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青年》——自此“暴得大名”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一封信函中曾述：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8]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应邀题辞,他写道：

《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才出发的。^[9]

胡适评价很高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创办并主编。1916年9月1日出至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1917年2 月,第2卷的最后一期出版时,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次年1月,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组成编委会,并轮流担任编辑。1920年1月,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往上海。当编辑工作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负责后,该刊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从第8卷第6号起,《新青年》移至广州出版,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以季刊形式出版,直至1926年7月25日休刊。学者陈平原认为：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主张“仅限于前9卷”。^[10]

《新青年》之于胡适意义显著。1917年7月,留美7年的胡适方才归国。但在此前数月,作为一个尚在遥远异国的留学生,胡适已因其在《新青年》上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内知识界、思想界“暴得大名”。二者的文字因缘始自《决斗》一文。1915年10月6日,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将《青年杂志》第1号寄给胡适,并代为约稿。12月13日,汪氏续寄递第2、第3号,再次转达陈独秀盼胡适来稿的殷切心情。1916年2月3日,胡适将新译俄国作家库普林(Kuprin Aleksandr Ivanovich,1870- 1938)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同时附信一封,陈述自己对《青年杂志》所载译文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11]对于胡适的意见,陈氏非常重视,于8月13日复信表示：“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12]

胡适“暴得大名”主要是因首倡“文学革命”。1916年8月21 日,他致信陈独秀,该信载于2卷2号《新青年》“通信”栏目。在此信中,胡适提出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前“五事”是指“形式上的革命”——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后“三事”则是“精神上的革命”——“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13]陈独秀于1916年10月5日复信——在肯定“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后,要求胡适“赐以所写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14]响应陈独秀的召唤,胡适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1917年1月出版的2 卷5号。胡适在该文中温和地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该文刊出之后,反响强烈,“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15]。陈独秀深知此文意义重大,故在2 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文中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蕴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激烈讨论,基本上皆围绕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

当时,胡适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与主要领袖。除《文学改良刍议》外,其他几篇论述文学革命的文章,亦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3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能模仿古人之作”。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傅斯年在4卷1号上所发的《文学革命申义》一文,其中一个重要论点即是阐述文学历史上新陈代谢的道理,正是胡适此文中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卷4号)一文中,他指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就说什么时代的话”。该文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时代精神,要创作“有生命”、“有价值”的“新文学”、“真文学”。此文概述了胡适建设新文学的纲领,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16]。此外,还有《论短篇小说》(4卷5号)、《文学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良》(5卷4 号),等等。胡适还是第一个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的人,其数量亦是最多。在他的提倡以及其《尝试集》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代白话新诗诗人。

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并且居于中心指导地位,提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目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文学革命运动中的稳健派,肯容纳不同意见,肯给反对派以平等讨论的地位。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末,他就指出：“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在《寄陈独秀》(3卷3号)一文中,胡适表示：“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同时,他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17年5月,陈独秀则答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7](www.daowen.com)

在《答汪懋祖》(5卷1号)一文中,胡适认为陈氏上述之言“似乎太偏执了”,强调：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18]

由这种态度出发,胡适主张扩大《新青年》撰稿人的队伍以及发表不同的意见。1918年,正当《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讨论日益热烈之时,胡适就拟邀请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厚载撰稿,申明他反对文学革命和戏剧改良的意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今天重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遗迹”的《新青年》,不免有些隔膜——单从文本而言,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偏激可谓一目了然。有论者指出：《新青年》人物的言论态度,大致可用八个字“议论激昂,态度刚愎”归纳。^[19]在此一整体氛围中,胡适对不同观点的容忍,是一种健全、理性的态度,值得激赏。因为激进固然可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真正有所见的保守亦可从反面起到有益作用；但二者都会产生消极的负面作用。耿云志先生就认为：“理性、稳健是胡适最大的长处,革新的事业,特别需要这种长处。……在一场带有群众性的运动中,总是难免有激进、保守与稳健的不同倾向。它们各有各的作用。……惟一最少弊病而真能起建设性作用的,是稳健派。”^[20]

胡适除了首倡“文学革命”之外,还将“个人主义”——堪称西方政治哲学精神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介绍给国人,在《新青年》上积极撰文倡导“个性解放”。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出版“易卜生号”,除译载易卜生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外,还刊登《易卜生传》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文。在《新青年》上同一题旨的文章中,《易卜生主义》影响最大,该文对个性解放进行了比陈独秀等人更加清楚、更为具体的阐释与界说,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在该文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疾呼：不能跟着“陆沉”的世界堕落,应该“救出自己”,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21]

提倡个性解放,必会涉及女子解放的问题。数位《新青年》同人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如李大钊的《战后妇人之问题》(6卷2 号)、鲁迅的《我之节烈观》(5卷2号)以及陶孟和的《女子问题》(4卷1号)。不过,李文只聚焦女子参政问题；鲁文谈论仅囿于节烈问题；陶文则仅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探讨妇女问题。相比之下,“只有胡适是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个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女子问题,是最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相协调的一致立场”^[22]。在《美国的妇人》(5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女子应确立“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应当做一个充分“自立”的人。而“‘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这种“自立”的精神初看去“似乎是完全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23]。此外,还有《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6卷4号)一文。胡适的女子解放论,与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协调一致,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1920年4月1日出版的7卷5号,是胡适所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新青年》,上面载有其《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以及他为蔡元培的文章《洪水与猛兽》所作附注。自8卷1号起,《新青年》正式移往上海编辑出版,自此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分裂。^[24]笔者不拟进行详尽论析,在此只想指出：在经历一系列风波——譬如《每周评论》的创刊与被查禁、“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之后,《新青年》同人间在启蒙的诉求下被遮掩的早已潜埋的分歧,随着政治话语的浮出水面而明确暴露。辨析《新青年》同人们相异的思想源流、价值取向以及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进路,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会最终走向分裂。导致这一群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则是这份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概言之,《新青年》与胡适互相成就了对方。借助《新青年》的媒介作用,胡适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位积极倡导新思潮的“传教士”的功能：他首举文学革命的“义旗”,提倡白话文；他借易卜生向国人介绍“健全的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他批判孔教,称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等等。这奠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新青年》的生命史上,胡适的出现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基于世界性眼光所提出的诸多理念,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确立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