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通俗小说与明清出版业的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界一个热点话题，诸如坊刻小说之兴盛及其原因、小说出版商、书坊出版与小说体制及流派、地域小说刻印之于小说发展演变的贡献及影响等，均有不少著作涉及，或有专论探讨。此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意义匪浅。

明清话本小说的发展，与明清江南出版业的关系，更为密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明清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史，其所呈现的，就是一部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史。明清江南的出版商人们，不仅发起或者是参与了话本小说的编创；他们的文艺思想观念，甚至直接影响了话本小说的兴衰。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尚未见人揭橥阐论，殊属憾事。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以引起同好注意。

关于明代图书的聚集，刻书业的地域分布，各地刻书的数量与质量差异，在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卷四《经籍会通四》中，有具体地揭示，所谓：“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此言当时图书的集结，有四大中心：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其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此言在上述四大图书集结中心里面，苏州、南京虽然刻本极多，规模极大，但以类书巨著为主，鲜见外地图书流通，珍稀之书难寻。又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则是从图书刻印出版而言，吴地、越地、福建最盛，但质量以吴地为最，价值亦重；闽地印书数量最大，价值最为轻贱。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也谈到明代各地刻书质量的差异，有云：“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我们在此更关注的，是在胡应麟与谢肇淛所列举当时的刻书之地中，涉及到了金陵、苏州、闽、新安、吴兴、楚、滇、黔、秦、晋、洛、蜀、燕、粤。在此之外，文献中记载，如常州、扬州、南昌等地，也多有刻书。但综合观之，图书业与刻书业的中心，则有金陵、苏州、杭州、吴兴、建阳、北京数地。其中金陵、苏州、杭州、新安、吴兴、常州、扬州，均在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江南范围之内。

迄于清代，全国刻书业的格局之最大变化，莫过于福建建阳从刻书业的中心退出。清初王士禛在其《居易录》卷十四中即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金埴《不下带编》卷四亦云：“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两人不约而同，均指出了建阳刻书在清初的衰微，以及金陵、苏州、杭州三地成为当时全国新的刻书业中心的基本事实。

的确，在明代，福建建阳的刻书十分繁盛，仅其书坊，据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统计“数量多达221家”⁽¹⁾。明代金陵的书坊刻书，也相当繁荣，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中罗列94家⁽²⁾；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据《江苏刻书》，在其基础上另补充11家⁽³⁾，如此，其书坊总计有105家（为建阳二分之一弱）。明代苏州书坊，张秀民《中国印书史》在同城之县长洲、吴县以外，列37家；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据《江苏刻书》及《苏州市志》补充30家，合计67家。明代杭州的书坊，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24家，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列36家⁽⁴⁾。明代的江南出版，在金陵、苏州、杭州、湖州之外，如常州、无锡、松江、扬州、宁波、金华、嘉兴、绍兴、处州、温州、严州、台州、衢州、新安、歙县等也有刻书，并具有一定影响。

具体到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刻印，则主要为各地书坊所为。大体统计，苏州约计73家，金陵约计34家，杭州约计34家。迄晚清，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其刻印出版小说的书坊、书局等约182家。

明代建阳小说出版盛极一时。其于中国小说史发展的卓越贡献，在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⁵⁾等著作中，有具体的罗列及论述，兹不赘述。然而，在话本小说的刻印方面，建阳书坊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或者说其贡献甚微。今所知见者，元朝至治年间，有建安虞氏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分事略》；明清时期，也仅有万历年间建阳书商熊龙峰刻印的话本小说四篇留存。

相比较，江南书商在话本小说的出版方面，取得了为其他地方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人所周知，早在南宋时期，杭州便有了“中瓦子张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清时期，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诸地，更成为话本小说出版成就最为辉煌的地区。

这里我们先就明清江南刻印话本小说的主要版本，作一个大致的系年，以便有更为具体直观的了解：

1．约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六十家小说》；

2．万历十五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刊吴敬所《国色天香》，万历二十五年重刻；

3．万历年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赤心子《绣谷春容》；

4．万历年间金陵李潮聚奎楼刊《轮回醒世》；

5．泰昌、天启年间苏州天许斋刊《全像古今小说》；

6．天启四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

7．天启七年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8．天启七年苏州衍庆堂刊《警世通言》四十卷；

