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希运《传心法要》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心之为用大矣哉！杂念丛生，尘埃遮蔽了心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一颗心若能够寂静澄明，则闹市亦可谓之山林。陶靖节《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正可以与此互相参证发明。由此也自然令人联想起明清山人所谓的隐人迹之山林来。
在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名著《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有《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一条，如是说：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征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穀、谢榛、卢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矣，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这段文字，揭橥了这样一个“悖论”：明代社会，翰林院成为专门储藏文学人才的场所，但以诗文知名的人，偏偏多不由词馆出身；其非从科第出身，没有什么功名，所谓的布衣山人——下层文人，却每每有卓然见称于世者。他们以诗文书画，享誉海内，才名倾动一时。
作为史学家，赵翼的结论，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这由其论述中所举人物可以为证。我们也结合资料，来进一步地看，明代的山人诗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云蒸霞蔚景况。
在明朝山人的流变史上，太白山人孙一元，是一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所收的山人诗人传记，在孙一元之前，计列周山人砥、玉峰山人赵善瑛、谢山人绩、王山人佐、雷山人鲤、程山人诰、方山子郑作等，为数并不甚多；而从孙一元起，山人诗人之数，则几何型攀升，超出了五十家之数（标题注明山人，或陈继儒、王穉登等，虽未标山人，实乃山人者）。其荦荦大者，如：陈继儒、王穉登、徐渭、谢臻、傅汝舟、张诗、周诗、金銮、吴扩、陈鹤、程嘉燧等。显而易见，迄明代中后期，随着山人数量的急遽增加，“山人”已由个别现象，而演变成为一个相当集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广为人所瞩目的社会群体。具体表征，可归纳为五点：
1．山人诗人集中涌现。《列朝诗集小传》收山人诗人约五十家，《明诗纪事》收山人诗人也不下五十家。所谓：“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1)；“诗不在台阁，也不在山林，而布衣山人之诗，出之民间，是谓真诗”(2)。山人诗人的崛起，在明朝八股科举取士，举世士人趋之若鹜，揣摩八股制艺，摒弃诗文之际，成了传承诗歌传统的脊梁，成为当时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江南成为山人诗人集中涌现的重要地域。明人邹迪光《与陈小翮》信中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3)李维桢《俞羡长集序》中说：“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4)又其《戴瞻侯题辞》中说：“孟少孤曰：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今之所谓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诗自高，要以冀缙绅唇齿为糊口计，诗亦不合作。此其风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顷多有之。”(5)
3．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知名山人。他们在文坛，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如四溟山人谢榛，为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之一，诗歌主张模拟盛唐；天池山人徐渭，不仅书画独标一格，其诗歌创作也深得公安派推崇，并为其导夫先路；王穉登则为苏州文坛在文征明去世后，主持风雅之道的坛主，“擅词翰之席者三十馀年”(6)；沈明臣创浙诗“丰对楼一派”；陈继儒声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酉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7)。
