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王船山教育思想、心理思想、语言文字思想、经济思想研究术语

一、王船山教育思想、心理思想研究术语：心、性、习；知、行；穷理以致其知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了对王船山教育思想、心理思想的研究，论及的主要术语及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心，性，成性说，日生日成的人性观

李国钧将王船山的教育思想归结为培养理想人格的“成性”说：王船山持唯物主义的精辟见解，认为教育教育对培养人的重要作用，在于发展“天性”、形成和变革“习性”。因而，把以往关于人性论问题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转移到唯物主义的知识论问题上来。他把人性同人类知识的积累发展和个人知识的获得联系起来。而教者示人以理，把客观事物的品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授予学者，使学者在力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从而不断发展其理论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性的形成过程，他叫做“成性”。王船山的“成性说”，批判地继承了以前的人性论学说，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¹⁵⁴⁾

尹旦侯则分析了王船山教育思想中的日生日成的人性观。其一，“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命与日生，性与日成。”“气日以滋，理日以成。”王船山从他的“气化日新”的观点解释人的生长过程时，认为人不只是生时才叫做生，成的过程仍然是一个生的过程，而命和性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命之自天，受之为性。终身之永，终食之顷，何非受命之时？皆命也，则皆性也。”这是性的本原，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是形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知能是通过耳目辨析、心的思考得来的，是学与思的产物，而知识的逐渐丰富和发展，就促进和提高了人的掌握命运的能力，因而也就不断地改变和完善了人性。性与知相辅相成。其二，“习成而性与成”。王船山在强调知对性的作用时，又很强调习对性的影响。“习”这个词，在古代教育理论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学习”的习，一个是习惯的习，后者常指社会实践即环境的影响。在王船山看来，“斟酌饱满于健顺五常之正”而“成性之善”，“卤莽灭裂以得二殊五实之驳”以“成性之恶”，都是来自环境的影响。把环境作为成性的重要条件，并把性之存恶罪归世教，咎由风俗，则是王船山的卓见了。性的生与成，知为原因，习为条件；不善在失教，趋恶在失政。⁽¹⁵⁵⁾

朱永新撰文提到：（1）王船山论“心”：“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夫之把心理归之于心、肝、脾、肺、肾及五官的功能，他试图在心脏以外去寻找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其次，它更强调了心理器官的统一说。（2）王船山论“性”，他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命题，他的人性论，从心理学角度讲有几个主要特点。“性日生日成”论强调人性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先天的禀传察赋和后天的努力学习都对人性有很大影响；肯定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把“性”与“习”统一了起来。

最后指出：王船山是继荀子、朱熹以后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的心理的思想家，其思想蕴涵了中国心理思想史的全部传统。他在心理观、人性论以及知、情、意诸方面，都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精辟见解，其中不少在今天仍未丧失它应有的生命力，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仍有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王船山的心理观点仍是思辨性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在心理观、人性论等问题上，不仅具有抽象的色彩，还包含有一些唯心主义杂质，我们必须花一番剔除剥取的功夫。⁽¹⁵⁶⁾

（二）理在欲中的德育观

尹旦侯总结了王船山的理在欲中的德育观。王船山认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有欲斯有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只要不是纵欲，一切正常的物欲，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他不承认“离欲而别有理”，即不承认离开物欲能建立人伦。王船山把体现道德原则的“理”，完全置于“人欲之各得”—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得到合理合法合度的满足中以立义，这不仅对存理灭欲的教育主张是个有力的批判，而且对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也是个超越了他的前人的卓识。

王船山在强调物欲是伦常的基础时，并没有陷入庸俗，而是同时提出以义制利。即以理制欲的主张，迥然不同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以义制利，这不仅朦胧地见到了道德同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为封建道德教育制定了一个正确准则。⁽¹⁵⁷⁾

朱永新撰文论述了王船山的“情”与“欲”。王船山说：“夫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已。”这是古老的“七情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情感与情绪。“欲者，己之所欲为，非理之所必为也。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者，皆谓之欲。”意思说，“欲”即个人的欲望或需求，可分为声色、货利、权势和事功四个方面。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四方面实际上即生理、物质、权力和功名的需要或欲望。王船山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了“理欲合性”的见解。天理与人欲都是合乎自然的，天理寓于人欲之中，离开了人欲也就没有天理了。这里，我们听到了19世纪近代市民阶级人文主义的呼声。