9．天启七年苏州衍庆堂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10．天启年间苏州衍庆堂刊《喻世明言》；

11．崇祯元年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刊《拍案惊奇》；

12．崇祯五年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刊《二刻拍案惊奇》；

13．崇祯六年金陵李澄源刊何大抡《重刻增补燕居笔记》；

14．崇祯年间苏州衍庆堂刊《醒世恒言》；

15．崇祯年间苏州叶敬池刊《石点头》；

16．崇祯年间苏州山水邻刊《欢喜冤家》；

17．崇祯年间杭州陆云龙峥霄馆（翠娱阁）刊《型世言》；

18．崇祯年间醉西湖心月主人笔耕山房刊《宜春香质》；

19．崇祯年间醉西湖心月主人笔耕山房刊《弁而钗》；

20．崇祯年间金陵云林聚锦堂刊周楫《西湖二集》；

21．明苏州叶敬溪刊《醒世恒言》；

22．明苏州同人堂刊《石点头》；

23．明苏州同人堂刊《拍案惊奇》；

24．明苏州龙云鄂宝翰楼刊《今古奇观》（又名《喻世明言二刻》）；

25．明苏州长春阁刊《拍案惊奇》；

26．明苏州映雪斋刊《古今小说》；

27．明金陵书坊王洛川刊《新刻大宋宣和遗事》；

28．顺治年间湖州（？）好德堂刊《一片情》；

29．顺治年间杭州刊伪斋主人序本《无声戏》；

30．清初古吴梵香阁刊《金粉惜》；

31．清初苏州啸花轩刊《人中画》；

32．清代苏州啸花轩刊《一片情》；

33．清初杭州爱月轩刊《幻缘奇遇小说》；

34．康熙初年杭州可语堂刊《飞英声》；

35．康熙十二年金陵王衙刊古吴墨浪子搜集《西湖佳话》；

36．清代前期徽州英秀堂刊《觉世名言十二楼》；

37．康熙十七年（？）金陵万卷楼刊《警寤钟》；

38．康熙年间金陵敬业堂刊《国色天香》；

39．康熙年间苏州酌玄（元）亭刊《照世杯》；

40．康熙年间苏州花幔楼刊《生绡剪》；

41．康熙年间杭州消闲居（？）刊《十二楼》；

42．康熙年间杭州瀚海楼刊《豆棚闲话》；

43．康熙年间扬州草闲堂刊《警寤钟》；

44．雍正四年杭州芾斋主人刊《二刻醒世恒言》；

45．乾隆四十三年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八卷二十二回；

46．清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四十卷；

47．清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十八卷三十六篇；

48．乾隆四十四年吴门聚锦堂刊《拍案惊奇》；

49．乾隆四十六年金阊书业堂刊《豆棚闲话》；(www.daowen.com)

50．乾隆五十年金阊书业堂刊《今古奇观》；

51．乾隆五十年武林大成斋刊《豆棚闲话》；

52．乾隆五十一年金陵芥子园刊《西湖佳话》；

53．乾隆五十一年浙省会成堂刊《今古奇观》；

54．乾隆五十二年苏州文盛堂刊《今古奇观》；

55．乾隆五十六年杭州自愧轩刊《西湖拾遗》；

56．嘉庆五年浙省会成堂刊《觉世名言》；

57．嘉庆十年古吴陈长卿、致和堂刊《豆棚闲话》；

58．嘉庆十七年苏州崇文堂刊《今古奇观》；

59．嘉庆二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刊《拍案惊奇》；

60．嘉庆二十三年扬州集成堂刊《今古奇观》；

61．同治八年吴门聚锦堂刊《今古奇观》；

62．同治十二年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刊《娱目醒心编》；

63．光绪二十九年苏州文裕堂刊《俗话倾谈》；

64．清杭州务本堂刊《今古奇观》。

即使根据如上远不够完整的话本小说刻印书目进行统计，明、清两代，在江南所刻印的话本小说，已有64部。其刻印话本小说的具体地方有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扬州六地。此中间，苏州30部，杭州18部，南京12部，扬州2部，徽州1部，湖州1部。苏州、杭州、南京为刻印话本小说之中心无疑。从刻印话本小说的时间段来看，明嘉靖年间1部，万历年间3部，泰昌、天启、崇祯年间23部（其中7部约在此阶段，去重复得14部），清顺治、康熙年间16部（去重复得13部，除去前代已刻者得12部），雍正、乾隆年间12部（去重复得6部，前代未刻者仅《西湖拾遗》、《二刻醒世恒言》2部），嘉庆、同治、光绪年间9部（新刻仅《娱目醒心编》《俗话倾谈》2部）。

