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浙江乌程人董说:《西游补》作者确认

浙江乌程人董说:《西游补》作者确认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西游补》的作者是明末清初浙江乌程人董说,这在学术界似已成为定论。这在情理上显然不通,也与现存《西游补》一部书的事实相悖。假设钮琇享年六十,幼年在十岁左右,其见到《西游补》一事,当发生在1654年前后。可见,还在董说在世之时,其为《西游补》的作者,已为世人公认。这是我们证明董说为《西游补》作者的又一条证据。《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

浙江乌程人董说:《西游补》作者确认

《西游补》的作者是明末清初浙江乌程人董说,这在学术界似已成为定论。高洪钧先生《〈西游补〉作者是谁》(1)一反旧说,提出《西游补》的作者是乃父董斯张。笔者有疑于是,今作文质之。

第一,董说《丰草庵诗集》卷二《漫兴十首》,其四云:“依旧苹江白雁飞,汉官仪借绿蓑衣。箧中尺素人存殁,志里名山今是非。垂柳门添新钓影,问樵矶长旧松围(鹿山草阁旧名问樵)。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余十年前曾补西游有万镜楼一则)。”《诗集》卷二系年“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如何理解“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及小注“余十年前曾补西游有万镜楼一则”?刘复先生在其《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2)中,将“万镜楼”三字以书名号括之,似为《西游补》之异名。高洪钧先生解此句为:董说“曾给《西游补》原作增补了有‘第二万镜楼台’的一回,而不是说整个《西游补》是他创作的。”

按《说文解字》:“则,节也。”准此,“有万镜楼一则”,其确诂当为“有万镜楼一节”。如此,是否可以说董说补写的《西游》,仅仅只有一节呢?这在情理上显然不通,也与现存《西游补》一部书的事实相悖。参酌董说诗及其小注,我以为小注应解作:我十年前曾经补写《西游》,其中有“万镜楼”一节;两句诗则可以解读为:曾经用小说的形式补写《西游》,其中“万镜楼”一节,叙科考放榜,万物皆空。此与全诗基本情调吻合。所谓“万镜楼”一节文字,见《西游补》第四回《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叙行者在万镜楼看镜中发榜,悲喜哭笑,种种情态,无非镜花水月,镜中幻象。《西游补》崇祯刻本有文无目者为第十六回,此回则正文、目录一样不少,当为作者“静啸斋主人”知晓。

第二,见于史料,最早提及董说著《西游补》的,也并不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亦即癸丑孟冬天门山樵作序”,而是始于钮琇(?—1704)《觚剩续编》卷二《月涵》载:

吴兴董说字若雨,华阀懿孙,才情恬旷,淑配称闺阁之贤,佳儿获芝兰之秀。中年以后,一旦捐弃,独皈净域,自号月涵。所至之地,缁素宗仰,于是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

按钮琇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较董说卒晚二十年,江苏苏州府吴江县人。《觚剩续编自序》落款“壬午闰六月立秋日钮琇书”,可知此书梓行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或稍后。钮琇说他幼年曾见董说《西游补》,吴江与董说的家乡乌程相距不远,大概不虚。假设钮琇享年六十,幼年在十岁左右,其见到《西游补》一事,当发生在1654年前后。董说这时三十五岁。可见,还在董说在世之时,其为《西游补》的作者,已为世人公认。不然,董说定当为文辩之,以纠时人谬传。

另外,早于天目山樵数十年的焦循,在其《剧说》中,提到了董说著《西游补》。《剧说》卷五有载:

吴兴董说,字若雨。后为僧,号月涵。每一出游,有书五十担随之。著《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

这里所言,分明也说的是全书而非其中一节。焦循(1763—1820),字里堂,又作理常,江苏甘泉(今扬州境内)人。博学多艺,为清代中叶著名的经学家。作为朴学家,焦循著书立说,学风甚为谨严。他的记载是较为可靠的。这是我们证明董说为《西游补》作者的又一条证据。

第三,高文认为董说“二十一岁前未见有风流韵事需自戒”,而董斯张“年轻时曾在风月场中混过”,以此推测董斯张必然能从色中悟空,而董说则因“淑配称闺阁之贤,佳儿芝兰之秀”,满足于婚姻的惬意,同样不能使人信从。

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中云:

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

显然,这里所说的是欲得道,需先悟空,而要悟空,则需先走入情中,此情,泛指人的七情六欲。《西游补》并非一部宣扬因色悟空的书,其实质是以形象的拟人化手法,抒写自己在经历了尘世种种生活得到种种欲望满足之后,走出“情”外,悟空得道的过程。

据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十二记载,董斯张“年四十三,崇祯元年(1628)卒”。终其一生,还称得上是“太平年代”。而其生平,也不见任何大的挫折。如此,他又何以产生空幻、绝望的思想而欲皈依佛门,求取超脱呢?相反,董说二十岁前,却经历了一场沧海桑田之变。大的变故,必然给他以极大的影响。《浔溪纪事诗》卷上谓:“时流寇方躏中原,而朝中各争门户,先生独怀隐忧。未几,罹闯祸,慨然曰:‘吾家累叶受国恩,今遘数阳九,纵不能死,忍腼颜声利之场乎?’遂弃诸生,焚其十年来应举之文。”

按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凤阳,焚毁明帝祖茔,明王朝的军队土崩瓦解,明王朝已经名存实亡。董说的“罹闯祸”与“遂弃诸生”,当即指此。董说不赞成农民起义,甚或敌视农民起义。由于其家族“累叶受国恩”,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但其生也不幸,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朱明江山眼看就要失去。作为文弱的士子,一介小小草民,他不能挽大厦于将倾。朝臣互争门户,或纳城投降,这又不能不让董说失望。而厌倦尘世,冀图皈依佛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西游补》,这部别具情趣的小说,正是在这种心境中结出的果实。(www.daowen.com)

第四,《西游补》中“多佛家语”,且“穿插有律诗弹词”(高文中语),这对二十一岁前的董说来说是否可能?