王船山认为，禁止情欲有碍于人的个性发展，“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固将念疾乎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怒于父母。”但如果“随物意移”、“耽乐酒色”，一味纵欲，也会“乐极生悲”。对待情欲的正确态度，应该遵循“赘矩之道”，“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王船山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那样，把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统一起来，并且把劳动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但他已猜测到个人欲望与社会公益的某种关联：“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¹⁵⁸⁾

张秀红的《论王船山的教育哲学》讨论王船山的教育哲学，指出王船山在其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以自己的唯物论的本体论、反映论、感觉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探索教育规律，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和真理性价值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哲学。王船山的教育哲学思想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1）“习”、“性”统一，“继善成性”的教育作用论；（2）“力行致知”，“知行并进”的教育过程论；（3）理欲统一，明理节欲的德育论。⁽¹⁵⁹⁾

（三）格物致知

陈雁谷指出，王船山首先把“格物致知”放在人的认识心理过程上来加以分析论述。他不仅把“格物”与“致知”当做各自独立的认识方法，而且认为“格物”与“致知”既不能混淆，也不能截然割裂，而是在一个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相辅相成互相联结的两个阶段。

认识（知）过程，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认识心理活动过程。认识心理活动过程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所以王船山又提出，在每个认识阶段，“格物”与“致知”都不能分割，只是各有主从而已，如果离开“致知”去“格物”那就会弄到“物无所裁”，在思想认识上就会迷于现象，而走入“玩物以丧志”，达不到正确认识事物的目的了；要是离开“格物”去“致知”，那就会“荡智”，把人的思维陷入胡思乱想的泥坑，走到邪路上去了。

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格物”和“致知”呢？王船山又从感知到思维这一整个认识心理过程给我们做了回答。王船山鲜明地提出“格物”要充分发挥以耳目为主（学问为主）的心官和耳目感觉器官“均用”的作用，把“格物”明明白白地摆在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上。在感性认识阶段，一方面，要集中注意“格物”以耳目视听“学问为主”，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心官的思辨作用”，还要以“思辨辅之”。“致知”是理性认识阶段，在理性认识阶段，“唯在心官”，要以心官的思辨为主，不且也离不开感性认识，要以“学问辅之”。⁽¹⁶⁰⁾

从已有的文献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王船山的教育心理思想的探讨集中在人性论、心性论上，也融入了认识论的内容，这些大多是对王船山哲学体系中相关思想的发挥，在此笔者不多做评论。

二、王船山语言学思想研究术语

综观王船山学术研究，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内容涉及船山学的方方面面。不过，人们注重的大多是王船山哲学、政治、历史思想方面的突出成就。直到20世纪80年代，王船山唯一的语言文字学专著——《说文广义》引起人们注意，学者才开始由《说文广义》入手，从其文集中挖掘他的语言文字学思想。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仅有10余篇，尚未出版专著。这一状况与其他学科的王船山研究相比，差距颇为明显。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王船山语言文字思想既给予了极大肯定，也指出了其中明显的阙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王船山语言文字思想研究试作综合归纳，拟从借字说、虚字说、注音说、词义引申说等关键术语来阐述。

（一）借字说

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意思是语言中某个词无本字，人们根据这个词的声音找一个同音字代替。梅季指出：船山重视借字，区分了假借、通假。

假借和通假有何不同呢？前者是本无其字，用同音字来替代，又称为造字的假借；通假是本有其字，偏偏不用，借用一个同音字来替代，又叫用字的假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章太炎把前者叫六书之假借，后者叫借声。⁽¹⁶¹⁾

关于假借，王船山在《说文广义发例》中说：“有义无字，假它字以通之曰借”，指出了造字之借，通称为假借。以卷三释“那”为例：那，乃地名，在安定。初无别义。而诗“受福不那”训为多也；左传“弃甲则那”训为何也。盖皆古者方言，初无定字，随用一同音之字加之尔。