如果我们再综合考虑，话本小说三大家——冯梦龙、凌濛初、李渔，无一例外均为江南文人，并在江南创作；话本小说史上第一流的创作，以及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两拍”、《石点头》、《型世言》、《西湖二集》、《欢喜冤家》、《今古奇观》、《无声戏》、《十二楼》、《豆棚闲话》等，均出版于江南，并大多出自江南文人笔下，江南之于话本小说的特殊关系，江南出版对于话本小说发展史的重要意义，便更足以引起我们高度地重视。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

1．以嘉靖年间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印《六十家小说》为标志，揭开了明清话本小说发展史的序幕；其对于话本小说的编辑整理，于后来之创作者，应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2．明代天启年间，苏州冯梦龙编辑整理前人及个人创作，结集为“三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集体展示话本小说成果，规范话本小说文体，为文人创作话本小说作出了示范，直接引导了明清话本小说创作潮流的出现。天启至崇祯年间，随着凌濛初著《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天然痴叟著《石点头》，周清源著《西湖二集》，陆人龙著《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著《欢喜冤家》，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宜春香质》、《弁而钗》，众多的话本小说作品接踵而出，则将话本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推向高潮，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

3．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姑苏抱瓮老人编选《今古奇观》，是对明代话本小说创作成就的一次检阅，也是一个重要的总结；李渔在杭州创作《无声戏》、《十二楼》，以及之前之后的《清夜钟》、《一片情》、《金粉惜》、《人中画》、《幻缘奇遇小说》、《飞英声》、《西湖佳话》、《警寤钟》、《照世杯》、《生绡剪》、《豆棚闲话》等的创作出版，成为话本小说发展史在明末之后的另一个次高峰时段。

4．雍正、乾隆以后，就目前之所知见，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大抵为旧作翻印，新刊仅《西湖拾遗》、《二刻醒世恒言》、《娱目醒心编》、《俗话倾谈》等四种，且无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其为话本小说的式微期，毋庸赘言。

在江南话本小说出版中所展示的这种发展态势，与整个中国话本小说的发展嬗变恰相吻合。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清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反映了明清话本小说创作的兴盛繁荣状况及其走向式微衰败的历史过程，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成果，具体印证了明清话本小说的基本发展历史进程。

明清江南出版商人，参与了话本小说的发展进程，直接影响了明清话本小说发展史的演进过程。不妨假设，如果没有晚明江南出版商人的推动或参与，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许便缺少了明清话本小说这一脉。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晚明清初话本小说创作的繁荣阶段，江南出版商人与话本小说的关系，主要有这样两种类型：一是直接参与话本小说的编纂整理甚至创作；二是策划组织了话本小说的创作出版。