4．“山人”成为一种时尚。“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8)，于是有“相府山人”，如“分宜（严嵩）有吴扩，华亭（徐阶）有沈明臣，袁文荣（炜）有王穉登，申吴门（时行）有陆应阳诸人，皆降礼为布衣交”(9)。而自称山人，则成为一种流行风，如王九思称紫阁山人，何景明称大复山人，李维桢称大泌山人，王世贞称弇州山人，甚至明王朝宗室朱载堉也称句曲山人。此所谓冠带山人，虽徒有其名，也足能够见出山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之大。
5．山人泛滥，鱼龙混杂，以致朝廷颁发了驱逐山人的诏书。身为山人的钱希言，在其《戏瑕·山人高士》中谈到：“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今也一概溷称，出于何典？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亦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甚者公卿大夫弃其封爵而署山人为别号，其义云何？今娄江诸士子为人题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绝倒。”其末流，有“山人星相医卜诸人，持刺诣督抚将官，有所求为，及买窝占窝，干碍盐法者”(10)。《万历野获编·恩诏逐山人》：“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山人之危害，也正说明其存在的普遍，势力的广大。
刘士林《千年挥麈·饥饿的大熊猫》(11)中，有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论述：“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物种起源的研究，任何物种的灭绝或变异，实际上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正是在寻觅新的食物资源的过程中，原始物种才走上了不同步的进化之路。”拙见以为，明代中期，山人群体的诞生，也正与科举之路上独木桥的难以通过，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正德年间，大书法家文征明，曾经致新任吏部尚书陆完《三学上陆冢宰书》，信中讲到在当时的苏州地区，一千五百名秀才，三年中能够出贡、中举者寥寥五十人。出路意味着生路，生路问题，成为导致明代中期山人群落出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朴而华，世风的改变，观念的开放，价值观的多元化，影响及于士人，追求现世享乐、娱世适世，此则为山人群体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受老庄及佛、道教思想的影响，倡自然之学，热爱自然山水，此成为明代中期以后山人群体崛起的第三个原因。对此下文有述及，不具论。
太白山人孙一元（1484—1520），字太初。少年即不喜为举子业，闭户读《老子》，有遗世独立之想。束发之年称太白山人。二十馀岁，从关中来到了吴越，爱上了江南那青山绿水、旖旎的风光，还有吴侬软语，“遂栖迟不去”(12)，流寓于斯。所谓“正德中，逆瑾乱政，绍兴守刘麟去官，卜筑吴兴之南坦；建业龙霓，以按察挂冠，隐西溪；郡人御史陆崐，亦在罢；而长兴吴珫，隐居蒙山……珫乃以书招太初。太初至，相与盟于社，称苕溪五隐……太初于是买田霅水，就婚于施氏”(13)，所指即此。
言为心声，在孙一元的诗歌创作里，讴歌江南山水，描写水乡生活，是最为集中的一个主题。《采莲曲二章》、《吴女词三章》、《西湖》、《西湖山居》、《南屏山歌》、《重过南屏山》、《看山》、《听泉》、《石林》、《梦游黄山吟》、《黄山行》、《黄山歌》，此类题目俯拾即是。此外，“幽居”也是诗人屡屡写到的题目：
小结幽居苕水上，坐分沙草地应偏。
鸣鸥浴鹭春长满，翠木凉云江可怜。
白日著书真自适，青山招隐不虚传。
扁舟亭上时来往，独有侯芭问太玄。
在此类诗中，是很可以看出孙一元的幽隐情怀及志趣所在的。
喜“幽居”的孙一元，却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从其诗集中所能知道与他往还者，如前太守刘麟、前御史陆崐、前按察龙霓、进士周用宾、宪副杭东卿、大尹曾世荣、方伯王与时、员外钱仕宏、总制彭济物、方伯方寿卿、太守黄子和、陈宪佥、阁老费宏、少司徒邵国贤、孟佥事、进士许台仲、李将军、侍讲顾九和、参议顾与成、文征明、司谏倪公在等，既有鸿儒在，更不乏浮沉宦海中仕宦乡绅。而他的藉藉声名，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正得力于此辈中人的揄扬。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少年即数奇不偶，迭遭不幸，出生百日丧父，十岁生母苗氏被卖，十四岁嫡母苗氏故去，二十二岁、二十五岁，次兄、长兄先后死去；二十六岁，妻子潘氏一病不起。早年所遭逢的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使他稚嫩的心灵蒙受了巨大的阴影。
