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源》十四卷，收录“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沈德潜自序），计古诗七百馀首。其中古逸一卷，汉诗三卷，魏诗二卷，晋诗三卷，南朝宋诗二卷，齐、梁、陈以及北朝、隋诗共三卷，为“唐诗之发源”（同上），故名《古诗源》。因其选目精当，选量适中，且有出之心会、简明而能中肯綮的评注，与同类选本较，其最为流行，深受读者的喜爱。

沈德潜（1673—1769），字確士，后更字归愚（或以为号，实误），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自迁长洲始祖沈寿，至沈德潜之父沈锺彦，历十又二世，而所取得的最高功名，不过贡生、廪贡生而已。举其近世，则祖父沈钦圻为秀才；父沈锺彦无功名，坐馆为生，可谓地道的寒素读书之家。

清朝康熙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褚氏生德潜。周岁日，祖父沈钦圻购图章二方：一“沈潜之印”，一“玉堂学士”，以卜爱孙之志。德潜抓取前印，于是“潜”字之前增一“德”字，遂名德潜。

据沈德潜自订《年谱》⁽¹⁾，其“五岁初识字，先祖教以平上去入之声，及一切谐声、会意、转注”；“六岁初读书，先祖问以平上去入，及某平声下有入，某平声下无入，一一应对。又问何以无入，曰：去声下不能有声也。先祖曰：是儿他日可成诗人。赐五言一律”。祖父的诗学启蒙，为日后沈德潜的喜好做诗，并最终以诗名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在家设帐授徒的父亲受托为人理家，而他留下的塾师空缺，则由年方十一虚龄的儿子沈德潜顶替。此为沈德潜教书之始。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母亲去世。父亲为人理家，早出晚归。年仅十四岁的沈德潜，“与幼妹二人衣食不周，伶仃万状”，“眼泪中度日”⁽²⁾。

康熙二十七年，沈德潜因读《孙子》、《吴子》、《尉缭子》，作古文《战守论》、《乐毅论》。沈锺彦察觉出儿子正偏离八股举业之路，意识到八股教育的紧迫，于是聘同县人施灿为师，来家设帐，专教德潜八股文章。约有二年，因家贫，辞去施灿。德潜再就读宋家私塾，师从同县蒋济选，继续攻读八股制艺。本年应县、府试，次年应长、吴二县院试，未中。康熙三十三年，县、府、院三试通过，成秀才。三十四年八月，赴省试，此沈德潜应举人考试之始。其后，沈德潜累次应试，均铩羽败北。直到乾隆三年六十六岁，始以第二名考中举人。

乾隆四年，沈德潜赴京会试。二月应春官试，中第六十五名。殿试二甲第八，因大司寇尹继善与大学士张文和揄扬提携，选入一等内。点庶吉士，得与馆选。乾隆七年散馆，弘历帝亲临考试，见德潜老迈，问其姓名籍贯，德潜以第四名留馆。轮班引见，共十人。弘历上谕：“沈德潜系老名士，命和《消夏十咏》五律。馀愿和者和。”此沈德潜与乾隆皇帝君臣唱和的开始。老名士从此吉星高照、时来运转。

乾隆八年，沈德潜七十一岁。三月御试翰詹，考二等第九名，晋左春坊左中允；五月晋翰林院侍读；六月晋左庶子掌坊；九月晋侍讲学士；十二月授日讲起居注官。所谓“一岁之中，君恩稠叠，不知何以报称”⁽³⁾，沈德潜发自肺腑地感激涕零。乾隆九年六月，沈德潜晋詹事府少詹事，钦点湖北主考；十年五月，晋詹事府詹事；十一年三月，授内阁学士，诰封曾、祖、父三代；十二年，命入上书房辅导诸皇子，授礼部侍郎；十四年，因患噎未愈，弘历帝命其归里，享林泉之乐，赐匾“诗坛耆硕”等，并叮嘱：“我五十寿时，一定来京拜祝。”又云：“有折子于巡抚处进。”二十二年，致仕闲居家中，再加礼部尚书职衔。二十七年十月，晋赠四代。三十年，加太子太傅。三十四年卒，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慤，弘历亲为制作挽诗。