关于通假，王船山指出：“方言清浊不同，故随借一字行之。”如卷一释“而”，本训为颊毛，因音近用为尔汝之称。本有其字而不用，为省快方便，随借一音同或音近之字行之。这是用字之借，即叫通假。从语音的角度看叫做古音通假。严格说来，通假实际上是汉字使用上的别字问题，只是后来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被称为通假。

我们可以看到，王船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假借和通假的本质区别，他对借字说的阐述在清以前恐怕是第一家，对今天我们整理、阅读、理解、研究古籍仍具有启发意义。⁽¹⁶²⁾

（二）虚字说

梅季极力推崇王船山的虚字说。他评价道：《说文广义》承前人观点，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助词说，连词说，代词说，副词说，复音虚词说。从音节、语法、修辞角度系统论述了叹词及表惊叹的语气助词的性能。这种分析，可说前无古人，清无来者。

船山先生于三百年前业已注意虚词产生演变之规律，得出文言虚字（词）是由实字（词）引申虚化、向实字（词）假借、与其他虚字（词）通用、直接创造等四种方法产生演变的结论，不能不说是语法史上一位功臣！⁽¹⁶³⁾

廖以厚、黄建荣也指出《广义》涉及的虚字约有80多个，较为集中地解说了虚字字义及用法，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注重分析虚字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是该书解释虚字字义的两大特色，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¹⁶⁴⁾

下面我们联系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来看王船山虚字说在语言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虚字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

声气意识是贯通中国传统语法学的一条主脉。在中国传统词法学看来，语气是虚字（词）的精神所在，而语法意义则是语气的派生物，所谓“句中所用虚字，皆以托精神而传语气者。……得其气之轻重缓急于毫厘之间，而后其说之也详，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亦随所施而得其当。”“夫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吾谓气即其义耳。”（刘淇，《助字辩略》）⁽¹⁶⁵⁾

船山释虚字，很重视对虚字的声气特征和用法的分析，采用了比字互证法，体现出他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如王船山比较了“也”和“矣”二字，认为它们都是文言文中“以之结句”的表陈述语气的句末语气词，但声气和使用都不同，“矣词决，也之词较缓，微有咏叹之意焉。”⁽¹⁶⁶⁾

2．王船山论证了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

汉语的虚词多数源于实词的虚化，船山在刘淇之前就认识到这一点，且说“语助皆有所本，如‘之’为出生而往之义，‘其’为有定基可指之类，皆有义存焉。”因此，《广义》在解说虚字时，非常重视虚字由实而虚的演化过程，采用推原的诠释方法，沟通实义与虚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握虚字的意义。如王船山指出“且”的读音有“子余、千也二切，皆训荐也。陈几于地上以荐享”（此为本义）。后来演变出四个虚词义：由“荐者不知神享与否，姑且荐之，暂将诚敬耳，故为暂也”（此处相当于时间副词“暂且”、“姑且”）；演变到“以‘且’字结上文，而后更进一说也”（此处为连词，相当于“而且”、“并且”）；进而生出“其为转语者，而又有进焉，亦前姑且知此之意，其为想象发端之词者，如荐之求神于冥漠，遥为想象也。”（此处为句首语气词），“而音子余切者，为味叹之词，亦想象有余之意川”（此处为叹词），⁽¹⁶⁷⁾从实义“荐献”虚化，脉络十分清楚。

语言声气的积淀和语词的实义虚化是汉语虚词形成体系的两条主要途径。由此我们看到，王船山的虚词研究是密切联系汉语的语法特点的，他对汉语虚词的理解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超前的，极具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说文广义》作为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虚字研究方面，王船山注重分析虚字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科学地解释了汉语虚词由实词虚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传统词法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刘淇、袁仁林等，在古汉语语法史上应该拥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湮没无闻。

（三）注音说：关于汉字的读音，尤其是对一字多音的问题，王船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义相通而音不必异说。

梅季首先介绍了船山的主张：“凡一字之体用能所，义相通而音不必异。”他认为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多义词，虽词性不同，但互相连属，不必因体用不同而分为数读。以“食”与“饭”的读音为例，王船山认为是一字两义，作名词，作动词，都可如字读，古人体用字不分，但后世经师却分别食音寺，饭音反是不必要的。

