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船山历史学思想研究关键术语：唯物史观、唯心史观、理势、天命、时几等

一、反映王船山史学评价的术语及文献：人类史观，唯物史观，唯心史观，矛盾的历史观

徐泰来认为：王船山的历史观在当时中国的思想史上是最高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它是远远高于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历史观，而又远远不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它所不及之处在于：王船山把唯物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某些直观性；他没有马克思那种“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明确认识；他没有建立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他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理”、“气”、“神”、“鬼”、“道”、“器”等等，而没有很好地加以改造，他的历史观中也还不可避免地残留着一些唯心史观的杂质。其历史观是唯物的，但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¹⁴⁵⁾

黄明同、周穗明对某些同志把王船山的唯物史观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雏形并不赞成，因为唯物史观的根本标志是两个划分、两个归结和一个概括，即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出经济领域，从一切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把社会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而船山史观并不具备这些根本的标志。论者还认为，王船山用气去解释万物社会，并不等于置历史于物质基础之上，王船山的土地、生产问题并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王船山也不懂得社会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够不上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¹⁴⁶⁾。

李锦全考察了王船山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发展中的矛盾。由于王船山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突破封建制度的藩篱，因而他所谓“更新而趋时”，说要“推故而别致其新”，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实际上是无法进入“新”社会的。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观中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他可以认识到郡县制必然代替封建制，却无法推衍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封建社会。因此他所谓理势合一的历史发展观，虽然抽象承认社会发展有它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还是相信“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在如何处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也就是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关系问题上，王船山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这是由于他在自然观上是个唯物论者，在历史观上是个进化论者，所以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是比较尊重的，但是他也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心和主观意念的作用，并且在心理关系上失足了，过于夸大心的作用，就会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变成主观任意性。这是王船山在历史观上所以会出现矛盾的认识论根源。另外，他还有阶级性方面的局限。在是人民群众还是英雄圣人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上，他终于承认后者而不是前者。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王船山对人是重视的，也有重民思想，但对劳动者却采取轻蔑的态度。这就是王船山在历史观中所难以解决的矛盾，也是使他最终不能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原因。⁽¹⁴⁷⁾

萧平汉在《王船山史学思想的矛盾性》一文中认为船山的史学观带有极大的矛盾性，既认识到社会在发展变化，甚至发生质变，但一方面却又否定质变、反对剧变，他的历史观除进化论外，又有循环；既讲理势，也讲天命；既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情劳动人民，但他的重点却是怎样防民治民，看不起劳动人民；他是英雄创造历史论者。既有有神论也有无神论观点。讲经世致用，更强调隆礼崇经，对待传统既有反传统的一面，也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总之，史学观是矛盾的。⁽¹⁴⁸⁾

萧?父、许苏民指出：我国古代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一般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看作同一气化过程。王船山在承认此前提下，更多地注意到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和分化出来以后的“类特性”，认为人的类特性与“草木禽兽”有着“壁立万仞”的界限。由此，区别于自然史观而展示了把人类的存在作为单独考察对象的人类史观。作者认为王船山的史学思想是“依人建极”。以此为生发点，他深刻阐明了人类从“植立之兽”到“文之已备”、从“既愚且暴”的上古三代到“文教之薮”的汉唐宋明之发展演变的历史进化过程，并且深入探讨了进化与兴亡治乱，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道与器、理与势、天与人、“贞一之理”与“相乘之几”的关系问题，提出并阐发了“时异而道不同”、“道因时而万殊”、“于势之必然处见理”、“即民以见天”等一系列深刻命题及与此相关的系统理论从而把中国史学思想的水平推进到一个超越前人的新高度。⁽¹⁴⁹⁾

