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适与殷海光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湖北黄冈乡下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取名福生。这一年,胡适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仅两个月后就再版。1925年,殷海光入小学读书,当时湖北已实行新式教育,因而缺乏旧学训练,以致“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国学常识也贫乏”,这被认为“显然是他学问造诣的一大限定”^[43]。这一年,胡适研究清代大儒戴震,完成《戴东原的哲学》一书。1938年秋,殷海光入其时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哲学系。这一年的9月,胡适正式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47年秋,殷海光任《中央日报》主笔,不再是现实政治的旁观者；该年他还被聘为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这一年的5月,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组织了“独立时论社”,相约以独立的、公道的立场发言；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提出著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胡适撤出北平；4天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胡适南来》。1949 年11月,《自由中国》于台北创刊,胡适任“发行人”；殷海光则为编辑委员会委员。1958年4月,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台湾公开流传一本攻击谩骂他的匿名小册子《胡适与国运》。对此,殷海光当即撰文《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还击；是年12月15日,他还在台湾大学作题为《胡适与国运》的演讲,申述“胡适思想”对国运的无比意义,此后台大当局不准社团再请其演讲。1960年9月“雷震案”爆发,胡适公开表示不满,同时奔走斡旋；殷海光则不避凶险,挺身自揽文“罪”。由于对胡适的表现失望乃至反感,是年11月应夏道平、聂华苓之邀去看望胡适,期间殷海光竟“一言不发”；此后多次他与知交谈到胡适时,曾毫不掩饰地加以批评^[44]。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因心脏病撒手人寰。殷海光经历了失去发言空间、被迫离开台大、书籍遭禁、经济困窘等诸多横逆后,罹患胃癌于1969年9 月16日下午辞世。

胡、殷之间年龄相距达28岁,他们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往来友朋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由此所致的人生际遇、性情心理、思想认知也很有差异。目前已有不少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45]

殷海光本人亦曾强调他与胡适的分歧。1967年3月,他在致学生张灏的信中写道：“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特立独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此处所言“五四”的父亲,显然是指胡适一代。1966年2月,他致信过从甚密的青年陈平景,其中写道：“有些人把我看成是胡适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我岂是这种‘名流’?”^[46]一为“五四”的父亲,一为“五四”的儿子,二者的政治文化取向差异很大,因而胡、殷在思想上存有不可弥合的鸿沟；不过都与“五四”甚有关联,所以仍有共通之处。这一“同”与“异”在他们的言论实践与具体理念上颇有体现。

在言论实践中,发言立场的单一与曲折,是胡、殷二人最为显著的区别。胡适自始大体没有偏离“监督政党的舆论家”这一定位。相较而言,殷海光的定位则经历了颇为复杂的演变,按照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基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虔诚的拥戴者——大胆的谏诤者——坚定的抗议者。

具体而言,就读西南联大期间,他未专心向学,而是卷进了校园里的种种政治活动,还成为著名的“右派”学生；在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之后,他甚至不惜中断尚未完成的研究生学业,投笔从戎以示忠诚。^[47]1945年夏,殷海光来到重庆,此后一年他游离于政治边缘,期间他的文字,如在《扫荡报》上连载的《共产党气象学》以及《光明前之黑暗》等,皆是在虔诚地拥戴蒋介石。

1946年秋,他担任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发言立场逐渐由对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转向谏诤。1948年11月4日,他写下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文中毫不讳言：国事演变到如此地步,国民党特权阶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报社论竟然这样尖锐批评本党,在11月7日香港《大公报》转载后,据称：该文“立刻为士林所传诵”、能与傅斯年那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相提并论”,于是“殷海光之名不胫而走”。^[48]此说或有夸张,但这篇文章确是殷氏思想的转捩点。^[49]

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报》在台发刊,殷海光除继续任主笔外,还担任该报《青年周刊》的主编,因为在编辑方针上,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任卓宣(别名叶青)等政要不合,于7月初被终止编务。5月4日,他兼任《民族报》(今《联合报》前身)的总主笔,又与该报主管大员任卓宣的意见常相冲突。赴台之初,殷海光对国民党仍寄有希望。不过,国民党的不思悔改、敷衍塞责,让他的这点希望很快丧失殆尽。在5月2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殷海光讥讽国民党到台湾是“政治垃圾”入口。^[50]