或许因为他的“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学琴学剑，旁学杂收，“废弃（八股）者十馀年”，秀才资格的获取，在他已是步履蹒跚。约在二十岁，一次秀才考试受挫后，徐渭写了一封长长的《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致浙江提学副使张岳，侥幸成了山阴县学的一名秀才。日后的乡试，不再有这样的“运气”，“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三年一科，前后考了二十年，始终未能博取一第。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得罪宰相李春芳，举人考试资格被剥夺。再三年，因杀妻入狱，连秀才资格也被革去。
嘉靖四十五年，四十六岁的徐渭因为杀妻，被投进了大牢。七年牢狱生涯，后半段时间，因为友人的疏通，在生活等方面，有了很大地改善。身在囹圄，坚持赋诗作文，著书立说，写字作画，创作了大批的诗文，为《参同契》作注，书画艺术也有了长足进步。
徐渭有《与马策之》一信，其中道：“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炕上，此与老牯牛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他一生相当的时间，就是外出游幕，无论是做胡宗宪的幕僚，还是后来的出游，无非为人代笔，靠其笔耕，自比老公牛之耕田，非常贴切。直到去世，徐渭都没有摆脱这种“牛耕”的命运，如六十四岁时，还代人作《赠朱礼部五十双寿序》、《闸记》；六十六岁时，代人作《王抚州六十序》；七十一岁时，代人作《试录前序》、《齿录序》；在七十三岁辞世这年，还曾代人作《送石府公之两淮盐使序》。
王穉登（1535—1613），字百穀，因少年时读书玉遮山，号玉遮山人。少年时期，即为时文名家唐顺之、薛应旂赞许。而地方缙绅名流如薛应旂、吴仲、陈崇庆等人折节下交，称其小友。但在科举的路途上，王穉登却接二连三地碰壁。总角之年成秀才，三十而立，应该是参加了不下四五次的举人考试，然终于未能搏取一第。隆庆初年，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再一次乡试的失败，一半出于愤激，一半来自无奈，他决定金盆洗手，要做一个文人，靠自己的诗文创作，来成就一番“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其著述益多，名气益大，俨然成为骚坛赤帜。有关传记里，都谈到了他在当时的影响：“郡中称祝祖饯、铭志碑版之词，蕲为光宠者，必之君；邦君大夫四方冠盖之使，从吴门乞言者，必之君；骚人墨士，有所论著，欲题署行远者，必之君；缁黄之流，修创殿宇，乞疏引丐募者，必之君”(14)；“台使郡国长吏，四方之客，无贵贱贤愚，辐辏并进。学士欲行其诗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征。自王公下逮齐民，思显亲不朽者，非先生竹石金帛之篇不惬意。二氏欲兴其教，新其宫；官私有事于关梁道路，若古胜迹者，非先生疏不檀施。法书名画，古鼎彝器，与技能工巧、青楼歌舞，依倚就声价者，非先生品题，不踊贵。筐篚包匦，上交私觌，陈庶侈者，非先生手笔，不为腆。……人过吴中，或不见先生，则共嘲曰俗子。而闽粤间尊乡之尤甚，贩夫持先生八字行尺幅归，乡人迫欲得之，酬善价数倍。上晚年命中贵人四出采榷，争致宝玉奇玩，曰孝顺物，先生词翰居其一焉。无论诸藩王，若元勋大帅，即水西思明诸酋，朝鲜安南诸国，若鸡林购元白诗、新罗写冯定碑矣。环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赝售，不至糊口四方”(15)。王穉登似乎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座偶像，一种象征，文化圈里的大帝，地方上的一宝。
王穉登的出名，与他曾经做过宰辅袁炜的门客有很大关系。他有一首《袁相公阁试瓶中紫牡丹诗》，最为袁炜欣赏。有关记载说，这题目，原本是袁炜用来考试庶吉士的，因没有作品能够中意，便拿来请新到的门客王穉登作。王穉登的诗很快写好了，其中“色借相君衣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两句，让袁炜击节称赏，却痛骂了身边的一帮进士：“公等以诗文为职业，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
王穉登的才情，在他的诗文创作与书法艺术中，俱可以看出，毋庸怀疑。就其为人来说，有周人缓急、为人仗义、知恩图报的一面，也不乏明清山人身上普遍具有的趋附权贵，做帮闲清客，打秋风骗吃骗喝的劣习。他能够得到目空天下、刚愎自用的宰相袁炜的赏识，不能不说与他的奉承功夫有关。
晚年王穉登，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十七岁的时候，他自为墓志铭《广长庵主生圹志》。在这篇自述里，勾画了自己五十馀年的人生历程，讲到了自己信佛的原因。所谓“屡陷虎口”、“骨肉凋丧”、常遭背叛，看来王穉登是伤透了心。名满天下，与退休宰相申时行一齐被“吴中尊为二老，望之若仙”(16)的王穉登，其最终皈依佛教，实在值得我们思量。自为墓志铭中王穉登说：“有若余之不肖，上不能为寒蝉之洁，下不屑为壤虫之污，盖行己在清浊之间而已。”自谓在清浊之间，可说是有自知之明。
在明朝的山人群里，论名气之大，知名度之高，大概没有什么人可以出陈眉公之右。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少年时期，便曾号“半石山人”。万历六年（1578），二十一岁考取秀才。万历十年，第一次参加举人考试，名落孙山。万历十三年，第二次乡试再度铩羽而归。次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上《告衣巾呈》，谢去青襟，郑重宣布，从此与科举仕途彻底决裂。
