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一词,见之于文献记载,当以《左传》为最早。其“昭公四年”有载:“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这里的“山人”,又称虞、山虞、司木,是一种职官名,掌管山地政令,通俗点讲,就是管理山林的官吏,如果真的如学人所说:“‘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1)那么,“山人”应该很早就与“士”发生了关系,属于了士人的组成部分。此外,“山人”一词,又见于《荀子·王制》:“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这里的山人,则应当是指山居之人,山林草野的百姓,这倒应该是“山人”的原始本意。
大体说来,在隋朝以前,文献中所谓的“山人”,基本上指的是山野草民,平头百姓,与所谓的知识阶层无涉。还是来看一下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苏峻之乱也,(桓)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
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当。”(《晋书》卷八十一《蔡豹传》)
(李)洪之芟山为道,广十馀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遣之。(《魏书》卷八十九《李洪之传》)
又土俗,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南史》卷三十五《顾宪之传》)
或者用山野之人与在朝官员对称,这时的“山人”,虽仍然指的是山野之民,却已经涵括了在野的士人及所谓隐逸之流。这与后世指称的“山人”,在内蕴上已相接近。再看例子:
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南史》卷四十一《衡阳元王道度附继子钧传》)
明僧绍,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僧绍曰:“山薮之人,政当凿坯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以为恨。昔戴颙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绍故云。(《南史》卷五十《明僧绍传》)
山人久陆沉,幽径忽逢春。(庾信《幽居值春》)
但我以为,包括隋朝及其以前历代,对山人形成影响至大的,恐怕还是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与所谓的游士。
就养士而言,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所谓的“四公子”,在战国时代均享有盛名。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门下食客多达三千,平原君养士也有数千之众。
养士的风气,到了汉朝,仍未衰替,如《汉书·邹阳传》里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还有淮南王刘安,也以养士而知名。
《史记·李斯列传》里,李斯向荀子说过这么一番话:“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在李斯从荀子那里学到了帝王之术以后,将要西入秦国,去游说秦王,临行所作的一番表白,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游士一族普遍拥有的心声。
无论是游说王侯的苏秦、张仪之流,还是战国诸公子、淮南王、梁孝王所养之士,这些士人,都既没有先人留下的产业,又不事治生,而是凭着口舌、文艺等一技之长,混迹于达官显贵王侯府邸,谋取衣食,在这一点上,倒是已著了后世山人的先鞭。当然,纵横之士求取仕禄,而山人则多撇脱功名,而且,游士的社会地位,也远非明清山人所可以望其项背,这正是他们的区别之处。
唐朝以诗赋取士,所以较之前代,唐时的文人阶层,也就显得阵营格外庞大。在山人群落的形成过程中,唐朝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文士称山人,山人能诗,在唐朝是并不鲜见的。
吴兴诗人沈千运,号沈四山人。累试不第,天宝年间,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2)。高适曾作《还山吟》赠之。
颍上诗人张彪,应试不中,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山。杜甫称其张十二山人,赠诗曰:“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3)
卢仝,范阳人,号玉川子。初隐少室山,后卜居洛阳。终日苦吟。王涯祸起,时仝适与诸人会食涯书馆中。官吏前来捕人,仝说:“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人说:“既称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竟同甘露之祸。(4)
李涉,洛阳人,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兵乱,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工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曾经过九江皖口,夜遇强人,问其名,答:李山人。强魁说:“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于是有“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一诗。(5)
贾岛,范阳人,自称碣石山人。诗尚苦吟,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6)
就唐代诗人之称山人者审视,其大抵为不仕(或未仕)布衣,这一点,已具备了明清山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为财货干谒名公、达官显贵,在唐朝“山人”,却似乎并不多见,而在明清山人,就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且蔚然成为风气了。
唐朝诗人的干谒,最引人注目的是行卷之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这是以传奇为行卷,因为这可以见出史笔、诗才、议论的缘故。或者以诗为行卷,求知于显达,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这是说,白居易在应考前,到了著作郎顾况那里行卷。顾况前后态度的变化,正表明了白居易的这次行卷,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再如《云溪友议》卷一记载:“初公赴荐,尝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中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说诗人李绅以《悯农》二首行卷,得到了当道吕温等人的揄扬,为显达赏识的事情。
