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船山学术研究综述

一、王船山（王夫之）生平和著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中国明末清初启蒙学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卖翁、壶子、一壶道人等。晚年隐居衡阳蒸水的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等，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生活的年代，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以批判宋明道学为共同倾向的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他出生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教养。青年时代，他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1643年，张献忠农民军攻克武昌，进驻衡阳，曾邀他参加农民政权，他佯装伤病拒绝了。清军入关后，他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1647年，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均于仓皇逃难中蒙难。次年，他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败奔南明，因而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后被永历政权任为行人司行人。为弹劾权奸，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始得脱险。逃归湖南，隐伏耶姜山。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又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终于未去。从此，隐伏湘南一带，过了3年流亡生活。曾变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这10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写出《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哲学著作，还写成《黄书》这部政论著作。后半生，他退隐荒僻的石船山麓，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51岁时他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反映出他的学风和志趣。71岁时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表白他的政治抱负和学风。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

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¹⁾

二、船山学术研究的历史分期

关于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分期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综合诸位先贤的研究，我们认为，王船山学术研究分为六个大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初期：清康熙三十一年至清嘉庆末年（1692－1820）的船山学术研究。由康熙到嘉庆是清朝的兴盛时期，而此时期正是清代考据盛行的时代，人们主要注意王船山学术中与考据相关的东西。但从社会的需要来看，清朝统治日趋稳定后，就需要表彰遗贤宿学，学问与人品均在其褒扬之列。当然，人品尤其是作为道学人物更为当局或时人看重。

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二期：从清道光初年至清光绪中期（1820－1892）的船山学术研究。其间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清朝由盛而衰，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今文经学的兴起和理学的复振以及洋务思潮都对船山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只就学术渊源来看，清代今文经学与船山学术没有太多的联系，庄存与、龚自珍均未言及船山，只有魏源对船山著述略有所窥。不过我们要注意，今文经学以“经世”为其要务，这在某一方面为同样重视“经世”的船山学术思想的出世制造了气氛。其时，与船山学术思想传播关系最大的还是理学的复振，理学大师唐鉴在其《国朝学案》中特意列出船山学案，唐鉴对当时权臣也是思想界的领袖曾国藩影响甚大。曾国藩欲调和汉宋，实际上还是更重宋学，因而对船山重“仁礼”的思想特别肯定。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曾国藩在实际政治生涯中体会到中西技术上的差距，因而也是较早倡导洋务的人，虽然此时他并未如张之洞那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实际上确是重传统思想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更准确地说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他重视船山、提倡船山之学也在这一点上。

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三期：从清光绪中期至中华民国成立时期的船山研究（1892－1911）。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船山学术思想传播和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从学术思潮来看，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今文经学的影响，不过这种今文经学已与前此的今文经学有了较大的区别。一是加进许多西方的思想；二是它的政治色彩特浓，所谓变法维新，完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王船山的救亡图存的经世思想，所谓民权思想，所谓科学思想均有所揭示，所用之方法是中西结合，将船山的某些思想比附为西方的某类思想。这种做法，又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辛亥革命志士们所继承，他们对船山的民族思想不遗余力进行宣传。

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四期：中华民国时期的船山研究（1912－1949）。这是船山学术思想探讨初步进入学术研究的时期。在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中，人们主要是政治上利用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并没有真正从学术方面认真研究。民国成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船山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仍是人们研究的主要武器，另一方面，还有人用传统的方法倡导和习学船山学术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有不少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船山。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并没有带来学术思想的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真正初步确定中国现代意识，才真正第一次对中国传统思想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算。很有意思的是，船山学术思想在这场运动中是处于一种奇怪的位置，既不是作为旧道德、旧思想的代表被打倒，又不是具有某种新质的东西被提倡。在当时运动主将的理论中和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是看不到王船山的位置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那么革命之后是一场建设运动，在这场建设运动中船山学术思想却不似在革命中那样被冷落，有许多学者将其作为建设新理论的材料进行研究。这就是20世纪民国时期新理论建设中船山研究的重新被注意。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俄国十月革命后，对于仍处在落后与贫穷、屈辱之中生活的许多中国人来说，除了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外，接受并热烈欢迎能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不错而且是必然的选择。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然后在学术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也应运而生了。(www.daowen.com)

