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明代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文学家、书画家，著名山人。

说起陈继儒，很自然让人想起清代文学家蒋士铨编写的剧本《临川梦》来。该剧第二出《隐奸》，剧中人陈继儒登场念诗：“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一番夫子自道，自我画像，陈继儒给人的印象便是故作清高、矫揉造作、附庸风雅、攀附权贵。

然而，在有关陈继儒的传记文献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记载。《明史·隐逸·陈继儒》说，陈继儒“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技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校核”。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里，更具体地描述了陈继儒在晚明社会的影响：“继儒……与董玄宰、王辰玉齐名。……娄东四王公雅重仲醇，两家子弟如云，争与仲醇为友，惟恐不得当也。玄宰久居词馆，书画妙天下，推仲醇不去口。……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在这里，陈继儒又俨然一代宗师，竟然就是晚明社会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蒋士铨的剧本是文学创作，其中的陈继儒形象，也只能是文学形象的塑造，终竟不能信为史实。我们对于陈继儒其人的认识，还是要以有关的史实为依据，来做出恰切的判断与勾描。

先说陈继儒的为人，讲三个事例。

第一个例子，辞去青襟。万历六年（1578），陈继儒虚岁二十一，考取了秀才。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举人考试，铩羽而归。万历十二年，通过科考录遗，次年第二次参加乡试，再战败北。对于封建时代的应试举子来说，二十八岁正是黄金年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但是，对于经过了两次乡试失败的陈继儒，却似乎已经看穿，并痛下决心，决定要与那被当时社会读书人所孜孜以求的科举功名诀别。万历十四年，陈继儒做出了一个堪称重大的人生抉择，他在上《告衣巾呈》中郑重宣布：“例请衣襟，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于师尊，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申转。”科举时代，皓首穷经，以毕生精力去追逐功名富贵的读书人，所在皆是，而陈继儒仅仅因两次乡试失败，仅仅为一次科考录遗，还不到而立之年，便毅然弃去青襟，决绝功名，去做一个社会的另类，这不常见的行为，非同一般的举措，是需要特别的决心与非常的勇气的。

第二个例子，谢绝征辟。《明史·隐逸》载：“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直指使者行部，荐举无虚牍，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因为声名远播，在当时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名臣黄道周上疏举荐陈继儒，称与之相比自己有“七不如”；其他还有不少当朝权贵，也纷纷上书荐贤，推举陈继儒，朝廷也几次下诏，要征陈继儒进京。这对于“学优则仕”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陈继儒正可以借此一步登天，飞黄腾达，施展抱负，光宗耀祖。但是，对于这一殊荣，陈继儒“以疾辞”，一次次都委婉地谢绝了。如果说辞去青襟是怕屡战屡败，那么，辞去这到手的功名，却显然非高人所不能做到。

第三个例子，解民于水火。在陈继儒的尺牍里，有多篇是专谈江南大水，而恳请当道救荒的，如《上荆石王相公》、《上徐中丞乞救荒》、《与尤郡丞》、《答韩使君》、《与韩鹏南使君》、《上聂使君》、《复陶太守救荒》、《与友》等。陈继儒向当道官员陈述灾情，真实地反映百姓的疾苦，无保留地进呈自己关于救灾的见解，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古道热肠，颇有几分侠义情怀的陈眉公形象。如《上徐中丞乞救荒》中，谈到水灾的实际情状、百姓的望眼欲穿，以及京中士大夫的殷切期望，由此三端，督促中丞徐某赶紧上疏朝廷，请求救荒。而地方上疏，朝廷能否见到，又肯否救荒，更为关键。陈继儒于是再致信当朝宰相王锡爵。其《上荆石王相公》中，强调水灾严重，百姓生路全无，饥寒交迫，势必铤而走险，危及朝廷的统治，以及王锡爵大权在握，桑梓之情，可谓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理有节，身为当朝宰相的王锡爵同样不会无动于衷。而陈继儒解民倒悬、救民水火的真切，斑斑可见。从陈继儒对于救荒一事由地方到朝廷的具体运作，也很可以看出他的手腕与经济之才，这显然不是一个只能读书的迂夫子。而从他关于救荒理由的陈述，还可以看出他不一般的识见，其胸中策略，也大有过人之处。

次说陈继儒的攀附权贵与打秋风。陈继儒在《檐曝偶谈》里说过这样的话：“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¹⁾这话固然不免有些矫情造作，但也恰恰显示了大文人陈继儒的傲气。这等话，在明朝山人中，相信也只有陈继儒能说出、敢说出。