《文献通考·选举考》有段文字,总论唐时文人之干谒权贵: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这里的干谒当朝权贵,更多的是为功名计,是要求知于显达,藉他们的揄扬荐举,以博取功名,步入仕途。这种干谒方式,事实上也开了明清山人干谒权贵打秋风求取财货的先河。
在唐朝山人中,有一个人物不可不提,这便是宰相李泌。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说到:“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李邺侯即李泌,字长源,玄宗时为太子供奉,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宰相,封邺侯。新、旧《唐书》均有他的传记。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操尚不羁,不屑以常格仕进。据说李泌少年时,曾为玄宗召见,当时帝与燕国公张说正观棋,便要张说来考察李泌的能力。张说就着棋局而言:“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更不假思索,张口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令张说与玄宗帝大加称奇。天宝年间,李泌诣阙献议,待诏翰林,供奉东宫,为杨国忠嫉恨,“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7)。肃宗即位灵武,李泌谒见,陈天下成败之理,帝悦。欲授官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人指道:“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8)旋拜银青光禄大夫。因崔圆、李辅国忌妒陷害,隐衡岳修道。代宗即位,再度出山。
从李泌的经历看,正所谓身在草野,心悬魏阙,虽然数次隐居山中,却始终未能忘怀时世,其称山人,也不无矫情。
就唐朝的山人论,除了上已列举的诗人外,如“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9),“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10),信州刺史李位“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11),“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12)等,还有宋人李昉纂辑的唐朝诗文总集《文苑英华》“隐逸”类,收录了五十四首有关山人的诗作,如王维《寄霍郑二山人》、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崔峒《送侯山人赴会稽》、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白居易《郡中夜听李山人弹三乐》、卢纶《行药前轩呈董山人》等,这些“山人”,其指称甚为庞杂,似乎星象、医药、书画、音乐诸类技艺,能擅其一,即为山人,这也反映出唐朝所谓的山人,其内涵十分杂乱。
宋、元时期,较之唐朝,“山人”所指内涵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举例来说: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宋史·杨亿传》)
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渑水燕谈录》卷四)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贵贱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征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七。”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渑水燕谈录》卷六)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馀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敢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渑水燕谈录》卷十)
熙宁中,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侯鲭录》卷四)
在以上的材料中,山人或指隐士,或指术士,或指道人,非仕非宦,庞杂多类,与唐朝对山人的指称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宋时期,有以诗歌事干谒的一族,其虽不称山人,事实上已经有了明清山人的特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中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类似,并准确地给予了揭示。
对于南宋末期诗人的干谒谋食,宋末元初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江湖诗人戴复古的《寄寻梅》时,已经指出:
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辈什佰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藩、高菊礀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三《王德操诗集序》中,谈及宋末诗人风气,也有类似的评价:
诗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以后。而其所谓江湖诗者,尤为尘俗可厌。盖自庆元、嘉定之间,刘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后钱塘湖山,什佰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谓之阔匾,要求楮币,动以万计。当时之所谓处士者,其风流习尚如此。彼其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而发作于语言于文字之间,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如鹤鸣而鸾啸也,其可几乎!
