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深刻认识到八股科举、功名富贵对一代读书人心灵的戕害，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如神禹铸鼎”⁽¹⁾般展示了这一灵魂被扭曲、人格遭扭变、面目可憎、言行可恶的文人群体，并予以尖锐犀利的讽刺批判。但“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²⁾，又如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刊印本《儒林外史·本书特点》中说：“是书在批判举业之外，又能展示人一种做人的新途径，在社会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心理：虚浮的富贵不足贵，所足贵的乃为健全的人格；八股时文不足贵，所足贵的，乃为真实学问。”吴敬梓清醒地看到，是时代风气，是统治阶级的取士政策，导致了这一代读书人的悲剧，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于是，在愍其不幸的同时，希望为一代读书人寻找新的出路，疗治其病态，便成了作者创作此书的真正动机。通过正面人物的描写及其健全人格的不同类型设计，试图为一代悲剧的文人树立典范、明示方向，进而治其痼疾，实为吴敬梓《儒林外史》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作品中，吴敬梓先后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理想人格范型：古代高隐、真儒、市井奇人，三种类型表现了作者理想人格探索的三级跳，反映了作者探索的艰难与探索者匡世的执著。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塑造了高隐王冕形象，是为作者理想人格的第一种范型。关于王冕，元人徐显、明初宋濂、清初朱彝尊都为他写过传记。与传记比较，《儒林外史》的改动之处主要有三点：一、传中说，王冕的童年，父命放牛，常偷偷入村学堂中听书，而忘其牛，因此为父所挞，小说改为童年丧父，并突出其侍母大孝；二、传中说，王冕擅画梅花，小说改为画荷花，此与小说中增加的写他仿屈原衣冠一起，有强调他不与污浊之世同流合污的意思；三、传中说，朱元璋曾闻名而授其咨议参军，未做而亡，小说改为“逃往会稽山中”，隐居不愿做官。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不压抑个性，重自然，讲孝道，富才情，有学问。

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靠着母亲做些针指，供他到村学堂里读书。十岁的时候，母亲说生计艰难，让他到隔壁秦老家放牛。他善体母意，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在秦老家，遇到“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早上的点心钱，省下来，一两个月，偷空到村学堂里，在闯学堂的书贩那里，买几本旧书看。这天在湖边放牛，骤雨初歇，见“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顿时有人在画中之感，产生了画荷花的冲动。自此，攒下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几个月之后，居然画的“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就像是湖里长的”。乡里开始有人拿钱来买，他得了钱，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画名越来越大，到了十七八岁，不去秦家放牛了，每天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不求官爵，不交往应酬，终日闭门读书。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花明柳媚的时节，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湖边，到处玩耍。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也不放在意下。

王冕为人嵚崎磊落，不求官爵，不贪功名，不畏惧官府，不攀附权贵。因为画荷花出了名，权贵危素从画中看出作者“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有了结识他的念头，让时知县前往约请。时知县揣度，王冕闻听危素相约，“自然喜出望外了”，便让翟卖办去催请，讵料王冕托病不见；时知县“屈尊俯就”，亲自去请，王冕又避走他处。善良的秦老觉得王冕“太执意”，王冕说出一番道理：“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相与他？”此后，朱元璋专程到诸暨县拜访他，恭敬备致，请教得天下的道理，王冕指陈“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朱元璋建国，传说朝廷行文浙江布政司，要征聘他出去做官，王冕闻知，“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隐居不出，直至病死。

吴敬梓将王冕形象放在隐括全书的第一回中来写，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这样一个理想人格范型，对于被功名富贵扭曲了人性的士林阶层，毫无疑问，具有典范意义。但客观讲，王冕形象过于高洁空灵，孔子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作者也深感在现实中，这样的人物实难以存在，恰如卧闲草堂在该回回末总评中所说：“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如此，作者希望用来匡世的苦心，便难于奏效，于是，也只能将他放在隐括全文的楔子里。正文中，作者则倾力塑造了几个生活在现实中，食人间烟火，又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物典型，以期对匡救士林灾厄有一种切实的作用。

