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难发展的社会经济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近代丝织业的冲击，绫绢织造业没落，双林镇逐渐由一个专业的丝织市镇，转型为一个丝织原料的供应地，并在和南浔等地的竞争中屈居下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日渐没落。再加上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以及抗日战争的影响，双林的社会经济失去了往日蓬勃向上的活力，基本上是在困境中蹒跚前行。

这一时期，许多双林人也走出故乡，到上海以及其他沿海通商口岸发展，在经济上开拓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这些人大多生于双林，在这个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古镇长大成人，深受当地文化之熏陶，经由他们，双林和外地的交流得以维系和加强，其古老的商业文化对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因此，这一部分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双林经济做出阐述。

（一）桑蚕业

清末至民国，桑蚕业依旧是双林的农业经济支柱。正如前所述，虽然双林镇对外的贸易主打产品已经由绫绢转为生丝，但这并不影响桑蚕业的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桑蚕业更趋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化，分化出许多不同的专业，桑秧、蚕种、蚕茧和桑叶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化。

随着桑蚕业的发展，连贩卖桑秧和蚕种都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有人以此为生。每到冬末春初，双林镇便有“贩客载桑入市，有桑秧行亦有不就行而售者”。培育蚕种，也从养蚕业中分离开来，“蚕之种不一，所出之地亦不一，丹杆种出南浔太湖诸处，白皮种、三眠种、泥种出千金、新市诸处。余杭亦出白皮及小罐种。有以卖种为业者，其利浮于卖丝，当出蛾之后，乡人向各处预购，谓之定种。每幅纸小者值钱千文，大者千四五百文，亦有购取诸种向各村镇鬻卖者，谓之阑路钱，其价颇贱，但鬻种之家唯利是图，恒以不中为丝之茧生之，未有别留蚕种者”⁽¹³⁾。

有些养蚕多而种桑少的农人，需要在叶市购买桑叶，也有桑叶用不完而出卖桑叶的农人，“青桑叶盛时销五万担，近不过万余担。昔时乡民植桑不遗余力，所产叶较多，而育蚕者由每持重不多育，故有余叶以供湖滨之人来购”⁽¹⁴⁾。如此便形成了买卖桑叶的市场，双林的羊叶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羊叶汇，在万魁桥西南，鬻贾桑叶者集此”⁽¹⁵⁾。叶市有“头市三日，中市五日，末市七日”⁽¹⁶⁾，早晚先后时价不同。因此，就有好利者专门在其中倒卖以博得差价获利，“有贱买而贵卖，或贵买而贱卖，市侩以之射利，或顷刻获利数倍，或顷刻折本数倍，有以此起家者，亦有以此倾家殒命者，虽似贸易，实同赌博”⁽¹⁷⁾。

而借贷资本也影响到了双林的桑蚕业生产，民国《双林镇志》记载：“有以盘剥乡民为业者，或徒手，或设一小店，专放债取厚利，皆致殷富，核其实，绝非行商坐贾也。”⁽¹⁸⁾以盘剥乡民为业者，也就是放债者。当时的借贷利息，据载：“农民养蚕无资，贷钱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每千钱偿息一百，谓之加一钱。”⁽¹⁹⁾也就是说，蚕农立夏时借钱买叶，至小满卖丝归还，仅半个月时间，利息却要10%，盘剥可谓厉害。

1929年双林农民在抽水（黄笃初摄）

但是，养蚕生产周期短，如以谷雨收蚕，到小满卖新丝，仅仅一个月时间，蚕农借得资金，“亦能藉此于济蚕事”，结余下来还是有利可图的。⁽²⁰⁾

这一时期，由于通过上海等口岸和国际市场联系，所以，双林蚕桑业深受国际市场和社会局势变化的双重影响。

如刘大钧所云：“大约自公元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前后止，为时50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²¹⁾双林属于湖州，可见双林蚕桑业最为鼎盛的时代亦是从1870年开始到1920年左右的前后50年时间。

从1930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生丝出口锐减，丝价暴跌，同时，嘉兴、湖州一带又遭受水灾，继而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春，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这一切都对江浙蚕桑业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生产一落千丈。

