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诞生。此后，这一文体不断发展壮大，蔚为大观，成为明、清两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20世纪以来，章回小说研究日趋繁荣，并终于成为一门显学，这除去各种外因的驱动，实在是因为这种文体之自身创作成就使然。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关章回小说发展史的叙述，大多采用了线型的勾描，即按照时代的发展，直线推进，由源头到形成，由产生、发展到式微衰歇，作家作品，次第论列。其实，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在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明末清初先经历了变异，然后则呈现出双线发展的态势，而于最终又一道归于消亡，这却应该是其发展演变的史的最真实的面貌。下文拟就此进行申说。

关于章回小说的形成发生，在有关的著作中⁽¹⁾，我们已经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讨论。毫无疑问，章回小说的近源，是宋元两代刊刻出版的长篇讲经讲史话本：其分卷立目，为章回小说继承，并发展为最基本的外在形式特征；其长篇故事，分回叙事的初步形态，决定了它准章回的性质；其结构形态上，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用游记体，《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用编年纪事体，《平话五种》以相对集中的矛盾冲突为主线来结构全书，也都为日后的章回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创作方法，或依史书据史敷演，或以历史为框架再虚构生发，实开明清章回叙事之贵实贵幻两个派别。而且，长篇讲经讲史话本的“宣讲式”全知叙事视角，作者全知全能，凌驾在故事与听众之上，不仅预示人物命运、故事结局，交代人物心理活动，随时随地对人物事件发表议论看法，甚至书中整个人物故事的描写叙述，都服从于作者的创作宗旨，跟随其先行的主题运转，这在章回小说产生时，也成为该种文体的一个重要传统。

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隋唐两朝志传》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章回小说，在创作形态上，都表现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特色。如《水浒传》，在宋人说话艺术中，已有《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青面兽》⁽²⁾等节目；更有元刊宋人讲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水浒故事”包括了花石纲故事、生辰纲故事、宋江杀惜及三十六人故事、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还有元杂剧中的各种“水浒戏”三十馀种。如《三国演义》，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已大量引述了关于“三国”的故事传说；唐朝参军戏也以“三国”故事为题材⁽³⁾；宋人说话艺术中，有“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说三分”并成为说话艺术众多门庭中的一家⁽⁴⁾；在元代有讲史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此外，宋元戏文演三国事者有十二本，元杂剧中有三国戏三十三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三国杂剧有二十二种之多⁽⁵⁾。如《三遂平妖传》，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载宋人说话作品中，已有《贝州王则》，并将其列于“妖术之事端”；多种正史及一些文人别集、笔记杂俎里，也多有述及。如《残唐五代史演传》，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已有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金朝有《五代史平话》刊刻出版；元人杂剧中，有多种写五代史事的剧作。如《隋唐两朝志传》，《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记载，元人杂剧也不乏该题材的创作。

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早期章回小说在内容主题与形式上，必然如孕育它的宋元说话那样：“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⁶⁾其内容上叙写着为普通市民大众所感兴趣的话题，如历史上人所熟知的忠奸斗争，还有为下层受众所津津乐道的谈鬼说怪、男欢女爱、发迹变泰、得道成仙等等；主题上也宣扬着市民大众道德，褒扬忠孝节义，贬斥奸小薄幸，批判忘恩负义；艺术形式上，承继了说话艺术的“宣讲式”，追求离奇古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传奇志怪效果，注重情节的编织与悬念的设置。

关于早期章回小说的内容，我们曾有过归纳分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歌颂英君明主，批判昏庸暴君。昏君亡国，如《水浒传》中的宋徽宗；《三国演义》中的汉灵帝、献帝，蜀汉刘禅，东吴孙皓；《残唐五代史演传》中的唐僖宗、后梁帝朱温、后唐帝李存勖、后汉帝刘承祐；《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隋炀帝等。既批判昏君荒淫腐化，也歌颂英主明君的兴邦立国，如《三国演义》中，塑造了曹操、孙权、刘备、司马炎；《残唐五代史演传》中塑造了后唐帝李嗣源、后周帝柴荣；《隋唐两朝志传》中塑造了李世民等，便都体现了一代英主明君的风采。

第二，反对分裂，歌颂统一。《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传》、《隋唐两朝志传》揭示了分裂动荡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水浒传》、《三遂平妖传》具体描写了战乱所导致的生灵涂炭。同时，上述小说更讴歌了李世民父子的灭隋兴唐、宋太祖的一统天下、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司马炎的统一山河、宋江的护国安民抵御外侮等。

