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水浒传》成书的下限:近古文学研究成果

《水浒传》成书的下限:近古文学研究成果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为何?王利器认为,《水浒全传》百回本当成书于元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为罗贯中。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认为,《水浒传》的祖本出现在元末明初。白秀英说唱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为诸宫调中名篇,曾经非常流行,今已亡佚。

《水浒传》成书的下限:近古文学研究成果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为何?迄今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概括来讲,大致有如下说法:

1.元代说。陈中凡认为,《水浒传》当作于元代中叶,即十四世纪前半期(1)。王利器认为,《水浒全传》百回本当成书于元代(2)。程毅中也认为,《水浒传》在元代已经基本完成(3)

2.元末明初说。胡适《〈水浒传〉考证》认为,《水浒传》百回本为明初人所做,作者也许为罗贯中,乃元末明初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为罗贯中。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认为,《水浒传》的祖本出现在元末明初。袁世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认为,《水浒传》祖本当出现在元代,至迟不晚于元末明初(4)。周维衍《〈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认为,《水浒传》最后成书于明朝洪武四年至十年间(5)

3.弘治正德年间成书说。李伟实在其《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中提出,《水浒传》的产生,当在明朝弘治初年至正德初年这二十年之间(6)

4.明代嘉靖年间成书说。戴不凡在《疑施耐庵即郭勋》中认为,今天所知道的第一部有头有尾的《水浒传》的刻印者,就是郭勋;在郭勋之前,可以说,其实并没有一部什么《水浒传》的全书(7)。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也推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乃郭勋指使其门客仿《三国演义》编撰,此郭刻本为最原始的本子,也是我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8)。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更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元年至十九年(1522—1540)这样一个时段”(9)

而在以上诸多说法中,以“元末明初”说最为流行,也是在现今学界为多数人采纳的一种观点。我个人倾向于“元末明初成书”这一说法。而在持此一说的诸前辈时贤所贡献之论据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内证,我以为,这也是一个十分有力、不容轻忽的证据。

《水浒传》之版本,比较一致的看法,分为繁本、简本两大系统。在现今所能见及的《水浒传》全本中,无论是作为繁本的有天都外臣序的百卷百回本、容与堂刊百卷百回本、有钟伯敬序的百卷百回本、袁无涯刊不分卷百二十回本,还是作为简本的建阳余氏双峰堂刊二十五卷《水浒志传评林》本、雄飞馆刊二十卷一百十回《二刻英雄谱》本等,均提到了宋元时期曾经极为风行的说唱艺术——诸宫调。且看例证:

而在繁、简本中,均存在着“白秀英说唱诸宫调”的情节,其为《水浒传》原本就有,非后来增补,这是可以断定的。再将繁、简本作一番对照,又不难发现,它们在这一情节上的区别,首先是文字上的繁简不同,即简本的删繁就简,对繁本的文字进行了压缩;其次,在删削的过程中,对一些专业术语,如将白玉乔“上来开呵道”中“开呵”改为“开场”,将“那白秀英唱到务头”中“务头”改为“后头”,其一字之差,正见出删改者对宋元说唱艺术的隔膜,以及百回繁本的更接近原貌。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即以“现存真正可靠的繁本”(10)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作为分析之依据。

何谓诸宫调,《辞海·文学分册》设专门辞条解释曰:“宋金元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因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弹词’。北宋艺人孔三传以擅长诸宫调著名。现存作品有《刘知远》、《西厢记》(董解元作)、《天宝遗事》等。”这一界定,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如所谓的“短套”“首尾一韵”,郑振铎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宋金元诸宫调考》(11)中已经指出:“集合同一宫调的曲调若干支,组合成一个歌唱的单位,有引有尾(但也有无尾声的),那便是所谓的套数。”后来也有学人指出:“只是‘短套’之说不够准确,因为现存的诸宫调作品中有一些无‘尾’的独立散词。这些独立的散词显然不能称之为‘套’,而只能视之为‘歌唱单位’”(12)。还有伴奏的乐器,叶德均先生在他的《宋元明讲唱文学》(13)中讲说得则更见具体,其云:“宋代诸宫调的歌唱是用鼓板一套乐器(有笛子),若不用鼓板,就敲盏(水盏)打拍(见《梦粱录》卷二十),唱者自己击鼓(《夷坚支志》乙集卷六)”,“金元诸宫调的歌唱情形,在元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和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都有具体的描绘。它是由说唱者自击锣和拍板打拍,和宋代用鼓板一套乐器不同。旁边又有以琵琶或筝的弦乐伴奏,这在杨立斋《鹧鸪天》词(《太平乐府》卷九)有明确的记载:‘烟柳风花锦作园,烟芽露叶玉装船。谁知皓首纤腰会,只在轻衫短帽边。啼玉靥,咽冰弦,五牛身后更无传。词人老笔佳人口,再唤春风到眼前。’所以后来明清人称为‘弹词’”;“元杂剧兴盛后,说唱诸宫调的伎艺就日趋衰亡,到元末《西厢记》诸宫调已是‘罕有人能解之者’(《辍耕录》卷二十七)。在明代它是死亡了的伎艺……明代人连诸宫调的名称都不知道”。