双林所在的吴兴县（今湖州市）也不能幸免，以桑叶价格为例，其“最贵时，在民国十年前后，每担曾高至四元五角，低在一元五角以上，但至二十一年，叶价只自八角至二元八角不等。二十二年虽稍高，每担亦不过一元半至三元之间。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高至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良以最近数年丝价续跌，蚕汛不佳，农民皆疲累不堪；育蚕者虽户数未必多减，而育蚕之量，则大为减少。桑地产叶之量，当无变动，于是供过于求，价格狂跌”⁽²²⁾。可见，桑叶价格最贵时为1921年左右，此后一直在下跌，这种情况到了1933年稍有改善，但是1934年则更为恶化，“农户因感养蚕之损失，有掘去桑树改种绿麻、百合、生姜等他项植物者。其痛苦情形，为历年所罕见，故论衰败之年，当以二十三年为最甚”⁽²³⁾。丝价的狂跌，给双林的蚕桑业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如上所述，由于桑蚕经营无利可图，农人纷纷放弃蚕桑，重新回归到粮食种植的老路上来。刘大均就指出：“在民国十年前后，蚕桑产销最盛时代，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今据调查所得而收支报告完全者916户计算，（民国——引者）二十三年之种稻收入为74254.56元，蚕桑收入（蚕茧丝合计——引者）只为31957.54元，其比例恰为十年前之倒置，计种稻收入占七成，桑蚕收入反占三成矣。”⁽²⁴⁾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桑蚕与稻作的比例由先前的7：3退化为3：7。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农户收入中蚕桑的比重由70%下降为30%，从前蚕桑压倒稻作的盛况一去不返。而对双林镇的调查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如下表所示：

1930年代初双林镇种稻与蚕桑收入一览表⁽²⁵⁾

1935年的《中国经济志》也指出：“（民国——引者）二十年以后丝绸业相继衰退，价格惨跌，养蚕户、养茧数大减，二十年仅及十九年之半。农民掘去桑树，改种其他作物。”这和刘大均的调查结果是完全一致的，一切都表明，双林镇的蚕桑业在这一时期陷入困境，日趋萎缩。

为了扭转蚕桑业的困境，浙江省政府致力于对蚕桑业本身的改良，进一步大力推行桑蚕改良运动。1932年秋，浙江省建设厅在萧山设立了“改良蚕桑模范区”，1933年又成立了改良蚕桑事业管理委员会，通过此机构推进各地的蚕桑改良，先后在11个县设立了蚕桑改良区，实施统配蚕种、指导养蚕、管理茧行、改良烘茧和制丝。⁽²⁶⁾而双林镇当时就是桑蚕改良区之一，刘大钧便在《吴兴农村经济》中说，“近年来，浙省政府提倡改良茧，又以双林为吴兴之试验区，故该镇蚕桑业较他区获利为厚。”⁽²⁷⁾可见，桑蚕改良运动对于当时双林蚕桑业走出困境大有帮助。同时，刘大钧还指出了双林蚕桑业摆脱困境的另外一个原因，“双林产绫，可供当地农民之需要，所受世界经济危机衰败之影响为小”⁽²⁸⁾。也就是说，双林古老的绫绢织造业虽已衰落，但是当丝销路差时，许多滞销的丝又重新作为原料被绫绢织造业所消化，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绫绢织造业不至于在双林完全被淘汰。

到“七七事变”爆发后，双林于1937年11月20日被日军侵占⁽²⁹⁾，当地蚕桑改良机构工作被迫停止。后来，日伪政府继续制造出售改良蚕种，又成立专门的蚕丝销售机构，垄断蚕丝的生产与销售，实质上是为掠夺江浙的蚕丝资源服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生丝外销停止，江浙蚕桑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日伪军为了便于对地方进行军事控制，大量砍伐桑树，使双林所在的江浙地区桑蚕资源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至抗战结束时，江浙蚕桑业所存者“仅战前三分之一”。⁽³⁰⁾

