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崛起的原因，首先应从社会因素上着眼。

明朝中后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孕育中，这便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怪物”的萌生。

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篇中，描述了小机户施复发展蚕织事业一事，道是：“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施复生活之地盛泽镇，丝绸贸易事业也极发达。作品写道：“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馀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明人蒋以化《西台漫纪》卷四《纪葛贤》也载：“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生产领域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形式，抑或是流通领域中商贾的收买发卖，均带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滋生，同样是无须怀疑的。

伴随着经济上新因素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变化，人的思想观念开始更新，传统思想对人心的维系力渐趋松弛。思想界，人们对君主专制、农本商末等问题，开始了重新审视，如黄宗羲即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¹⁾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²⁾男女平等，才无短长，则是李卓吾鲜明提出的理论见解。这对千百年来传统的偏见，不啻当头一棒。

元明以后，程朱理学显赫一时，由于官方提倡，其影响极大。而其存天理、去人欲、克己复礼之说，则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人们精神上沉重的枷锁。到了晚明，思想家对此提出了怀疑。如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³⁾同时，李贽还肯定了人应具有的正常欲望，指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⁴⁾

思想界的活跃，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哲学界的新观念，也为文学中新素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汤显祖《牡丹亭》讴歌了因情而生而死，大胆热烈地追求自由爱情的杜丽娘；徐渭《四声猿》中，对女子的卓越才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也正是这一进步思潮击荡冲洗中的产儿。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女子的地位明显得到了突出，作品大多以女子为中心，不仅刻画其情真貌美，也肯定赞美了她们的精明干练不让须眉的实际才能，从而塑造出一大批性格鲜明，各具个性神态的女主人公形象，如水冰心、卢梦梨、白红玉、山黛、冷降雪、江蕊珠等，都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情、出众的相貌与不凡的识见。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二书（《玉娇梨》《平山冷燕》）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⁵⁾

在爱情标准上，才子佳人小说提出了新的理想，即才、情、貌三者并重。其书中所写，往往是为觅佳偶，或男主人公跋山涉水，不远千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或女主人公长辈依爱女之见，到处奔波，寻觅才子，历尽甘苦。这些，显然与程朱理学去人欲的理论观念格格不入，然而，它却显示了新时代中新思想的征象。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中说：“如《情梦柝》、《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谁知其中破绽甚多，难以枚举，试即一二言之。堂堂男子，乔扮女妆，卖人作婢，天下有是理乎？髫龄闺媛，诗篇字法，压倒朝臣，天下又有是理乎？且当朝宰辅，方正名卿，为女择配，不由正道，将闺中诗词索人倡和，成何体统？此即理之所必无，宜为情之所宜有？”其所谓“破绽”、无是理、“不由正道”、“成何体统”等等，恰恰正是才子佳人小说民主性、进步性之精华所在。不合封建之理，不入封建之道，也正是新思潮击荡之下所产生的新的思想内容。

晚明文坛，从小说、戏曲到诗文创作，童心、性灵、至情诸说纷出，情的因素得到空前张扬，才子佳人小说中对情的强调，不能不说是这一思潮的一脉相承。

科举制度的施行，的确曾经起到过甄拔人才的作用。明朝改行八股取士，命题范围限于朱注四书，规定考生一律依注立意，代圣人立言，这却严重束缚了考生个人才能的发挥。八股制的实行，培养出了只会作揖朝拜、唯主子之意而动，却并不懂经世治国之策的一大批蠹虫。而具有真才实学，有个人主见的有才有识之士，往往举业迍邅坎坷不遇，难有一展鸿图的机会。对此，有识者早有所察，如明初宋濂就说：“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馀则漫不加省。与之论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⁶⁾至清初，顾炎武更明确指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⁷⁾又说：“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⁸⁾