第三，谴责乱臣贼子、卖国奸小，颂扬忠臣义士、爱国将领。如《三国演义》写十常侍专权、董卓祸国，写刘备集团的忠君爱国、仁德爱民；《残唐五代史演传》写石敬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三遂平妖传》写贝州知州的畜生不如；《水浒传》写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奸臣的为恶，写宋江等人的忠义护国等等。

正如在这些作品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⁷⁾；“因于暇日，遍阅隋唐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编为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则数朝事实，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⁸⁾；“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⁹⁾。以大众读物的形式，羽翼正史，讲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宣扬市民大众的道德观念，裨益风教，所谓的民间化、大众化、通俗性，这正是第一代章回小说的总体特质，也是章回小说被视作通俗文学的基本理由。

应该说，由第一代章回小说所开辟的民间化、大众化、通俗性的创作道路，在后世得到了继承，绵延不绝，代有新作，屡见不鲜。如明代中后期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百家公案》、《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列国志传》等；进入清朝，有《混唐后传》、《吕祖全传》、《后七国乐田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评演济公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女仙外史》、《东周列国志》、《说唐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清风闸》、《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吴三桂演义》等，这些作品，同样继承了早期章回“宣讲式”的叙事手段。

在题材上，如同第一代章回小说，这些作品可谓深得章回体所从来的宋元说话艺术之嫡传：“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¹⁰⁾《金瓶梅词话》是“银字儿”的发展，《百家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等继承了“说公案”的传统，《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等是“说铁骑儿”一派，《封神演义》等属于“灵怪”一脉，《西游记》、《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等是“说经”的新变，而讲史一类，更是小说史上的大宗。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也是这些小说的主要创作方式。《西游记》所写的玄奘取经故事，在晚唐五代，已经成为寺院俗讲的题材。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发现的西夏壁画中，有“唐僧取经图”三幅，图上同时绘有唐僧、猴行者、白马，且穿插在“普贤变”中。欧阳修《于役志》也记载他在寿宁寺曾见到“玄奘壁画”⁽¹¹⁾。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为五代或者是宋人的讲经话本。元代出现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已经具备了今见吴本《西游记》的雏形。在《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条中保存的《西游记平话》“梦斩泾河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其与《西游记》中“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一回相较，所增添的，也仅是渔翁、樵子的诗词唱和，还有具体文字上的增饰。约在元朝末期成书的朝鲜《朴通事》，其中保留了“车迟国斗圣”的内容，后有注本《朴通事谚解》，其注中记载了《西游记平话》的大体情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¹²⁾所有这些情节，均存在于今天流行的吴本《西游记》中；此外，其书正文及注释中提到的孙悟空出身、大闹天宫等，与吴承恩《西游记》也多有相同的地方。其他，如《封神演义》之有平话《武王伐纣书》；杨家将故事、岳家将故事、说唐系列、济公故事等等，也均为世代累积，毋庸置疑。

即如《金瓶梅词话》，在有确凿证据发现之前，称其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自然勉强，但其书中大量借鉴或采用别人的作品，拼凑成书的情况的确存在，对此，国内学人已经多有指出，而美国汉学家韩南《金瓶梅的原材料》则有更详细的阐述。其列举《金瓶梅词话》来源，计有八种：（1）长篇小说《水浒传》；（2）白话短篇小说；（3）公案小说；（4）文言色情短篇小说；（5）宋代历史；（6）戏曲；（7）俗曲；（8）间有诗词的讲唱文学，特别是“宝卷”。在词话本中，共选用了20组散套和120支小令⁽¹³⁾。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将其创作定位于大众化通俗性创作的缘故。这一点，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已有所揭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以宣扬轮回报应的市民大众道德，来达到惩恶扬善的教化目的，显然是此书创作的重要动机之一。

以市民百姓所喜欢的故事题材、所欣赏的传奇情趣、所认同的大众道德，来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注重民间化、大众化与通俗性，在这些作品的各类序跋中，都得到了阐释，如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馀意矣。”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中说：“往自前后汉、魏、吴、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世则有演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又陈继儒《叙列国传》中说：“顾以世远人遐，事如棋局，《左》、《国》之旧，文采陆离，中间故实，若存若灭，若晦若明。有学士大夫不及详者，而稗官野史述之；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而渔歌牧唱能案之。此不可执经而遗史，信史而略传也。”如莲居士《说唐全传序》中说：“今日见藏书阁中有《说唐》一书，自五代后起，至盛唐而终，历载治乱之条贯，兴亡之错综，忠佞之判分，将相之奇猷。善恶毕具，妍丑无遗，文辞径直，事理分排。使看者若燎火，闻者如听声，说者尽悬河。能兴好善之心，足惩为恶之念，亦大有裨世之良书也。”演义就是“俗书”，就是要以通俗的形式，以市井百姓都能读懂的文字，以正史不载的具体细节、家长里短，让普通的读者明白是非正邪、善善恶恶，知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树立忠孝节义的人伦道德观念。从而达到教化世俗的目的。