抗战胜利后，双林所属江浙地区的蚕桑业虽全力以赴，恢复生产，但是由于在战时所受破坏过于惨重，更由于时局不稳，民生艰难，始终未能恢复到战前的规模和水平。⁽³¹⁾

（二）工商业

在明清双林盛极一时的绫绢织造业，到了清末民初因“不合销路”⁽³²⁾而日渐萎缩没落。根据民国初年的调查：“吾镇所出原料，以蚕丝为大宗，而工艺呲窳，殊无进步。据调查所及，四乡及镇市人口，凡七万六千余，壮年男妇数逾三万。而织绸绫绢及蚕桑缫丝工作者，不过数千余。则耕田、育蚕外，无所事事，男子徜徉廛市，出入茶酒各肆。女亦闲暇时多。”⁽³³⁾从中可知，民国初年双林从事绫绢织造的人尚有几千，但也是“不过”而已，言下之意是这远远不可与当年的盛况相比。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织造绫绢的机户则进一步减少，绫绢“产于双林镇之西栅外村落，约有千余家。每户各有木机一二架，每日可出绫一匹或绢三四匹。绫每匹用丝约二三两，价约一元至二元不等。绢每匹用丝重约五六钱，价约二角至五角。此项绫绢，在昔多供帝室补壁及奏章、裱画、装书之用，今仅供裱画及寿服之用，营业大减”。⁽³⁴⁾

在绫绢业生意日渐冷清的同时，湖丝却在双林异军突起，取代了绫绢以前在双林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所谓湖丝甲天下，双林镇的湖丝属于其上乘之品。民国《双林镇志》也说，湖丝有头蚕丝、二蚕丝两种，一向以太湖之滨所产者为上品，而双林镇近年来（《双林镇志》出版于民国六年，即1917年，那么这里的近年来指的就是民国初年以来——引者）也可以与之媲美了。肥而爪角阔者称为长腔，产量少；爪角狭者称为短腔，又名线爪。近来，因为细丝价格昂贵，制长腔者更少。光白者为客货，有大蚕、七里之名，有头号、二号、三号和副号之别。

双林镇上有专门招接各地丝客商的牙行，称为广行、客行，遍布于镇四栅。每当小满新丝上市，闽广等地的大商人纷纷前来投行收购，头蚕丝市、二蚕丝市最为繁忙，号称“大市”，日出万金。中秋节过后，客商大多满载而归，为其服务的丝行伙计多数散去，此时镇上的丝市称为“冷丝市”，但依然维持零星发卖，以期与来年新丝市相衔接，所以当地人说“买不尽的湖丝”。⁽³⁵⁾每逢客商多而丝货少时，行家雇船下乡收买，称为“出乡”；又有代行家收买的“抄庄”，有买进后再转卖给各行的“掇庄”（或曰贩子），还有代掇庄收购乡货上行出卖的“撑旱船”，以及平时专门零卖给机户的“折丝庄”、买进新丝囤积等待涨价后再抛售的“拣先土客”等。⁽³⁶⁾

双林所产之优质湖丝原本大多用来作为织绢之原料。这种情况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有所变化，“迨东印度公司来华通商，始有邑人冒险航海至广州，经公行之手与英商交易，一时无不积赀甚钜”。⁽³⁷⁾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后，外贸口岸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十分接近湖丝产地，生丝与丝织品的进出口关税又有所调整，生丝出口税从原来的9.43%调低到3.97%，减少了一半还多，丝织品的出口税从原来的3.11%增加到4.17%。⁽³⁸⁾这对绫绢贸易和生丝贸易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绫绢业生意逐渐冷清，湖丝贸易日趋兴旺，成为双林对外贸易中的后起之秀。

由于获利十分丰厚，丝商又比绢商更容易发财致富，因此观念和行事方式多有不同。关于这一转变，民国《双林镇志》记载道：“商贾之家皆极勤朴，衣不罗绮，食不甘脆，斤斤自守，生业日繁。惟丝业牙行聚四方商旅，饶富立致，争尚奢靡。而朝荣夕悴，勃焉忽焉。其三世殷富者不多见。”又说：“吾镇出门贸易者，大半在苏杭及各近处，富商则走闽广、襄樊、淞沪。其在本镇经纪者，以丝绵绸绢为盛。有资设店，获利固易，而精其业者，即空手入市，亦可日有所获，以赡其家。俗所谓‘早晨没饭吃，晚上有马骑’也。近年来，惟丝业生意甚盛，客商赉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投客所好，以为迎合，无所不至。日用纷华莫比，几于忘所自来。迨客去市毕萧条，家计故我依然。其病由于贪市易而不计盈亏，甚有将数万资本捐帖开行，不十数年化为乌有者。”⁽³⁹⁾通过此段记载，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丝业获利丰厚，日渐兴旺，丝业牙行相互争夺客商，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则揭示出丝业商人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和积累意识，致富快，破产也快，勃焉忽焉，双林镇后来在丝业难以与南浔镇相匹敌，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9世纪中叶以后，双林的湖丝贸易兴旺起来，“逐年而盛”，湖丝贩卖就成为了镇上的第一大行业，“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其五”。⁽⁴⁰⁾

