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¹⁾，这自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相适应的艺术形式来加以反映，社会新阶层的诞生，呼唤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这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同样有着大量的事实为证。即如在明清时代成为主要文学样式的通俗小说，它的早期形态——说话，便是顺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蓬勃兴起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出现的。而它所以能够在明清时代如狂飙猛进，蔚为大观，也与明清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资本主义的萌芽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区域，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发生的江南地区，江苏辖区对明清小说的发展，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1888年4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及巴尔扎克的创作，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²⁾恩格斯高度赞扬的，正是巴尔扎克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社会历史逼真的艺术再现。明清小说作为叙事文学样式，作为对明清历史社会的艺术反映，其中又对当时繁荣的江苏经济有哪些观照？做了哪些展现？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明清时期，江苏所辖地区，尤其是在江南，其经济在全国版图中，已经处在前列位置。归有光《震川集》卷十一《送昆山县令朱侯序》中，谈到明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说：“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饶。然征赋烦重，供内府，输京师，不遗馀力。”⁽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粒》中称，在明代江南，其水稻的总产量，大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七。《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载：“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又居两浙十九也。……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⁴⁾这里所说的苏、松、常，分别指苏州、松江、常州，都是江苏的辖地。“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更形象地表明了江苏辖区的农业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江苏辖区手工业的繁荣，更为人所周知。苏州是当时著名的丝织业中心，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六七六卷“苏州府部”记载，万历时期，其丝织业的繁盛，“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枝，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康熙《苏州府志》卷二十一《风俗》载：“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南京是棉织业的中心，其织造业也相当发达，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杏花村》小序中云：“金陵亦有杏花村，在城中西南隅凤凰台下，无所谓村也。然居民丛集，烟火万家，机杼之声相闻，染练之砧不断，锦绣成坊，足胜杏花春色。”《白下琐言》卷八亦载：“惟织工，推吾乡为最。入贡之品出自汉府，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故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剪绒则在孝陵卫，其盛与绸缎埒。”

至于其商业的发达，同样为世人瞩目。当时，既有在本地贸易，如丝棉织品制作地出现了大量的牙行字号，如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所载：“盖因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房、踹房商贾悉从之”；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一说：“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都是随着地方纺织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商业经营行为。

此外，还有将产品运往外地，异地经营，赚取利润者。本土商人携货远出营运贩卖的，如嘉靖《常熟县志》卷四载：“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货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氓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因本地消费能力有限，便需要将目光投向外边。江苏产品在外地颇有市场，所以不仅本地商人从事远地货物贩卖，更有外来客商到苏收买货物，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五，载江南棉布市场上，有华北商人：“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垣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利矣！”又乾隆时期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叙无锡棉布销售，也说：“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常不妄也。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盖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成于邑人之手而行于四方者，棉布最广。”而内贸外贸，行商坐贾，共同促进了江苏辖区经济的发展。

市镇的兴起与市镇经济的繁荣，是江苏辖区经济发达之重要表征。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记载了吴江县属市镇的发展，云：“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吾吴江之镇市村，其见于莫《志》者，村二百四十九，市三，镇四而已；徐《志》之镇与莫同，而市增其七，村则互有详略。至屈《志》而复增一市三镇焉。曰平望，曰黎里，曰同里，曰震泽，莫、徐之市镇也；曰县市，曰江南，曰新杭，莫之三市也。曰八斥，曰双杨，曰严墓，曰檀邱，曰梅堰，曰盛泽，曰庉村，徐所增之七市也。曰黄溪，屈所增之一市也；曰盛泽，曰芦墟，曰章练塘，屈所增之三镇也。凡镇七，市十。盖自明初至我朝三百馀年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市镇既是商业繁华、经济发达之地，不仅车来人往，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其常住人口也较一般村落更为集中。根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统计，明清两代，苏南人口在两千户以上的市镇，如盛泽镇在清初有万家、光绪末年人口有两万馀户，黎里镇清初有两千到三千家，平望镇明初一千馀家，同里镇明初有一千馀家，芦墟镇康熙年间有一千馀家，章练塘镇清初有数千家，江南市明初约千家，新杭市清初有千家，黄溪市康熙年间有两千馀家，震泽镇乾隆年间有二三千家，周庄镇嘉庆、道光年间不足五千户，光福镇道光年间聚于镇者千馀户、散于乡者万馀户，枫桥镇在民国初年有一千八百六十九户，徐墅同治年间有三千馀户，支塘市嘉靖年间有二千家，沙头市嘉靖年间有二千家，福山镇嘉靖年间有二千馀家，梅李镇嘉靖年间有二千家，彭家桥光绪末年有一千二百户，璜泾镇道光初年有二千户，千墩镇乾隆年间有万户，保镇崇祯年间有三千家，月浦镇宣统二年有三千九百六十四户、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二口。

