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他的《〈水浒续集两种〉序》中说：“颉刚从汪《志》里辑得陈忱的遗诗三首：明陈忱敬夫（颉刚案：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¹⁾这是称陈忱有字敬夫的最早说法。

对胡适所称引的顾颉刚的这一说法，鲁迅等老一代学者是持保留态度的。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谈到《水浒》续书，说：“清初，有《后水浒传》四十回，云是‘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盖以续百回本。”⁽²⁾并未采纳其说。赵景深在1940年撰的《〈水浒后传〉作者的诗》中，更对此提出了质疑，说：“这大约是汪《志》弄错了；因为《明诗纪事》中分明有一首陈忱的‘香谷上人投诗敬夫清新可读因同过访’，这当然是说香谷上人投持给敬夫，被陈忱看见，觉得清新可读，因生钦慕，就与敬夫一同去访问香谷上人。倘若解释作陈忱他自己，那么陈忱又‘同’谁去访问呢？所以我认为当另是一人。”⁽³⁾

但是到了后来，不知何故，胡适所引顾颉刚的说法，却似乎成了定论，多种文学史、小说史，毫不怀疑地加以引用，径直写上：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

其实，鲁迅的态度是谨慎的，赵景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称陈忱字敬夫，这完全是顾颉刚粗心，而胡适又未能核检原书所致。

今查检汪曰桢《南浔镇志》，顾颉刚所据材料出在卷四。该卷“衢巷”一门有“西庄村”条，编者引陈忱等人有关西村之诗篇为注，有：

明陈忱敬夫移居西村

纪端村中

董世熙西村晚步

邢典西村

纪峻西村

沈谦浔溪杂忆诗

张鉴浔溪棹歌

编者在书中的编写体例一致，均在诗人名后径出诗题，并无例外。陈忱居先，标明朝代，后出者从略；复检该门其他条称引诗注，亦俱如此。显然，“敬夫移居西村”乃陈忱的诗题，不能够“敬夫”与后四字剥离。

陈忱之名，见于汪《志》者凡六处：卷四衢巷门，卷九寺庙二，卷十二人物栏，卷二十五志馀三，卷二十六志馀四，卷二十九著述一，而将陈忱与敬夫并置一处者，仅卷四此一例。可见，汪曰桢也决无以“敬夫”为陈忱又一个表字的意思。

再核其他的方志、诗选、笔记，也从没有称陈忱字敬夫者。如俞樾《茶香室续抄》卷十三引沈登瀛《南浔备志》说：“陈雁宕忱，前明遗老，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同治刊本《湖州府志》陈忱传谓：“陈忱：《雁宕诗集》。《诗兼》小序：忱字遐心，号雁宕，乌程人。”光绪刊本《乌程县志》谓：“陈忱：《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二卷。”《明诗综》谓：“陈忱，字遐心，乌程人。”故以敬夫为陈忱又字，显然不妥。

“敬夫”非为小说家陈忱的表字，汪《志》所引诗中的“敬夫”非为陈忱，已是无须再多饶舌的事了。那么，此“敬夫”又究竟为谁何呢？鄙见以为，他就是陈忱的同乡、诗友吴楚。

清浙江归安人杨凤苞《秋室集》卷五“记吴楚”条载：

吴楚，字敬夫，西林村人。乌程诸生。耽吟咏，好钟谭派，董说称之。尝偕闵声选唐诗《岭云集》，吴江吴宗潜序之行于世。及楚预史祸，声、宗潜悉下狱。时以史案系累者多文士。诸人锒铛狴犴，慷慨赋诗，互相酬答，皆无困苦乞怜语。后各免归，声合诸家诗抄为《圆扉鼓吹编》云。

吴楚与小说家董说交往频繁。查董说《丰草庵诗集》，载及与其往还者，有《焚野人香敬夫坐睡》、《敬夫过塔院访此山禅师》、《敬夫宿水北庵……归途纪事余用其韵》、《秋夜梦至玉贞仙观阅古画……适敬夫有卖花之作因用其韵》诸作。因为彼此知己，了解甚深，两人间的交谊自也非比寻常；又因为相互诗歌酬唱，文艺主张相近，董说也对吴楚十分赞赏，对其诗作极为称道。

而吴楚与陈忱交往，首先有陈忱自己的诗为证，如《敬夫移居西村》、《香谷上人投诗敬夫清新可读因同过访》。这是陈忱诗中记载他与吴楚交游的材料。

其二，清人抄本《东池诗集》录诗社友人唱和之作，以五次集会，辑五集，分别为：东池初集，东池再集，东池三集，东池四集，东池五集；录诗人二十三位，如陈忱、张隽、汤海林、吴楚、李向荣、黄翰、沈旭等；收入诗作近百首。显然，陈忱、吴楚为同社社友，其交游，在情理之中。

