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史上，江阴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堪称为一部奇书，正如孙楷第先生在《夏二铭与野叟曝言》一文中所说：“《野叟曝言》一书，洋洋洒洒长至百五十馀回，在才子佳人之作中，可谓庞然巨帙，作者又为名士，故得著称于世，流传最广，绝非同类中其他诸书所及。无论如何，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自不容否认。”⁽¹⁾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也说：《野叟曝言》的“作者是处处要蹊径独辟的。在那一百五十二回的极冗长的故事里，几乎回回都求立异，求新奇”，“集一般才子佳人书的大成，是落魄的文士们想像中所能描绘的最快意的、最称心如意的一个局面，一个生活”，“《儒林外史》写着一个儒生的理想，但比较起《曝言》来，彼是那样的穷酸气，而此却是这样的显显赫赫”，“全书分为‘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的二十卷，也正可以此二十字浑括全书大旨”⁽²⁾。

如此一部奇书，为什么会在清朝乾隆年间，由江阴人夏敬渠创作出来？以及如何正确评价书中“炫学”的内容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晚明清初实学思潮，从这样一个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视角，来探讨夏敬渠创作《野叟曝言》的原因，并阐释其相关内容之深层蕴涵。

关于中国古代实学思潮，步近智先生在他的《略论我国古代实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一文中，曾有专门述论：“实学是我国明代中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历经明清之际的高潮阶段，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龚（自珍）魏（源）时期才告结束。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而提出，其后发展为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了早期启蒙思想性质。这一进步思潮，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³⁾

明朝立国之初，鉴于蒙元灭亡的教训，明太祖朱元璋，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奉之为“正学”，希望能够以此正“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永乐朝，集中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统一思想，也确实如《明史》中所讲：一时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馀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然而程朱理学发展到了后来，则也逐渐演变为如李卓吾所描绘的，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王阳明心学，即针对社会上假道学的盛行，意在纠正程朱理学的琐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在思想史上，可谓一场了不起的革命。但王学末流，则很快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空谈心性、游谈无根，如王廷相所说的：“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黯然而不知。”（《雅术》下篇）

就在《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家乡江阴县毗邻的无锡，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顾允成、叶茂才、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等人为中坚的东林学派，应运而生，《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龙传》中说：“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

东林学派大力提倡实学，如高攀龙说：“这‘知’字，却最关系学术之大小偏正，都在这里……古今学术于此分岐。何者？除却圣人全知，便分两路去了：一者在人伦、庶物、实知、实践去；一者在灵明、觉知、默识、默成去……今日虚症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高子遗书》卷四《知及之章》）又云：“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黄尊素则“以开物成务为学，视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宏济艰难，沾沾自顾，拣择题目以卖声名，则直鄙为硁硁之小人耳”（《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四》）。

东林学派主张尊经重道，恪遵洛闽，以朱为尊，排斥陆王佛老。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提出“四要”：一曰知本，“本者性也”，“朱子白鹿洞规，性学也”；一曰立志，此乃“一生之事业之所根柢也”；一曰遵经；一曰审几，此“诚伪之所由分也”（《顾端文公遗书》）。坚决反对佛老：“故以性善为宗，上之则羲尧周孔诸圣之所自出，下之则周程诸儒之所自出也。以无善无恶为宗，上之则昙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则无忌惮之中庸、无非刺之乡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同上）进一步还认为：“释氏要混沌天地、灭绝万物，所以欲斩断此善字。”（同上《还经录》）因此，高度评价韩愈：“《原道》之作，似平平无奇，而上下二千年间，辟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小心斋札记》卷八）高攀龙认为：“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只是非两字。”（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并愤激地说：“昔之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为儒者，且轩佛以轻儒。其始为三教之说，以为与吾道列而为三幸矣；其后为一家之说，以为与吾道混而为一幸矣。今且摈之为凡，摈之为外，而幼之卑之而疏之。然则天下孰肯舍圣人而甘为凡夫，舍尊长而甘为卑小，舍亲而就其疏也？呜呼！颠倒是非，至此极矣。斯言不出于乱世而出于盛时，不出于释氏之徒，而出于圣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子遗书》卷三《异端辨·又辨三教一家》）