江南市镇的兴起，是因为纺织业的繁荣；而在苏北扬州、淮北、通州、泰州等地崛起的不少市镇，则是因为盐业的发展。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苏北比较繁华的市镇也不在少数，如东台、富安场、小海场、天赐场、青口镇、大伊镇、板浦镇等，在一个时期，都曾十分繁荣。像富安场，《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十三辑载：“路居要冲，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东台则如嘉庆《志》卷十所称：“户口殷繁，煮海为业”，“有小扬州之目，糜费日不下数千”，其繁华发达可见一斑。

手工业的发展，市镇的兴起，都市经济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在不断地壮大，社会经济结构相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变迁需要文学做出反映，而市民阶层也呼唤表现他们自己生活情绪的文体与作品，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大容量写实性，无疑是展现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的最佳体裁，而它的叙事性、通俗性，也更合乎新兴阶层的阅读欣赏口味，于是，在新的时代，小说这一文体，便有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新经济的重镇，在江苏辖区，小说的创作尤见发达。以通俗小说为例，一批小说大家诞生于此，如施耐庵、吴承恩、陆西星、冯梦龙、袁于令、褚人获、杜纲、夏敬渠、屠绅、陈森、俞达、韩邦庆、刘鹗、李伯元、曾朴，都为江苏人；还有一些小说大家如凌濛初、李渔、曹雪芹、吴敬梓、李百川、李汝珍等，或出生在江苏，或流寓江苏，或频繁出入于江苏，其作品也或以在江苏的生活为背景，或写于江苏。这一现象，显非偶然，而有其必然性。这必然性，便是明清时期江苏特定的社会经济存在与新兴的思想观念。市民经济培植孕育了通俗小说的形成，市民经济发达的江苏，也为通俗小说的诞生及小说创作走向辉煌，提供了肥田沃土。

明清时代，图书出版已经商品化，蓬勃兴起的书坊，其图书刊印的目的便是射利，赚取利润，出版业也是当时体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江苏辖区在明清时期的出版也十分繁荣，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这可见当时苏州、南京的出版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显著。胡应麟还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这里又披示的苏州、常州以及南京图书刻印的质量在当时也属上乘。

江苏地区的出版技术，也居全国领先地位。除常用的雕版印刷，较普遍地运用了木活字，其铜活字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从现存实物看，我国最早用铜活字进行印书的，是无锡华燧的会通馆。据明人邵宝《容春堂后集》卷七《会通君传》载：“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⁵⁾稍后，同样以铜活字印书而著名的，还有无锡安氏。安国以铜活字印书，时间大约在正德七年到嘉靖十三年间。又从文献记载看，弘治、正德年间，在常州还有人制造了铅活字。这都说明，明代的江苏出版，是以技术的革新与创造发明走在前列的，这也为它在清代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势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江苏出版业的繁荣，官方的大量刻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蓬勃发展的书坊与私家刻书，更显示出了旺盛的生机。据《江苏刻书》中不完全的著录，明代的江苏各地书坊有九十二家，家刻四百九十三家；清代的书坊有九十四家，家刻九百四十六家。而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考证，仅明代的南京私人刻书，便有九十七家；苏州的书坊，则有三十七家之多。

就私家刻书，尤其是书坊刻书而言，考虑更多的是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这决定了出版者要将目光盯住市场，去考虑什么样的读物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