沈德潜的一生，以其六十七岁取进士为分水岭：前期举业坎坷，蹉跎不遇，以坐馆授徒为生；后期出入宫廷，君臣唱和，升官晋爵，大红大紫。顾诒禄在序沈德潜自订《年谱》时云：“而论者遂谓公前否后泰，霄壤相悬，不知公六十年以前固未尝以为否，六十年以后亦未尝以为泰也。”借用顾氏的见解，我们可作如是概括：前期的人生淹蹇，成就了诗人沈德潜，他的诗学成就，主要创建于出仕之前；后期虽备受朝廷荣宠赏赐，君臣唱和不辍，为君王审改诗作，实不过文学侍弄之臣而已。

前期，研治诗学，诗歌创作，是沈德潜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常常与同道结社集会，切磋诗艺，如曾先后参与城南诗社、北郭诗社等。康熙三十七年四月，正是在友人组织的诗文会上，沈德潜结识著名诗论家叶燮。至康熙四十二年秋叶燮病逝，五年中，沈德潜得列门墙，受其熏陶，成为及门弟子。而叶门之中，如王渔洋所评，沈德潜“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⁴⁾，深得叶燮理论之嫡传。叶燮的诗论主张，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中，也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记。

康熙五十四年，沈德潜开始了他的诗学著述。《唐诗别裁集》初稿十卷，选于本年。康熙五十六年十月，由陈树滋为其刻成。乾隆二十八年重订，多作增补，卷数达二十卷，收诗一千九百馀首，以体分类，有评注，是一部在后世极负盛名的唐诗选本。

《古诗源》编选，始于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五十八年三月编选完毕，雍正三年岁末刻成。此本编选宗旨，一在探唐诗之源头，所谓：“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则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予前与树滋陈子，辑唐诗成帙，窥其盛矣。兹复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书成，得一十四卷”（《古诗源》自序）。二在以诗论世，见风雅馀响遗音，阐发诗教，所谓：“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

雍正三年岁末，开始选《明诗别裁集》。十二年八月，《明诗别裁集》选毕。是选凡十二卷，起于刘基、宋濂，讫陈子龙、张溥等，共收诗千馀首。于前后七子多所揄扬，排斥公安、竟陵。取舍定夺亦称严谨。

《说诗晬语》二卷，乃雍正九年正月，诗人读书于小白杨山古龙庵僧舍，答僧人鸣潜上人问诗之作。是书为我国诗学理论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其中论述了《诗经》讫明朝末年一些主要的作家作品，探源讨流，发其正变。其所主张的托物连类、比兴互陈、言浅情深、性情面目、襟抱学识、诗当有法等，都颇见精辟深刻，能切中诗歌的本质。

沈德潜最后一部有影响的诗学著作为《国朝诗别裁集》。此书乃乾隆十九年五月，沈德潜致仕赋闲在家数年后，着手编选。二十二年冬选毕。因为身份的变化，所接触的又是一个敏感的当朝题目，沈德潜对此选颇为谨慎。二十四年九月蒋子宣初刻告成，沈德潜认为“刻本讹字太多也”⁽⁵⁾，乃重新增订，并付交其子沈松于乾隆二十五年三月重刻。二十六年二月刻成，十一月进呈弘历。尽管战战兢兢，仍未获得皇帝的满意，谕旨云：“《国朝诗选》不应以钱谦益冠籍，又钱名世诗不应入选，慎君王诗不应称名。今已命南书房诸臣删改重付镌刻，外人自不议论汝也。”此选收录清初讫乾隆朝诗人二百七十五家，初为三十六卷，删订后剩三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沈德潜已经死去多年后，因文字狱案被牵连，“命戮其尸，将其官爵、谥衔并祭葬碑文、乡贤祠木主，一并废除”⁽⁶⁾。表面看，此事因徐述夔《一柱楼集》沈氏为其序传引发，实际上，也与《国朝诗别裁集》不无关系。今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字狱档》中“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载查毁此书原板并翻刻板，已很能说明问题。

