一部分给出解释。

20世纪70年代间体育场馆的建设成本(相对于表演场地)呈向上趋势，以及公共资本的份额，但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变化。如图所示，在20世纪50年代，体育场馆资本成本公众股的加权平均数由65％上升，70年代达到79％，80年代却几乎下降到46％，90年代上升到78％，2000—2006期间下降至62％。表演场地建设的公股显示了一个更不稳定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35％上升，90年代达到41％，在2000—2006年期间几乎上升至72％。

然而，表演场地的公共成本和总成本始终低于体育场馆。由于表演场地一年可使用200至350天，有时一天可使用两次，可以认为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私人投资。但对于体育场馆，拥有足球比赛设施一年可使用30天，具备棒球体育场场馆最多一年使用100天。基于上述原因，私有资本更乐于投资表演场地，尤其是可以承载一个以上大联盟球队的场地。

由表5－6可得，将资本和经营的公共成本(公共总成本)均包括在内。这里由于数据的限制，只能从1990—2006年期间分析。大多数情况下，若营业净成本计算在内，则公共股上升。例如，总成本公共份额的加权平均超过了所有设施的资本，1990—1994年超过了1个百分点，1995—1999年超过8个百分点，2000—2006年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在体育设施的投资大于收益，无形的增加了公共花费。

平均每个场馆的公共份额总额略有下降，从1990—1994的1.64亿美元降至1995—1999年期间的1.61亿美元，但随后在2000—2006年间急剧增加至2.8亿美元。2000—2006年期间大幅增加了体育场和剧场的建设，与设施建设中公共贡献不断减弱的普遍观念相背离。由数据看，设施，场馆，场地建设总成本中的公共份额，在1990—1994年和1995—1999年之间有所下降，但2000—2006年间急剧增长，此时公共份额的加权平均，设施为75％，体育场馆为75％，场地为72％。

我们用耗资和股份的中位数证明是否我们的平均水平有偏离。不仅是中位数表明没有偏离，而且设施在21世纪的审议加强了这种观点。对于体育场馆，在2000—2006年有三个显着异常值：在旧金山的AT@T，福克斯波罗的格列特，圣路易斯的新布施吉列，拥有惊人的资本，他们的投资导致体育场馆的公共份额下降，但不是所有设施(体育场和场地)。2007—2010年期间，在纽约有三个计划设施分别为网队，大都会队和扬基队，每个耗资超过6亿美元，超过75％的私人投资使两个体育馆和场地的公共份额下降。

结果分析

我们通过数据发现自2000年，设施的公共份额保持平稳状态或增长，与普遍想法偏离。公共份额的下降已被一些共识因素表明。

丹尼斯·霍华德和约翰·康普顿为这种趋势提供四种解释。第一，1984年的赤字减少法(DEFRA)禁止发行用于资助建造的豪华场馆的免税债券。虽然这部法律涉及适度增长的私营的份额，它不太可能导致在1985年的骤降，因为那时很多设施仍在兴建。此外，该法可作为调节因素，本身是国家对私人拥有的体育队伍提供公共补贴日益谨慎的结果。

第二，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说明除其他外，场馆受益于免税债务，但场馆的回报率未达到债务额的10％。该法案并不完善，团队，市委，或投资银行家在使用时发现了很多漏洞。球队利用这种漏洞，使球队可以对建设成本提前支付，而不是支付高租金或与大众分担更多的球场收入。许多球队允许其中涉及的公司为特许权前期付款，降低了共享收入额。团队将这种前期资金用于资本建设。同样，球队出售冠名权，传播权，常任理事国席位许可证和长期套房租赁，筹集建设初期资金。因此，1986年的法案促使团队以较低的租金(体育场收益共享)获得初始资本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那么，该法案将降低资本成本的公共份额，但对总成本的公共份额无影响。由于数据集的限制，我们无法分析1990年以前的总成本，但表5－4的资本成本数据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设施建设成本的公共份额在1985年之后明显下降。然而，很难将这种骤降归于1986的税法改革案，因为当时改革法案使很多待建设施获得特权。很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体育场的公共补贴有了一个更谨慎的态度。

第三，霍华德和康普顿认为，公共份额的降低与私人份额的升高是一个必然，因为新的体育设施具备的优质的座位，指示牌，饮食以及特许权提高了收入，所以私有者占有的份额升高。

第四，霍华德和康普顿断定，1981年里根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主张一个新思想，即政府降低干预经济的程度。这种主张延伸到体育产业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财政问题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然而，霍华德和康普顿也认为，对待设施补贴的谨慎态度缘于学术文献，学者们发现体育团队与设施缺乏经济化。这些文献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得到了广泛认同。

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学术观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所有设施的公共资本的份额基本相同，但在2000年之后大幅上升。(份额在1990—1994年和1995—1999年间下降，但是下降原因并不能归于学术文献，因为1995—1999年之间的并购融资大部分是在1993—1996年间实施，而这期间上述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总成本的公共份额显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从1990—1994年(68％)下降到1995—1999年(65％)，但在2000—2006年期间飙升至75％。