所谓“真儒”，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即“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者。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四位堪称“中流砥柱”的“真儒”，有这样一些共同的人格内涵。

其一，淡泊于功名富贵。杜少卿“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高翰林贬斥他“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讥笑他不肯与官场中人结交，确是如此。王知县想结识他，汪盐商宴请知县，请他作陪，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安徽巡抚李大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儒考试，他装病辞聘。妻子不解，他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庄绍光奉旨入京，“九卿六部的官，无一个不来拜望请教”，他不以为喜，反倒“会的不耐烦”；权倾朝野的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揽为自己的势力，他断然回绝：“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屡主礼闱，翰苑门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这就不敢领教了。”辞官归来途中，盐院、盐道、分司、府县官纷纷拜会，弄得他心烦，命作速开船。回到南京后，为避免地方官绅打搅，索性搬入玄武湖洲中居住，竟不会客。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他读考卷，应秀才考试，是听了祁太公的劝谏，“进个学，馆也好坐些”；考进士，填写年龄，别人虚报，他实填，皇帝说他年老，未能补翰林，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博士，一个穷教官，他不觉得烦恼，反生“欢喜心”，说：“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着，强如做个穷翰林。”教官任满，进京述职，他向杜少卿说：“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馀，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杜少卿赞他：“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余特闻之叹赏：“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迟衡山身为塾学教师，不肯合污同流于世俗，称“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又称“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衡山不仅对翰林、中书、御史之流决不苟合，从他的言行中，丝毫见不出他歆羡功名富贵的俗念与阿附权贵的卑行。

其二，文章道德，俱称楷模。杜少卿，娄焕文说他“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少卿讲孝道，敬父执，尊重下人。堂兄杜慎卿嘲讽他：“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对父执韦四太爷礼敬有加；对家人娄焕文侍医问药，为他送葬吊丧，赠银哭祭，镇上人都夸：“天长杜府厚道。”他不阿附官宦，但在他曾经拒绝结识的王知县坏了官，摘了印，被新官赶出衙门，无人肯借房子给他住的时候，又主动提出借自家花园给他。在学问上，他著《诗说》，解《诗经》，论朱注，卓见大胆，新人耳目。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收藏家卢信侯立志收藏“本朝名人的文集”，将他列入其中。庄绍光论学问：“读书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约，总以心得为主。”精辟绝妙。他对古礼古乐也深有研究，迟衡山所订的泰伯祠礼乐稿，呈他指正，他用了一天时间，便将所行的礼乐商订得端端正正。他还有经济之才，陛见时所进教养十策，嘉靖帝赞其“学问渊博”，太保公也不得不承认他“果有出群之才”。迟衡山，其论讲功名与做学问，以及对八股举业的评价，俱见卓识。又精于礼乐，泰伯祠大祭所用古礼古乐，都由他制订。虞育德，十四岁即为祁太公请了去教自己的儿子。他学诗古文词，学地理、算命，俱有讲究。在山东巡抚衙门，幕僚同事尤滋钦佩他“文章品行，就愿拜为弟子”。

其三，为人真诚，富有才情。杜少卿，虞育德赞他“是个极有才情的人”。少卿与妻子携手游赏清凉山，笃于夫妻之情；相与女诗人沈琼枝，重其人格，表现了超越尘俗观念，不拘泥男尊女卑的陋见。他的诗文创作，如虞育德评价：“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来的诗文，人无有不服。”庄绍光，他以“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因而入京陛见；因天子问他“教养之事，何者为先”，而“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因朝廷昏庸，小人当道，在应召未行之前，已有了“我就回来”的想法；在进十策的同时，“又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其为人真诚坦荡，对自己不愿做的事，即便是太保公，也径加拒绝；对自己不同意的看法，并不隐瞒，如对功名利禄之徒萧柏泉的恭维，他当面讥讽：“征辟大典，怎么说不屑？若说抡元，来科一定是长兄。小弟坚卧烟霞，静听好音。”虞育德，无一点矫情，为人真诚，学算命，学看坟，读考卷、应秀才考试，都是为了吃饭谋生，一方面认真去做，另一方面也不隐讳初衷。举进士之前，遇朝廷求贤，尤滋建议他让康巡抚举荐，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高处。”虞育德说：“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甚么？”他任国子监博士，有监生建议：“荒春头上，老师该做个生日，收他几分礼过春天。”他极力反对：“我生日是八月，此时如何做得！”监生说：“这个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一个“真”字，在虞育德身上，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