新兴的通俗小说无疑有着广大的市场，这从它在当时的传播与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中描写了《三国志演义》问世后历史演义创作的盛况，云：“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历史演义创作的繁盛，正是因为有《三国演义》的“为世所尚”在先，受读者欢迎，才引起了出版商的纷纷“效颦”，于是有各代演义的接踵创作出版，这显然是市场导向的魔力。

正因为通俗小说的出版有可观的利润，各书坊也争着物色作者，收买小说作品，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古今小说》的编纂，便是应书贾之邀而进行的。又如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拍案惊奇》的编创，也是因冯梦龙《古今小说》等“三言”的畅销，书商看好，而邀约凌濛初写作的。至于他的《二刻拍案惊奇》，同样是“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⁶⁾，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书，并进而以较快的速度出版发行的。

通俗小说往往成为书坊刻书的重点内容。就明清时期的江苏书坊刻书来说，如九如堂刻《新镌批评出像韩湘子》、三多斋刻《芥子园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大业堂刻《新镌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东西晋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绣谷春容》、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新锲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新刻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荣寿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天许斋刊《全像古今小说》、叶敬池刻《新列国志》《醒世恒言》《石点头》、衍庆堂刻《警世通言》、五雅堂刻《列国志》、尚友堂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贯华堂刻《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翼圣堂刻《禅真逸史》、仁寿堂刻《济公传》、书业堂刻《说呼全传》《后西游记》《豆棚闲话》《拍案惊奇》、甘朝士局刻《北史演义》、宝翰楼刻《今古奇观》、崇德书院刻《西游真诠》《四雪草堂重订隋唐演义》《重刻绣像说唐演义全传》、绿荫堂刻《平妖传》、绿慎堂刻《说唐演义后传》、聚文堂刻《五美缘》、宝文堂刻《异说后唐传三集》、汇珍楼刻《野叟曝言》、艺古堂刻《儒林外史》、爱日堂刻《说岳全传》等，都有多少不等的作品刊刻问世。

书坊不仅刊刻小说，为了使读者喜欢，招徕更多的读者，还十分注重图书的刊刻形式，如插图，以前的刻书已开始使用，到了明清时期，在江苏的有些书坊，更一改建阳坊本的上图下文，图画扁短横幅，而为整版半幅，或前后页合拼成大幅，使图像变大，线条显得粗放，饶有古趣。

书坊的物色小说作者，大量刊刻小说，对推动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出版业的大发展，到了明代，图书刊刻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条引蔡澄《鸡窗丛话》说：“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也正由于出版技术的提高，刻书工本的低廉，小说这种消闲文字的刊刻出版，才得以成为现实。

小说的刻印为书坊赚取了可观的利润，而出版的发展，刻书技术的提高，刻书成本的降低，则又反过来促进了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大发展。作为长篇巨帙叙事体的小说，也只有在出版业迅猛发展的明代，它的崛起，才有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基础。

明清江苏发达的经济为通俗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肥田沃土；而作为叙事体小说，既然要叙写人事，便少不了对围绕人事存在或发生的社会环境进行描写；而作为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社会世情小说，既然要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世态人情，它也必然会对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有所揭橥。事实上，在明清小说中，像恩格斯盛赞的巴尔扎克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程度不等地有所体现。恩格斯高度赞扬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法国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在明清小说，则同样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明清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敏锐地捕捉到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加以再现。江苏作为我国明清时期发达的地区，它的经济也引起了小说家的重视，在他们的创作中，江苏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分量的展示。