沈德潜的诗文创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收录。

对沈德潜的诗学成就，前人多有评论，如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云：“所选有《古诗源》、唐明诗《别裁》行世，横截众流，独标心印，诚谈艺家之金丹大药也。”王豫《群雅集》云：“文慤为诸生，品端行完。论诗上溯《三百》、屈骚、汉晋三唐，下迄明代，以和平敦厚得性情之正为宗，截断众流，别裁伪体，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寂，瑶琴一鼓，瓦缶无声。”朱庭珍《筱园诗话》云：“所选诸集，今并盛行，惟《古诗源》一集，矜慎平允，可云公当，盖平生得力所自，用心良苦。”大多给予了极高评价，其中《古诗源》的地位，尤见凸显。

《古诗源》的编选，既取决于选者的编选宗旨，更受其诗学理论主张的左右，或者说竟是其诗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从《古诗源》自序、例言及其对所选作家作品的点评，大略可以总结出其选诗原则如下。

（一）追求雅正

所谓雅正，首先指诗歌的宗旨，要当中正平和。《说诗晬语》中云：“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应该说，沈德潜诗学理论的本质，不出于儒家诗教的樊篱。而诗之六艺、风雅传统、比兴寄托、温柔敦厚等，在沈德潜看来，都属于雅正的实际内涵。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之“风”，及“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雅”⁽⁷⁾，备受他的推崇赞赏。

《古诗源例言》中谈及乐府，有云：“《安世房中歌》，诗中之雅也。汉武郊祀等歌，诗中之颂也。《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诗中之国风也。”由此我们洞悉，沈德潜的补《昭明文选》未及而选录大量乐府之作，不独因“措辞叙事，乐府为长”，还在于它合乎风、雅、颂的范围规定，能承袭《诗经》之“遗意”。而歌谣之选，也在其“可以知治忽验盛衰也”。对于选篇中“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所以如此看重汉、魏诗篇，《古诗源序》中透露，是因其“去风雅未远”，合乎雅正的准则。而不收晋人《子夜歌》及齐、梁人之《读曲》等歌，在于其“雅音既远，郑、卫杂兴，君子弗尚也”（《例言》）。

在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中，沈德潜更是多次阐发了他的这些主张。其《安世房中歌》评：“郊庙歌近颂，房中歌近雅，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不肤不庸，有典有则，是西京极大文字。”评韦孟《讽谏诗》：“肃肃穆穆，汉诗中有此拙重之作，去风雅未远。后张华、二陆、潘岳辈四言，恹恹欲息矣，故悉汰之。”评辛延年《羽林郎》：“骈俪之词，归宿却极贞正，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也。”评苏伯玉妻《盘中诗》：“似歌谣，似乐府，杂乱成文，而用意忠厚，千秋绝调。”评曹植《朔风诗》：“结意和平夷愉，诗中正则。”评《圣皇篇》：“处猜嫌疑贰之际，以执法归臣下，以恩赐归君上，此立言最得体处。”评徐幹《室思》：“此托言闺人之词也。自处于厚，而望君不薄，情极深至。”评束皙《补亡诗六章》：“六章不类周雅，然清和润泽，自是有德之言。”评郭璞《游仙诗》：“《游仙诗》本有托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评陶渊明《归鸟四章》：“他人学《三百篇》，痴而重，与风雅日远；此不学《三百篇》，清而腴，与风雅日近。”赞晋人《作蚕丝》：“缠绵温厚，不同《子夜》、《读曲》等歌。”评隋炀帝：“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二）注重襟怀抱负