其四，侠义助人。杜少卿，韦四太爷赞他：“少卿是个豪杰。”迟衡山首次与少卿见面说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季苇萧与少卿初次见面说：“少卿天下豪士，英气逼人。”郭孝子说：“少卿先生豪杰，天下共闻。”其堂兄杜慎卿讥讽他：“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两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书中写，有一次，他卖田得银一千二百两，赠仆人娄太爷的孙子一百两，给看祠堂的黄大五十两，为臧荼补廪交三百两，替张俊民的儿子冒籍考试纳银一百二十两，给鲍廷玺一百两办戏班，后又拿出一百几十两为娄太爷送葬，此可见他“平居豪举”之一斑。落入困顿后，郭孝子来访，还寻出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迟衡山，身为塾学教师，生活并不宽裕，为推行古礼古乐，“助一助政教”，“成就些人才”，捐出历年坐馆节俭下来的二百两薪水。庄绍光，辞官出京途中，为一对素昧平生、冻馁而死的老夫妻出资买棺、买地、雇人送葬。虞育德，为救投水贫农，将自己用以养生的十二两银子分赠四两；为解决杜少卿生活问题，将别人以八十两银子托他代做碑文的差事，转让少卿；其表侄拆了他老家的房子变卖，他非但没有责备，还赠三四十两银子让他租房；为管家娶妻，而当管家嫌跟着他清淡，欲要离去时，他既赠银子，又荐他到知县衙门做长随。

无论是王冕一类的古代高隐型，还是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一类的真儒型，在其人格内涵中，有相当成分，是传统理想人格思想的承续，如独立人格，高尚其志，修身立德，博学多思，重节操，重品行等，但《儒林外史》又有新变，它的讲豪侠自非儒家体系，强调“真”的品格，更是晚明以来新社会思潮的反映。封建末世，伪诈日盛，诚如晚明另类思想家李赞所说：“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乃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针对此，在晚明思想界，兴起主情尚真的思潮，大力提倡“真”，主张做人、从政、治学、为文，都应该贯穿“真”字。吴敬梓正是继承了这一进步思潮，并在其塑造的正面人物身上，加以表现，成为其理想人格内涵中一个主要成分。

作者拯救士林沉沦的动机是十分强烈的，尽管睁开眼来，充斥满目的是浇薄的世俗，堕落的士风，周围的气氛让他心寒胆战，但他探索读书人出路，寻求理想人格的决心，并未动摇，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中所写：“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曾几何时，“真儒”们用来大兴古礼古乐的泰伯祠，已经是“屋山头到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大殿上的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块”，丹墀里生满野草野菜，而“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世风浇薄，人情势利，不再有人讲究品行学问，士子乡绅热衷的话题，无非是功名富贵，作者不由得黯然神伤，“伤感起来”。对士林社会，作者似乎彻底失望了。他期望从士林中找寻理想人格范型来疗治士林病态的设想，最终幻灭了。将目光转移到市井，作者在那里依稀见到了一缕光亮。(www.daowen.com)

“风流云散，贤豪才色总成空；薪尽火传，工匠市廛都有韵”。在真儒辈风流云散，以及作者企图用“真儒”人格来拯救士林风气的理想幻灭后，再寄希望于市井中人，以“市井人物”来继承真儒精神，来挽救沉沦的士林，成了作者又一个新的探索。作品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描些的四个市井奇人，正寄寓了作者的这一探索思想。

四奇人具有一些共同的内涵，都生存在市井社会，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不讲究功名富贵，热爱自由，自食其力，不依附于别人，在琴、棋、书、画“四艺”之中，擅有其一，有精神文化追求。