陈继儒多次谈到其另类的隐逸方式：“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人迹之山。”(17)就是说，他的归隐，无需到深山老林之中，也不避喧嚣滚滚的红尘，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所谓人迹之市、人迹之山，既不避人，也不避世，仅仅是离开仕途，不去做官罢了。他还曾说：“古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钓，余禁杀，二不能；多有二顷田、八百桑，余贫瘠，三不能；多酌水带索，余不耐苦饥，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处淡饭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驳先贤，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18)事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要享受人生，不愿意向古之隐士学习。
隐居后的陈继儒，同样“忙”得不可开交。黄宗羲《思旧录》中写到，有一次自己往陈继儒的来仪堂拜访，其所目见，“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馀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这场面，更胜过今日之当红明星为其粉丝们签名的情景。明星签名，是经过了舆论的炒作，而陈继儒的门前鼎盛，则完全出于一种自发。
“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蓏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陈继儒在他的《花史跋》中如是说。在世人忙于追逐功名显达、富贵荣华的另面，陈继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求散淡闲适，他要真正地去享受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意义。陈继儒“忙”着素为世人忽略的精神的自由，心灵的怡悦，最终，他也成就了另外一种不朽的事功——一个“伟大的悠闲”（林语堂语）者就这样诞生了。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
如同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读书人那样，李渔也曾经醉心于科举功名。崇祯八年（1635），应金华府童子科试，以五经见拔为冠，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仍津津乐道，馀兴未尽。
明清易代，战乱之后，李渔回到了家乡兰溪，靠朋友的帮助，建成了自己的第一处私家园林——伊山别业。后来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生活，他曾说：“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眷恋之情可见。
大约在顺治七、八年间，李渔迁居杭州，开始“卖赋以糊其口”的创作生涯。居杭州约十年，他在戏曲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传奇《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奈何天》、《蜃中楼》，小说《无声戏》、《十二楼》，均在该时期问世。
顺治末年，李渔正式移居金陵。芥子园的落成，举家得有栖息之地，芥子园书铺得以正常运转，其家庭戏班，也有了固定的歌台作排练和演出的场地。金陵时期，李渔不仅在创作上续有创获，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一部尤能够体现其建树的艺术专著《闲情偶寄》。
“渔二十年间，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19)，常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巡游各地，游荡江湖，出入权贵之门，行其秋风之实，“非工非商，不宦不农，家无恒产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样的享受”(20)。这也成为他一生最受时人及后人诟病的地方。死后，其友人包璿撰联曰：“般般制作皆奇，岂止文章惊海内；处处逢迎不绝，非徒车马驻江干。”可谓其人生写照。
“山人者，客之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之号也。”(21)在谭某人看来，所谓山人，便是挟一薄技，周游四方，游荡江湖，找达官权贵，去打秋风；而其薄技，最主要者，不外乎能诗擅文而已。