首先，明清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明清时期繁荣的江苏都市。

南京在明代以前，便已是六朝古都，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到朱元璋在此建都，作为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南京变得更加繁华。对南京的繁富，明清小说中多有描写。如《醉醒石》第一回写到：“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自东晋渡江以来，宋、齐、梁、陈，皆建都于此。其后又有南唐李煜、李璟建都，故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娈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又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写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馀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袨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这两段文字，从南京的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山水到人文景观，乃至社会风尚、风土人情等等，都做了具体入微的描绘，对认识明清时期的南京，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除了南京，关于苏州、扬州等地，在明清小说中，也不乏描写笔墨。如苏州，《豆棚闲话》第三则写到：“那平江是个货物码头，市井热闹，人烟辏集，开典铺的甚多。”这是从整体上写苏州的繁华。又有从局部写其繁富的，如同书第十则描写到：“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这里写了从山塘桥到虎丘一带的畸形发展。再如《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写到：“却说苏州六门：葑、盘、胥、阊、娄、齐。那六门中只有阊门最盛，乃舟车辐辏之所。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则极写苏州阊门之繁盛。另外有专写苏州灯市热闹的，如《型世言》第十二回有一段韵文形容道：“东壁铺张珠玉，西摊佈列绫罗，商彝周鼎与绒紽，更有苏杭杂货。异宝传来北虏，奇珍出自南倭，牙签玉轴摆来多，还有景东奇大。”关于扬州的描写，在《醒世恒言》第六卷有一段文字：“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樯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真好个繁华去处。”扬州的地理、商业、繁华富庶，在这不多的文字中，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其次，明清小说以形象之笔，生动展现了苏南手工业的发展与市镇经济的繁华。

苏南手工业的发达，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从事手工业纺织者的普遍，文献中更有明文载之。在明清小说中，小说家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方面的可贵材料。

《拍案惊奇》卷二十入话中写到：“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姓孙，年五十岁，娶下一个后生继妻。前妻留下一个儿子，一房媳妇，且是孝顺。……那老儿和儿子，每日只是锄田钯地，出去养家过活。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苎，自做生理。”男耕女织，以耕为主，以织为副，这反映了明代中叶的社会分工形式，是较早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

《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写扬州地区一名妓赵春儿，从良嫁与富家子弟曹可成。可成浪子败家，赵春儿恨其不争，赌气将箱笼钥匙全给了丈夫，说：“这些东西左右都是你的，如今都交与你，省得欠挂。我今后自和翠叶纺绩度日。我也不要你养活，你也莫缠我。”春儿自此日为始，就吃了长斋，朝暮纺绩自食。这里写纺绩度日，而不是靠耕作养家活口，显然已不同于上则内容。在此，纺织起码已经与耕作不分主副，靠纺织也可以自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工业渐渐从对农业的依附中走向独立，如万历《秀水县志》中载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馀家，不务耕织”。这种情况，在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地区，同样可见。

《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是一篇经常为经济史家称引，用来说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及江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文献。

作品进入正话，便有一段文字，描写了吴江县盛泽镇作为蚕丝重镇的富庶繁华。其中写到：“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馀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有几句口号为证：东风二月暖洋洋，江南处处蚕桑忙。蚕欲温和桑欲干，明如良玉发奇光。缫成万缕千丝长，大筐小筐随络床。美人抽绎沾唾香，一经一纬机杼张。咿咿轧轧谐宫商，花团锦簇成匹量。莫忧入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远商。”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苏南商业手工业市镇的具体情况。

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综合排比各种方志考证，盛泽“古为青草滩一荒村，弘治年间尚为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间始渐成市集，居民增至百家，以绫绸为业。到了清初，因为‘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所以逐渐成为吴江县第一大镇，乾隆五年且移驻吴江县丞于此，以资弹压。”⁽⁷⁾盛泽镇的发展，在苏浙一带市镇的崛起中，显然是有代表性意义的。

这篇作品更为珍贵的是，它通过镇上施家的发家史，揭示了苏南桑蚕丝织业的艰难历程，对认识明清丝织业的发展，极富意义。(www.daowen.com)

作品写到，嘉靖年间，盛泽镇上一人姓施，名复，妻子喻氏。夫妻两口过活。初始，施家仅开了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家属于前者中的弱户，“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