白秀英说唱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为诸宫调中名篇,曾经非常流行,今已亡佚。关于这部作品,有冯沅君先生《〈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与改者》(14)及叶德均先生《双渐苏卿诸宫调的作者》(15)等文先后做过考证。《董解元西厢记》卷一【般涉调·太平赚】曲有云:“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馀。”继之【柘枝令】曲有云:“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也就是说,这里的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崔护谒浆、双渐豫章城、柳毅传书,均与《董西厢》一样,为诸宫调作品之名。在元人石君宝的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庭》中,女主角韩楚兰为诸宫调艺人,她所说到的诸宫调,“双渐苏卿”也在其中。

双渐苏卿的故事,今存明人梅鼎祚编写的《青泥莲花记》中,大略谓:庐州娼妓苏小卿,与书生双渐相恋爱深。双渐离去,久不归,鸨母设计,将小卿卖与江右茶商冯魁。茶船过金山寺,小卿题诗于壁。后双渐成名,经官断还,小卿与双渐终得团圆。这是一个缠绵悱恻、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最早将这一故事敷衍成为诸宫调的,便是《梦粱录·妓乐》中提到的南宋绍兴年间撰写赚词的张五牛;而后在金朝,再由与元好问有过交往的商正叔(名道,曹州人,约生于1189年,1253年仍在世)进行了改编。杨朝英编《太平乐府》卷九录杨立斋《鹧鸪天》词及《哨遍》套曲,前有杨朝英小序云:“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赵真卿善唱。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杨立斋《哨遍》中亦云:“张五牛创制似选石中玉,商正叔重编如添锦上花。”俱可为证。

《水浒传》中白秀英说唱《双渐赶苏卿》诸宫调的有关描写,对我们了解诸宫调的表演程式,显然是重要的资料。

先有“笑乐院本”。这是正本表演前的节目。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又谓之五花爨弄。……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据薛瑞兆解释:院本之“院”指教坊;院本之“本”则是教坊“本子”,犹如宋杂剧之称“官本”,寓含院体风范意。实际上,不论官本,或是院本,既祗应宫廷大宴,也在瓦舍做场,不过以此招徕观众罢了(16)。《辍耕录》中将七百零六个院本名目分为十一大类,即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杂大小院本、院幺、诸杂院爨、冲撞引首、拴搐艳段、打略拴搐、诸杂砌。《青楼集·志》中谓金代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水浒传》中所写的在说唱诸宫调之前表演的“笑乐院本”,也无非如说话艺术中正话开讲前的头回,以篇幅短小的“焰段”或滑稽调笑的“院幺”一类院本,来招徕等待观众。

次为“开呵”。明人郭勋辑《雍熙乐府》卷十七录《醉太平·风流乐官》中云:“开呵时运宽,发焰处堪观。”徐渭《南词叙录》云:“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开呵”显然也是一个固定的程式,有引见推介的作用。

复次是主角登场,敲锣,以界方打拍,念四句七言诗,即“开话”,类似于说话艺术中的篇首诗词,点出题目,进入正文。“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这正是诸宫调韵散相间、说唱结合的具体形式。“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锣、板、笛子,这都是白秀英说唱诸宫调时所用的乐器。这里,白秀英是以锣为主要乐器,如南宋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所载,在他为浙江会稽太守时,有女艺人洪惠英说唱诸宫调,则用击鼓,“正唱词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怀小曲,愿容举似”,然后“乃歌曰”,念其述怀小曲。