还是来看一下陈继儒交往王公权要的具体事例。陈继儒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及其子王衡交往颇称密迩。王衡在《祭徐长孺》里就说道：“衡生平多忤寡和，年二十而交兄，又一年交仲醇，始知天下有朋友。”性情孤僻的王衡，将自己与徐长孺、陈继儒的交情看得如此之重，他们的关系自然不同一般。陈继儒与王衡一道读书，原本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但两人却都爱好古文诗词。支硎山读书期间，一日出门三次，室外所见，则相约用天如和尚半诗半偈之体，比试着创作诗歌。万历十三年，两人一道参加了顺天乡试，均告败北。归来后，结伴游武林，寄寓僧舍，“山月空明，虎嗥户外，两人唱险韵，递为长歌。歌成而酒寒者罚。往往斗句如风雨狎至，鹘兔交驰。落笔掣去，不复便能记忆。以后如此类者甚众”⁽²⁾。王锡爵乃仕途中人，当然看重科举的成败，但他对儿子与陈继儒诗歌唱和、研讨古文这些背离科考方向的行为，却从没有过任何过分的诃责，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万历十四年，王锡爵升为宰辅，九月，王衡奉祖母进京。进京后的王衡仍思念陈继儒，信中说不久将归，当与陈继儒仿晋人许逊、杨羲故事，一同归隐。至冬天，王锡爵也亲自来信，邀约陈继儒赴京就馆，再伴王衡读书。陈继儒在《上王相公》的回信里，婉言谢绝了王锡爵的邀请。陈继儒的拒绝，自有他的道理，信里说得明白，自己已经弃去青襟，而友人则正准备着科举，既然选择的道路有别，去则无益于友人；此外，他深知王衡的才学，清楚自己去也无非伴读，并无太多的实际事情可做，吃白饭的事情，自己也不愿去做，而宁愿在家乡设馆教授生徒，挣他心安理得的束脩。陈继儒最终没有北上京城，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王衡之间的交情。万历十七年，陈继儒的父亲七十大寿的时候，王衡亲自写了篇《寿陈廉石先生序》；二十三年，王衡再为陈继儒编辑的《香案牍》作跋。万历二十九年，王衡归养还乡，陈继儒为之接风，笑谈当年王衡有过的许诺：“吾子信非食言者！”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王衡病故，陈继儒为之铨次校雌全集，并恳切地作了一篇声泪俱下的序文。而与王锡爵，陈继儒则先后写下了《寿荆石王公七十序》（代陆平翁作）、《祭荆石王相公文》。祭文也写得血肉丰满，情深意切，刻画王锡爵栩栩如生，形神毕肖。应该说，这篇祭文在陈继儒的同类文章中，是比较出彩的一篇。

陈继儒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及其家族其他成员的交往，恐怕主要是因王锡爵父子而起。在《王缑山集序》里陈继儒交代：“往余与辰玉并砚席时，弇州公与文肃公皆居南城靖庐。两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两公。两公又转委之曰：且以视两学使者。盖麟州（世懋）先生归自秦，和石（鼎爵）先生归自洛，一时四王震海内。”因了王锡爵请其来家里作儿子王衡的伴读，陈继儒得以认识了锡爵的弟弟鼎爵，以及与王锡爵“皆居南城靖庐”的王世贞，还有其弟世懋，子王士骐等人。万历十三年，王世贞曾邀请陈继儒到他的弇园参加过一次酒宴，陈继儒在《重阳缥缈楼》里有具体记载：“往乙酉闰九月，招余饮弇园缥缈楼。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用，而诗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面对一代文坛盟主，敢于开这样的玩笑，一方面是酒后胆壮，另方面也毕竟要有点底气，这就是陈继儒。在日后所作的《弇州读书后序》、《祭王元美大司寇》中，陈继儒对王世贞又显得恭敬有加。祭文里论王世贞之文章说：“我明攘夷，顿还二曜。独于文章，残氛未扫。奈何崛起，全力芟夷。譬之胜广，斩木揭旗。以待龙隼，非公其谁？”言外之义，明朝之文章始于王世贞。马屁拍得够大了，却是在王世贞去世以后，也是在陈继儒脑子清醒之时。这或许是给世人看，让他们知道自己与文坛盟主不一般的交谊？还是收了稿酬，不好驳王家子孙的面子？具体不得而知。在王世贞去世后九年许，万历二十七年，世贞的长子王士骐也曾延聘陈继儒到他家中，教授儿子读书。直到三十二年，陈继儒尚馆于王家。