既不能扭转风气,又不肯俯从流俗,颇有一股书生意气的殷海光,辞去报界职务,转任台湾大学讲师,主讲逻辑和哲学。不过笔墨生涯依旧,11月,他加盟《自由中国》集团任编委。同时亦为《民主评论》、《自由世纪》等撰稿。发言平台转换,使正面批评专制国民党当局成为可能。

从创刊号上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一文开始,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的文字,大体以关怀现实政治、倡扬自由民主为重心。195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中国》真正进入抗争年代,开始全盘直面当时台湾种种弊端,于1957年8月起推出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已升任台大教授的殷海光锋芒凸显,执笔写就《是什么,就说什么》、《反攻大陆问题》、《我们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4篇,走在批判的最前台,成为《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他那支极富道德热情与道德勇气的健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该刊的荣枯。对此,夏道平曾有中肯的评价：“在《自由中国》生命史的十年当中,他写的稿子(包括社论、专论、公开信、翻译),就篇数讲,或许比我写的少些。但在质的方面,比我的那些低调不知要高明响亮多少倍。他的文章,在分析事理方面充分显示出科学家的严谨精神,而在措词造句上,又显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气派。当时《自由中国》的声誉蒸蒸日上,我们可以说,得力于殷先生的文章者为最多；同时为《自由中国》惹来麻烦的,殷先生的文章也真不少。”^[51]

胡、殷皆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源自他们对个人主义的信仰。胡适毕生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是其关注重心,认为“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殷海光的认识更为透彻,明确指出：个人是国家之本,自由应以个人而非群体为本位。个人有自由与否的问题；国家却只有独立与否的问题。

在他讨论自由主义的主要文字中,“个人自由”是其一贯的思考焦点。受张佛泉《自由与人权》^[52]一书的影响,1954年1月16 日,殷海光在第10卷2期《自由中国》发表《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一文,将民主政治落实于个人自由,还指出：“民主的政治组织并不与个人自由相冲突……如果从事政治组织而演至与个人自由不相容,那末这种政治组织一定是非民主的政治组织。”^[53]1955 年1月3日,殷海光在第8卷13期《祖国周刊》发表《民主底试金石》一文,对这一观点有更为清楚的阐述,其结论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不被视做达到任何目标的工具：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之本身就是终极的目标”^[54]。

1954年2月1日,第10卷第3期《自由中国》社论《自由日谈真自由》出自殷海光之手,此文引发了一场围绕“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争论。他在致徐复观的信中辨析：“民主国家多提倡个人自由；而近代国家,至少黑格尔以降,多强调‘国家自由’……吾人鉴于近数十年来,独裁的政治机构动辄谓‘必先牺牲个人自由方可换取国家自由’,结果‘国家自由’未见实现,而个人自由首遭剥夺——淹没于所谓全体主义之大海中,而万劫不复。痛定思痛,吾人认为必须标出‘国家独立’一词,以免若干人假‘国家之名’以乱个人自由之实。”^[55]

1956年3月5日,他在第14卷第5期发表《个人为国家之本》一文,再度表示：在政治的学理与事实范围内,只能讲求个人自由；国家只有独立与否的问题。他还强调：“国家之最可实征的一面,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个人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把一个一个的个人置于恐怖的边缘,呼吸不得畅通,令其不遂其生,便是动摇了国家的根本。”^[56]

既然在胡、殷的理念中,个人具有不可化约的价值,那么,顺此脉络推演,可以作一论断：他们俱认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可让渡。这是两代自由主义者在言论自由的理念上最为核心的共识。

认同之外,更有鸿沟。代际差异使胡、殷在言论自由的理念上共识少而歧异多。其中,一个关键的分际是：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如何获得的?即对言论自由的获取方式存在认知分歧。

胡适强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的获取不是“天赋的”；而是要“自己争取”。公民个人应该如何“自己争取”言论自由?他强调了两点：争取应当成为一种习惯；争取过程中须讲究技巧。殷海光则认为是“天赋的”。如1951年10月1日,他在第5卷7期《自由中国》发表《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开篇即是：言论自由是一项天赋基本人权,具有“不证自明之理”；要求言论自由是做人“最起码”而非“额外”的要求。^[57]