首先看晚明清初江南出版商对于话本小说的编纂整理或创作。

率先注意到话本小说的市场前景，并着手话本小说的编纂整理、结集出版的，是晚明钱塘洪楩。洪楩字子美，私人刻书、藏书家，据《武林藏书录》载：“荫詹事府主簿，承先世之遗，缥缃积益，馀事校刊，既精且多。”⁽⁶⁾其清平山堂刊书，今知有《唐诗纪事》（嘉靖二十四年）、《新编分类夷坚志》（嘉靖二十五年）、《洪楩辑刊医学摄生类八种》（嘉靖二十五年）、《清平山堂话本》（本名《六十家小说》，约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刊⁽⁷⁾）、《蓉塘诗话》（嘉靖三十六年）、《六臣注文选》（嘉靖二十八年）、《路史》（嘉靖年间）等⁽⁸⁾。洪楩编辑刻印《六十家小说》，从其文字的朴拙程度来看，其所做的工作，主要应该是搜罗结集，但正如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说：“清平山堂所刻话本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部刻本的‘话本丛书’”，是一部“于小说史上大有关系的集子”⁽⁹⁾。这种首先将话本结集出版的举措，使得话本小说创作有据可依，对于推动话本小说的创作，显然有着重要意义，其在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钱塘书商陆云龙曾创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崇祯元年（1628）由其峥霄馆刊行；有人认为，话本小说集《清夜钟》也为其所编撰⁽¹⁰⁾。约在崇祯五年（1632），陆云龙翠娱阁刻印了由其弟陆人龙创作的话本小说《型世言》四十回。从其崇祯四年（1631）刻印的《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中附征文启事云“征宇内异闻”，到其崇祯十六年（1633）刻印《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中附征文启事云“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可见《型世言》两集的编纂，是兄弟俩共同的谋划，而创作宗旨亦自然有陆云龙的思路在。复从《型世言》各回前陆云龙的题词、文中之眉批夹批，到每回回末的总评，无论组织形式上的严谨，还是思想倾向上与正文如合符契，也都佐证着陆云龙与《型世言》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初话本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作家李渔，其自身即是书商。约在顺治十三年，李渔的《无声戏》一集出版；约顺治十四年，其《无声戏》二集刻印。根据记载，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复疏劾缙彦曰：……缙彦仕明为尚书，在籍时即交通闯贼。及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¹¹⁾。《无声戏》顺治年间刻本有伪斋主人序，据日本学者伊藤漱平考证，此伪斋主人乃任浙江布政使的张缙彦；其刊刻，曾得到张缙彦的资助。李渔移家杭州之后，“卖赋以糊其口”（黄鹤山农撰《玉搔头序》），笔耕维生，其何以找官员张缙彦赞助小说出版，而不卖稿给书商，无非是为了自己刊印，还可以卖书盈利。从他的《与赵声伯文学》中所云“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可知其在杭期间，已经开始刻书。若《清史列传》所载不虚，李渔的《无声戏》，就已经开始了编印发一条龙的工作。

其次看晚明清初江南出版商对于话本小说创作的策划组织。

冯梦龙所编辑“三言”，对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盛与发展影响至大。其对于宋元旧篇，或者作文字上的修饰，或者在文本上进行增补或删减，或者对故事加以改写，规范了话本小说的体制。凌濛初创作“两拍”，便是直接学习冯梦龙“三言”的结果；其后，《今古奇观》之精选“三言两拍”，也首先是基于其在图书市场上既有的巨大影响，其次则希望后出转精，以内容上的更加精简与书价上的更加低廉，来吸引更多的读者。没有“三言两拍”在图书市场上的成功，以及“三言”在形式上的示范，晚明话本小说的崛起，则几乎难以想象。

而冯梦龙编辑“三言”，却得力于书商的策划鼓动。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中云：“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又《古今小说》苏州天许斋识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显然，是书商发现了冯梦龙“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这宝贵的资源，规划出版“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而向他约稿，请其编辑整理，于是在泰昌、天启年间，首先有了《古今小说》四十篇刻印问世。但天许斋最终却没有续刊《古今小说》之二刻、三刻，今知《警世通言》由金陵兼善堂原刊，《醒世恒言》由金阊叶敬池原刊。大约是因为如衍庆堂《喻世明言》识语中所透露的“流传未广”的缘故，所以才在时隔数年后，于天启四年，由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天启七年，由金阊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四十卷。不过，天许斋本卷三十七第二图署“素明刊”，《警世通言》卷一第一幅图署“素明”，说明天许斋应该是完成了《警世通言》的刻板。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中云：“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也只是到了衍庆堂，才由一家书坊完整地将“三言”推出。

关于凌濛初创作“两拍”，在其自述中，似乎存在着矛盾。其《拍案惊奇序》中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而其《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则说：“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支言俚语，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谐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凌濛初《拍案惊奇》的创作，究竟是在苦闷之中“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在先，还是“肆中人”见到冯梦龙“三言”之“行世颇捷”，认为他也“当别有秘本”，请他编创，凌氏自己讲得比较含糊。综合分析，应该是凌濛初仿冯梦龙之作，游戏而为话本在前，因为给友人欣赏，露出消息，被书商知悉，然后请他继续写作。不然，书商认为他“当别有秘本”，便失去了前提。