梅季还指出“义通音不必异说”有其片面性。王船山看不到语音随着社会前进、事物发展而日趋丰富的自然趋势，反而怪罪于经师，就违背了语言规律。但应看到，一字住往可由本义引申出数义，或造字之初某字同时有紧密相连的几种含义（如动词名词不分家之类），以一音读之，不至于支离破碎，这种反繁琐哲学的精神还是可取的，对今天正音读及识字简便高速，亦有积极意义。⁽¹⁶⁸⁾

廖以厚，黄建荣也撰文呼应了梅季的观点，认为汉字的音变辨义，即改变某字的读音以示字义的变化，是合乎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语言的经济原则的。船山将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归之于“经师”，失之于武断。⁽¹⁶⁹⁾

《说文广义》义通音不必异说，有其片面性。魏晋以后，上入有转为去声、平声有转为仄声的，虽与古不件，但四声大备，这是语音发展的现实．随着社会前进，事物发展，物资丰富，思维也就越来越复杂，因此作为思想交流传达信息的语音也势必越来越丰富．船山看不到这一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自然趋势，反而怪罪于经师，就违背了语言观规律。但应看到，一字住往可由本义引申出数义，或造字之初某字同时有紧密相连的几种含义（如动词名词不分家之类），以一音读之，不至于支离破碎，这种反繁琐哲学的精神还是可取的，对今天正音读及识字简便高速，亦有积极意义。⁽¹⁷⁰⁾(www.daowen.com)

2．王船山关于一字多音的见解评述。

王术加专文论述了王船山处理一字多音问题的四条原则，即反对以体用分四声，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认为其见解具有启发性。⁽¹⁷¹⁾我们可以逐条进行评价。

（1）关于以体用分四声的问题。王船山在语言学上所讲的“体”指词的本义，“用”则指词的引申义。例如，“处”字的本义是止，动词；引申指处所，名词。引申义是从本义发展出来的，两者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应读同一个音。此即“体用异而音义本通”。这一点与义相通而音不必异说实质相同，前面已有学者指出不合乎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语言的经济原则。在今天的异读词读音规范问题上，一般主张具有区别词义和词性作用的多义词，其读音往往有所不同。仍以“处”为例，规范的读音是作名词“处所”义时读去声；作动词“处理”等义时读上声。

（2）关于无别义而有别音。王船山以“射”为例，认为“大射，乡射，射夫与‘弋不射宿’之射”意义相关，读音不应有别，而古人分读为食夜切（Shè）、食亦切（Shi，入声）、夜（yè）等音，实为“妄立异同”，“无故立异”。又如“?”，作“针”和人名时并无别义之功用，却有不同读音，全无必要，应“如字读之”。这一主张，在段玉裁那也有体现。《说文解字注》在“论”下注云：“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弟子之言曰论语。黄侃依俗分平声、去声异其解，不知古无异义，亦无平去之别也。”这些论述，与王船山的思想前后辉映，实为真知灼见。⁽¹⁷²⁾

王船山关于无别义而有别音的见解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从今天的多音字读音问题看，很多不能区别词义却有两读以上的字词给学习者带来极大困惑。如“血”、“薄”、“色”、“颈”等字的规范读法，连专业老师讲解时都颇感吃力，学生们大多觉得难以理解。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对于这类不能区别词义而只有文白异读的字词读音加以统读，这与王船山的看法殊途同归。王船山在300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3）关于方言不可取的问题，这一点如今达成共识：现代汉语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语音，尽量避免方言读音，已列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必赘述。

（4）关于“地从主人”不可取的问题，现在也有不同看法。地名根据当地人的读法而保持其特殊的读音，是一种古老的习惯性的准则，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规则依然是“名从主人”，如百（bó）色、瓦窑堡（bǔ）、虎跑（páo）寺等，但语言是为社会服务的，其生命力取决于民众的运用。对于这些特殊的地名，能了解其规范读音的寥寥无几，即便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如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也屡屡犯错。因此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成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总之，多音字的读音规范问题，历来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争论的热点，也是受众极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王船山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认为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汉字读音的规范化方面值得借鉴。

（四）词义引申

“引申是基于联想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词义发展。甲义引申为乙义，两个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意义有相关的部分。”引申义就是从本义发展而来的词义。⁽¹⁷³⁾

