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船山学术研究关键术语的马克思主义化

本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关键术语的特点有：

一、范围集中：从第一节列举的关键术语来看，本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关键术语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王船山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领域，如“旧唯物主义、无神论、爱国主义、封建地主思想”等；也有文学领域的一些术语，如诗学中的“意”与“势”、“兴观群怨”等，但所占数量很少，远远不及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术语。

二、术语的政治化色彩浓厚。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影响巨大。王船山被定性为了“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代表，而且一改前期“理学大家”、“新儒学代表”的面貌，被冠以“法家”称号而得以热捧后，又被正名，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本时期关键术语“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化色彩尤为浓厚。

阶级：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团。就阶级的实质而言，它是个经济范畴。在中国和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

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是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的新传统。他们的研究证明，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和史学的新学派。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他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被一再地简单化和扩大化，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阶级矛盾”。毛泽东在60年代甚至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至于现在人们一听说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分”。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淡化阶级斗争的提法。⁽⁴⁷⁾

封建：中国古来即用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的，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标准，指由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份额，以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是这一制度的特征，农民和地主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成员，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社会矛盾。这种政治化色彩极强的含义，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也与“封建”的世界通用义相悖。因而既有碍于阅读古籍、理解古事，也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不便，在大陆学者同台港澳学者对话或互阅文章时，也常为对“封建”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而徒生误会。⁽⁴⁸⁾(www.daowen.com)

地主：东方学说中古代未有这个称呼，近代引进这个称呼后，泛指具备相对多的土地作为资本的人。相对的概念十分宽泛，但多数地方以聚集地为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论定秦以后社会的封建性质的同时，力图揭示这一封建社会的特点和类型，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封建地主制”的理论。

三、从关键术语的来源看，大量西学术语和传统术语并存，还借用了佛学术语。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启蒙思想、进化论等名词被极力推介，“物质”涵盖了“气”、“有、无”、“太极”、“实有”等诸多术语的意义却又有所差别；而“质变、否定之否定”也大量使用，将王夫之的“变”“变化日新”套用“质变”和“量变”原理来阐释；认识论上，用“主观”对应于“能”，“客观”对应于“所”等。此外还把王船山的知行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联系在一起进行阐释等。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主，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在欧洲，选用的自然都是西学术语；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佛学术语开始被重视，也进入到王船山思想的术语研究中来。如“现量”、“能所”等成为本时期王船山认识论的关键术语。

四、新术语数量增加，分类细化，体系性更强。本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方面出现了大量新术语，如物质、量变、质变、主观、客观、否定之否定等等，又分门别类地归入本体论术语、辩证法术语和认识论术语，说明其内部分科更为细化，这也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影响的结果。

五、术语呈现二元对立性：例如王船山哲学政治思想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无神论还是泛神论；是保守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还是进步的改良主义；是落后的地主阶级思想还是进步的启蒙思想家；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是倒退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这些相对立的术语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观点。

六、王船山研究关键术语的马克思主义化。

在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哲学。不过，自它走入中国之时就具有特殊的“身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30年中，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独立的西方哲学思潮与自由主义和儒学处于互动状态之中。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著文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批判》等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来，《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也先后被译介传入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形态——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在译介传入的过程中，与自由主义和儒学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争。无论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抑或在“科玄论战”中，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都以强势的面目出现。这种情况，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思想。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并最终“开花结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自然而然地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的特殊影响作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的译介传入来讲，其中最为重要的术语应是“物质”与“意识”、“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1949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哲学著作或论文当中，上述三对术语以“哲学基本问题”和“两个对子”的身份成为贯穿并指导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线索。具体情况是，在这期间，学界依着“哲学基本问题”和“两个对子”对以前的中国哲学史进行了“重写”。在“重写”的体系中，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进入了中国哲学，除了上述三对术语之外，还包括“世界观”、“方法论”、“第一性”、“第二性”、“阶级”、“进步”和“反动”等。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术语的这种影响既有纯粹学术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有当时极“左”思想的政治成分，使得中国哲学本有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脉络遭遇“肢解”。不过，作为一个时代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术语的形成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是不可无视的。⁽⁴⁹⁾

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管是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定性也好，还是王船山哲学、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好，关键术语大多被马克思主义化，尤其是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最深。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王船山哲学、政治思想研究的指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许多术语被用于王船山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定性上，成为这一时期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关键术语。如“唯物主义、物质、运动、变化、量变和质变，动、静、否定之否定”等。围绕着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定性问题，学者们将其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比较，使用了“唯物论、无神论、爱国主义、启蒙思想家”等术语，引进了唯物论、辩证法中“物质、运动、量变和质变、否定之否定”等术语，阶级分析也成为王船山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其思想被定性为封建地主思想。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学术界人们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导致了本时期的关键术语马克思主义化的显著特点，当然这与当时的大政治背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