在湖丝贸易中则首推肥丝贸易，所谓肥丝，又名粗丝，是用来织绉用的，条分细者一般销往盛泽镇；稍粗者为线料，一般销往濮院镇。咸丰、同治年间，仅有客帮商人到双林来坐庄抄丝，销量不大。光绪年间，有协源肥丝行开市，“四出兜销，丝业逐年而盛，乃兼并邻近市镇所出合双林，总量可达千担”⁽⁴¹⁾。

其次是白丝贸易，白丝是出口湖丝，盛产于双林镇东北乡的丁泾、西阳、邢村、邢窑等地。因缫丝技术优秀，这些地方所缫“洋庄白丝”统称为辑里丝。⁽⁴²⁾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之前已经有商人运丝到香港出售，蔡兴源、陈义昌等丝行都是由此起家的。此后，双林经营白丝的丝行逐渐增多，他们挑选头号白丝运至上海，直接售于洋行，常年出口达3000余担。⁽⁴³⁾

在民国《双林镇志》的商业卷中，专门列举了“出口货之调查”一栏，具体细致地反映了双林镇湖丝贸易的情况，其记载如下：

白蚕丝——有“洋庄白丝”与本国“用货丝”之别。东北乡之丁泾、西阳、邢村、邢窑，缫丝手段较优。而洋庄仅以辑里著称。清道咸时，上海犹未通商，洋商居香港已有，镇人运丝往售。蔡兴源、陈义昌等皆以此起家，积资巨万。及五口通商，则有姚天顺、俞源元、施福隆等，而丁震源、陈三益、凌成记相继而起，有震源、风云、三益、文鹿、成记、雪梅等丝牌，常年出口者三千余担。其后，南浔、震泽经丝行，销辑里丝岁渐退步，镇上各乡丝行均仰赖南浔、震泽客商，抄客不到，丝市即寂。今仅有丝行四家：裕成、振裕、同丰祥、祥泰生。每年出口多则三千担子，少则二千余担。此外，“用货丝”以纯熟圆匀白净为主，销于杭庄（杭州商行），年销售约五百担。

肥丝——又名粗丝。蚕户收茧，挑取白净圆匀者缫为白丝，其余蚕茧一概缫肥丝。色白而粗著者称为白光，色黑而粗者曰黑光。均配销织绉之用，条分细者销于盛泽镇，条分粗者作为线料销于濮院镇。就肥丝产量约略计算，丰年可出五百担，歉年则二、三百担。咸丰、同治年间，只有客商在镇上“坐庄抄丝”，不甚发达。光绪时，有协源肥丝行开市，四处兜售，丝业逐年而盛。乃兼并近邻市镇所出会于双林，其总数可达一千担。今有肥丝行七家：诚昌裕、广隆、广源、隆昌、徐同和、鲍诚昌、顺和。销路新增江宁、镇江、苏州等处。

野蚕丝——又名桑蚕丝，丝色微黄，其种子寄生于桑树，自生自长，食桑结茧，小暑后出头蚕，处暑后出二蚕。丰收之年销售收入可达银十余万两，歉收之年也有银四、五万两。北乡丁泾、西阳等村农家缫野蚕丝号称妙手，其坚韧超过白丝。

丝绵——用生种蛾口茧（蚕蛾咬破之留种茧——引者）剥成白绵，运销苏州、上海等地，或由本地人打线，用来织“绵绸”。每年出货约银二三万。

丝吐头——白蚕丝头曰吐头。鼎盛时出口达到三千担，现在不过一千余担。桑蚕吐丝，鼎盛时出口可达一百担，现在仅数十担。原因在于，乡人无远见，市价稍高，便掺入铁屑、面浆、石膏、砖屑、矾石等，冒充分量。洋商多有挑剔，甚至已运外洋，仍退回上海。客商因此视为畏途。