不事治业的明清山人们，最为人不屑、多被人诟病的，正是他们的游荡江湖、干谒权贵、四处秋风。平心而论，在他们之中，并不乏因为不稂不莠，贪图享乐的劣根性作祟者在，同时，又与他们处在一个将文化倡优蓄之，不重视文化的社会，有着更重要的关系。身为读书人，既未能步入仕途，领取皇粮，文化又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在干谒之外，山人们实在也并没有别的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比如李渔，一个绝顶聪明，又很有些文化经营头脑的人，诗词文章做得不错，这都是赔钱货，姑且不说；他还能够写出畅销的通俗小说、生活艺术的读本，又经营了芥子园书铺（出版社），精于园林设计艺术，擅长于戏剧编、导，手上还有着一支不算小的家庭戏班。按我们今天的情形，这每一项工作，都足以使得他腰缠万贯了，然而不然，李渔却是经常地寅吃卯粮，不时会感到捉襟见肘，只能靠着外出秋风，才渡过了一次次难关。
在山人中，并不乏那种堪破生命真谛、自我意识觉醒者。他们试图从现实的功利中解脱，从社会预设的种种精神牢笼中突围，去追求快意自适，诗意的人生：琴棋书画，钟鼎古玩，园林风景，顾曲饮酒，品茶参禅，山水旅游，诗酒风流，优游世间，充分享受着生命，享受着人生能有的快意。这部分山人，我倒以为，他们是新时代里的别一种隐逸，可称之为“心隐”；“山林”是心中的“山林”，其“隐”乃“隐”于人生享乐之中。这实在要算是一个特别的族类。
喜好旅游，是明清山人作为一个特殊群落，所共同具有的，堪称是群体性的族类特征。例子简直俯拾即是，仅就《列朝诗集小传》所载，如：太白山人孙一元，踪迹奇谲，玄衣白袷，以铁笛鹤瓢自随，西入华山，南入衡山，东登泰山，南到吴会，买田浙江霅水。丁戊山人傅汝舟，年二十，轻别妻孥，棕鞵箬笠，遍游吴会、荆、襄、齐、鲁、河雒之间，其诗有云：“虽贫一榻能高卧，总老名山欲远寻。”昆仑山人张诗，北渡滹沱河，攀太行山，广览黄河素汾，遍游雒川、伊阙，南游金陵，上金山、焦山，历吴会，探禹穴，还汴梁，再至京师，所居一亩之宫，择隙地种竹，风雪飘萧，欣然相对。吴山人扩，喜向人谈其游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之事，并诵其所作纪游诗篇；尝入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暮年远涉，带干粮，蹑岭峤，风沙中日行百里，如壮夫；嘉靖中避倭乱，居金陵，爱秦淮风物，造长吟阁居之。郭山人第，隐于焦山，有遍游五岳之愿，自号五游。岳山人岱，于阳山辟草堂，花木翳然，修竹万挺，结隐其中；山房依白龙坞，自称秦馀山人；中年出游恒、岱诸岳，泛大江，览金陵名胜，渡涛江，访丰南禺于四明，历览天姥、天台、雁宕、武夷、匡庐而返，遂不复出。昆仑山人王叔承，东之齐鲁，北入燕，得纵观西苑南内之胜；与人共纵游吴越名山水，作前、后《吴越记》；再赴闽顾益卿处，作《荔子编》；访黄贞甫于楚，作《楚游编》。黄山人克晦，尝出游匡庐、嵩岳，纵观江河、泰岱胜迹，徘徊南、北二京。十岳山人王寅，南历海隅，北走沙漠，周游吴、楚、闽、越名山。鹅池山人宋登春，年三十，弃家远游，留博陵二年，往京师；再游齐、鲁，还居长白山废寺；再去而浮淮河、渡长江、涉吴会，又走徐、青，出居庸关，循太行山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再由栈道入西川，游峨眉，溯巫、巴，下荆、鄂，绕云梦而北走大梁；再自宛涉襄，过京山。(www.daowen.com)
园林为山水的延续。山人营造园林，虽不如官宦世家中那样普遍，却也并非绝无仅有，如王穉登建半偈园、飞絮园；陈继儒建婉娈草堂；唐文涛建拙圃；李渔更先后建造伊园、芥子园、层园等。而李渔，甚至还曾经为京中官宦某家，做起了修建园林的总设计师，借以实现其对于山水园林的审美理想。
山人自造园林，确非易事。王穉登在《与吴幼安》信中，就说起过他造园的不易：“不肖将毕儿婚，乃先治室，牖户未绸缪，而橐已槁。侍儿家人攒眉蹙额，告匮者嘈嘈耳中。且不顾而葺药栏，花木扶疏，云英生石上矣。建松坛，树白石塔，卮材鸠工，难如聚沙磨杵。”创建虽然是举步维艰，享受却也无穷无尽，在有关的信札中，他便多次表现出了陶醉于园林艺术里的自得之情，如《与安茂卿》中说：“重葺解嘲堂，疏泉艺石，顿觉雾生三里。半偈前庑，建松坛大如斗。敲金磐，礼清汉，庶几云中君下我哉。”又《答张孺愿秀才》里说：“今岁建楼居，欲尽纳城西山色，傥卧而见翠微，不羞老作元龙豪士态。”又《与凌光禄》里说：“王生自挟一编，高坐匡床，听松间雨如瀑，金昌澄醪，色皎然若寒潭印月，冷吸一觥，快如嚼雪，南面王乐不及此，何暇与群伦争月旦长短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万历三十二年秋天，王穉登七十寿辰，他的红颜知己马湘兰“买楼船，载小鬟十五，造飞絮园，置酒为寿，晨夕歌舞，流连者累月，亦胜概也”。正是在他的私家园林中，为他举办了其人生最后的盛宴。陈继儒对园林艺术也颇有心得体会。他的《许秘书园记》，是为题戏曲家许自昌梅花别墅而作，这是一篇颇为人称道的记园之作。清初李渔，更为园林名家。他自己是颇以经营园林自负的，自称“生平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22)。在他的著述中，也曾多次谈到园林的建造与欣赏。李渔在文艺创作方面，主张独出机杼，物惟求新，非奇不传，所谓：“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23)；“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24)。