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新时期开始时期的船山研究（1949－1978）。这是船山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而又遇上挫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山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学术思潮方面来看，这是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的全面的研究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此时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船山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船山思想是否具有启蒙性，船山的历史观如何，船山民族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如何。这些问题应该说不只是船山学术研究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从社会的需要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因而船山研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方针指导下，成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了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一种学术研究，政治方面出现偏差，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王船山学术研究当然也就遇上了挫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是巨大的，一方面对船山哲学、船山史学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在研究中注意对船山原著的校注、出版和研读，也是值得肯定的。

王船山学术研究的第六期：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船山研究（1978－2008）。这是船山研究全方位的、开放的、多元的、以纯学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时期。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对船山的研究不是局限在哲学、历史、文学等狭窄的范围，而是扩展到十多个学科门类。所谓开放的，指祖国大陆的船山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大陆范围，而是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互动。大陆学界与港台学界进行交流，大陆学界与世界各国学术进行交流。所谓多元的，是指研究方法不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种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主兼用其他多种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所谓以纯学术研究为主，是指船山研究不是政治的附庸，更不是某一种政策的工具，它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而研究的方式主要是学术性的。⁽²⁾

我们将沿着这六个时期的历史脉络，梳理各个时期船山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术语，试图探寻各时期的研究风貌。

三、王船山学术思想之历史命运

船山学术思想的历史命运可谓曲折多变。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及其兴衰变化研究，我们认为：船山学术思想的历史命运与其他学术大家相比，十分特殊，大体上呈现了先抑后扬、借历史机缘而兴的态势。

船山在世时，隐居山野，著述虽多，却大都湮没无闻。除一些至友、弟子、亲属知道他勤于著述外，他的著作并没有产生直接或巨大的影响。原因主要在于清初统治者思想钳制甚严，船山作为前明遗民，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其著述虽多，但几乎没有多少刊刻。鼎革之际，士人奔走流窜，无法如和平时期那样互通声气，切磋琢磨，士议民论喑塞，没有为船山思想的传播创造条件。船山后人（主要是船山次子王?）、官修《四库全书》以及私人出版（如嘉庆时衡阳翰林马倚元汇江书室刻本）虽然收有部分船山著作，但一则刊本不全，二则发行地域不广，三则文字狱仍很严酷，四则当时学风重汉学考据，而汉学并非船山最擅长，故从康熙经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之际，船山的影响仍可称寥寥。

清朝统治日趋稳定后，就需要表彰遗贤宿学，学问与人品均在其褒扬之列。人品尤其是作为道学人物更为当局或时人看重。王船山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称之为“旷代之师，南国儒林第一人”，这使得较系统地出版船山著作、较深入地研究船山思想成为可能。道光二十二年刻印的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虽然只收经部著述18种，但发凡起例，始创模式，较以前各刻本已初具规模化出版的架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卷首邓显鹤所撰《船山著述目录》列入的书目几将船山著作收罗无遗。到同治四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促成的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收入船山著作凡62种，虽有文字上的窜改，但“校勘精善，尤足矜式”，这一刻本的官方背景使船山著述可以堂而皇之地走上一般士人案头。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村塾师、竖儒”等，反映出人们对船山先生的不同评价。

清末民初，借由民族主义思潮（排满）兴起、西学参照与冲击、专门研究机构成立（船山书院、船山学社相继成立、《船山学报》刊行）的促进，船山研究蔚为壮观。王船山作为民族主义者（如章太炎等就这样认为）的先驱而备受革命者们的广泛推崇，其民族思想成为当时歌颂的主调。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究竟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还是狭隘的大汉族种族主义呢？彼时并无定论。

20世纪30年代后，大陆学界的船山研究一波三折，王船山被学术界定格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如侯外庐、冯友兰、任继愈、冯契等作如是观）和启蒙思想家（如萧?父、许苏民等持此见）。还有人认为，王船山是新儒学的代表（如熊十力等）。王船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戴上了诸多耀眼的光环，王船山研究也由星星之火发展为一代显学。其间，与诸多大师唱反调的是蔡尚思先生，义正辞严地将王船山痛斥为“封建社会的陋儒”。⁽³⁾

从湮没无闻到独树一帜，从“村塾师、竖儒”到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启蒙思想家、新儒学代表，正是由于船山学术研究的命运与社会时局、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者们对王船山学术内容的关注也各有侧重，在各个时期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关键术语的变化亦十分明显，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