当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NFL和MLB的补贴方案，即补贴球队在体育场的建筑费用时，上述类型更具说服力。从本质来说，NFL的G3的方案提供给体育运动联合会5亿美元到15亿美元(与队伍所面对市场的规模成比例)，为体育场馆的建设费用建立资金。

由于1997年推出的收益分享计划，大联盟也资助了体育场的私人建设。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团队共享税收以“当地税收净额”为基础，或税收净额减去其体育场资本和运营支出。2002—2006年，排名靠前的一半队伍(以税收计)面临约39％的有效边际税率，这意味着团队建设或翻新体育场每花费一美元，会由美国职棒大联盟退还花费39美分，也就是说，团队的税收分享的义务以39美分的速度降低。例如，在2002—2006年制度下，扬基队对新体育场的80亿美元投资会使球队在租赁的40年间每年的共享税收降低大约2.1亿美元。用7％的折扣率，共享税收的现值减少28亿美元，几乎两倍于橄榄球体育场的最大尺寸，或约为对扬基队总投资的35％。

虽然这些补助大幅增加了联赛球队的前期资本投入，但可以预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将会降低体育场馆初始投资的公共份额，它们也可能使球队支付较低的租金与税收。例如扬基队的新场馆无需支付租金给纽约市。

那么现在仍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体育设施的公共分享在2000年后逆向而行，数额急剧上升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联赛的垄断权利使其更有效益。随着城市人口和收入的持续增长，美国联赛的三巨头并未增加与此增长相匹配的特许专营权。美国职棒大联盟最后一次扩建在1998年，而NBA和NFL自1995年以来只增加了1个专营权。美国职棒大联盟甚至在2001—2002年间宣布，如果政府不建立新的公共资助的体育场馆，他们将撕毁条约，解散一些城市的队伍。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体育运动对观众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增长。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收入与影迷的增加，但也有可能是一个职业体育的非金钱利益的增加产品。正如美国文化已变得不那么具有凝聚力，整合并确定体育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球迷变得更加激烈，他们愿意支持政府补贴，以吸引新的或保留现有的团队。即使一个队伍不能创造新的工作或带来高收入，但它可以带来很多利益以多样化的形式在市场出现，如消费者剩余，外部的重要利益和公共物品。2000—2006年公共体育设施总费用中位数是24.9亿美元。这相当于超过30年的还本付息约2亿美元。对于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市区，这种补贴数额只有区区每人每年10美元。鉴于人均税收负担小，运动队需致力于游说促使大量新的设施得到批准，以及新设施背后强大的政治和商业力量，或许我们不再惊异于公共份额的平均资助一直保持在如此高的水平。

可以看出各种解释的趋向是每个体育设施议案都要受到特殊因素或其他特质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在新设施数量较少的5年或20年间显得更为重要，例如，当1980—1984年只有6个设备(包括两个体育场馆)建成时，受这些因素影响较大。由于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具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公共份额相对较低。事实上，由前面的表可以看出，在60年间(1950—2010)体育设施公共份额的平均数，在人口低于中位数的城市约为77％，人口低于中位数的约为61％。因此，我们认为，在小城市建造份额非均衡的新设施时，公共份额相对较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城市中体育设施的建设似乎没有受到这种影响。20世纪90年代，在人口高于中位数的城市中有49％的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2000年增至53％。不出意料，这微小的下降幅度导致了20年间公共份额的下降。

另一个反常现象出现于2000年以后，表演场地的公共份额比体育场馆高10个百分点。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90年代时有11个NBA/NHL联合体育场赛场，但2000—2006年间，NBA独有6个场地，NHL有3个场地，并没有联合场地。当场地上只有一个最高级别的专业团队时，私人投资者很难实现他们的收益，这使球队不得不寻求更大的公共份额。

每个地区的政治家的特质、政治文化、团队业主的个性、政客与业主的关系、财政情况以及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体育设施方案的建立。例如，很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华盛顿市长安东尼·威廉斯，就无法与美国职棒大联盟有更好的合作。作为国家的首都和第八大传媒市场，华盛顿在与美国职棒大联盟进行谈判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此时其他城市并无具体的操作提案，但由于召开的世博会掠夺了市场，MLB的迫切需要撤出蒙特利尔，而华盛顿的具体提案使其立场进一步加强。如果纽约市长仍为鲁迪·朱利亚尼，而不是迈克尔·布鲁姆伯格，很可能扬基队，大都会队，和网队的新设施将得到大幅的公共补贴。这种主观因素将破坏任何探寻体育设施资金波动原因的尝试。

结　　论

我们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的所有专业体育设施的资本与成本数据进行了分析总结。我们的观点与大家对公共份额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份额的下降趋势并未持续到2000年以后。由于设施的资金预案一般在2至3年之前已建立，而一个城市不能指望从一个新的体育设施(或一个新团队)带来正面经济影响这个观点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认可，所以若将资金趋势变化归于此是不科学的。若摒弃这一学术观点，那么是体育运动的日渐普及，美国城市的发展，以及不断增大的体育联盟的垄断权力和其他地方特有因素引起了2000年以后平均公共份额的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