擅长书法的季遐年，从小无家无业，在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用的笔，“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才用”。他写字，首先是极其认真，“人要请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许别人替磨。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其次须是“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一次，施御史的孙子叫小厮来请他写字，他到了施家，施御史的孙子刚走出屏风，被他迎着脸大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的闭口无言。他为人“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非常自尊，大雪的日子，到朋友家，一双稀烂的蒲鞋，踹了人家一书房的滋泥，朋友委婉建议他换双鞋子，他竟恼了，并不作别，走出大门，嚷道：“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了天界寺。不喜欢积累财富，“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

擅长下棋的王太，以卖火纸筒子为业。从小儿就喜欢下围棋。一次，在乌龙潭，见人称“国手”的马、卞二先生下棋，便挤上去，“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在主人的允许下，看了一会，便“嘻嘻的笑”。“国手”让他对弈，他“也不推辞”。下了几着，马“国手”已觉得“他出手不同”；半局之后，不得不起身服输。众人大惊，要拉他吃酒，他毫不隐瞒下棋之后自己心中的快活，与对“国手”棋艺的蔑视，说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罢，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画画的盖宽，曾经是富家出身，家里曾经“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他爱才如命，嫌亲戚本家有钱的人俗气，不与他们交往。同一些喜爱作诗、画画的人在一起，留他们“吃酒吃饭，说也有，笑也有”。遇到他们缺钱，便“几百几十拿与人用”。逐渐落入困顿，妻子也死了，“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净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清早起来，自己生火，烧着水，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各样的东西变卖尽了，只有几本心爱的古书不肯卖。后来，有人家出一年八两银子的束脩，聘他去做了塾师。

长于弹琴的荆元，五十多岁，在南京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以做裁缝为职业。“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馀下来功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熟人朋友问他，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以做生意为业，他说：“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其中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自己弹琴写诗，不是追求什么名分，是性情喜欢；做生意与读书识字并无矛盾；学校中人与自己志趣不同；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与自尊。

《儒林外史》中所写的这四位金陵市井中的奇人，应该也有根据。《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九记载：南京西城有三老，梁魏今擅长下棋，天下之冠；吴官心擅长弹琴，曾在京城权贵家与同行较艺，被称为祖师；陶叟擅长吹箫。此三人被称为“清凉三隐”。该书卷二十二又记载，大约乾隆时期，布衣诗人吴亨（字荆园），擅长书法，做裁缝为业。生活在南京的吴敬梓，对于他们的故事，应该耳熟能详，这对他塑造四奇人形象，应当有所启迪。

吴敬梓在真儒辈风流云散后，又写了充满士人情调的四个市井奇人，耐人寻味。作者既绝望于士林理想人格的难寻，又企图为士林提供可资师范的理想人格范型，他从自己落入困顿，生活在下层的切身感受中，捕捉到在市井细民之中，并不乏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他们有一技之长，差堪维生，能够自食其力；无须寄生于他人，可以保全人格的完整。但理想的人格，除了独立的意志，健康的心态，还应当具有精神上的追求与一定的文化素养。况且，吴敬梓探索理想人格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拯救士林的堕落沉迷，希望为病态的读书人开出疗治的药方，如此，在“四客”，四位生意人的身上，赋予其读书人的情调——琴、棋、书、画，读书做诗——铸造新的理想人格范型，便成为必然。

这种思想，从小说中有关文字，也可见其端倪。所谓“薪尽火传”，化用旧典“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取意柴尽火传，物灭而精神得到承传延续。吴敬梓的意思是，真儒们虽然风流云散，其精神品格却得以延续继承。所谓“工匠市廛都有韵”，正昭示了，继承延续“真儒”们精神品格的人，不在士林，而在市廛；不为士人，而为“工匠”、“客人”。

《国朝金陵诗征》中的“清凉三隐”，终究不同于《儒林外史》中的“四客”。四客形象，毕竟还是吴敬梓心造的幻影，他们在现实中，依然难以存在。季遐年在寺院里安身，随堂吃斋；王太卖火纸筒子过活；盖宽最终就了一年仅八两银子束脩的馆；荆元为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他们的处境与出路，同样令人堪忧。吴敬梓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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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浴血生《小说丛话》。

(2) 清·黄安谨《儒林外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