《说诗晬语》中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这里讲出了胸襟怀抱、气度修养对于创作诗歌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选诗论诗中，沈德潜也每每以此为标尺，评定诗人诗作的高下。具体评论，见诸《古诗源》中，如说曹植：“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苏、李以下故推大家，仲宣、公幹，乌可执金鼓而抗颜行也！”评阮籍：“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为阮公之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又评：“其原自《离骚》来。”评左思：“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评陶潜：“渊明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有不独步千古者耶？”又评：“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评其《饮酒·结庐在人境》：“胸有元气，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之。”评谢朓：“玄晖灵心绣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

（三）推崇至性真情

刘勰《文心雕龙·明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说诗晬语》中云：“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忼慨吐臆，或沉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办风华，枵然无有。”这里谈到，诗歌创作应当有感而发，出自至性真情，不作无病呻吟。“舍至情无以成诗”⁽⁸⁾，真情至性之于诗歌，是生命，也是灵魂。性情的有无，成为沈德潜《古诗源》选诗的另一个标准。

以沈氏的具体评点为证，如评苏武《诗四首》：“写情款款，淡而弥悲。”评蔡琰《悲愤诗》：“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又评：“使人忘其失节，而只觉可怜，由情真，亦由情深也。”评汉乐府《有所思》：“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馀情无尽。”评汉乐府《孤儿行》：“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缀而成，乐府中有此一种笔墨。”评《古诗十九首》：“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覆低回，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评曹丕《善哉行》：“此诗客游之感，忧来无方，写忧剧深。”评曹植《七哀诗》：“此种大抵思君之辞，绝无华饰，性情结撰。”评潘岳《悼亡诗》：“格调不高，其情自深也。”评左思《咏史八首》：“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评刘琨：“越石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读者乌得于语词间求之？”评颜延之《北使洛》：“黍离之感，行役之悲，情旨畅越。”评谢朓《金谷聚》：“别离情事，以澹澹语出之，其情自深。”评北朝《咸阳王歌》：“深情出以婉节，自能动人。一时文人诗，浅率无味，愧宫中女子多矣。”

（四）展示源流新变

沈德潜论诗，颇注重探讨诗之源流升降。其编选《古诗源》及历代诗别裁集，用心即在此点。所谓“穷本知变”（《古诗源序》），也说的是这个意思。《古诗源例言》可以视作一篇评述唐前诗歌发展的小史。在作为唐诗之源的《古诗源》中，史的眼光，着眼于发展新变，同样也是沈德潜选录诗歌的标准。

结合《古诗源》评点来看，如评《禹玉牒辞》：“竟似歌行中名语，开后人奇警一派。”评《柏梁诗》：“此七言古权舆，亦后人联句之祖也。”评李陵《与苏武诗三首》：“此五言诗之祖也。”评汉乐府《陌上桑》：“此乐府体别于古诗者在此。”评曹操：“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评曹操《龟虽寿》：“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评曹操《蒿里行》：“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评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魏人公讌，俱极平庸，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篇中代雁为词，音调悲切，异于众作，存此以备一格。”评阮籍《咏怀》：“《十九首》后，复有此种笔墨，文章一转关也。”评嵇康：“叔夜四言，时多俊语，不摹仿《三百篇》，允为晋人先声。”评傅玄《车遥遥篇》：“乐府中极聪明语，开张、王一派；然出于张、王手，语极恬熟。”评陆机：“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攻对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又评：“谢康乐诗，亦多用排，然能造意，便与潘、陆辈迥别。”又评：“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体行之，所以未能感人。”评南朝宋孝武帝：“宋人诗，日流于弱，古之终而律之始也。无鲍、谢二公，恐风雅无色。”评南平王铄《白纻曲》：“晋曲似拙，然气味极厚，此但觉其鲜秀矣。风气升降，作者不能自主。”(www.daowen.com)