从冯梦龙编辑“三言”，到凌濛初编创“两拍”的诞生，均与江南书坊主人的促动有着极大关系。换言之，他们也基本上是根据书商的策划，然后进行自己的编辑加工或全面创作。至于洪楩之编辑刊刻《清平山堂话本》，陆云龙兄弟创作《型世言》，李渔创作《无声戏》《十二楼》，更是书商对话本小说发展史的直接贡献。晚明清初书商之于话本小说兴盛的重要关系，不言而喻。

晚明清初江南出版商人对于话本小说的商业运作，在如下几个方面，却也埋下了这一文体走向衰败的因子。

首先，话本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急功近利，缺乏必要的艺术积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难以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

《古今小说》天许斋识语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书坊天许斋有着敏感的商业意识，在长篇章回小说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他察觉出这一文体所存在的“弊端”——篇幅太长，阅读费时，书价昂贵；而短篇话本，既“足资谈笑”，价格也相对低廉，于是策划进行话本小说产品的开发。而凌濛初的“两拍”得以问世，首先是“三言”的出版取得了成功，“行世颇捷”；其次是《拍案惊奇》出版之后，“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谓：“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人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作者出游未返而书坊已急不可待，于是请人代序，匆忙推出，正反映出其急于占有市场的心理。

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艺术创造活动，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¹²⁾。“三言两拍”的成功，亦佐证着这一道理。冯梦龙“三言”能够成为话本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与其中作品多为前人积累的成果有关，也与他独到的审美眼光精于选择加工不无关系。凌濛初的“两拍”能够步武“三言”，与之并称，取得一定的成就，则与它是作家先前的“发愤”而作有关。冯、凌二人在编辑或创作的过程中，事实上并没有太多地受到出版商的干预左右，基本上实现了其主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其他话本小说的作者，多受制于书商指令，虽然他们中间也有人试图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如《鼓掌绝尘》分风、花、雪、月四集，前三集以十回演一故事；《鸳鸯针》四卷，每卷四回演一故事；《弁而钗》四集，每集五回演一故事；《十二楼》以十二座楼名篇，每篇从一回到六回不等，篇长者近于中篇，但此已与话本小说“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欲与长篇互补的初衷背离，同时也不符合短篇小说的特质。而如李渔，其追求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却显得刻意求新，而且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艺术本质上的创新追求。艾纳居士的《豆棚闲话》，以豆棚之下说故事的形式，串联起十二篇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但作品厚重不够。这些，都与话本小说商品化，以赢利而非以艺术为追求的目的直接相关，这使得该种文体与生俱来地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陷，缺乏一种支撑其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其次，作为商品的话本小说，太过于直接地看重娱乐效果，缺乏对现实社会、人情世态、人性心灵的深层次挖掘，缺乏丰富性与一定的高度，不具备震撼人心的内蕴。

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六十家小说》，其编者洪楩就是本着“休闲”的宗旨选录。其原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从其分类名目，即可看出其对于出版此类创作的具体定位。冯梦龙对于话本小说的认识，谓其宋时“以怡天颜”，通俗而“谐于里耳”（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也有娱乐的内涵在。天许斋《古今小说识语》谓其“可资谈笑”；兼善堂《警世通言识语》谓通俗小说“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谓“其可以适俗”；凌濛初“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临海逸叟《鼓掌绝尘叙》谓其“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花红柳绿，飘拂牵游，即老成端重之儒，无不快睹而欣焉”；西湖渔隐《欢喜冤家叙》谓其“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人清谈”；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谓其“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娱目醒心编》书名即表明其娱乐读者之目的，上述无不认为“娱乐”为话本的特性。清初李渔在他的传奇《风筝误》中，更是明确道出其喜剧创作追求：“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在《与陈学山少宰》信中，李渔很为他的小说戏曲创作自负，称：“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正是基于这种追求娱乐的目的，其创作有意淡化主题，消解严肃深刻，刻意追求新奇娱人，如钟离濬水《十二楼序》中谓：“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如此关于话本本质的认识，自然难以使得其作品具有一种丰富的艺术包容性，也势必影响其深度与厚重，更不用说如艾略特在《诗歌的功用》中所评价的莎士比亚创作的那种境界：“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看到情节，较有思想的人可以看到性格和性格冲突，文学知识较丰富的人可以看到词语的表达方法，对音乐较敏感的人可以看到节奏，那些具有更高理解力和敏感性的听众则可以发现某种逐渐揭示出来的含义。”⁽¹³⁾