其实,言论自由虽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可自动获得。当时殷海光是一个为自由民主奋战的“战士”,应是为了斗争需要对“天赋的”一语作此阐释。不过,这一区别为二者的意见冲突埋下思想伏线。

顺着各自的理念脉络,加之与权势集团的关系有别,胡、殷的发言方式很不相同——胡适很审慎,他关注现实情境,指出表达观点应讲求策略,提倡“说有分际的话”；殷海光很纯粹,他追求理想图景,认为发表意见应充分自由,强调必须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立言基准。因此,他们在“反攻大陆问题”上观点相左、会围绕“容忍与自由”展开论争,凡此种种分歧,已然不可避免。

以上分别进行比较论述,此处拟作一总括性小结。

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储安平(1909—1966?)、殷海光(1919—1969)是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存在代际差异,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可作如此界定：胡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梁是最后一代的“士”；胡是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储是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胡是“‘五四’的父亲”；殷是“‘五四’的儿子”。政治文化取向的“同”与“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言论自由的实践与理念。

他们在言论实践中的表现各有特色,时代变迁的痕迹颇明显。梁启超积极利用言论机构发言,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与个人抱负的重要手段。他不仅“坐而言”；一旦条件成熟,亦会“起而行”,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胡适虽以“讲学复议政”自期,不过始终不改学者本色,其重心是“讲学”,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他往往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谈政治；且自始大体没有偏离“监督政党的舆论家”这一定位。储安平虽也有过“讲学”生涯,但其重心却是“议政”。他与实际政治运作更少瓜葛,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现实运作。殷海光的经历则很特殊,他在言论实践中的立场有颇为曲折复杂的演变,以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为准,基本可划分为虔诚的拥戴者、大胆的谏诤者、坚定的抗议者三个阶段。

他们俱肯定言论自由的重要,但强调的具体理念甚有分际。在国人几皆处于蒙昧状态时,梁启超以“新民”为己任,强调思想自由并清楚地指出“独立”是其核心,振聋发聩之功不可泯灭。但他的自由观具有国家本位倾向,经历了从重个体自由到重团体自由的演变,最终认为团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具时际重要性和价值优先性。因此,他重视追求内心境界的自由；此外,顺其思想脉络推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并非不可让渡。胡适曾深受梁氏的影响,同样强调思想自由和独立思想。不过他反对将内心境界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指出“自由”是免受外力干扰的具体权利。同时,他始终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以贯之地主张自由应以个人而非群体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因此,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可让渡。储安平捍卫异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强调公民应有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与胡适的观点颇一致。储氏比胡适更突出知识分子在建设民主与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敏锐地注意到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密切。胡适认为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观点虽平实却能探骊得珠；殷海光则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的”,即便是出于抗争威权的需要,这一阐述亦有误读之嫌。不过,殷氏对“个人自由”的认知更为透彻,明确指出：个人不可被视做达到任何目标的工具。强调“必先牺牲个人自由方可换取国家自由”,其结果是：往往国家自由未见实现,而个人自由首遭剥夺。因此,个人有自由与否的问题；国家却只有独立与否的问题。

纵观梁、胡、储、殷四人的言论自由思想,其间演变路径可概括为：在时代的递嬗之中,既有思想的接力,又有思想的超越。需要强调的是：胡适的首倡之功虽然不及梁启超,在个别问题上亦无储安平、殷海光的洞见；但是就思想的系统、理性而言,他则高出一筹。

【注释】

[1]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至6页。

[2]关于“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有代表性的见解,张昆教授有过介绍,参见《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至6页。

[3]梁、胡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可参考张朋园：《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见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版,第19至60页。该文着重从“政治上的接触”、“学术上的见解”、“彼此的友谊”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4]《日记5》,第352至355页。

[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参见该书第7章“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影响”,第168至212页。

[6]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参见该书第九章“言论依归——梁启超在民国之言论影响”,第233至251页。

[7]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第10页。

[8]张昆：《中外传播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9]路鹏程：《晚清言论自由思想的肇始与演变：1833—1911》,博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2009年,第164至168页。

[10]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9页。

[11]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7至50页。

[12]参见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13]《自由主义》,《文集12》,第805至806页。