东林学派反对内阁与宦官专权，如高攀龙认为：“我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之不散。严分宜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之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安危大机，于是乎在。”（《高子遗书》卷一一《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高子遗书》卷八下《答周绵贞二》）提倡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如高攀龙认为：“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无政。”（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顾宪成说：“夫士，亦何择于贵贱也！贵而取贵焉，贱而取贱焉，惟其当而已。”（《泾皋藏稿》卷二《与王辰玉书》）钱一本甚至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明史》卷二三一《钱一本传》）。

东林学派主张体恤民生，据记载，叶茂才“榷税芜关，除双港之禁，商人德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侍郎叶园适先生茂才》）；周顺昌在福州推官任，逮捕税使高寀的手下；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严厉斥责矿监税使之酷虐百姓等。

明清之际对实学的提倡，知名者如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黄宗羲在经学、史学、音乐、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深有造诣，其“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工商皆本”（同上）等更是名论。王夫之潜心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的研究。颜元提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提倡“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学（《颜习斋先生传》），并登高而招，倡导“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他们均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践与有用的学问。

夏敬渠出生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代常州府江阴县人。关于夏敬渠的家世生平，以及对其小说《野叟曝言》创作的影响，前辈学者赵景深先生《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⁴⁾剔抉爬梳，有筚路蓝缕之功。台湾学者王琼玲女士《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⁵⁾、《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⁶⁾等著作，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论。

从有关资料来看，夏氏家族与东林学派渊源甚深。源远堂《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七世》载，夏敬渠的高祖夏维新，“号彩邦，明崇祯癸酉科九十九名举人。顺治乙酉殉节……天资颖异，抱干济，敦名义，夙以文章气节推重东林”。也许正是出自这种对东林人士的推重钦慕，夏维新为其长子夏霈结姻名列“东林八君子”的叶茂才的孙女。《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八世》载：“霈字若时……配叶氏，讳淑，赠孺人，无锡县石幢明诸生梅廊公字尔培讳孝基长女，工部侍郎闲适公讳茂才孙女，胚胎理学，有大家风。于归后值兵燹之馀，家事艰棘，一切倚办，综理井如”。《宗谱》卷十四《著述·爱日编五卷》夏祖燿识语亦云：“至高祖母叶太孺人，承东林理学之传，受梅廊诗学之教，素娴吟诵。”夏霈则亲上加亲，再为其长子敦仁定下妻子的侄女为妻，此为夏敬渠之祖母。《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九世》载：敦仁“配叶氏，赠孺人，无锡县增生母舅贾侯公讳复长女。幼娴女箴，通《孝经》、《小学》、《毛诗》，旁及唐宋诗文，善书工算。始至，姑即以内治委畀，次第具举，不言自办。上事下睦，人称贤孝”。《宗谱》卷十《表章·记载》转录《江南通志·人物志·列女传》，谓叶氏有“巾帼之丈夫，闺帷之豪侠”之称。