廖以厚，黄建荣肯定了《广义》首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字（词）义的引申，这比以往词义引申的研究相比，进了一大步。船山以前，训诂家虽已开始了字（词）义引申的研究，但大多数是在随文释义过程中对单个字（词）引申的观察和研究，尚未出现系统研究的专书。

标举《说文》所释字的本义，并以本义为基点，解说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说文广义发例》中，王船山用“借”、“转”、“通”界定了词义引申研究的术语：“有义无字，借它字以通之曰借。”“又从所假之义更借而它用曰转”。他们认为，“借”“转”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接引申、间接引申；而“通”，也是引申，不过是指由具体义引申出抽象义，由特殊义引申为一般义。

船山对字（词）义引申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对字（词）义引申的理据的分析，即分析本义隐含的意义特征，揭示引申的性质和方向，从而沟通了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二是注意对字（词）义引申规律的把握。三是联系字（词）义所蕴含的文化背景、民俗知识来解说字义的引申⁽¹⁷⁴⁾

方平权也认为《说文广义》在词义的理据分析方面有一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一是扣住本义说引申义，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扣住本义分析词义演变的理据时，提出了词义引申的一种类型，这就是词义由“体”到“用”的引申。王船山首次把“体用”这对哲学范畴引人对汉语词义演变的分析。在词义范围内说，体即名词，用即动词、形容词。对于词义之间体用关系的认识，是《说文广义》在汉语词义理论上的贡献⁽¹⁷⁵⁾

总之，王船山的《说文广义》作为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论述汉字的假借、虚字的作用和演变、多音字的读音、词义引申等方面，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成果。如何正确认识王船山在清代语言学史上的贡献，确立其应有的地位，还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探讨。

（五）叶音说：

叶音也称叶韵，叶句。“叶”也作“协”。指以改读字音的（错误）方式，来读诗经、楚辞等先秦的韵文，叶音这个称呼由朱熹提出。南北朝以后的人读周秦两汉韵文感到不押韵，就临时改变其中一个或几个押韵字的读音，使韵脚和谐。这是由于不懂古今语音不同所致。⁽¹⁷⁶⁾

张民权说，王船山《诗经叶韵辨》是一篇比较重要的古音学论文，其主旨是阐明古今音不同，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能以古律今，反对《诗经》叶韵说。王船山在对古今音关系的认识上，有个鲜明的观点，即古今音不同，不能以沈约之韵规矩《诗经》之音。作者站在古今音不同的立场上，从古音韵“通博”的原则出发，反对人们用今音去叶读《诗经》。认为叶读之结果，“徒令读之者顺以得音，且令听之者不知何谓。强成周之诗人，受沈约之科禁”，从而人为地破坏了《诗经》原有的和谐美。王船山旗帜鲜明地反对叶韵说，力主古本音之说，在当时还是有见地的，对清代古音学研究的风气转变，起到了呐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¹⁷⁷⁾

（六）声律说：学者们在研究王船山诗学时，对其声律观进行了总结。

声律说，是关于诗歌创作中声调音律的理论。南朝齐时沈约、周等人创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四声的确立和运用，二是讲究病犯。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永明声律说”。“永明声律说”的中心问题，即四声八病。声律说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自己特殊的格律，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为历代学者所争议。在诗歌的韵律方面，王船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王船山视声韵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重视声韵对形成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其特殊作用，但并不同于拘守格律，专在声调音节上下工夫的形式主义者。他强调“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反对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批评情感内容贫乏、徒有声腔空架的诗作。另一方面，船山对格律诗过于严格的四声要求或稍作简化的平仄律，颇为轻视，他对那种过于严格、呆板的格律诗很不以为然。船山不以之为最高的诗学标准，甚至不以之为基本的音律准绳；船山重视的是诗的“穆耳协心”，船山称之为诗歌音律的真正要义。船山几乎比较彻底地否定了“四声”、“八病”说，甚至否定近体诗格律的合理性，而推崇近体诗以前的古诗或由古诗向格律诗过渡时期的“晋宋之诗”。这个诗学观点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家当中是极为罕见的。中国诗歌发展的现代走向（中国现代新体自由诗终于取代了格律诗）说明了船山的观点是有远见卓识的。⁽¹⁷⁸⁾