奔走富豪权贵之门,靠打秋风以糊口,原本是江湖术士的惯用伎俩,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嘉定(1208—1224)年间,诗人用此,出入权贵府邸,打其秋风,刘过、戴复古等江湖诗人开其风气,日后竟成风习,如南昌诗人宋谦父以诗谒贾似道,获钱二十万缗,造华屋美室,而钱塘一带,更什佰为群,如过江之鲫,不绝如缕,颇令人想起今日之以乞讨为生的专业乞丐,有所谓“外出磕头,回家造楼”一说,何其相似乃尔,实在令人作呕。
诗人以诗干谒权贵,当然不肇始于南宋。上文述及的唐朝诗人,已间或有之,宋朝如《续墨客挥犀》卷四《韩范二公客》所载,也是类似的例子。此记载说,范仲淹镇鄱阳,有书生献诗,自云:“平生未尝饱,天下之寒饿,无在某右者。”范见其诗工,延礼之。当时盛行欧阳询书法,其书荐福碑拓本能值千钱,范为其具纸墨,拟打千本,使售之京师。夜间雷鸣,击碎此碑,竟薄命如此。范仲淹此举,不失风雅,不显俗气,千本百万钱,也算一份厚重的大礼包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另当别论,但范仲淹的遭遇秋风客,应该是不虚的事实,也就是说,北宋早年,以诗干谒求财,同样是客观存在。(www.daowen.com)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秋风客的日子也不容易,颠沛流离,看人颜色,残羹冷炙,心中悲酸,只有江湖诗人自己最为清楚。刘过终身布衣,游走江湖,如其《上谯江州》一诗,便描写了他既已干谒镇金陵之丘公、治京口之辛老,当下则在干谒守九江之谯侯。诗中甚至表达了若不如意,还要再向武昌去谒吴侯的想法。戴复古“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特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13)。而其干谒生活,如《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云:“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策。”布衣诗人严羽飘零临川、豫章、浔阳、长沙、衡州、吴江、临安等处,其《江上泊舟》记其酸楚:“此身定何着,江汉一浮萍。”又《将至浔阳途中寄诸从昆弟》:“江湖此去多飘泊,肠断风尘远别情。”足见其辛酸悲苦。
山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明朝中后期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中说: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穀、谢榛、卢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矣,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这段文字,揭示了明代社会较之前朝,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翰林专处文学,然而以诗文知名的,都不是词馆出身,甚至多有不从科举出身的下层文人,所谓布衣山人,每每卓然见于世,以诗文书画,享誉海内,才名倾动一时,为世人熟知。布衣山人的崛起,透露出明朝文化下移的迹象,文化在这个时代,已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文化下移,也标志着社会文明的长足进步。
这里,我们姑且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叙述,列举个案。先看一下明代的早期山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周山人)砥,字履道,吴人,寓居无锡。博学工文词。兵乱避地,与义兴马治孝常善,往舍荆溪山中。治为治具,巾车泛舟,穷阳羡山之胜,有《荆南倡和集》。义兴多富人,与治厚善者,咸治酒为具,召履道。履道心恶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归吴,与高、杨诸人游。书画益工。已又去之会稽,殁于兵。
(玉峰山人赵)善瑛,字廷嶂,成都人。八岁能诗。明《诗》、《礼》、《春秋》。隐居教授。至正癸卯,明氏据蜀,隐居乐绩山中。伪夏主累遣使征辟,不就。内附后,徙家成都,筑室锦江之滨。洪武丁丑夏,年七十有八,赋《观化诗》,端坐而逝。
(谢山人)绩,字世懋,黄岩人。少与兄省,相为师友。读书务极底里,人或以古迂谑之,不顾也。
(王山人)佐,字仁甫,自号古直老人,黄岩人。善草书,作诗。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不置釜甑,无僮仆。意度率直,不为崖岸,遇所会意,欣然忘去。李西涯作《王古直传》,又赠诗曰:长安信脚自来往,醉醒不信东君谁。其风度可知也。
(雷山人)鲤,号半窗山人,建安人。以诗画名。与沈石翁同时。江以西重之,比于江左之石翁。题画诸诗,亦有石田之风。
(程山人)诰,字自邑,歙县人。居于泭溪,自号泭溪山人。杖策游华山,从李献吉游,酬和于繁吹两台之间。黄勉之诸人,北学于空同者,皆以自邑为介,然其诗殊有风调。
(方山子郑)作,字宜述,歙人。读书方山之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去为商,往来梁、宋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其他虽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闻其名,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馀,病痰,别空同南归,殁于丰沛舟中。方山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馀首,序而传之。
上所列举,都是《列朝诗集小传》中排列在孙一元以前的山人诗人,统观其传记,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点来:他们均籍贯长江以南,都长于为诗,或者并擅书画,皆布衣不仕。其中王山人的“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程山人的依附李梦阳,为见者媒介,方山人的崇尚游侠,在以后明中、后期的山人中,已成了标志性的内容。
