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与储安平

1909年,储安平生于江苏宜兴。这一年,胡适正寄身于中国新公学,担任低年级英文教员,直至10月间该校解散。胡适幼年丧父,由寡母抚育；储安平的身世更为凄凉,虽是望族之后,但出生6天即丧母,14岁时又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他的成长以及求学端赖于伯父储南强。1928年,储安平入读光华大学政治社会系^[18]。这一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储安平大学毕业,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这一年,已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创办《独立评论》；并在武汉讲学期间,5日之内三会蒋介石——11月28日初会并共进晚餐、次日会面中赠蒋氏一本主张“无为而治”的《淮南王书》、12月2日他则就学制及学风问题“很不客气”地发了一番议论。^[19]1938年,抗战军兴,于1935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后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这一年,胡适临危受命——“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20],于9月17日正式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6年,继《客观》之后,储安平主办《观察》。这一年,胡适去国9年之后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发表“党天下”言论^[21]后成为知名“右派”,并在11月12日被免职。这一年,退踞台湾岛的国民党大力“围剿”胡适；不过鉴于他在海内外广泛的影响,又在11月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逝世之后数年,约在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22]。

梁启超作为最后一代的“士”,比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年长18岁；同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作为第一代的核心人物,比第二代的典型代表储安平亦年长18岁。如同前述梁、胡之间的分际明显,胡、储二人在言论自由的实践与理念上亦有鲜明差别。在言论实践上,储安平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两份政论周刊——主编《客观》及主办《观察》。

《客观》^[23]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16开本,每期正文6万余字,发行人张稚秦,储安平任主编。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该刊颇有影响,储安平曾追述道：“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24]

按照他的设想,《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创刊号上,在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储氏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客观》第1至12期的“长篇连载”栏目,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此外,作为主编,他还以“安平”为名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在前12期中,除第6期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均由他执笔,共54篇,如表三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时局的观感与评析,它们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期盼进步中产阶级的崛起。

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续表

《观察》于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16开本,每期6万字。它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指出：“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考察两刊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它们之间确存在延续性,《客观》可谓是《观察》的“前身”。^[25]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观察》创刊之际,“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创刊号上,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储安平深感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确定《观察》具有如下两条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26]

《观察》是一份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学者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27]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

关于前者,学者余英时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 “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28]

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29]该刊的盈利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30]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31](www.daowen.com)

经营管理之外,储安平还为《观察》撰写了22篇“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政论^[32],如下页表格所示。它们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囿于历史情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或有偏颇不当之处。这些政论大致可划分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对美、苏的观感。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胡适往往是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议政,言论实践虽颇为丰富,但其重心却是讲学。1990年,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追忆胡适时就明晰地指出：“尽管他也经常关注国家大事以至世界大事,并且还做过几年外交官,甚至还因此遭受一些人的嬉笑怒骂,而他始终把学术工作视同他的本职工作,始终不失其学者本色。所以,虽然不能说他是‘无终食之间’忘怀于学术研究的,然而说他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却都是完全符合实情的。”^[33]

相较而言,储安平的重心是议政,虽然他也有过讲学生涯——1940年起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期间还曾先后担任桂林《力报》、湘西《中国晨报》主笔；1946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讲学、议政孰轻孰重,只是胡、储二人的分际之一。

更重要的区别,则是他们与政治权势网络的关系。作为民初第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虽然甚少但毕竟对实际政治有所参与,且不可避免地与当时政治权力核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公开议政之外还有幕后活动。储安平则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一方面固然是因在权势网络中缺乏胡适那样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他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34],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所以,1946年4至5月间,正是筹办《观察》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储安平拒绝。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对此解释道——“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35]

就《观察》提倡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基本原则而言,胡适应会采取支持态度。不过,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他虽答应名列“《观察》撰稿人”,但却未应储安平再三恳邀为该刊撰稿。胡适乐于提携后学,季羡林先生誉之为“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对储安平如此冷淡,与其性情相悖,很是令人诧异。表象而言,是因二人在一些价值判断或具体观点上颇有悬殊,譬如：储安平对待当时学潮持毫无保留的激赏态度,与胡适的温和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究其实质,或与二人政治倾向不同有关。学者秋风认为：按照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系统,储安平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他比胡适更为激进。胡适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不过同时始终又是宪政主义者,具有宪政的追求,期待建立宪政制度。在现代中国立国进程中,现代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存在分歧,其关键在于对待“秩序”的态度。^[36]胡适即便是认为既有秩序远不够理想,但尚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储安平及聚集在《观察》周围相当数量的“自由思想分子”,对既存之旧秩序很决绝,而对将要建立的新秩序则有“高远”希望。因而,二人虽都对当时的政府不满,但储安平多采取激烈态度,不遗余力地抨击；胡适则很注意批评的分寸,知道何时该停止“掘粪”^[37]。

分际之外,储安平在言论自由的理念上与胡适颇有共通之处,这缘于二人皆为具有启蒙心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注重言论自由权利。

其一,捍卫异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88年,时任《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当时“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38]储安平犀利地指出：“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该文中,他坦陈“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就私人感情而论,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与被封的三报则很淡薄。但就查封一事,他不计个人的好恶,从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大公报》的反应是“显然失态,至可遗憾”。^[39]

其二,强调公民应有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按照储安平的观点,自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他分析当时的状况指出：“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举例道：“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们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对此,他表示应该学习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因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若不受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40]

胡适与储安平不同的政治文化取向,具体到言论自由的理念,主要体现为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建设民主与健全舆论中的作用。胡适只是表示：“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41]储安平则强调：“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场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一是被动地改善衰朽政治,一是主动地建设民主政治,差别非常明显。

更为值得强调的是,储安平突出了“中产阶级”在其中的功能,认为：“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有头脑的进步分子”是“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强调美国、其他友邦以及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与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还注意到“工商阶层的过问政治”这一现象,指出：“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42]胡适则未论及此点。这或是因二者对时局的判断不同；不过更有可能是由于储安平的政治学学术素养更胜一筹,才充分注意到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