这一天，已积得四匹，施润泽“逐匹把来方方折好，将个布袱儿包裹，一径来到市中。只见人烟辏集，语话喧阗，甚是热闹。施复到个相熟行家来卖，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跕在柜身里，展开绸匹，估喝价钱。施复分开众人，把绸递与主人家。主人家接来解开包袱，逐匹翻看一过，将秤准了一准，喝定价钱，递与一个客人道：‘这施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烦的，把些好银子与他。’那客人真个只拣细丝称准，付与施复。施复自己也摸出等子来准一准，还觉轻些，又争添上一二分，也就罢了”。这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盛泽镇丝绸集市牙行交易丝绸的情况，是史家笔下不可能出现的内容，虽为细节，却有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接着，作品写到，施复回家时，走不到半箭之地，一眼望见，在一家街沿下，有一只青布包儿，打开看时，却是两锭银子，又有三四件小块，兼着一文太平钱儿，把手颠一颠，约有六两多重。施复这时心里欢喜。他想：“今日好造化，拾得这些银两，正好将去凑做本钱。”他一头走，一头想：“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勾日用了。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从施复拾到银子后的这许多想法，很可以看出当时盛泽蚕丝者的经营思想与发展现状，应该说，盛泽蚕丝业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但施复终于没有将这银子中饱私囊。他转念一想：“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如若有本钱的，他拼这帐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至鬻身卖子。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便营运发迹起来。一向没这东西，依原将就过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因为还了银子，在日后外出购买桑叶时，施复邂逅失主，得失主赠与，没有过湖，免去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后话。

积善所至，“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凡养的蚕，并无一个棉茧。缫下丝来，细员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多缫出许多丝来。照常织下的绸，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方（多）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其后，施复更是一帆风顺，“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遂主意购买房子。运来福凑，买房掘到藏银约有千金，“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最后是“施复之富，冠于一镇”，成为镇上首富。

揭去文字表面唯心神秘的雾罩，应该看到，施复由一张绸机发展到三四十张绸机，由家庭小作坊扩大到颇具规模的企业经营，主要靠的还是他运营有方，以及因他为人忠厚、仁德而带来的人和，这是他发家的法宝。从施复的发迹史，正可以照见苏浙丝织业发展的一般情形。

第三，明清小说具体描绘了当时江苏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观，成功刻画了一批商人形象。

明清世情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家们对世俗社会十分关注，在作品中，描绘了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生活与命运，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塑造了一批市井人物形象，为文学史画廊增添了新的内容。

江苏的商业贸易在明清时代居全国领先地位，江苏商人在当时十分活跃，这自然引起了小说家的重视，在明清小说中，江苏商人及江苏贸易，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中晚期，在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苏南地区，人们的商品意识逐渐形成，在他们的思想中，商业经营已不再是末事，经商发财之风，开始刮起。正如《醒世恒言》第七卷写到苏州太湖东、西两山时所说：“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在这里，经商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关于当时江苏商业贸易的发达，在明清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品反映了江苏商品市场的活跃与繁荣，既描写了集市贸易的红火，也展现了林林总总店家生意的兴隆。

《古今小说》第一卷写到，苏州“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商品贸易非常活跃，客商所贩货物，多要在这里成交，所以当蒋兴哥等从广东贩货归来，同伴商量，都要在此发卖，正如作品所写，“好个大马头所在”。

苏州市场应有尽有，《拍案惊奇》卷一描写了集市上出售洞庭红的情景。文若虚“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箧篮内盛着卖的”，都是地产洞庭红；《十二楼·萃雅楼》则写了苏州花市的盛大：“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看见五采陆离，众香芬馥，低徊留之不能去”。

而小说中写得最多的，还是各色各样的店家。有开典当解铺的，如《警世通言》第十五卷写苏州矫大户，积年开典获利，“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剥贫户，以至肥饶”。同书第二十二卷中的宋金暴富后，在南京买了所大宅，也是“门前开张典铺”。同书卷二十六写无锡华学士府开有典铺，生意尽好。《醒世恒言》第七卷写太湖西洞庭人高赞，“少年惯走湖广，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石点头》第六卷写湖广广济人吴公佐，流落盐城，受尽艰难，后在赌博中“白手得钱，积累巨万，从此开起典库。那典库生理，取息二分，还且有限。惟称贷军装，买放月粮，利上加利，取赀无算。不五年间，遂成盐城大户，声达广济故乡”。同书卷八写到徽商汪某，有两个伙计领他的本钱，在金陵开了个典当。除了开典当解铺外，其他有开杂货店的，如吴江陈大郎（《拍案惊奇》卷八）、姑苏钱望濠（《型世言》卷三）、福建吕旭之父在扬州开店（《连城壁》）；徽州陈商在扬州开粮食铺子（《警世通言》卷五）；苏州陈三郎开棺材店（《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吴江县尤少梅开果子店（《醒世恒言》卷七）；苏州王家开玉器铺（《醒世恒言》卷二十）；苏州盛诚开缎子店（《醒世恒言》卷二十三）；苏州张国瑞开布店（《云仙笑·厚德报》）等，这些生意也都尽好。如张权在苏州开一布店，生意“日盛一日，挨挤不开，又雇了个伙计相帮”，“家中置办得十分次第”。由此可见出一斑。