在园林的建造上，他同样推崇新创，而对处处模仿别人，拾人牙慧者，则深恶痛绝：“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腐套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他所自鸣得意的是，“创造园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25)。他自家建造的伊山别业，在高三十馀丈，广不足百亩的伊山山麓筑成，有燕友堂、宛转桥、宛在亭、打果轩、迂径、踏影廊、来泉灶、停舸、蟾影口诸多名目，虽不奢华，因陋就简，但贵在心会，心有灵犀，所谓：“桥从户外斜，影向波间浴”，“手捻数茎髭，足踏群花影”，“小山深复深，幽径折还折”，“移住月轮中，长为捣药兔”，“听罢松涛观水面，残红皱处又成章”，“溪山多少空濛色，付与诗人独自看”，“水淡山浓瀑布寒，不须登眺自然宽”。再如他的金陵别业芥子园，“地止一丘”，“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26)。就在这蜗角弹丸之上，他因地制宜，依势设景，辟成月榭、歌台、栖云谷、来山阁、浮白轩诸景。所谓：“有月即登台，无论春夏秋冬；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仿佛舟行三峡里，俨然身在万山中”，“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可见他的陶然自得之情。层园是李渔晚年所建，在西湖东南，“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27)。身在层园，“或俯或仰，倏忽烟云吐纳于其际。小而视之，特城市中一抔土耳。凡江涛之汹涌，巑峰之崱屴，西湖之襟带，与夫奇禽嘉树之所颉颃，寒暑惨舒，星辰摇荡，风霆雨瀑之所磅礴，举骇于目而动于心者，靡不环拱而收之几案之间”(28)，可谓占尽了自然风光。因为年老体衰，财力不足，层园并没有能够完全建成，但从李渔的眼光与构想，已足见出他在园林经营方面的思想理念，和他对园林艺术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
山人能诗之外，擅书画音乐，好风雅之事。如雷山人鲤，“以诗画名，与沈石翁同时。江以西重之，比于江左之石翁。题画诸诗，亦有石田之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不具出处者，均见此书）其画与沈周齐名，人比之江左沈石田，可见他在当时画坛上的具体影响。谢山人榛，擅长音律，能度新声，“年十六，作乐府商调，临德间少年皆歌之”，以“声律有闻于时”。杜山人大成，擅音律，能绘事，长于画禽虫花木，所谓“幼嗜声诗，长解音律，喜画禽虫花木”。魏之璜，出身孤贫，以丹青糊口，“一部郎见之，赏其笔意，稍稍知名”，诗也“清迥绝俗，而不以诗名，以画掩也”。白阳山人陈淳，少年师事文征明，画则专精于花卉，间作山水，“天才秀发，善画，师米南宫、叔明、子久，尤好写生，一花半叶，淡墨欹斜，非画工可及也”；其诗歌创作但取适意，而不求工稳。岳山人岱，能诗善画，少年作题画诗，有“杏脸因桃识，蛾眉借柳看”二句，颇为时人所称道。青门山人沈仕，“诗篇雅调，远迩齐称。翰墨丹青，兼能游艺”。大山人王穉登，妙于书法篆隶，诗文名家，“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穀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馀年”，是苏州继文征明以后，主持文坛的盟主式人物；当时，“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郑山人若庸，善能度曲，编写了传奇《玉玦记》、《大节记》、《五福记》，是明代中期影响颇著的戏曲家。黄山人克晦，少年即好学善画，因有人对他说：“君工画，不能使画重，而工诗则画重。”遂发奋学诗，有诗名，成为一位诗人画家。海樵山人陈鹤，“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间出己意，工赡绝伦”；又于“吴歈越曲，绿章释梵，巫史祝咒，棹歌菱唱，伐木挽石，薤词傩逐，侏儒伶唱，象舞偶剧，投壶博戏，酒政阄筹，稗官小说，与一切四方语言，乐师矇瞍，口诵而手奏者，一遇兴至，靡不穷态极调”，可谓多才多艺，锦心绣口。鹅池山人宋登春，师从吴伟学画，“间为小画长句，倾动市贾，贾人以脱粟鲜衣为赠”。玄阳山人王逢年，人极自负，尝作《五敌诗》，自称其狂放慢世类嵇康，撰文不让于司马迁，赋诗可与阮籍比肩，骚体赋作堪一比屈原、宋玉，书法能与二王父子相竞。松圆老人程嘉燧，工诗善画，长于山水，宗法倪、黄，兼能写生。天池山人徐渭，书画名家，“草书奇伟奔放，画花草竹石，超逸有致”；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曾广泛研究历代书家，对李斯、王羲之、智永和尚、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怀素、李邕、黄庭坚、苏东坡、米芾、蔡襄、赵孟、倪瓒等，都有研习论评，提倡书法无法、贵见己意、自然天成，所谓：“银钩虿尾凭人说，何曾得见前人法？”（《醉后歌道坚》）“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成高手”（《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卷后》）。徐渭的画，花卉、虫鱼、人物，无不臻于精妙，手法上以水墨见长。其画黑牡丹、雪中芭蕉、雪里荷花、荒野葡萄、不跳龙门的凡鱼、横行之蟹、野菊、忘忧草、丑观音等，奇谲怪诞，别有寄托，极能见其一肚皮之牢骚不平。袁宏道《徐文长传》论其诗：“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这段文字乃评文长之诗，移用来作为其书其画之评，同样合适。袁宏道在传中，还专门评及文长的书画，说：“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诚所谓“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无之而不奇者也”。