八股取士的弊端在文学中也得到了反映。如《鸳鸯针》中，卜亨骗人代考，中副榜第一；丁全大弄手脚，买通莫推官，截取才士徐鹏子的卷子，又打通关节，中一名进士。而才士徐鹏子、宋连玉，只能穷困潦倒，落魄于草野之间。再如《林兰香》第三十七回，写科场出身的耿郎，在作战中手足无措，不知计将安出，只有让死去的妻子燕梦卿的鬼魂来助战用兵。于此寄旅散人评点说：“嘲杀世上读书人！然所嘲者是多读人，若少读人，尤不屑嘲也。读书不济于用，与不读书同，反不如我辈之犹可解嘲也。我辈中亦有本未读书而冒读书者，丑不可耐！”在这里，小说作者与评点者，均对八股制度下造成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万卷而不能措用的科途迂儒作了辛辣的嘲讽，对八股制度本身也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

再就才子佳人小说之创作主体，从其作者层面来考察。

其一，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都是科场上的失败者，他们才转而创作小说。这批作者，大多旁学杂收，经史子集之外，于野史稗说无不尽览。举业上的失败，将他们打入下层；与市民百姓的接触，又使他们得以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以广泛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从市民百姓的生活情趣出发，去编织故事、创制说部。当然，创作首先是创作者自己的事，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情感，也少不了作者自身遭际的融入与思想感慨的抒发。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中说：“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如果说创作是作家白日梦的具体表现，用在这里，倒也贴切。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借助小说，完成了一种心理补偿，发泄了现实中由于理想的不能实现所郁结的缺憾不平，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平衡。这在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者中间，颇具共性。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中还说：“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中客曰：“如子所言，其阙诚有然矣。今子以文代石，遂足以补之乎？”便透露出以创作来弥补人生缺憾的意图。

其二，还有一部分作者，是在婚姻上不如意，借小说创作以寄托其爱情理想的。烟水散人《女才子书自叙》中说：“夫以长卿之贫，犹有四壁。而予云庑烟瘴，曾无鹪鹩之一枝。以伯鸾之困，犹有举案如光，而予一自外入，室人交遍谪我。以子云之《太玄》，覆瓿遗诮，然有侯巴，独为赏重；而予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尘容于阛阓之中，遂为吴侬面目。其有知我者，唯松顶之清飔、山间之明月耳。”封建时代，婚姻往往不考虑当事双方，而由家长的意志决定，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对封建婚姻内容与形式的高度概括。无视男女双方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生活语言基础，却也为封建家庭内部不和、私奔、乱伦等埋下了危机的因素。封建士子既然在功名仕途的角逐中失利，个人的价值得不到社会承认，一肚皮苦闷，本可以从家庭爱情中得到点弥补，将热情投向家庭，倾注到艳妻娇子身上，但封建婚姻造成的夫妻间感情上的隔膜，乃至同床异梦，又使这仅有的一点慰藉也无法得到。借创作寄托其爱情理想，便成了唯一的补偿途径。

此外，求仕无门，举业坎坷，为维生之计，以创作求生，也是士子们从事小说创作的一个原因。上述在客观上却都成为小说创作队伍扩大的有利条件。

不满于《金瓶梅》、《玉娇李》等小说中过多的色情描写，起而矫正，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崛起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文学内部的自我完善。

《金瓶梅》问世后，艳情之作如《玉娇李》、《续金瓶梅》、《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等作品蜂拥而出。这些小说，均存在着严重的色情描写。当然，《金瓶梅》等小说，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僧侣禁俗主义的樊篱，其本身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荒淫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肮脏丑恶的灵魂。但过分的色情描写，必然会对社会读者产生消极影响。它们不可能培养读者高尚的情操与健康崇高的审美趣味，只能迎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给他们送去廉价的官能刺激，从而使书商牟利。

《金瓶梅》出现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赞扬者固然有之，贬斥者却居主流。自然，反对者所反对的角度也各自有别。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⁹⁾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¹⁰⁾清申涵光《荆园小语》中说：“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¹¹⁾基于此，他们认为是类小说“实为风俗人心之害”，故叩请示禁，希望“端风俗而正人心”⁽¹²⁾。

