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

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一封致其妻江冬秀的信中写道：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25]

1917年7月,胡适归国途中,船到日本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待到上海,又目睹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无论是加入《新青年》还是替《每周评论》写稿,胡适始终保持对政治的低调——在回国后的四年多时间内,他所写的文章里,只有一篇短文《曾琦〈国体与青年〉序》谈及政治,其余则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

直到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因为其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国内的新舆论界闭口不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此,自我定位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他在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作为其政论的“导言”,这一“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胡适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即被封禁,他的政论文章随之流产。

《每周评论》于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禁,此后出于三重原因——一是“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功夫来做舆论的事业”；二是“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三是认为“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胡适未再提笔作政论,而是处于观望状态。然而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出来谈政治。这虽是为国内的腐败政治所激；不过,更深层次的缘由则是他大不满意于当时“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他愤激地说：“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时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26]在衰朽的现实政治和虚妄的新舆论界刺激之下,胡适“忍不住谈政治”的产物《努力周报》(The Endeavor),于1922年5月7日创刊。

该报的筹备颇花了一段时间。1921年5月,在丁文江的积极鼓动之下,胡适、王徵、任鸿隽等组成了“努力会”,以6月1日为成立日期；王云五、蔡元培、蒋梦麟、陈衡哲、朱经农等亦陆续加入。最早参加“努力会”的不过四五人,最多时也未超过十二人。在有了“努力会”这样的组织以后,寻求合适发言方式的问题便被提上日程。在丁文江的提议之下：努力会成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27]

在筹备的过程中,胡适遭遇了双重波折。一是警察厅的阻挠和房东“敲竹杠”。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如下三则记载。1922年2月4日,“我要办的《努力周报》,被警察厅设法批驳了。(藉口于房东不同意,其实是他们把她吓倒了。)今天另拟一呈子,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2月17日,“我们的《努力周报》立案时,警察厅方面已说通了,而女房主又要敲竹杠,说我们办报是发财的事,要每月加房租九元!”3月31日,“我们要办的《努力》周刊,今日批准了；批上还要我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二是朋友的劝阻。不少人从胡适的学术事业出发,如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都不赞成胡适办报,担忧他会成为“梁任公之续”。他们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其中,陈叔通更表示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对此,胡适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28]

《努力周报》采用了当时期刊出版中较为典型的版式：四开报纸大小,横分四栏竖排文字。此前1918年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此后1926年创办的《生活》周刊,亦都采用了这种编排形式。在第1期上,胡适撰有一首《努力歌》,作为发刊辞：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朋友,你错了。/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他是会长久的。/“这种事要有人做。”/朋友,你又错了。/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29]

由此《努力歌》可见,尽一个合格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不能对国家的休咎盛衰、政治的清明浊秽袖手旁观,是胡适创办政论刊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他期望能通过舆论呼吁来努力干预政治,进而监督乃至引导政治走出泥淖。这从《这一周》栏目中可见一斑。(www.daowen.com)

从第7期开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独辟《这一周》政治评论栏目,表达对时政的直截意见。该栏目除零星的中断外,一直坚持到休刊,在该刊诸栏目中最为长久。它地位十分突出,占据第一页头条,而且往往占了整个第一页,这使该刊具有很强的新闻性。有论者指出：《这一周》对于中国新闻期刊的言论栏目具有开创性。^[30]胡适对这一栏目很是重视,日记中多次出现与之相关的记载：1922年6月8日,“在家作‘社论’,拟创设‘短评’一体,但很不容易做”；6月16日,“又赶成短评几则”；7月4日,“作了两段时评寄回去”；7月15日,“昨夜勉强续成时评几则付印,内有两则颇重要”；7月20日,连生病卧床时都“闭着眼睛口述时评三则”；11月23日,“今天《努力》缺稿甚多,作时评几千字”。

胡适共为这一栏目撰写了67则短评,其中有数则正面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引发了双方首次思想冲突。1922年,在6月19 至25日的《这一周》中,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第一次提出公开批评；在7月17至23日的《这一周》中,他在《旧道德的死尸复活》的题目下,对国民党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哲学发起了一次更严厉的批评。这一则短评“惹起了《民国日报》一个月的攻击”。8 月14至20日的《这一周》中,胡适研究他们的“驳论”之后,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性质提出质疑,导致双方的冲突升级。8月28 至9月3日的《这一周》中,胡适又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提出“一个忠告”。这次冲突导致国民党对胡适以前的看法完全改变,甚至孙中山本人亦很不满意^[31]。这也为后来更为严重的思想冲突埋下感情因素上的伏笔。短评中,亦有数条对共产党人提出批评。胡适以外,参与编辑工作的高一涵、张慰慈、丁文江等也写过《这一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周》为时人关注,第73期《努力周报》上它的暂缺,还曾使得该报招致批评。^[32]

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等《努力周报》时期的政论皆被删去,李敖曾据此写了一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进行批评,认为许多“胡适思想”都被大刀阔斧地删去。^[33]虽然胡适曾自述这是“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但是考察当年的时空环境与被删文章的内容,个中缘由并非如此简单。胡适对于这些政论其实很是“敝帚自珍”,在1926年4月24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很惹一些人笑话。”^[34]1958年1月24日,胡适致信编撰《胡适文存索引》的童世纲,亦指出：“这六十多篇短评,在当时确是十分用心血的,现在我颇觉得删了《这一周》是可惜的。所以我现在盼望你试为这六十三篇做一个分题索引,如果不太费时间!”因此,这些文章被删,可能主要还是因其当日颇具锋芒的批评,三十余年后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能释怀。