品茗饮酒、讲究美食、薰香参禅、顾曲听歌、养花莳草、弈棋听琴、读书收藏，在山人群落，十分流行。证之于他们的行事，如王懋明早岁英爽，读书经目不忘，喜裒撮旧闻，多所撰述。杜大成“扫除一室，焚香酌醴，以待四方之士”。大石山人顾元庆，“以图书自娱，自经史以至丛说，多所纂述”。海樵山人陈鹤，年十馀岁，“已知好古，置奇帙名帖，穷日夜诵览”。玄阳山人王逢年，曾“尽斥其田产，市古器物，得古琴曰焦尾”，传说为蔡中郎故物。清龙泓山人丁敬，“顾好金石文字，穷岩绝壁，披荆榛，剥苔藓，手自摹拓，证以志传，遂著《武林金石录》。分隶皆入古，而于篆尤笃嗜……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清稗类钞·鉴赏类》）。兔床山人吴骞，“志在烟霞，情殷金石，少时所著《国山碑考》极为详核，又喜搜罗宋元刻本，如陶渊明、谢元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学者珍为秘宝”(29)。而在山人所撰的小品文字中，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更为他们所津津乐道。晚明清初，对于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在特定的范围内，已不仅是生命的觉醒，更成为理论的自觉。在山人群落中，在其他的文人圈里，这都是一个被人所乐道喜谈、流行时尚的话题。一批理论著作的编纂出版，可证明这一事实。这类书中影响颇著，流传于今的，如戏曲家高濂的《遵生八笺》，包括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笺、尘外遐举笺共八个部分，其分门别类，“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30)。张应文《清秘藏》、屠隆《考槃馀事》，是专谈收藏鉴赏的著作。文震亨《长物志》，谈居室营造、园林建筑，以及香、茗之用等。程羽文《清闲供》，谈生活艺术及艺术化的生活。而如上所述，清初山人李渔著《闲情偶寄》，更是集其大成，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卷。此书称得上是一部生活美学，或曰是一部艺术人生的专著。作者正是从诗意人生，或者说是从“诗意地栖居”这个角度，在建构着他的理论体系。其中颇为人称道的有关戏剧的论述，是他教授世人观剧赏曲的门径。因为生活还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作者又逐次展开，进一步论说了诗意生活所需要的其他方方面面。“声容部”论选姿、修容、治服、习技，内容都是对于女性的要求；“居室部”论说了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是关于园林文化的内容；“器玩部”谈及室内种种摆设，如几案、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箧笥、骨董、炉瓶、屏轴、茶具、酒具、碗碟、灯烛、笺筒等等，关涉到怎样合理摆设，才能有一个更加美观怡人的居住环境；其他，另有美食、养生等方面的内容，也颇为后人称道。
“士志于道”(31)，以道自任，以道的化身自命，古代士人的肩负确实十分沉重，但这是在“道”胜于“势”的时代里的话语。到了天下一统、专制独裁的封建君主体制确立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道自任的读书人，他们的讲“道”，也只能是居于“势”下的“道”，是“势”所准许的“道”，是夹缝里的“道”；或者说，是已经贯注了“势”的意志的“道”，而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32)，在这个时候，都早已经成为了过去时。明清山人们身为布衣，不在其位，是连这一点可怜的夹缝里讲“道”的话语权也没有的，所谓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只能是布衣文人的一种自说自话，既不会有当道的权势者去听，更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而产生哪怕是丁点的社会影响。
在明清山人群落中，“道”也似乎已经不再是他们作为知识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们也不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去强烈地关心着封建政治。恰恰相反，他们有意在疏离政治，躲避着政治的是是非非；他们也不再固守沉重的道德训条，像既往的读书人那样，刻意地去讲究修身进德，津津乐道于“君子固贫”、“穷则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不会为所谓的道德操守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着尘世的享乐、人生的快意、欲望的满足，还有一己的闲适怡悦。这传统意义上的士人“身份意识”的消解，所给他们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他们因此而招来了社会的讥嘲、世人的不齿。在世人的眼里，他们不仅不再神圣，简直狗屎不如。明清时代人们对于山人之种种诋毁，其原因也大抵在此。