三、经济学思想研究术语

王船山的经济思想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由于时代的局限，王船山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的经济学说，他只是在读史札记一类著作中阐发了自己的经济思想。有关其经济学思想研究的术语有：

1．社会经济史论，土地思想。

李守庸指出，王船山提出大胆而近乎实际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三大历史阶段的见解：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阶段，夏商周或唐虞夏商周（三代为一大段，逐渐发展了定居的农业经营；国小君多，社会混乱，人民痛苦；文化教育、道德伦理等体现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些范畴出现并有所发展），这之前（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野蛮社会）和之后（“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郡县之制”的历史）各为一大段。⁽¹⁷⁹⁾

曾坤生进一步概括为社会经济史论，并指出王船山的社会经济史论集社会进化观同“贞一之理”、离合治乱说于一体。主要内容如下：

王船山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前进的过程，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指出：“太昊（即伏羲）以上，其犹禽兽乎，”“轩猿（即黄帝）以前，其犹类狄乎”，唐虞夏商部落酋长时代，“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国小君多，暴君横取，……吸其部民，使鹊面鸿形，衣百结而食草木；三代以后，周初分封诸侯，文明社会才开始，周代封建制的特点是“诸侯私其土，私其人”；从秦汉开始到他所处的时代，都属同一类型的社会，“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

王船山还认识到各个不同的地域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他说：“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磨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有的地域已经进入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有的地域却仍处于类人猿时代。这都比以前的思想家前进了一大步。

王船山从上述社会经济历史进化论出发，以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尺度来衡量社会经济制度的好坏，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思想，肯定历史是一个前进的过程，这无疑是其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值得称道的应用。

但是，与这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并存的，还有他的另一种有害的唯心观。他认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着“贞一之理”，且万古不变。他非常强调历史的离合治乱和衰亡迭易，认为历史就是“治乱循环”。虽然他也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可变，可革，可继”，但只能在“度其可行，无大损于上而可以益下、无过求于精微而特去肠荟之凶，民亦易从，亦易见德”的条件下求得改善。因此，王船山反对别人泥古非今，自己却留念远古帝王“垂衣裳而天下治”，向往三代的圣德武功，伤叹“自汉以来，治之不古”。这就决定了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不能像他的哲学思想那样，集前人思想精华之大成，而是充满了进步与保守，创新与守旧的矛盾。⁽¹⁸⁰⁾

2．土地思想

李守庸指出，王船山在土地问题上的根本主张就是建立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并对中国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井田制问题作了独特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土地民有论具有一定的近代特色和进步因素；探讨土地兼并的起源、发展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从改良赋役政策的角度提出抑制兼并的具体主张；主张保护、发展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但对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并不抱坚决的否定态度。其土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客观上也符合小土地所有者特别是自耕农民的愿望，但不宜评价过高。⁽¹⁸¹⁾

曾坤生进一步阐发了王船山与“王土私有”决裂的土地思想。

首先，他提出了土地并非王者私有的思想。“主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他指出、古代社会由游牧过渡到农业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田无定主”，是土地公有制；三代以后，为了免使人们择肥弃膺，便放统治者榨取赋税，才由国家“画井分疆”，土地原则上属于王家，而为农民所受用，及至汉以后，“世业相因”，开始进入土地私有制时期。因此，“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有其力者治其地，……不待王者之授之。王船山的这些观点，大胆地冲破了土地为王者所授思想的束缚，他主张的“有力者治其地”实则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其次，他认为土地私有制是永恒的合理的经济制度。为此，王船山坚决否定古代存在“归田授田”一事。他不仅以古代一夫若干亩的井田制为国家课税标准说反对“归田授田”的土地制度说，而且还以“生死盈缩固有恒数”的观点引申出常更换土地，会使人们对固定财产的经营“无固志”，和不事改善地使用土地，会使土地日渐“晓膺”等问题，证明古代之“归田授田”不可能和土地私有才是永恒的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三，他根本否认上地有平均分配的可能。王船山反对“均田”、“限田”，认为秦以后的社会是以智力与才能争胜的社会。“降及于秦，封建废而贵富攫于一人．其擅之也，以瞥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乡而擅一乡．莫之教而心自生，习自成”。既然人的智、愚、强、弱不同，就必然决定了财富占有的差别。因此，他虽然称赞古代的井田制，但是并不承认“井田”和“限田”。⁽¹⁸²⁾