(1)范来庚《南浔镇志》卷七“人物志”中载:“南潜,号月涵,本董说,字若雨。八岁,父斯张命读《圆觉经》。家有‘三佛楼’,每放学,辄趋楼前,趺坐佛前。”又董说《楝花矶随笔》中云:“余六七岁时,每新春及重九,借庵先生必命遍礼溪上诸院。至报国寺,则南公出具茗果;其昔年断手,则腊而椟藏。与余坐少顷,语修复寺殿,出腊手,亦笑亦泣,其语态至今可画。”幼年即礼禅拜佛,习诵佛家经典,拜访佛家大师,至十六岁,其佛学修养自然是可观的了,何况董若雨又是嗜佛成癖、聪颖早慧的神童。即如此时,他的佛学修养,用于创作《西游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乾隆十一年《乌程县志》卷六记载,董说“少补弟子员,长工古文词,江左名士争相倾倒”。又范锴《浔溪纪事诗》卷上谓:“年十四,补弟子员,旋食廪饩。先生尤长于古文词,为学史许玉史赏识。时江左右竞为文社,争致先生往会。”这两条材料所云,均为董说二十一岁前事。以此可知,此际的董说,已经因工于古文词而名噪一时。各文社争邀他参加,他当然不可能于诗词一窍不通。文社纵然以议论文理,讲究文章作法为主,可也绝不至于与诗赋绝缘。相反,文人结社,歌诗酬唱,才是他们相互结社的本意。其次,出身于文墨世家,书香门第,家传渊源,决定了董说这样一位好为文词者不会不通于诗道。

(3)《西游补》中有一些诗,也有弹词,这是事实,但细加玩味,不难发现,这并非出于诗坛大家名宿之手。而于董说这样一位虽能作诗,却既不常为,又不娴熟的业馀作者,十分合适。弹词产生于苏州,盛行于明末清初,董说的家乡乌程临近苏州,又生活于这个时代,耳濡目染,作上几段较为随便的弹词当非难事。

第五,关于静啸斋主人。

今所见《西游补》最早刊本为明崇祯十四年疑如居士序本,书名下题“静啸斋主人著”。“静啸斋”为董说父亲董斯张的室名,高文举冯梦龙曾以“墨憨斋”为室名因以为号之例,断“墨憨斋主人”为董斯张之别号,这未免失之简单化。古人有以室名为号的,但也不尽然。冯梦龙以自己的室名为号,可从其著作署名“墨憨斋主人”得到证明,这自无疑处。而董斯张的著作中却并无此类现象,同代人也不见有以“静啸斋主人”称之者。这其实不足为怪,如其子董说虽然有室丰草庵,却无“丰草庵主人”之号。

应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的看法是,静啸斋主人或即董说的号;或系书商误题。董说八岁丧父,与寡母因依为命,家境并不太好。如此,他是不可能另修书斋而废其父之书斋不用的。在亡父书斋中读书,加上他对父亲感情极深,以“静啸斋主人”为号以纪念乃父,极其自然。这种情况在古代也不乏其例,如明末清初周文炜、周亮节父子共用醉耕堂堂号;宋荦与其子宋至共用萧草堂堂号等。第二种情况可解释为:董说将小说书稿交付出版商,在以小说为小道的时代,他不免也不甚重视此作,没有署名;而出版商知道他家中有“静啸斋”,即加以“主人”,为之补写作者名字。

高文曾谈及董说的“丰草庵”。丰草庵的命名在董说二十六七岁之后。《丰草庵诗集》卷十一《春日感怀限韵》自注云:“乙酉(若雨二十六岁),将移家鹿山,自筮得明夷初九”。又卷五收其辛卯年(顺治八年,1651)三十二岁作《闻警》诗云:“樵船载图书,移家鹿山去……藏书托新构,丰草名自署。”由此知其自己的书斋丰草庵的创建,是其《西游补》刻印之后的事,远不如乃父之“静啸斋”大名在外。

第六,关于回目问题。

按崇祯十四年本《西游补》,正文十六回,回目却仅有十五回。该刊本有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云“《西游补》十五回”。疑如居士《序》则谓“今观十六回中”。如何解释一矛盾?个人以为,这只能归因于作者对小说的偏颇认识,或者是粗心所致。作者并不知道他会因小说创作在青史上留名,其为小说,仅是游戏笔墨,抒写自己厌倦尘世、冀图出家的思想。如此,当他写下了回目,撰写正文时,虽有了新的构想,增添了作品内容,作品完稿后,也并未细加审阅,详加勘对,即交付出版商。其《西游补答问》及回目的撰写应该在创作正文之前,故俱存此误笔。疑如居士为之作《序》,理当是看了正文,而其对回目与正文间的矛盾却也并未察觉,错误便保存了下去。出版商考虑的是以内容取胜,以此获利。至于不影响发行的小小疏漏,自然不会去关心。这便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古典小说的版本中,例子并不少见。

此外,董斯张的好友冯梦龙具有超人的见识,颇重小说。如果董斯张有小说创作问世,他自不会不为之宣扬。事实上,冯梦龙从未提及董斯张著有小说,这也可以反证董斯张不是《西游补》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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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洪钧《〈西游补〉作者是谁》,《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2) 刘复《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西游补》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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