《努力周报》时期,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提倡“好政府主义”——呼吁好人出来办政府,逐步把政治引上轨道。这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有系统的呈现。早在该文之前,“好政府主义”其实已见于胡适的言论之中。1921年6月18日,胡适对当日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建刚说道：“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他还特地在“有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下加上黑点。同年8月5日,胡适在安庆的演讲中,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好政府主义”,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35]这一年的10月4日,胡适在充溢政治激情的《双十节的鬼歌》一诗中,还正式提出“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5月11日,胡适写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他在当日的日记中称：“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36]次日在蔡元培家开会,赞成这个“政治主张”并愿意签名的共有以下16人——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即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14日,这一政治意见提纲全文刊登于第2号《努力周报》。5月15日《晨报》以及5月18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相继刊载。

该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好政府”这个目标应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第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限制”。第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第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具体有六项： (1)南北问题必须解决,只可召开南北和会议会；(2)议和,恢复1917年解散的国会等四条件；(3)裁兵；(4)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5)改革选举制度；(6)财政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预算,平衡收支。^[37]

这种知识界名流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好政府主义”,如同投石于一潭死水之中,引起巨大反响。北京有7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名,支持这一主张。5月25日,胡适“费了一天功夫”整理来稿之后,挑选出14篇可登之文,发表在将出版的第4号《努力周报》之上。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胡适“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强调：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38]无论赞同与否,围绕这一“主张”展开的讨论相当热烈。邵力子接连在《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在《太平洋》杂志发表回应的政论；周恩来在第6号《少年》杂志上也发表一篇《评胡适的“努力”》,署名“飞飞”。^[39]《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来被视做中国“‘自由主义’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有论者指出：该文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发表时的那个时代”；它所提出的种种设想和目标,“以后很多年都是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重要特征”。^[40]

1923年10月7日,胡适约请《努力》社同人在旅馆吃饭,做出两项决议——“(1)《努力》暂时停办,俟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继续出版,《读书杂志》不停。(2)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二事皆以我病体未痊为言,不关政事。”此处,“病体未痊”并非只是托词。这些忙碌的读书人,维持一份周刊的定时出版,确会力所不逮；尤其是不少列名编辑的人不在北京,只是时常寄些稿件来而已。胡适常常需要“一人包办”刊物的编撰工作,直到1923年4月南下上海、杭州养病,才由高一涵、张慰慈以及陶孟和夫妇接替他的工作。但是,“不关政事”则有欲盖弥彰之嫌。因为虽然花了很多精力,但令他们沮丧的是：“谈政治”没有起到预先期许的效用,衰朽的现实政治并未改善丝毫。10月21日,他们宣布《努力周报》暂时休刊时,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同时,他们还表示“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41]。

其实,早自1923年3月25日,在胡适对他们自己的政论生活加以解嘲之后,《努力周报》便渐渐朝着一个新的方向——“思想的革新”——去努力。《新青年》由“谈文学思想”始,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下,以“谈政治”终；《努力周报》由“谈政治”始,却因“反动的政治”无奈地离开政治,最终以“谈文学思想”终。兜兜转转,又回起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责任意识强、秩序观念重、不好走极端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所处的恶劣时空环境之中,难以抉择以政治变革还是以思想变革为先,只能徘徊于“谈政治”和“谈文学思想”之间。这种在“歧路”前的摇摆固然体现了他们改造社会方案的不切实际性,不过,亦有论者指出：这也不失为执著的一种表现——“摇摆固属无奈,却并非毫无意义。选择摇摆本身是需要勇气的,每一次摇摆,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也意味着为论敌或政治的攻讦提供了话柄,没有超常的勇气或良好的心态,如此的抉择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摇摆与止步是有本质区别的,摇摆不只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不得不放弃虽然会对其信心构成打击,但勇于再度选择,则表明他们并没有因此推卸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没有动摇秩序至上的观念,没有丢掉改造社会的信心。”^[42]

《努力周报》停刊后,此后整整一年的时间,胡适与朋友们通信讨论、积极筹备它的复刊：已初步拟定改周刊为月刊,由张奚若协助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的文稿已定下主要撰稿人；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发行的契约；还向热心的读者发布了《努力月刊》即将出版的预告。1924年9月9日,胡适在致《晨报》副刊的信中,指出“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了,即从思想方面来看,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因此“虽有事实上的种种困难,我可以敬告爱《努力》的朋友们,《努力》终要继续出来的,现在不过是迟早的问题”。^[43]然而,由于在经费、人员、是否与商务合作以及出版地点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胡适复兴并改造《努力周报》的期望最终落空。此外,他的一批朋友王世杰、陶孟和、陈源、徐志摩等人筹办了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诸方面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于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胡适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复兴《努力周报》的必要性大为降低。

概言之,仅出75期、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半的《努力周报》,其发行量颇为可观,曾达到8000份^[44]；社会意义更是不容低估：它的诞生象征着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首度聚集,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论固然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与传播力,但在其时“失序”的环境之中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胡适“忍不住谈政治”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正如他在宣布暂时休刊时所强调的——“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不会白白地浪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