以上大多系封建文人为维持世道人心、理学名教而发。至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也多不满于《金瓶梅》等艳情小说中过分的色情描写，不过，他们首先是凭助创作，以“正”抗“邪”，借助于形象思维，对读者进行“审美教育”。可以说，其小说创作，正是对《金瓶梅》等说部的一种改良，一种反拨。且看有关序跋中的说法。

（清）维风老人《好逑传叙》中说：“因知此好逑者，其必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又说：“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致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这是鉴于《金瓶梅》等小说淫乱无度，纵欲恣情而发的感慨。名教中人并非不讲情欲，只是他所主张的情欲观乃和谐有道，尽人伦之乐而已。

（清）蠡庵《女开科传引》中说：“若夫以妖艳之书，启天下淫男子逸荡之心，则妄语之诫，舌战之祸，固生平所自矢不为矣。”这里极鲜明地提出了戒妖艳色情的创作主张，其所针对也十分明显。

（清）风月盟主《赛花铃后序》中说：“而余谓稗家小说，犹得与于公史。劝善惩淫，隐阳秋于皮底。”其“惩淫”乃针砭色欲；其“劝善”及“隐阳秋于皮底”，则就创作方法和手法提出了具体的改良主张。

（清）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中说：“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又（清）素政堂主人《定情人序》中说：“情一动于物，则昏而欲迷，荡而忘返。匪独情自受亏，并心性亦未免不为其所牵累。故欲收心正性，又不得不先定其情。……情既钟于是人，则情应定于是人矣。”所谓“先定其情”或“钟情于是人”，均不排除一个“情”字，所反对者只是放荡情欲罢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并不否定封建伦常，甚或极力标榜忠孝节义，但其强调才情，谓伦常无人不备，才情却有得有不得，则明显突出了才情的地位。和谐有道，钟情定情，从而要求小说创作走纯洁健康之路。

总体而言，才子佳人小说在处理男女关系上，确是颇有分寸的。写情爱而不涉于淫，其情为纯洁的恋人之情，其爱也多为情趣之爱。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里的爱情，很有点近代爱情的性质。

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除上述因素外，还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才子佳人小说是在对前代才子佳人故事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www.daowen.com)

就描写男女婚恋的故事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有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事；《穆天子传》载有汉武帝与西王母事；《世说新语》有韩寿偷香故事。成熟期以后的小说中，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大致都属于“才子佳人”故事，并标志着才子佳人故事的基本定型。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则有《流红记》、《张浩》；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小说有《王魁负桂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正是在继承前代才子佳人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从而使之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貌。其对前代才子佳人故事的发展，归纳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才子佳人小说较前代的短篇故事，大大扩展了篇幅，形成了描写才子佳人恋爱故事的白话长篇章回小说。由于篇幅的扩大，得以细致入微地描写才子佳人恋爱的发生背景、艰难曲折的历程，及主人公各自的心理、行动，并针对社会弊端与邪恶势力的干扰加以挞伐，从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幅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一条条具有一定新素质的新人物画廊。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较前代故事，提出了新的爱情标准。这里，单纯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不多见了。代之以郎、女均才貌双全，且又加上了“情”这一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新因素。提倡才情，主张其人当对，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统的婚姻观，提出了挑战。