再次是“唱到务头”,白玉乔“按喝”,白秀英拿起盘子,到观众中收取赏钱。关于“务头”,历来众说纷纭,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说:“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后注于定格各调内。”明人王骥德《曲律·论务头第九》说:“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转其调,如俗之所谓‘做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清初李渔闲情偶寄》说:“凡一句中最是动听之处,是谓‘务头’。”近人吴梅《顾曲麈谈》第一章《原曲》说:“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联串之处也。如七字句,则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阳去与阴上相连,阴上与阴平相连,或阴去与阳上相连,阳上与阴平相连亦可。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之一二语,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当代有学人如是说:“一般认为是指曲调中最为精彩或婉转动听之处。……诸家之说虽有异同,但可知‘务头’为曲调或作品中要紧处,不能随意待之。”(17)具体到《水浒传》这里所谓的“务头”,显然不应该是“一句中最是动听之处”,因为诸宫调乃长篇巨制,不可能一次讲完,所以亦如长篇说话,往往在“紧要”处煞住,来一个“却听下回分解”,故“务头”作“紧要处”解,最为合适。这在现存的诸宫调作品中,也不乏例证,如《刘知远》说到刘知远欲往太原投军,怕李洪义兄弟加害,黑夜去与李三娘辞别:“恰才撞到牛栏圈,待躲闪应难躲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惊杀潜龙。抱者是谁?回首视之,乃妻三娘也。”再如《董西厢》写张生追莺莺,大踏步上前,正要推门,忽然被人揪住:“真所谓:贪趁眼前人,不防身后患。捽住张生的,是谁?是谁?乃寺僧法聪也。”在“紧要处”停歇,一来是说书人为了喘气休息;二来如《水浒传》所写,为收取赏钱,作为说书人的报酬。而所以要在“紧要处”歇下,是为了抓住听众,让他们等待去听下文。

又次,在收取赏钱后,诸宫调也并没有马上开始,白秀英还要稍作休息,其间演出“衬交鼓儿的院本”,作为穿插,以免冷场致使观众走人。

所谓“腔依古调”,因为具体生动的描写,《水浒传》中这段说唱诸宫调的文字,也常常被研究诸宫调的学者引用,用来说明诸宫调的表演形式。其实,由这一材料,我们还可以判断《水浒传》的成书下限。

诸宫调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诸宫调在北宋迄元,曾经非常流行。《东京梦华录》载北宋的瓦肆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梦粱录》卷二十云“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鼓板上无二也”;《辍耕录》卷二十五云“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在元朝中统、至元年间(1260—1294),诸宫调仍十分兴盛,胡祇遹曾作《诸宫调》二首,歌颂艺人的高超技艺;又作《黄氏诗卷序》(18),专门就诸宫调艺人,总结了九大标准。这显然是以诸宫调艺术的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元贞、大德以后,杂剧创作演出进入繁盛期,诸宫调已开始步入式微。钟嗣成《录贵簿》记生活于大德年间的胡正臣,说他“董解元《西厢》自‘吾皇德化’至于篇终,悉能歌之”,似乎此时能说唱诸宫调名篇《董西厢》的,已不多见。成书于元末的《南村辍耕录》,其卷二十七《杂剧曲名》中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明人沈德符《顾曲杂言·杂剧院本》中所谓“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尚是院本模范,在元末已无人能按谱唱演者”,此话并非无根之谈。

事实上,到了明代,诸宫调这种艺术形式,已经鲜有人知道。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卷五“董解元《西厢》”条记载,其父亲幼年时,“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以数十人合坐,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未有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诸宫调由一人说唱,卢兵部的分角色递歌,所谓的磨唱,可谓根本就不知诸宫调为何物,所以招致了行家赵长白的批评。甚至诸宫调的名字,也遭世人遗忘,如朱权《太和正音谱》称《董西厢》为“北曲”,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称其为“说唱本”,徐渭《北本西厢记题记》称其为“弹唱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其为“金人词说”,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称其为“北词”,显然,在明朝,能知道诸宫调其名者,已经是为数寥寥。(www.daowen.com)

从诸宫调存亡的事实,不难看出,能够如《水浒传》这样具体细致地描写诸宫调说唱,当然不可能是明朝人的事情,或者说,最晚也不过是由元入明者,看过听过诸宫调表演,熟稔诸宫调的格范,才可能有如此到位的描写。所以,浅见以为,作为长篇巨制,《水浒传》的成书,太早则创作条件不能具备;而元末明初,实在是其问世之最佳时机。而上文所举内证,也证明了其创作下限,最晚也就是明初数年间,而绝不可能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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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年代》,《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月号。

(2) 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3)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袁世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东岳论丛》1983年第3期。

(5) 周维衍《〈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6) 李伟实《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7)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9) 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0) 欧阳健《〈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见《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11)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新版。

(12) 龙建国《诸宫调研究·绪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 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 薛瑞兆《宋金戏剧史稿·金代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7) 李修生主编《元曲大辞典》,李真瑜撰“务头”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8) 元·王恽《紫山大全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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