在夏敬渠的先辈们身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与东林学派思想主张薪火相传的地方。如崇儒重道，讲实学，关心民生，多行善举。敬渠之高祖夏维新，具干济之才，重气节，清兵围江阴，守城不降，战死。敬渠《拟明中书舍人戚公传》中，曾记及其事，谓“维新、（吕）九韶辈亦多出奇计”，最后“维新等皆自刎死”（《浣玉轩集》卷二）。曾祖夏霈，“至性孝友，品行端洁……喜行利济事：康熙十七年旱，倡捐，得谷二百馀石，募饥民浚斜泾河，寓以工代赈之意，全活无算。逾年复大旱，合境俱荒，滨斜泾万馀亩独稔，至今蒙其利。十九年大水，九里塘路圮，行旅颠溺，出粟修筑，复为坦道……计终岁所入给日用外，悉以应助不足”（《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八世》）。祖父夏敦仁，“教人先品诣，次经史，而后及文艺……朔望则率子弟学徒诣学宫，展拜丁祭，执事尤谨。元旦万寿，必设香案向北阙九叩。常语人曰：‘尊君亲师，无贵贱，一也。’……其立功施惠，未尝不历历可称道。城南有斜泾河……调元凡一再浚之，深广加倍，民赖之至今。某岁大祲，调元设粥厂煮赈，全活甚众。又纠同志诸人，集资为同善会，凡义冢义棺、夜镫、草履、棉衣、姜汤、药饵之施于贫病者，皆取给矣……迄于今，邑中浚渠、成梁、除道、捐赈诸善举，犹首推夏氏”（《宗谱》卷七《传略行状》杨名时《乡贤夏君传》）。父夏宗泗，“承先世忠孝，绩学砺行，无间寒暑……性慷慨，喜周急，孺人奁资千馀金，公悉散于窭人”（《江阴夏氏宗谱》卷七《传略行状·汤孺人传略》）。巾帼不让须眉，祖母叶氏，为东林名宿叶茂才重孙女，善书工算，于丈夫行善施惠乡邻之举，“佐之周恤，内外族姻，推之道路羸瘠，一切善事，知无不为。惟不肯饭僧佞佛，曰：‘此吾所不识，亦夫子所不信，我不为也。’”张叙论赞曰：“自佛法入中国也，虽贤士大夫不免，其在闺阁中人为尤甚，有宁薄生人之养以养之者矣。今太君之丰于施者如彼，而吝于佛者独如此，见何卓也……不愧东林理学家风。”（《江阴夏氏宗谱》卷七《传略行状·夏母叶太君传》）因其“济困乐施，赈灾救荒，故朝廷名臣如鄂尔泰、杨名时等人，颁赠叶氏‘义洽闺闱’、‘族推女宗’、‘媲美丸熊’、‘坤型无忝’等匾额赞词”⁽⁷⁾。母亲汤氏，助夫行善，“孝而贞正，通达理义。年二十九，誓《柏舟》，上事孀姑维谨，病则日侍汤药，下课二子惟严，督训不怠”（《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十世》）。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氛围中成长，夏敬渠深受其家风熏染，并影响到其思想的形成，重理学，讲实学，排佛老陆王。《江阴夏氏宗谱》卷八《小传纪事·第十一世“敬渠”》载：“敬渠字懋修，邑庠生。英敏果毅，正直不阿，权贵无所干避。崇正学，力辟二氏。通诸经、历代史志，旁及诸子、诗赋，礼、乐、兵、刑、钱、谷、医、算之属，无不淹贯”；《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七《人物·文苑·夏敬渠》也说他“英敏绩学，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雍正元年（1723），江阴大旱，蝗灾严重，夏家再度设厂煮粥赈灾，《江阴夏氏宗谱》卷七《传略行状·汤孺人传略》载：“二铭有经济才，年十九，即奉祖母叶太君命，煮粥赈贫。时邑设厂者六，皆叶太君与叔履中公倡捐以救荒者。二铭主水南厂，食粥者数千人，晨则点名给放，昼则出劝捐，暮则监舂杵，夜则监煮粥，目不交睫者数月。六厂中煮赈之最久，捐数之最多，食粥者之最众，莫如‘水南’。”此足见夏敬渠的实际才干。关于夏敬渠的遵理学、排佛老及陆王心学，在他的小说《野叟曝言》之外，于其文章如其《读经馀论》、《辟佛论》、《七解》、《医学发蒙自序》等篇中多有表述，王琼玲《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夏敬渠生平总述》、杨旺生《〈野叟曝言〉辟佛斥道思想论》⁽⁸⁾中有具体论列，不赘述。凡此亦足以说明，无论家族抑或自身，夏敬渠与晚明清初的实学思潮，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夏敬渠的长篇巨制《野叟曝言》的创作中，其所接受晚明清初实学思想的影响，同样非常显著。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甚至可以如是说：小说《野叟曝言》，正是以文学形象，具体演绎着作者的实学理想。