作为一部名选，其价值当然取决于其所选作品的价值。换言之，正因为其所选诗作的价值，也才成就了其名选的声名。

首先，在《诗经》、《楚辞》以外，《古诗源》所录作品，比较完整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唐前诗歌发展嬗变的轨迹，比较全面充分地展现了唐前诗歌创作的具体成就。

中国诗歌，起源于上古歌谣，兴起于民间，这在今天已成为常识。《古诗源》第一卷《古逸》所收《击壤歌》、《伊耆氏腊辞》、《弹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便是产生于上古，为百姓歌吟，而经后世文人修饰后，流传下来的作品。这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最初一代创作。而先秦一批见诸正史或诸子的各色铭文韵语，以及歌谣逸诗，是对《诗经》、《楚辞》的补充丰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接近原生态的先秦诗歌创作状貌。

两汉时期，诗分文人之作与乐府诗歌两类。《古诗源》既收录了汉高祖、项羽、汉武帝、韦孟、东方朔、梁鸿、班固、张衡、蔡邕、秦嘉、辛延年等文人诗作及佚名古诗，还收录了相当篇幅的乐府民歌。名篇佳什，如《大风歌》、《垓下歌》、《秋风辞》、苏武、李陵诗、《五噫歌》、《四愁诗》、《饮马长城窟行》、《翠鸟》、《留郡赠妇诗》、《羽林郎》、《董娇娆》、《盘中诗》、《悲愤诗》、《古诗十九首》、《战城南》、《有所思》、《上邪》、《箜篌引》、《江南》、《陌上桑》、《东门行》、《孤儿行》、《猛虎行》等，无不入选，两汉诗歌的主体精华已备。

魏晋之世，诗人云集，大家辈出。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阮籍、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陶渊明，如群星璀璨；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之体、玄言诗、田园诗，诸体纷呈，多姿多彩。而三曹、阮嵇、左思、陶渊明，更是彪炳史册、影响深远的诗坛巨擘。

南北朝讫隋，由多年的动荡分裂到全国统一。就诗歌发展而言，主要集中于南方。南朝乐府民歌继续发展，《吴声歌曲》、《西曲歌》勃兴，名篇有《西洲曲》这样的绝唱产生；北朝民歌，则有千古名篇《木兰诗》问世。文人作者，南朝宋有颜延之、谢灵运、鲍照，齐有谢朓、王融，梁有萧家父子、沈约、江淹、范云、刘恽、吴均、何逊，陈有阴铿、徐陵、江总。北朝有庾信、王褒。隋有炀帝、杨素、卢思道、薛道衡。诗体则有元嘉体、齐梁体、宫体等。

诗体的演进，四言诗仍然不绝如缕，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如韦孟、曹操、嵇康等人的创作；五言诗起于西汉初，至东汉定型，《古诗十九首》是其成熟的标志，并体现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七言起于传说中的《柏梁诗》，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也用七言，鲍照《代白纻舞歌辞四首》、《拟行路难》集中使用，至南朝梁，已在文人创作中大量出现。而永明声律，则开近体诗之先河。

重视探源溯流的沈德潜，在其《古诗源》编选中，以史家的眼光，通过所选作品，给我们展示了诗歌发展递嬗史的脉络轨迹。

其次，《古诗源》所选作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风云变幻，记录了社会风尚的变迁，是读者了解历史胎变，认识时代发展的形象史料。

《击壤歌》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真实记录了先民们原始简朴，没有剥削压迫，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状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弹歌》为我们展示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先民制作工具，进行狩猎的过程。“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腊辞》写的是匍匐在大自然脚下的先民们的祈祷，也是一种无奈的诅咒。这些歌谣，对我们认识上古社会，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蔡琰的《悲愤诗》，曹操的《薤露》、《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缪袭的《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战荥阳》，简直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天下战乱，军阀混战的历史写实。《古诗十九首》是乱世之中没有出路的一帮文人，其茫然困惑彷徨苦闷心态的具体表现。乐府民歌《出东门》、《孤儿行》反映了百姓生活的贫困，水深火热，或家庭伦理的沦丧；《有所思》、《上邪》或是对薄幸者的谴责，或者是深挚的爱情的呐喊。