冯天瑜则说，夫之的历史观具有进化论的色彩，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古代社会是由野蛮逐渐进化到文明，而且他试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王船山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叫“理”，提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规律，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是不可抗拒的。他还认识到历史是历史人物的活动形成的。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不由历史人物的意志所决定。他认为，历代封建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是天通过农民起义的人物，体现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他所说的“天”，不是唯心主义所说的具有人格的“天”，而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即“势”和“理”的统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是偶然的，这里含有历史唯物论的萌芽。这些思想是王船山对柳宗元重“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甚至认识到人的主观动机之后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动力，但是，他不能从历史的本身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归结为“天”的力量，因而，他仍然没有接触到社会历史的本质，最终还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之中。⁽¹⁵⁰⁾(www.daowen.com)

范阳认为王船山的历史观范畴庞杂，且概念规定性有变化和杂有唯心主义和神秘化的倾向。王船山历史观的新因素表现在：（1）比前辈唯物论哲学家更为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2）比前辈哲学家更具体地论证了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3）船山比较详尽地论述了人的自然生理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甚至提到“天”、“理”（客观规律）的高度，反对“离人而言天”、“绝欲以为理”的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范阳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性，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哲学斗争总是和社会上的政治、伦理斗争结合在一起，促使哲学家们逐步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某些唯物主义见解，这个优良传统延续到王船山时代，由他总其成而显得特别丰富，形成一个既有许多唯物主义新见解、新因素，又包含唯心主义杂质的历史观的范畴体系。⁽¹⁵¹⁾

二、王船山史学思想中的主要术语：理势，天道，时几

人们在论及王船山史学思想时，涉及最多的就是“理势”、“时几”，“理势相成”成为他史学思想的关键术语。

萧?父指出王船山的史学观是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论及“理、势”，“时、几”“常变”等范畴。在王船山的人类史观中，“势”范畴标志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必然趋势，近于“现实的”或“现实性”；“理”范畴标志历史必然趋势中所表现的规律性，近于“合理的”或“合理性”。他认为，现实的历史过程，其“势之必然”就表现了“理之当然”，即使是“势之偶然”也表现了某种“理之固然”。王船山所讲的“时”多与“势”相联系，主要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转折变动的时机、时势、时代脉搏；他讲的“几”，则多与“理”相联系，主要指历史发展规律中屈伸消长的契几、比较隐微的征兆、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两者可以互通。关于“相反而固会其通”。通过对人类社会中“异”与“同”、“反者”与“不反者”的辩证分析，王船山承认了社会矛盾运动中差异的同一、对立的同一，并强调了从差异、对立中把握同一。“常变”范畴在王船山哲学中亦有多重含义，在历史观中主要标志社会矛盾运动的常态与变态以及社会制度演化中的常住性和变化性。⁽¹⁵²⁾

范阳认为王船山的历史观范畴庞杂，大体从“理”“势”开始，上溯“天”“道”，下连“时”“几”，以及联系其他范畴组成其体系。脉络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一理出发，引导出它的必然规律—一势，理势合一成为他观察历史的方法，王船山把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看成一个客观过程，即天。有自己的规律即道，把握“时”（历史的具体条件）和“几”（历史事变的转折点），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张岱年指出，王船山的历史观是最丰富的，而理势说尤为深刻，“势”指变化发展的趋向，“理”既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又指人类的道德准则。王船山的理势观是“理成势”、“势成理”，理势统一。有些势符合理之当然，有些则不符合，表现为必然之理，这是王船山历史观中的精粹。“势因理成”“在势之处必见理”表明王船山肯定历史有其客观规律，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¹⁵³⁾

综合已有的文献，我们对他在在历史观方面提出了“理势相成”论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王船山所谓“理”，基本上有两种含义：第一，“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即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第二，“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即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这实际上就涉及天道与人道、必然与应然、自然规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符合天道、自然规律的事物及其发展趋势，却不合乎人道或伦理道德，这在人类已有历史发展中屡见不鲜。他肯定理势相成，提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强调“理势”即是“理之势”。理与势有相成的统一关系。“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