明清山人们没有能够彻底地回归知识，没有矢志不渝地去捍卫着“道”，但他们终究也作出了他们在文化传承中应有的贡献。他们中杰出的代表：诗歌上，如谢臻、徐渭，前者是“后七子”事实上的领袖，后者为公安派诗歌崛起导夫先路；散文上，徐渭、王穉登、陈继儒、李渔，他们的小品，脍炙人口，历久不衰，被人所乐道；书法绘画方面，徐渭、王穉登、陈继儒、陈醇等，在书画史上，都是大大小小、绕不过的山峰；戏剧、园林美学及通俗小说创作，有谁能不提及李渔？其他如文物鉴赏、饮酒茶艺、养生保健等等方面，明清山人们也都留下了他们耕耘的足迹，开采的印记。这都是中国文化史不会忘却，也不应该忘却的部分。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书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江南审美—诗性”与“北方政治—伦理”二元对立之两种(33)。所谓的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六朝文人已为之定格，如生活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山水美的发现及艺术心灵，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一往情深的高妙艺术境界，最解放最自由的精神世界，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的高级社交文化，人物品藻的美学等。明清山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追求自然，游离仕途，在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追求现世的享乐，喜好山水自然之美，在诗、书、画中讨生活，这种“诗意”人生的追寻，却不经意间和诗性审美的江南文化精神多有吻合，自然成为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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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2) 明·汪道昆《太函集·翏翏集序》。
(3) 明·邹迪光《石语斋集》卷二十三。
(4)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二。
(5) 明·陆云龙选评《翠娱阁评选十六家小品·李本宁集》。
(6)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7)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8) 清·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
(9)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10) 明·吴亮严辑《万历疏钞·枢筦急务疏》。
(11) 刘士林《千年挥麈·饥饿的大熊猫》，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14) 明·申时行《王征君百穀先生墓表》。
(15) 明·李维桢《王百穀先生墓志铭》。
(16) 明·李维桢《王百穀先生墓志铭》。
(17) 明·陈继儒《芙蓉庄诗序》。
(18) 明·陈继儒《岩栖幽事》。
(19) 清·李渔《复柯岸初掌科》。
(20)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 明·谭元春《女山人说》。
(22) 清·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
(23) 清·李渔《闲情偶寄·凡例》。
(24) 清·李渔《李笠翁一家言》卷三。
(25) 清·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
(26) 清·李渔《芥子园杂联》。
(27) 清·李渔《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
(28) 清·丁澎《一家言序》。
(29) 清·王昶《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
(3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
(31) 《论语·里仁》。
(32) 《荀子·子道》。
(33)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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