3．财富观：重农抑商

李守庸指出，王船山对商人的看法，有充分肯定商人作用的一面，体现在“大贾富民，国之司命”，“惩墨隶，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两个著名命题中。通过与柳宗元、叶适的观点相比较，揭示命题的新意。柳宗元、叶适都是用地主阶级的眼光，单纯强调地主阶级对农民或其他穷人的“作用”，而王船山所强调的，除高利贷方面的作用叶适有所涉及外，商人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则是二人没有接触到的。同时又有鄙视、贱视甚至敌视的一面。把商人看作“戕民者”⁽¹⁸³⁾。

曾坤生则概括为重农贵粟与“农末相资”的财富观：王船山把工矿山泽产品及海外贸易都看做是生产财富的源泉，特别是他把商业也看做是生产财富的源泉，力主“农末相资”，这就为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出了理论依据。

将财富的生产归之于是农民劳动力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王船山财富观中的重要内容。在《读通鉴论》中。王船山明确指出：财富是“地之力，民之劳，男耕女织之所有，弹力以营之，积日以成之”，“贡者。非贡其地之产，贡其人力之所获也”“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相劝其民以务不而逐其生者，莫重于农。”虽然他仍然是重农贵粟，但不难看出，王船山的重农观已经与以往思想家的重农抑商观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了资本主义范畴的意识，只是还带着封建主义的外观。⁽¹⁸⁴⁾

4．货币与价格：

李守庸指出，王船山将货币的作用提到“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这样的高度，在他以前以至同时期的思想家中，均属罕见。第一，从“天下交相灌输”或“通天下以相灌输”的角度，也就是将中国看做一个统一市场的角度，认识到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货币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第二，在一种朴素的形态下，将货币和商品看做是对立的两极。第三，强调“钱法”，即货币制度的重要性。（2）论价格王船山对于商品的价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朴素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已模糊地接触到价值概念的边缘，但不能认为王船山已具有劳动价值观点。当然，其商品货币思想除了一些具有近代特色的进步观点外，还有不少相当保守的观点。突出反映在对商人的鄙视、贱视和反对用银尤其反对用纸币的见解上。⁽¹⁸⁵⁾

曾坤生则认为王船山的货币观和价格观值得称道。第一，他较前人从更多的方面考虑了货币材料的优点，即“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第二、他有比较明确的格莱辛姆（Gresharn：1aw）定律的观点。他说：“恶钱充斥，则官铸不行，人情趋轻而厌重，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一恶钱不行则国钱重”，劣币驱除良币的情景，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解决恶钱充斥的方法，他极力推崇宋开元宰相宋班巢粟十万石掉换民间恶钱送少府销毁的行动，认为这样既可使人民少受损失，又表示了国家禁绝恶钱之决心。第三，他认为，“钱多则货日流”，钱多谷物商品便多，这是货币数量论的观点。第四、他很强调货币的作用。“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司也”，如果没有货币流通，则工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果，将委积于无用，造成人民的贫困。第五，他反对私人铸钱。他认为要保持国家的统一，防止内乱，必须限制豪强经济势力，把铸钱、采矿等财经大权集中于中央。

王船山的价格思想中最可贵的是，他已经认识到市场价格的客观作用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所能左右的。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集，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多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禁之，不如勿禁也。”物价贵时不能使之贱，物价贱时不能使之贵，唯有坚持市场价格的自由波动为好。这说明王船山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支配的。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这种思想既是王船山思想中的可贵之处，也是有利于新兴市民阶级的。⁽¹⁸⁶⁾

从以上经济学术语所反映的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来看，其积极进步的部分，主要是那些具有近代特色的观点，反映在他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品流通和货币的作用，以及商人在流通商品货币中的社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取肯定态度。他论证土地民有，设想保护和发展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并提出了某些有利于实现这种理想的赋役政策主张；他强调财利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批判反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理欲一致，承认满足人民欲望的正当性。此外他从历史上人们的经济生活不断进化的角度，论证社会的发展，坚持社会进步，反对社会倒退，也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他的经济思想也有维护旧生产方式的保守的观点，只能认为王船山是17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地主阶级中较具有远见的、进步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