[14]〔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又：对张灏的观点,另一学者黄克武有异议：“梁氏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个人主义者,但也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与尊严有着很根本的重视,我们可以说他所强调的是非穆勒主义式的个人自由(non-Mills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这种自由仍是以保证个人为其基础的,但同时以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5]梁启超：《服从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第12页。

[16]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4至46页。

[17]《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集5》,第511至512页。(www.daowen.com)

[18]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所读专业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新闻系、政治系、英文系。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 5页。不过,台湾文史专家秦贤次查档案后指出：储安平系1928 年9月入读政治社会系,当时该系分为政治组与社会组。1932年6月储安平毕业时,已分为政治与社会两系。参见：秦贤次：《储安平及其同时代的光华文人》,“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厦门大学,2009年7月。

[19]三次会面情况详见《日记6》,第178至179、第180至181页。

[20]7月26日夜,他反复思量后才“决心受命”,此日在给蒋介石回电时如是写道。详见《日记7》,第142页。

[21]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这是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22]关于储安平的最终结局,目前流传存有以下说法：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虐杀毙命、出家隐遁。

[23]19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刊物。除本文所论的《客观》周刊外,另外一为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为贾开基；一为广州《客观》半月刊,凌维素为发行人兼主编。

[24]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25]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26]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27]汪荣祖：《储安平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徐友渔译),见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8页。

[28]余英时：《容忍与自由——〈观察〉发刊祝词》,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编辑部, 2002年5月1日。

[29]储安平：《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第6卷第1期, 1949年11月1日。

[30]《书信选》(下),第239页。

[31]蒋含平：《“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新闻记者》2006年第9期, 第70至72页。

[32]此外还有8篇文章：4篇“《观察》报告书”、《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

[33]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见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34]曾与其在《中国晨报》共事的冯英子先生,对他的回忆和评价,可资佐证——“储安平对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见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第76页。

[35]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36]秋风：《论储安平的激进主义》,“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厦门大学,2009年7月。

[37]1946年4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摘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段话——“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日记7》,第652页。

[38]戴晴：《梁漱溟储安平王实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889年版,第168页。

[39]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

[40]储安平：《中国人与英国人》,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69至471页。

[41]《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抗议》,《文集3》,第451页。

[42]所引文字依次源自“客观一周”专栏的三篇文章——《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中国未来安定局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见《储安平文集》(上),第34至35页、第19至20页、第48至49页。

[43]韦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见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9至第110页。

[44]譬如1968年5月3日写给学生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写道：“有人说台湾的经济是‘浅碟子经济’。这个model[模型]用来描状胡适的学问,再恰当也没有了。从表面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像这样的人,如何不像你所说的‘终生崇拜这样的美国文明’?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人物居然成了学术重镇和新时代的领导者。”在1968年一封信稿中,殷海光表示：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对国事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判断力,几乎完全以权势集团的是非为是非。”见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6页、第349页。

[45]此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至少可以参阅：张忠栋：《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至69页；黎汉基：《殷海光思想研究》,台北：中正书局,2000年版,第213至260页；王中江：《炼狱——殷海光评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至205页；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0至192页。

[46]《殷海光书信集》,第195至196页、第275页。

[47]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可资佐证——“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是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出人意料的是,殷福生到台湾过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的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真是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见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8至220页。

[48]许冠三：《我的朋友殷海光》,见《殷海光学记》,第49页。

[49]章清教授对此有过分析,见《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至105页。

[50]该文没有署名,未收入《殷海光全集》。不过,1960年4月17日雷震在日记中记录：据雷啸岑所言,此文为殷海光所写；而且还很可能由此不见容于蒋介石,被免去《中央日报》主笔。见《雷震全集40》,第292页。

[51]夏道平：《纪念殷海光先生》,见《殷海光学记》,第78页。

[52]张氏此书颇受称道,钱永祥就认为：“今天读来,这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识水平,在此前与此后中文世界,尚都未见与之匹敌的著作,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更没有堪与张氏之博约相埒者。”《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见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版,第182页。

[53]林正弘主编：《殷海光全集11》,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97至332页。

[54]《殷海光全集11》,第397至404页。

[55]《殷海光书信集》,第15页。

[56]《殷海光全集11》,第397至504页。

[57]《殷海光全集11》,第241至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