绵绸——优者用上白丝绵打线，次者用软茧、汰头茧衣等所谓下脚料打线，用手工织成匹头。同治、光绪年间，每年可销售三万匹。近年由于洋货盛行，销数锐减，已不足一万匹。

绫绉包头纱——双林镇特产丝织物，一种叫做“海丈”，行销于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等地，沿海船民用来包头，鼎盛时行销十余万匹。另一种叫做“狭贡”、“顶贡”，江浙等处妇女用来包头，鼎盛时每年销售额达到十万元。又有帽绉、泉丈、泉九等品种，近年销路大不如前，大约相当于以前的十分之三、四。因此，织机各户大多改织裱绫、裱绢，分花色、素色两种，染以皂，胶以粉，巨石砑之，使有光泽。从事此业皂坊，鼎盛时有工人数百，大多为安徽泾县人，本镇泾县会馆由此而来。近年来能从事此业者仅一二本地人，销路甚微。

裱绫裱绢——双林镇特产丝织物，染以颜色，用来装裱书画，或者装饰墙壁。仅本镇一处生产，行销各省，远达日本。有龙绫、云鹤绫、洋花绫、三二素绢、尺八纱、尺六纱等品名。销往各地。由于生意兴隆，业此者在上海、苏州设立分庄，销路更为发达，年产值银十余万元。

毡毯——用羊毛和黏土制成，坚韧耐用，行销长江各口岸。因资本薄、规模小，每年出货不足银元一万。

绵羊——农民普遍养羊，以前仅供本地食用，近十年来，有商人开设行场，运销上海，每年输出二千余头。

青桑叶——以前乡民植桑不遗余力，所产桑叶甚多，有余叶可供太湖附近各地，鼎盛时，销数达五万担。近来本地用叶增多，销往外地不过一万担。

鲜鱼——本地所产青鱼、鲢鱼、草鱼、鲤鱼、黄鳝、鳖等，由鱼行贩运沪杭各地每年约银二万元。

此外，还有烂茧、旧棉花、羊毛、破布破絮、兽毛兽骨、棉织布、猪油等，或销本地，或销外地，但数量较少。⁽⁴⁴⁾

与“出口货物之调查”形成对称的是，在民国《双林镇志》中，也详细记录了“进口货物之调查”，其具体记载如下：

呢绒洋布洋纱各货——舶来品，岁值银二十万元，大多由上海输入，零星的由嘉兴输入。经营这类商品的有九家商行。

毛巾香皂香水等小百货——舶来品，岁值银二万元。煤油火柴等货——舶来品，岁值银四万元。颜料等——舶来品，岁值银二万五千元。

玻璃灯镜阳伞等——舶来品，岁值银一万五千元。各种海味——舶来品，岁值银三万元。

濮院、盛泽丝绸——本国丝织品，岁值银六万元。

各种厂布——仿西式染织之格子布、柳条布等，岁值银二万元。

港布——南浔横扇等处出产，用粗纱织成，粗重耐用，乡人乐于购用，岁值银三万元。另有浦东、常熟、马腰等处出产的土布，岁值银一万数千元。

丝袜棉线——每年所值不足银万元。

鞋帽等货——来自杭州、绍兴、苏州、松江、上海等地，岁值银三万元。

洋棉纱——岁值银二万元。

苎布——江西出产，由杭州、湖州转运而来，岁值银多则五万元，少则四万元。

葛布——广东出产，由上海转运而来，岁值银不及万元。

米——本地所仅可供十分之七，其余三分，必待他处接济，以嘉兴冬舂米为大宗，长兴之熟米次之，岁值银二十五六万元。

麦——由无锡输入，供本地制作切面、酱、饼饵，岁值银三四万元。

麸皮——乡人用作猪饲料，岁销之数可达二万袋。

面粉——岁销之数可达五六千袋。

豆类——由上海、无锡输入，其中大豆用来制作豆酱、豆腐，岁销之数可达四千担；绿豆用来制作都豆粉、粉条、粉皮，岁销之数可达千余担。

豆饼——由上海输入，用作肥料、饲料，岁值银二万元。

油类——豆油、菜油、麻油率由上海、洲钱、新市转运而来，岁值银四万元。乡人自种大豆、油菜籽所榨之油，仅可供应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七均来自外地。(www.daowen.com)