而叙写明代开国史事的《云合寄踪》，东山主人《序》中亦称：“于一代之治乱兴衰，贤佞得失，多能津津称述，使闻之者倏喜倏怒，亦足启发人之性灵。其间谶谣神鬼，不无荒诞，殆亦以世俗好怪喜新，姑以是动人耳目。……夫邪妄煽惑，何代无之？使于愚夫愚妇之前，谈经说史，群且笑为迂妄，惟以往事彰彰于人耳目者，张皇铺演，若徐寿辉、陈友谅之徒，乘隙窃发，莫大智勇自矜，乃不数年身死族灭，邪术无灵，险众失恃，徒为太祖作驱除耳。倘鉴于此，人人顺时安命，不为邪说之所动摇，斯演义之益，岂不甚伟！”而出自附会虚构的《续三国志》，在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也说：“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虽然与前举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在创作方式上有某些区别，但以通俗而行宣扬教化、传播市民大众道德的宗旨没变，由宋元说话以来形成的扬善抑恶的传统尚在，其属于民间化、大众化的通俗性小说一支，也没有疑问。

至于所谓的明清之际产生的一批“时事小说”，如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所说：“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元九《警世阴阳梦醒言》中所说：“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并摹其图像以发诸丑，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则是刻不止为忠贤点化，实野史之醒语也。”吟啸主人《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中所说：“第民间之义士烈女，报人视为细故不录者，予闻之更实获我心焉。忠孝节义兼之矣，而安得无录！……间就燕客丛谭，详为记录，以见天下民间亦有忠孝节义而已。”其羽翼信史、扬善惩恶，以通俗教化世俗，以及“宣讲式”的写作性质，决定了它们一样属于通俗小说之列。

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¹⁴⁾鲁迅先生思想的敏感，的确令人钦佩。他所指出的，其实也正是章回小说发展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一向被人疏忽的现象，即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分流问题。而这“变异”，在我看来，便是从说书人以来形成的“宣讲式”到作家独立创作的“表现自我式”的转变。

首先，以《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为代表的一批“才子佳人”小说，如果说与《金瓶梅》等小说有其相似性，也仅是反映在题材上，大约都可以称之为“世情小说”；而在道德理想、思想情趣及内容实质上，它们所表现出的，则是文人的而非民间大众的，因此，其与唐人传奇，要算作同类，均属于地道的文人创作，而与民间化大众化的通俗性章回小说却有着本质的分野。

关于“才子佳人”小说与市井通俗小说的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是从市民的角度写才子佳人，而《玉娇梨》等书则不同。这类作品中叙事内容的普遍倾向是对士人地位、情趣与生活方式的高估，比如在《玉娇梨》、《平山冷燕》中，所谓‘文雅风流’和‘功名遇合’即诗赋和科举，作为内在的能力与外部的成功，是衡量一个人地位、价值的最重要的砝码，这是标准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与《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和拟话本中柳耆卿以及转运汉、蒋兴哥一类市民的人生价值观有明显的区别。”⁽¹⁵⁾

与民间的大众化的通俗性章回小说作者不同，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并不以芸芸众生的导师自居，也不以人伦教化的践行者为职责，在他们的创作中，更多的是抒写自我，表达自己因人生苦闷而编织的白日梦想。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中说：“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中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以幻想的形式满足其本能欲望的一种手段，每部作品都是一场超现实的幻想，幻想的实质就是人在实践中被压抑的欲望的感性呈现，对于作家来说，其创作过程就类似于白日做梦⁽¹⁶⁾。才子佳人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作家的白日梦。

约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夏敬渠的《野叟曝言》⁽¹⁷⁾，也是一部表现作家白日梦的作品。该书光绪辛巳刊本知不足斋主人序中说：“《野叟曝言》一书，吾乡夏先生所著也。先生邑之名宿，康熙间幕游滇黔，足迹半天下，抱奇负异，郁郁不得志，乃发之于是书。”书中主人公文素臣，“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其平内乱、灭奸党、伏四夷、定边疆，先为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以郡主为左妻；再被天子尊为素父，敕建府第，真所谓“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¹⁸⁾。