光绪八年（1882）龙溪赏奇室主人撰《野叟曝言序》中，评价其书曰：“其书下蟠上际，旁烛无垠。其论性理之微，虽周、程、张、朱并世而生，亦当分一席以居之，以共捍陆氏明心之说。其论用兵之奥，虽孙吴复起，亦当卷旗解甲，肃立坛下，听其指挥。其论医学，虽与黄帝岐伯分庭抗礼，亦不为过，彼世之夸三折肱者，咸望尘而却步矣。其论算学，虽《周髀》、《九章》，亦或前席请益，彼僧一行辈，方兹褊矣。其论诗学，虽青莲、子美，咸愿把臂入林，至李杜以下馀子，碌碌不足数也。然此特其显焉者也。其书更以崇正辟邪为己任，不特佛老之大悖乎圣人者，不惜大声疾呼，以冀挽狂澜于既倒，即于儒术之中，有稍拂乎圣人者，亦必反复指陈，务使孔孟之道皎然与日月争光，不使纤尘得以蒙蔽。洵堪为圣学之功臣、尼山之肖子，又乌得以章回小说轻之哉？”光绪七年（辛巳）刊本《野叟曝言·凡例》中亦云：“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馀回洋洋洒洒文字，题名曰《野叟曝言》，亦自谓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文，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伏钩绾，犹其馀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第一奇书之目”。序及凡例，其评价间或失之夸张，但其对该书中内容的概括，却均能中的，都讲出了小说中最本质核心的内容部分。

在《野叟曝言》中，文素臣被称为“道学先生”，“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第一回）。就在首回，素臣的叔叔何如，知道侄儿将有壮游远行之举，约同好为他饯行，各言其志。素臣述其志向：“慨自秦汉以来，佛老之流祸几千百年矣。韩公《原道》，虽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而托诸空言，虽切何补？设使得时而驾，遇一德之君，措千秋之业，要扫除二氏，独尊圣经，将吏部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实实见诸行事，天下之民复归于四，天下之教复归于一，使数千百年蟠结之大害，如距斯脱，此则弟之梦想，而不敢妄冀者也。”小说中文素臣的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一理想不懈奋斗努力。小说第一百三十六回，宪宗驾崩后，孝宗登基，文素臣终于有了践行自己理想与志向的机会，详细拟订灭佛条款，与同道马负图慎重商定后，动用国家机器，颁行海内，不仅消灭国中佛道二教，又出征降伏西域各国，铲除佛教（第一百三十七回），“除灭佛老，昌明圣学，一切长生、白莲、无为、灯络、糍糰等教，皆如爝火，不扑自灭”（第一百四十七回），建下了“千古无伦”之功（一百五十四回）。文素臣的母亲水夫人，也竟是一个理学家的化身，“贤孝慈惠，经学湛深，理解精透，是一女中大儒”（第一回）。书中多次写到水夫人讲道学。第四十回，素臣直言逆鳞，被绑出午门，候旨处斩，消息传到家中，一片悲伤，水夫人知道，却显得格外镇定。鸾吹、素娥不解而问，水夫人道：“喜怒哀乐四者，情也。而有裁制此情者，是以皆发中节；若徇私情忘天理，则不中其节矣……为父母者，与其有子为奸臣，为佞臣，何如有子为忠臣，为直臣？既欲其忠且直，而又怕其受忠直之祸，天下无此两术矣！”水夫人在家，可谓讲坛常开，与媳妇丫环，大谈理学；其后来进京，则入宫中为太皇太后、皇后妃嫔、长公主、公主、郡主讲书，“听者俱目悚神惊，心悦诚服”（第一百二十六回）。

文素臣的才能，书中谓：“吟遍江山、胸罗星斗。……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少年便立志“欲为圣贤”，“十岁即工诗古，涉猎史子百家。十八岁游庠后，益事博览，精通数学，兼及岐黄、历算、韬略诸书。性恶佛老，遇佞二氏者，必力折之”（第一回）。文素臣最得意的，即其“生平有四件事，略有所长，欲与同志切磋，学成时传之其人”（第八回）。果然，后来这四学分别传之四妾：算学传之于刘璇姑，医学传之于沈素娥，兵法传之于木难儿，诗学传之于任湘灵。其自身百折不挠，斗恶僧、权奸、逆藩、蛮酋……历经九死一生，“征南、卫宫、诛藩、救劫、迎銮、靖虏、平浙、剿倭”，立下了旷古无匹的“八案首功”，朝廷认为：“周称尚父，鲁称尼父，齐称仲父。先生即逊于孔子，而功高尚父，远出仲父之上”，于是赐素臣号“素父”，“诏表赞拜皆不名，食禄吴江县，田赋岁禄如故。加封三代祖考为镇国公，妣为镇国太夫人；晋母水氏号宣城镇国太夫人”（第一百十九回），享尽各种荣禄。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所谓《花朝生笔记》云：