江苏活跃的商品市场，招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也都在这里赚取了可观利润。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写河南开封府杞县钱巳、赵申，两人合伙到苏、松做买卖，“得了重利”；《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写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义仆阿寄做生意帮主人发家，常跑的地方就有苏州；《无声戏》第十一回写福建泉州商人单龙溪，“只是在本处收荔枝圆眼，到苏杭发卖”等。这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明清时期江苏商品市场的繁荣。

第二，江苏商人及江苏的外贸，也是小说中表现的重要内容。

《拍案惊奇》卷一写到了江苏的海外贸易。作品中的苏州客商张乘运等，“专一做海外生意”。“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主人公文若虚的发迹，正是同他们一道前往海外，才有了机遇。同书卷八入话中的苏州王生，幼年父母双亡，由婶母杨氏养育。转眼长大，一日，杨氏对他说：“你如今年纪长大，岂可坐吃箱空？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在婶母的鼓励下，王生外出经商。一次拟往南京，在丹徒黄天荡遭劫；二次拟往扬州，出孟河时，再次遭劫；三次再往南京，扬子江中又一次遭劫，但侥幸得到大盗所送的苎麻，意外发现其中藏有五千两黄金，因此暴富。从此“出去营商，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

《古今小说》卷二十八写上元县黄公，“以贩线香为业，兼带卖些杂货，惯走江北一带地方”。黄公死后，其女继承父业，乔扮男装，与同里人李秀卿一道，合伙生理，“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庐州发货讨账”，“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

《警世通言》卷五写常州吕玉，因爱子丢失，在家气闷，“向大户家借了几两本钱，往太仓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匹，各处贩卖”。途中“遇了个大本钱的布商，谈论之间，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脱货”。

其他，像苏州商人在辽阳卖布（《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苏州王继轩贩米售之山东（《无声戏》第八回）等，都是江苏商人在外行商的例子。这些都颇能说明，明清时期江苏人有着一种开放的观念及对商业的崭新态度。

在明清小说的有关描写中，江苏繁荣的经济，当然不仅是这几个方面。如盐业，在一些作品中也有反映，《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写徽州孙富，积祖扬州种盐，家资巨万；《醒世恒言》卷三十七写杜子春世代在扬州做盐商营运，有万贯家资，千千顷地；《无声戏》写施达卿在泰州盐场以烧盐发家，然后靠放钱给人烧盐，自己从中按十分之七提成，过剥削寄生生活，这都反映了江苏盐业的一些情况。

这诸多关于江苏经济的描写，在正史及其他一些史料以外，为人们更深入地研究明清时期的江苏经济，提供了极具体而且宝贵的形象资料。

明清小说中关于明清江苏经济的多方位再现，对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或者从个案解剖的角度，以这一发达的省份为切入点，探讨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一点毋庸赘言。

而作品中关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展现，及其对商人形象的重塑，对商业道德的讴歌，却是针对崇农抑商观念的一种反拨，是一种正名。这为改造传统的保守僵化的思想习惯，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传说历史上人们曾经将《三国演义》用来指导军事，现代日本等国也用此书来指导商业经营，那么，反映江苏发达经济的明清小说，在当时是否也曾给它的读者带来过某种商业经营的启示？以及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有某些借鉴？这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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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 明·归有光《震川集》，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本。

(4)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本。

(5) 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本。

(6) 明·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7)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