第三，前代才子佳人故事，多以悲剧收煞结尾，多以女主人公矢志追求自由爱情，到薄幸郎忘恩负义轻而抛弃结束。而才子佳人小说描写的却是钟情于恋人，有互爱作前提，结局是喜剧的。这一变化，一方面固然是人们善良道德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随着新生力量的壮大，人们已不再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悲观失望，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与希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才子佳人小说是由《金瓶梅》过渡到《红楼梦》之间的一批颇有价值的言情小说，是《红楼梦》赖以产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首先，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创作，也是第一部世情小说。然而《金瓶梅》在处理男女关系上，不少地方用了自然主义手法，色情描写颇为露骨，同时，也缺少理想的光华与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到《红楼梦》，情势出现了明显的逆转。这期间，才子佳人小说的贡献是显著的。正如何其芳在他的《论〈红楼梦〉》一文中所说：“我们在一个规模巨大的作品里面，正如在我们的一段长长的生活经历里面一样，不能满足于只是见到黑暗与丑恶、庸俗与污秽，总是殷切地期待着有一些优美的动人的东西出现。”⁽¹³⁾《金瓶梅》中的这一缺陷，到了才子佳人小说则出现截然的改观。

才子佳人小说中，对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提出了质疑：“设父母有命，媒妁有言，百两而去，百两而来，不过仅完其红丝之公案，而锦香里之佳联不几埋没乎？”⁽¹⁴⁾由此出发，才子佳人小说提出了新的婚姻标准。在《玉娇梨》中，作者借苏友白之口说：“兄不要把富贵看得重，佳人转看轻了……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这便提出了才、色、情三位一体的新的爱情标准。它与《金瓶梅》的皮肉滥淫不同，较之以前的才子佳人故事也有了质的飞跃。

为获得理想爱情，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们堪称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了。水冰心不屈于过公子的淫威，苏友白虽丢“前程”也不苟且让步。《定情人》第一回，双星坦诚地说：“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笔下又写得出几篇文字，两只眼睛，又认得出妍媸好歹，怎肯匆匆草草，娶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丑妇。”又说：“有女如玉，怎说不美。美固美矣，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吟风的韵度，故少逊一筹，不足定人之情耳。”又说：“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决不肯自弃。我双不夜之少年才美，拥脂粉而在衾绸中做聋聩人，虚度此生也。”不愿“拥脂粉而在衾绸中做聋聩人”，透露出婚姻要求以共同情感语言为基础的新内容；不达目的，“情愿一世孤单”，又表明了追求理想爱情的坚执决心。正如天花藏主人《飞花咏小传序》中说：“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耶。”这正点明了才子佳人小说对情的矢志追求。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新思想，为《红楼梦》中宝、黛这样的新人物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曹雪芹称其创作事事按实写来，毫无穿凿。这也就是说，他在作品中所写的人事，在现实中俱有原型可寻。一定时代的人物的产生，固然首先由时代现实的土壤培植，但历史的延续性又使每一个人身上不能不带有历史遗传的因子，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曹雪芹对此自有认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茗烟“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去孝敬宝玉，宝玉一见，“便如得了珍宝”。三十二回写林黛玉心下忖度：“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才子佳人小说故事对程朱理学的修正，对自由爱情的坚执追求，不可能不对贾宝玉这样的“逆端”青年产生影响。《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老太太对才子佳人故事的一番褒贬，在其背后却不难发现她的隐忧。她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也许，贾老太太在此并非无的放矢，所谓“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岂不是说与林黛玉听吗？明眼人不难看出。只是，她的这番苦心终究白费，其心肝儿宝玉与黛玉并没有听从她的苦心忠告，而是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自不待言。

第三，《金瓶梅》缺乏剪裁，内容芜杂，且依《水浒传》而来，语言上也锤炼不够。才子佳人小说则以流畅的白话出之，故事内容一无依傍，全凭虚构而成，这也为《红楼梦》的出现开拓出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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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黄宗羲《原君》，见《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 清·黄宗羲《财计三》，见《明夷待访录》。

(3) 明·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4) 明·李贽《答邓明府》，《焚书》卷一。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6) 明·宋濂《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明·徐纮编《明臣琬琰录》卷七，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7)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8)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9)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中华书局1997年版。

(10)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啸园丛书本。

(11) 清·申涵光《荆园小语》，畿辅丛书本。

(12) 清人《劝毁淫书征信录》，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3) 见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4) 清·天花藏主人《飞花咏小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