明代中后期,山人数量急遽增加,量变带来的结果是质的变化,此即山人由个别分散的现象,成为突出集中、广为社会瞩目的一个群体。所谓“山人如蚊”(14)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有具体的描述:“山人墨客,莫盛于明之末年,刺取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时风尚如是矣”;“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仅就《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传记来看,从太白山人孙一元起,总计收山人不下五十家(标题注明山人,或陈继儒、王穉登等虽未标山人,实为山人者),这足见其群类的庞大。
迨明代嘉靖、万历朝,山人规模化、集中化的出现,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明初的“置不为君用之罚”(15),断了知识分子隐居的路,所以明朝社会隐士独少;八股科举取士,限额录取,大量的读书人沉沦在下,他们需要谋求生路;商品经济的发展,生命意识的觉醒,享乐之风的大盛,使读书人不再固守“君子固贫”的陈规;从王府宰相、边疆大吏,到地方的府县官吏,空虚无聊、奢侈腐化,需要山人的帮闲逗趣,也需要山人为其幕僚,帮他们料理各种事务,所有这些,都成为明朝山人崛起的土壤。
可以说,到了明朝中后期,山人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群落,一个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一)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知名山人,他们在文坛,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二)产生了一大批山人诗人,所谓“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16)。(三)“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17)。(四)山人泛滥,鱼龙混杂,以致朝廷颁发了驱逐山人的诏书。
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讲究气节者拒绝与清朝合作,成为遗民一族。痛心于汉族政权的覆灭,士人们痛定思痛,总结朱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明末之清谈误国,痛心疾首,晚明山人也在他们的挞伐之列,所以进入清代,在总体上,山人呈式微的态势。尽管如此,山人群体,也依然存在。就清代山人而言,其与明代相较,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如明清之际稽留山人陈祚明,“家贫卖文以给食。顺治十三年入都,以诗酒遨游公卿间”(18);华苹山人吴懋谦,“喜吟咏,遨游缙绅间,诗名甚著”(19);顺治朝青门山人邵长蘅,“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开府吴会,礼致之幕府,谈道论文”(20);乾隆朝樊桐山人顾列星,尝为奎将军所赏,“将以书招之,既而出师西征,不果”(21)等,或以诗歌文艺游缙绅公卿间,或做幕僚,都与明朝山人相类。到了清朝,山人有依附商人、靠干谒商人而谋取衣食资费的,如乾隆时期看云山人张栋,“晚依扬商汪怡士以终”(22),这应该说是清代盐商崛起以后,山人谋食之道的一个新动向了。整个清朝,知名山人寥寥可数,最有名的,或许还应推由明入清、跨越两朝的李笠翁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清朝山人是远不如明朝中后期那样为社会广为关注的。
综括地讲,从最初的山林之官,到山中之人、山野草民,再到不仕的士人、隐士,递嬗演变,最后到了明代中后期,山人才正式形成一个以不仕、多艺、能诗、好游、不事产业、以诗干谒为特征的特殊知识群体——山人群体,这便是山人生成演变史的轨迹。探讨山人文化,揭示山人的心灵世界,是研究中国文化之必需,认识中国历史之必需,批判继承传统之必需,发展健康的新文化之必需。总之,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阶层,我们只有彻底认识其过去,才会推动其今日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研究探讨山人文化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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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
(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
(4)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
(5)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
(6)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
(7) 五代·张昭远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
(8)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
(9) 五代·张昭远等《旧唐书》卷十四。
(10) 五代·张昭远《旧唐书》卷十七。
(11) 五代·张昭远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
(1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八。
(13) 宋·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
(14) 明·袁宏道《锦帆集·王以明》。
(15) 清·张廷玉等《明史·隐逸传》。
(16)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俞羡长集序》。
(17) 清·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
(18) 民国·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19) 清·董含《三冈识略》。
(20) 清·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
(21) 清·吴文溥《南野草堂笔记》。
(22)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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