第三，益趋浓重的迂腐说教，违背了形象思维规律，偏离了文学发展的轨道。

在明末话本小说勃兴之初，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就已经提出了小说的教化问题，如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中云：“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衍庆堂《喻世明言识语》中云：“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中云：“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兼善堂《警世通言识语》中云：“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但这更主要的是书坊主人的一种标榜，在“三言”的文本中，劝世说教的成分并没有多少。至凌濛初“两拍”，其署名即空观主人的《拍案惊奇序》中明确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其《拍案惊奇凡例》中说：“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其《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也说：“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从其作品来看，凌濛初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标榜，劝世说教的议论说理性文字，成为其作品内容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就“两拍”而言，劝世说教只是根据其作品的内容生发，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其对于“人情日用”、现实社会世情百态的展现，后者为主，前者为客。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评价“三言”，赞其：“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凌氏“两拍”，也大体可归入此类。迄于《型世言》、《石点头》等，很多的作品，其选材的宗旨不再是反映现实，而是围绕忠孝节义的宣扬来构织故事，“忠孝节义”的宣扬为主，故事为客，如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序》中概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当场热哄，瞬息成虚，止留一善善恶恶影子，为世人所喧传、好事者之敷演。”具体而言，如《型世言》，前二十回多以忠孝节烈为世之典范，后二十回以反面故事为世人警戒。《石点头》则如署名龙子犹所撰《叙》中云：“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鸳鸯针》试图对“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日，总泛滥名利二关”“针针见血”（独醒道人序）；《清夜钟》盖“将以明忠孝之铎，唤醒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薇园主人序）。话本小说创作的日渐偏离文学轨道，其最终走向式微，势在必然。

就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而言，进入雍正、乾隆时期，大抵为旧作翻印，新著寥寥，缺乏新创，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究其原因，首先，因为话本小说与生俱来的缺陷，使得其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其次，作为商品的话本小说，其市场的日渐萎缩，使得出版商失去了出版的兴趣；其三，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本性，没有利润，也就不再可能如晚明清初的出版人那样，以极大的热忱，参与组织话本小说的创作。于是，话本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恶性循环，缺乏新的有分量的作品，于是翻印旧作或拼凑成书，于是读者生厌而进一步失去市场，话本小说最终走向衰亡，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明清江南出版业在明清话本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组织策划、参与创作编辑、出版运作，直接引发了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起，并掀起了话本小说创作的高潮。但急功近利的商业性，小说商品的过于看重娱乐性，及其对于文学教育功能的认识偏颇，则埋下了话本小说创作走向衰亡的因子。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迄清代中期以后，江南出版商从话本小说发展进程中的隐退，更加快了话本小说走向衰亡的命运。总结明清江南出版商人对于明清话本小说的巨大影响，还有重要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如“三言两拍”的成功，与出版商的商业运作而未干预创作有关。其实，古典小说名著之风靡明代中后期以后，无不依赖于出版商的商业运作；但其成为经典，又无不首先与其创作主体具有创作的独立性有关，书商所做的，只是慧眼识别，是商业炒作，扩大其影响而已。可以说，明清话本小说与出版商人太过密切的关系，是这一文体未能创造出更辉煌成就的一个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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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第五章《明代建阳刻书业的鼎盛》（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2)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第四章《明代出版的集中地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清·丁申《武林藏书录·洪氏列代藏书》，光绪庚子八月嘉惠堂刊本。

(7) 马廉《清平山堂话本序目》，见《清平山堂话本》附录，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8) 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第126—12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见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贰臣传乙·张缙彦》，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 转引自（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