盐——以制造酱货以及腌制鱼肉蔬菜为大宗，食用次之，岁销六千担。

酒类——黄酒为本地作坊雇佣绍兴技师酿制，每年用米千担（每担米出酒一百斤），所酿之酒不能满足市场，必待南浔、乌镇等处输入。烧酒（有糟烧、米烧、麦烧之别），自制不多，大率来自苏州横泾等处，每年总值银四万元。

酱货——以豆酱为主，酱油次之，岁值银四万元。

茶叶——上等来自杭州，次等来自上柏、棣溪、梅溪等处，岁销之数可达四五百担。

糖——红糖、白糖为多，青糖较少，冰糖更少，均来自上海、嘉兴，岁值银四万元。

烟——水烟、旱烟，岁值银三万元。

水果蔬笋——来自山乡以及塘栖镇，有鲜货行三家经营此业，岁值银四五万元。

木料——本镇有木行两家，经营木料，销售额多则银十万元，少则银四五万元。棺材铺所用棺木，自行采购，岁值银三万元。

此外，还有头绳、香粉、饰品、腌肉咸鱼、柴炭、纸类、杂货、药材、楮箔（冥纸）、砖石、陶瓷、铁器、铜锡器、竹木器等。⁽⁴⁵⁾

从以上民国初期进出口货物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双林镇新变化和近代转型：

身处太湖流域腹地的双林镇，也有林林总总的舶来品销售，虽是从上海等地转运而来的，但海内外市场已经一体化，也已经深入影响到了市镇一级的城乡结合部。双林经济也深受西方工业品的冲击和影响，以前的传统产业备受打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林绫绢织造业较前已大为萎缩，没有了明清时代的风光。以前畅销的绫绉包头纱“能从事此业者仅一二本地人，销路甚微”⁽⁴⁶⁾，只剩下裱绫裱绢织造因为技术独特而继续畅销，硕果独存。即使如此，其年产值也仅有银十余万元，远远不能和湖丝贸易中的肥丝、白丝动辄“积资巨万”的情形相比较，只相当于在湖丝贸易中占比重不大的野蚕丝。这也表明：到了清末民初，双林镇逐渐由一个以绫绢织造为核心的专业丝织市镇转型为一个丝织原料的供应地。

而在与南浔和震泽丝商的竞争中，双林丝商也居于下风，“……岁渐退步，镇上各乡丝行均仰赖南浔、震泽客商，抄客不到，丝市即寂”⁽⁴⁷⁾。维系双林、南浔和震泽之间水路联系的航船，也因此日渐凸显其对双林经济之重要性。⁽⁴⁸⁾随着丝织巨镇地位的丧失，双林日渐没落，繁荣富庶的盛景一去不复返。

在这一时期，双林镇的商业也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现象，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一方面，传统的商业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继续运作。米市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由于桑蚕业发达，田地大多用于栽桑，粮食无法自给，必须仰赖外地输入，“籼、梗等米供本地食料者，仅十分之七，余三分必待他处接济”⁽⁴⁹⁾。双林镇上经营商品粮的米肆设于四栅两旁，方便客船、乡船停泊，米肆有两类：代客买卖者为米行，零售者为米店。镇上冬季有糙米市，五六月有冬舂米市，四月有菜籽市，六七月有襄饼市，其余豆麦皆归米行买卖。⁽⁵⁰⁾由此可见，米市买卖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也在逐渐适应市场的变化。

另一方面，清代盛行的商人组织——会馆、会所，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建立较早的绢业同业组织——新会馆、泾县会馆、金陵会馆、宁绍兴会馆等也已经衰落。

新会馆是清雍正四年（1726）由所有绢行（绫绢牙行）公建，设在新绢巷。头门上为戏台，中堂是“崇义楼”，供奉关帝神像，门外有过街楼，墙腰题字为“经纶亘古”。每日午前，裱绫各绢行集合于此收购乡人生产的绫绢。清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