其他作品，无论叙事写实，还是抒情议论，也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诗人的人生经历遭遇、见闻观感，记录了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在其心灵上的投影。

第三，《古诗源》集中了唐以前在《诗经》、《楚辞》以外古诗的精华，是对本阶段古诗的一次美的巡礼。

打开《古诗源》，有轻松欢快或神秘肃穆的上古歌谣，有敢爱敢恨、恩怨分明的汉乐府民歌，有沉郁苍凉、慷慨多气的建安风骨，有感伤浓郁、格古调高的《古诗十九首》，有冲淡静穆、恬静淳朴的田园诗篇，有精雕细刻、穷形尽貌的山水工笔，有清俊秀美、音调和谐的永明小诗……其锦心绣口，巧夺天工，异彩纷呈，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陶醉其中。读汉高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胜利者的得意张扬，也见出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忧患于未然。读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令人感受到英雄末路，造化弄人，以及钢铁汉子的儿女情长，对爱情的执著留恋。读李延年《歌一首》：“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渲染佳人之美臻于极致，令人倾慕。读陶渊明的田园诗，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与洗礼，令人尘滓俱去，神清气爽，忘怀得失。读谢灵运的山水之篇，感叹造化的神奇，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自然美景的婀娜多姿。

在大批美轮美奂的文人诗以外，还有乐府民歌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西洲曲》、《木兰诗》、《敕勒歌》等等，都是唐前文学史上的瑰宝，是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我们先辈对世界人类艺术宝库卓越的贡献。

《古诗源》当然有它的局限。封建老儒沈德潜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儒家诗教的束缚，在《古诗源》的编选中，也烙下了鲜明的印痕。

其一，过分追求雅正，选录了一些艺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的郊庙祭祀及朝廷讌射之歌，如《安世房中歌》、《练时日》、《朱明》、《西颢》、《玄冥》、《惟太元》、《天马》、《郊祀歌》、《商调曲》等。这些作品，不仅内容空洞，多歌功颂德；在形式上，也往往直木无文，鲜有新意创造。

其二，儒家诗教的束缚，对东晋南北朝勃兴的《子夜歌》、《读曲歌》，因其多言男女之情，冲决了封建礼教的藩篱，以诗乃“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不可悖“好色不淫之旨”，而摈弃不取，对其在诗歌史上的影响，也在所不顾。此有悖于其探源溯流的宗旨，也割裂了诗歌史的发展。

其三，在评点中，往往以儒家诗教，歪曲诗歌的本意，对读者难免造成误导。如汉乐府《东门行》，这是一首造反者的颂歌，沈评则曰：“始劝其安贫贱，继恐其触法网，糜之妇，岂在咏雄雉者下哉？”刻意歪曲，完全颠倒了人物主次。如《孔雀东南飞》，一首堪称千古绝唱的爱情悲剧，沈评却不忘强调其“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类此不乏其例，读者可自加辨析。

此外，根据目今的研究成果，旧题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皆后人拟作；梁武帝《西洲曲》，实为南朝乐府民歌；第十四卷列在隋朝的吕让诗，更为唐朝文宗时期作者等。然白璧微瑕，并不影响《古诗源》仍然称为名选。《古诗源》为唐前诗歌选本中的经典，实为不争之论。

————————————————————

(1) 清·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乾隆二十九年教忠堂刻本。

(2) 清·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

(3) 清·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

(4) 清·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

(5) 清·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

(6) 清·徐珂《清稗类抄·狱讼类》。

(7) 见《诗大序》。

(8) 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