陈继儒与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的关系最为莫逆。在谈到自己与董其昌的交往缘起以及彼此深挚的交情时，陈继儒说：“予与玄宰并游膠庠中，若宫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儿玄宰，小儿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两生，为齐晋兄弟之国。”⁽³⁾在为董其昌所撰祭文中，他也谈起：“兄长不佞儒四岁，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馀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昔也吾兄未登贤能之籍，儒已脱屣于青山白云之巅，兄不我迂，我不兄膻。”⁽⁴⁾两人以府学生员同学而相识，友情的建立，则出自情趣的投合，都在书画上造诣精深，彼此间英雄相惜。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并不妨碍他们互相的理解，也不影响他们相互间的尊重，所以才能够山林、钟鼎并峙，一隐一仕，终生为友，从未反目。陈继儒与董其昌不仅在书画上齐名当时，而且理论主张投合，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松江一派，正由他们携手开创。陈继儒在有关的书画题跋中，多次谈到自己与董其昌在书画上共同的追求。《题董宗伯玄宰画云林笔意》里说：“子久叔明、梅道人及云林皆从董北苑笔，而三子犹有门庭，间杂纵横家意。惟云林虚和萧淡，酷类其人。余列倪画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开此论。”又《题玄宰画扇》说：“云山、高尚书、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一书法写之，故苍老高古耳。余与玄宰谈及此，未尝不作点头石也。”书画上的彼此知音，无疑加深了两人间的感情，成了维系两人交情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纽带。

从以上陈继儒与王锡爵、王世贞、董其昌诸大老的交往看，其有别于当时一般的山人，是毋庸置疑的。其出人“宰相衙”固然是实，而不降志以求，不扭曲人格，同样也是事实。

陈继儒并不像当时一般的山人那样四处干谒秋风。从他的书信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时候，是官员们因为有事向他请教，或者出自对他的关心，或者要请他作文，于是有了钱财礼物的赐赠。馈赠的目的，或是仰慕眉公的文名，希望结交；或是希望以眉公为媒介，结识当朝大老；或是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敬重斯文，沽名钓誉。总之，是陈继儒不求自来，人家送货上门的。(www.daowen.com)

最后说陈继儒的过人才艺。

陈继儒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书画鉴别，美食茶艺，养生休闲，园林艺术，似乎没有他不懂的学问。一个真正的多面手、通家，如果处在一个尊重知识的社会里，凭着他所拥有的任何一门学问，都足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

陈继儒的著述，今存《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眉公杂著》四十八卷、《清明曲》八卷、《古今诗话》八卷等；所编辑图书，有《宝颜堂秘笈》四百五十七卷、《古文品外录》三十四卷、《国朝名公诗选》十二卷、《乐府先存》三卷、《秦汉文脍》五卷、《古逸民传》二十二卷、《古论大观》四十卷等，洋洋大观，繁富丰硕，令人叹为观止。

在陈继儒的“多能”中，书法绘画及其鉴赏，大概要算是他的“最能”，即最拿手的看家本领。陈继儒的书法，以行书最为知名，论者云其风格在苏轼、米芾之间，有米芾意气飞扬的神韵，与苏轼沉着敦朴的笔意。所谓潇散秀雅、气韵清远，是对他书法艺术风格的集中评价。绘画方面，陈继儒与好友董其昌齐名，以仿古为宗，继承了元人四家的传统，注重笔墨趣味，追求率真平淡的文人画风格，为华亭派领军人物。他长于山水及水墨竹梅，率意自秀，点染精妙，很得时人的珍爱。在书画鉴定方面，陈继儒更称得上一时的大家，真正的权威。这在有着文物收藏传统的中国社会，大概也算是一个来钱的门路了。关于书画鉴定，陈继儒颇写了些文字，仅就他的《白石樵真稿》而言，卷十六“题画”，卷十七“跋帖”，就收录有近百篇的书画题跋，其精赏妙识，也时见于中，直到今天还常被人们引用，其价值可想而知。

这里再说一下陈继儒的经营头脑。从晚明江南繁荣的出版业中，他看到了蕴藏其中的商业信息，于是，编畅销书成了他另一个赚钱的门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陈继儒曾经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陈继儒的图书事业做得十分红火，有声有色。品种多，销路畅，收入自然也就不菲。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对畅销书作家陈继儒和他的作品颇有不屑：“道学侈谈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⁵⁾显然持否定态度，但是从这里，我们也正可以看出陈继儒对于晚明小品崛起的开山之功。

“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蓏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⁶⁾。或为生计劳苦，或为功名利禄奔竞，既不能超脱现实的功利，便很难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欣赏到大自然的美妙、感受到人生的惬意适怀。在世人纷纷忙于追逐功名显达、富贵荣华的同时，陈继儒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求散淡闲适，他要真正地去享受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意义。“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⁷⁾，在封建官本位的社会里，陈继儒拒绝了功名，选择做一个闲人，一个不同寻常的闲人，这选择，这过程，都足以说明了他绝非等闲寻常之辈。在销蚀自我、排斥个性的中国封建社会，张扬自我的陈继儒便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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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曹臣《舌华录》卷一转引。

(2) 明·陈继儒《王太史辰玉集叙》。

(3) 明·陈继儒《董玄宰制义序》。

(4) 明·陈继儒《祭董宗伯文》。

(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二《续说郛》。

(6) 明·陈继儒《花史跋》。

(7) 明·陈继儒《檐曝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