其次，还有以小说创作显示才学的一种，我曾经称之为“炫学小说”⁽¹⁹⁾，作品有《野叟曝言》、《镜花缘》、《蟫史》、《燕山外史》等。其中《野叟曝言》光绪辛巳刊本《凡例》中说：“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馀回洋洋洒洒文字。……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伏钩绾，犹其馀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第一奇书之目。”《镜花缘》石华序中说：“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杜陵男子《蟫史序》中说：“《蟫史》一书，磊砢山房主人所撰也。主人少矜吐凤之才，长擅脔龙之藻。字传科蚪，奇古能摹；雅注虫鱼，纤微必录；百家备采，勤如酿蜜之蜂；一线能穿，巧似贯珠之蚁。生来结习，长耽邺架之书；诡道前身，本是羽陵之蠹。钻研既久，穿穴弥工。笔墨通灵，似食惯神仙之字；心思结撰，遂衍成稗史之编。”从这些论述已不难看出，此类作品，逞才炫学、自我娱乐，以自我为中心，与以通俗而化育俗世，旨在宣扬教化的章回小说传统背道而驰，显然也不属于民间化大众化通俗性章回小说一派的路子。

明末小说《西游补》，虽不似上述作品那样炫耀学问，但其由《西游记》书中唐僧师徒过火焰山后，以孙悟空化斋被鲭鱼精所迷，编写出十六回书来，由青青世界到古人世界再到未来世界，大唐天子、项羽、虞美人、秦桧、岳飞，任其调遣，极尽想象之能，其实，这也何尝不是一种逞才？

第三，再有就是具有自传色彩的一种。我们得承认：“一件艺术品与现实的关系，与一本回忆录、一本日记或一封书信与现实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诗人的作品可以是一种面具，一种戏剧化的传统表现，而且，这往往是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的生活传统的戏剧化表现”⁽²⁰⁾。所谓某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无非是作者更多地以自身的社会阅历、生活遭际与人生体验作为创作的素材，故事中比较多地融合进了其亲历亲见的一些事情。

《红楼梦》第一回中，作家假“石头”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作品，这在有关论述中，已多有述及，如胡适《〈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²¹⁾俞平伯后来虽然改变了看法，但他仍然认为：“《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²²⁾冯其庸认为：“这部书的根本目的，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只能是由于他对自己难以忘怀的生活的追忆和怀念。”⁽²³⁾

又如《儒林外史》，金和《跋》中说到：“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平生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知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羹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是镜，萧云仙之姓江……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其带有某种自传色彩，也无须怀疑。

降至近代，如刘鹗之《老残游记》、吴沃尧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之《孽海花》等，也大多具有一定的自传成分，论者已多，兹不复赘述。(www.daowen.com)

综上，我认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在其史的发展中，于明末清初，曾经发生了变异分流：一方面，“宣讲式”继续存在，并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表现自我式”诞生，与前者呈二水分流之势。而由说书艺术发展而来的“宣讲式”章回小说作品，其秉承了说书艺术民间化、大众化、通俗性的传统，以及艺术形式上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以芸芸众生导师自居，肩负社会教化的职责，这从小说史的发展过程来讲，有其自然性；但对于小说作者而言，这种情况，也注定了作为创作主体的必然迷失，而作为一种独立性的文体，则又不可避免有着它不圆满的缺憾。应该说，章回小说向“表现自我”转化，发生文人化与由俗趋雅，这是“章回”作为一种文体，真正走向独立的必由之路。但才子佳人小说的心造幻设、主观臆造，与炫学小说的炫耀学问、大掉书袋，违背文学的形象性规律，都注定其不会有更好的出路。“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²⁴⁾，以《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写实一派，才应当是章回小说发展的方向，所以，由它们来最终完成打造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巅峰的任务，便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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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 南宋末·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3) 唐·李商隐《娇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一。

(4) 冯保善《宋人说话家数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5) 陈翔华《三国故事剧考略》，见周兆新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 南宋末·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

(7) 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8) 明·林翰《隋唐志传序》。

(9) 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10)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本。

(11)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12) 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金瓶梅》，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 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第三章《文人叙事中的士人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 （奥）弗洛伊德著，张唤民等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17) 萧相恺《关于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19) 冯保善《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0)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第七章《文学和传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1)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2)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3) 冯其庸《曹雪芹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

(24) （美）亨利·詹姆斯著，杨烈译《小说的艺术》，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