其三，同为明朝逸民诗人，陈忱与吴楚二人都有反清意识。康熙二年发生“明史案”，吴楚卷入案中。而对这一文字狱案，陈忱也深表不满，曾作《禽言》诗四首，寄托自己的愤慨。

其四，处于同一时代，住在同里，有着相近的诗歌主张，又有共同的友人，如此山禅师周澹成等，这更成了他们交往的基础。

据此，吴楚与陈忱交游，陈忱诗中的“敬夫”为吴楚，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顾苓，字云美，江苏吴县人。藏书家。善隶书，工篆刻，精于鉴别金石碑铭。擅作诗，有《塔影园稿》传世。亦能为曲，据别本《传奇汇考标目》著录，曾创作有《宿香亨》传奇，演张浩事。

关于顾苓的出生年代，有关传记材料无明确记载，今人周妙中《历代曲家年里字号室名综表》⁽⁴⁾称其为“明末清初人”。《中国藏书家辞典》付之阙如。其实，顾苓的生年可以确切考知，其卒年亦可以大致断出。

方文《嵞山续集》卷四，收《为顾云美六十寿》诗二首。诗云：

年少相逢古剑池，亭亭玉树吐华滋。

那堪甲子须臾过，偏在乾坤板荡时。

老入旧京歌黍稷，冷栖荒刹近茅茨。

莫言后辈无知己，争诵先生六十诗。

旅食僧厨不自供，萧然瓢竺与孤筇。

周秦缪篆人争乞，韩蔡分书众所宗。

灵谷搜梅寻断碣，生绡画鹤上高松。

虽云户小难胜酒，初度无能买一瓮。

第一首，写自己与顾苓少年相交，及以后遭逢乱世、又遇鼎革的尴尬，既抒发了作为遗民所特有的黍离之悲，又劝喻故人知己不乏，聊可自慰。次首诗，则描写了顾苓寒苦的生活与其酷嗜隶篆碑铭、创作有成的景况。不过，这两首诗的价值，更体现在它为考证顾苓的生年提供了确凿堪信的证据。《嵞山集》编诗多系年，据编年知，此诗创作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是年顾苓六十寿辰，按旧时习惯以虚龄算，前推五十九年，其应当是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其卒年当在1668年之后。

《嵞山续集》的作者方文（1612—1669），又名一耒，字尔止，又字明农，江南桐城人。明天启年间诸生，崇祯三年（1629）加入复社。入清以后不仕，以作诗自娱，并以此名家三十馀年。好交游，尝漫游四方，漂泊江准。方文与顾苓初始交往，见于《嵞山续集》卷四，与上引诗作于同年，另有《戊申元旦，苏州顾云美、嘉兴朱子葆、赣州曾止山、绍兴吴平露同集哺雏轩，分赋》一诗，诗云：(www.daowen.com)

我所怀人各一方，今春何幸得同堂。虎丘公讌年犹少（自注：崇祯辛未与云美社集虎丘，今三十七年矣），鸳水重游鬓已苍。塞出庐龙成旧雨，路分苕霅感新霜。萍踪会合非容易，日日相过醉不妨。

由诗中作者自注可知，方文与顾苓相识订交于崇祯四年辛未（1631），时方文二十岁，顾苓二十三岁，可谓“年少”相逢。既为老友，加之民俗颇为重视的六十大寿，方文不会弄错；何况，如其诗中所云，既然后辈知己“争诵先生六十诗”，可见为顾苓六十寿辰献诗的当不止方文一人，作为一种“集体”祝寿活动，这更增加了此一记载的准确可信程度。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性的结论，即顾苓的生年，当为1609年；其卒年，当在1668年以后。

关于清初小说戏曲家李渔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有关其生年，凡有二说：一是关贤柱《李渔生卒年考》⁽⁵⁾提出的1611年说，又称“辛亥说”；一为湛伟恩《李渔生卒年新证》⁽⁶⁾提出的1610年说，又称“庚戌说”。

关文的凭据，主要是李渔作品本身提供的内证，即李渔集子中的文字叙述，如对联《五十生男自书斋壁志喜》、七绝《五十生男自题小像志喜》、七律《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等。湛伟恩的证据，则为20世纪80年代初新发现的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宗谱”中有关李渔生平事迹的新材料，赵闻庆在《有关李渔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⁷⁾中已有详细介绍。

综观二说，“宗谱”的发现虽弥足珍贵，但相比较而言，其可信度较之李渔自述则又显得不足。“辛亥说”的推考比较合理可靠，其缺点则在于材料仅限于李渔自述，尚未找到足以佐证其说的另外记载。

方文（1612—1669）《徐杭游草》有七言《访李笠鸿》诗一首，可补此缺，并可为有力佐证。诗云：“秋舠归自莫愁湖，又买西陵宅一区。僻地重开浣花径，深闺双产夜光珠。琴书有托何妨老，宾从相过合与娱。我亦明年四十九，不知能步后尘无？”诗末自注：“笠鸿长予一岁，是年连举二子。”