《野叟曝言》一书，相传为康熙时江阴缪某所撰。缪某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晚乃为此书以抒愤……会纯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缪之女，颇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釀巨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乃与父门人某谋，密用白纸装订一部，式与原书等，即置诸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迨缪将迎銮，启袱出书，重加检阅，则书犹是而已无一字矣。缪哭失声，以为是殆见忌于造物，故书遽羽化去也。女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今天子性猜忌，父书又多不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网者，翁独不闻之乎？”缪无如何，郁郁而罢。⁽⁹⁾(www.daowen.com)

《清稗类钞》、《澄江旧话》等也有类似记载，可知这是旧时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此“缪某”为“夏某”之误，无须赘说；夏敬渠也确曾有进书之想，但其欲进者，是他的史学著作《纲目举正》，而非小说《野叟曝言》，此在其《自拟进〈纲目举正〉表》中有具体交代：“臣所著《举正》一书，虽兼正诸说，不止专攻《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欲举《纲目》中不正之论而悉正之”，“伏乞敕付史馆考校议覆”。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的附会，毫无疑问，是因为该作品刻意地炫学，迫不及待地展示，殚精竭虑地推销自我，给人传递了虚假的信息，造成了一种错觉，这是人们会产生如此附会的根本原因。

通观《野叟曝言》一书所叙写的故事，其主人公文素臣的崇理学，排佛老，斗权奸、阉竖、藩王，不拘一格延揽人才，赈灾救荒，种种举措，以及他的诗、医、兵、算等，皆可称之为实际有用之学，作者对此等内容的张扬，亦如同晚明清初实学家们对实学思想的提倡。

步近智先生在《略论我国古代实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一文中指出：“自康熙晚期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杀害和加以各种思想禁锢，以消除反封建的‘异端’思想和反清的民族意识。于是，实学思潮便由明清之际的高涨很快转向低沉。知识界出现了脱离现实倾向，陷入乾嘉汉学的繁琐训诂考据之中。”⁽¹⁰⁾《野叟曝言》的创作，据王琼玲女士《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考证，大约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作者六十三岁时，应该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最迟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前完成⁽¹¹⁾。《野叟曝言》的创作时间，正处在实学思潮趋于消沉之后，繁琐的考据之学兴起的伊始。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其中的“炫学”——其所张扬的“实学”的积极意义了。当然，文学不同于议论之文，它的张扬实学，应该是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之中，而其长篇累牍之“炫学”说理，自然有悖于文学创作的规律。

在《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¹²⁾文中，我曾经指出，炫学小说的产生，直接与中国古代那种十分庞杂、缺乏科学界定的“大小说”观念有关，也是小说观念滞后于创作的一种表现。这是就炫学小说的总体创作情况而言。由如上所论，我们还可以知道，具体到炫学小说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又有其各自特殊的情况，即如夏敬渠的创作《野叟曝言》，一方面，固然是“大小说”观念的作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因为作者受了晚明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欲通过其小说创作来反映他的实学思想理想所使然。

总而言之，夏敬渠《野叟曝言》的创作，与他接受晚明清初实学思潮，尤其是东林学派的思想影响有关。在内容上，他所炫耀的那些属于“实学”的学问，在实学思潮走向低迷的时代，有它积极进步的意义；而大段的议论，非文学的文字阑入小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毋庸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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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楷第《沧州后集》页238，中华书局1985年第一版。

(2) 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页46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3) 步近智、张安奇《好学集》页27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5) 王琼玲《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

(6) 王琼玲《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

(7) 王琼玲《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

(8) 杨旺生《夏敬渠与〈野叟曝言〉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 蒋瑞藻《小说考证》页2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0) 步近智、张安奇《好学集》。

(11) 王琼玲《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谱》。

(12) 冯保善《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