《徐杭游草》系年为清顺治己亥（1659），诗当作于是年。又，方文生于明万历壬子（1612），至顺治己亥恰合虚龄48岁之数，复反证诗作于己亥。据方文自注，知其小李渔一岁，己亥年他48岁，上推一岁，李渔虚龄为49岁，复逆推48实年，李渔的生年，则为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这与李渔集子中的自述吻合，可证“辛亥说”成立。又《徐杭游草》有七古《七夕饮李笠鸿斋头》，诗云：“忆昔芝田刘伯子，与客西湖弄秋水。遥望东南五色云，狂呼大叫烟波里。明年淮甸遇真人，运筹帷幄如有神。儒生裂土自君始，至今子孙处海滨。蹇予亦客西湖畔，遥闻鞞鼓喧江岸。画船不许放中流，藕花蒲叶空零乱。野酌偏逢乞巧时，坐当星汉露华滋。主人酾酒更相劝，朗咏犁眉数首诗。”据诗中文字描写可知，顺治十六年己亥，李渔仍居住西湖，此为考证其由杭州西湖移家金陵的时间，提供了一条宝贵资料。

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卷三，收《同虞来初、冯犹龙、潘国美、彭天锡登北固甘露寺》诗一首。移录如下：

莫御冯高意，同人况复临。云霞邻海色，鸿雁赴霜心。

川气饮残日，天风侮定林。无嫌诵居浅，暝月已萧森。

这是一首纪游抒怀诗，在呈现诗人心绪的同时，其价值，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代通俗文学巨匠冯梦龙（字犹龙）交游的新资料。冯梦龙与阮大铖曾有交往，尚未见为人提及。

先谈交游发生的时间。

《咏怀堂诗集》有“崇祯乙亥（七年）秋”叶灿所作《咏怀堂诗集叙》，其中云：“余流落南中，一见握手，劳苦如平生。居久之，尽发其平日所著诗歌，以就余印可。余展读之，跃然曰：‘公（阮大铖——引者）之技遂至此乎？不见公久矣。公犹昔人，公诗非昔诗也。’公曰：‘吾里居八年以来，萧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据此可知，上所征引阮大城纪其北固亭游历之诗，亦当作于他里居八年其间。

此里居八年之起迄时日，据有关资料亦可考知。《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阮大铖》载，（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大铖心恨，阴结中珰，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寻召为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阁人，还其刺。居数月，复乞归。……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壮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小腆纪传》卷六十二有类似记载。

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乙部，收其天启甲子（四年）作《还山诗》14首。又同部收其《余自甲子春深耕鸠岭，一官再起，七十日捧檄归矣。流言蜚及里中，文学耆旧走台为白，三代倘存，余饮羽如饴也，诗以志感》两首。

对上述资料作一排比对照，便可清楚阮大铖里居八年的时间起迄。起自天启四年，终于崇祯三年。这中间阮大铖曾有短暂的出仕，所谓“里居八年”，仅是大概含糊而言之。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九《学校》有载：“癸巳迁学校后浮屠于城东鼎石山，学制益整。崇祯五年壬申，知县张文光从训导冯梦龙等议，用堪舆家言，高大巽方建龙门，迁尊经阁，移置敬一亭。”由此可证，冯梦龙于崇祯五年，已在丹徒训导任。据考证，冯氏出任丹徒训导当前推到他崇祯三年入贡不久⁽⁸⁾。丹徒在明代属于镇江府，镇江市位于丹徒县境内。不难想见，冯、阮二人会晤，即当在冯梦龙丹徒训导任上。时间当是冯梦龙出任丹徒训导不久，约在崇祯三年。

其次谈冯梦龙与阮大铖交往的原因。

阮大铖劣迹昭彰，臭名昭著，人所不齿，也为复社人士“恶之甚”⁽⁹⁾。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一评价阮大铖云：“佥壬之反复，真同鬼域……吾不屑录之。”冯梦龙为何与阮大铖交往？原因约有四点：

第一，阮大铖的劣迹，主要集中在弘光朝起用之后。他在天启朝为官不择手段、见风使舵，在旧时代官场多见，尚不至于为天下人之仇敌。

第二，《明史》卷三百八记载，崇祯十一年，“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在此之前，阮大铖或罢官里居，或避乱南京，其交游均相当广泛，这可证之于他的诗文集中。约在崇祯三年，阮大铖前游镇江北固亭等名胜，访见“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¹⁰⁾的当地县学训导冯梦龙，冯梦龙伴他同游，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毋庸讳言，冯梦龙是一位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风流才子，他缺少复社名士那种坚持原则、讲求名节的精神。阮大铖工诗能文，善于酬唱，又与冯梦龙无利害冲突，冯氏与他往来唱和也不足为怪。

第四，两人都是戏曲家。冯梦龙在万历年间，已创作《双雄记》传奇，天启五年序王骥德《曲律》，天启七年刊《太霞新奏》；阮大铖也精于音律，后来写了著名的“石巢四种”。其拜访曲家前辈冯梦龙，也实属正常。此从其同游中之彭天锡为明末清初著名戏曲票友也可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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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4) 周妙中《历代曲家年里字号室名综表》，见《曲苑》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 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

(6) 见《文汇报》1981年1月25日。

(7) 见《浙江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8) 参见陆树仑《冯梦龙》，《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四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9) 清·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二。

(10) 清·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