泾县会馆则是由在双林的安徽泾县人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出资公建的，设于沈家桥北。由于泾县人在双林开设皂坊，专制绫绢，人数颇众，营业极盛，因此集资建造会馆。后来，绫绢不合销路，营业衰落，会馆也废弃，其房舍出租为民宅。

金陵会馆在双林镇葛家桥东侧，是江宁、镇江同乡商人所建的会馆。而宁绍会馆则是宁波、绍兴同乡商人所建会馆，开始附设于双林东岳庙，后来迁至万魁桥北面。

由于清末民初双林经济的变化，这些会馆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趋于衰落。与此相对应，会所在双林日渐兴起。

新会馆被毁后，1902年，双林绢业董事沈肖岩会集同业，因资金短缺，又联合了粗丝业、拆丝业在新绢巷新公馆旧址共同集资兴建了丝绢公所，成为丝绢业的同业组织。此外，在当时的双林还有设于坝桥西侧的米业公所、设于斗佬阁东与药王庙相连的药业公所等。

到1907年，商务部要求各城镇建立商会。双林商人蔡松感慨本镇“商情涣散”，“且商界知识浅薄”，希望建立商会，“交换知识，联络商情，维持公益”，便与丝业董事蔡见因、绢业董事沈肖岩、米业董事张申甫、绵绸业董事蔡佑群，以及各典当执事朱梅清、钮映泉等，在丝绢会所开会，讨论此事。会议决议成立双林商务公所，公推蔡松为总董，因蔡松在萧山学署任职，不能在双林主持工作，改推张申甫为总董，沈肖岩等为议董，呈请商务部注册。1907年，双林商务公所正式成立时，会场尚无定所。到1915年11月，才将灵寿禅院改建为商务会所。⁽⁵¹⁾

双林的新会馆、泾县会馆，逐步演变为双林商务会所，与当时双林整个社会商业的发展是同步的。会馆、会所退出历史舞台，由商会取而代之，反映了双林镇商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也反映了双林绫绢业和丝业的此消彼长。

商业和金融业的变迁休戚相关，这一时期双林钱庄业也随着时代时起时伏，终至消散。清末民初，双林镇上钱庄有三家：久昌钱庄，经理陈锡堂，绍兴人，协理张杏林，本地人，重兆大地主陈云轩为大股东；鑫泰钱庄，经理蔡苕生，本地人，股东不明；生大钱庄，经理潘竞时，震泽人，股东不明。原来三庄营业，发展良好，各有盈余，1933年后，受湖州城区钱庄倒风的影响，相继清理，自行收账结束，中间以久昌钱庄与湖城久泰钱庄有连枝关系，受影响较大，亏耗较多。在1937年冬，日军侵占双林前夕，各庄均已结束。⁽⁵²⁾

（三）经济人物

在清末至民国期间，许多双林人走出故里，去上海等地寻求发展。在他们之中，陆续出现许多经营丝织业的实业家，其中著名的有：

莫觞清（1871—1932），生于双林，其父莫子耕先在双林开土丝行，后到德清做丝行经纪人，收入微薄，家境清贫。莫觞清幼时在私塾求学，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英语，于1900年进入苏州延昌永丝厂。他工作勤奋，又通英语，得到经理杨信之的赏识，兼做翻译工作。1905年，他被杨信之提拔到上海勤昌丝厂任总管车。两年后，他与湖州人王笙甫、杨芝生等人合伙，在上海新闸路开办久成丝厂，担任经理，开始创业生涯。由于蚕茧旺、丝价好，开张第一年便获利；次年又扩大生产规模，并聘用西洋人作为总技师，创立了“金刚钻”、“玫瑰花”等生丝品牌，连年获利颇丰。1910年，莫觞清又在卢家湾购地建分厂。到1914年，久成已发展为五个厂，共有缫丝车近1500部，工人3700余人，年产丝2000余担，成为颇具实力的缫丝集团。

一战期间，莫觞清抓住美国生丝需求大增的机会，聘请美国丝商罗勃特·蓝为上海“蓝乐壁”洋行买办。而洋行与国外交易都经莫觞清之手，故久成所属各厂销售都享有优惠待遇，获利更丰。到1919年，久成已增加为7个厂，缫丝车增至2500多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生丝外销量大增，丝价猛涨，存丝销售一空，久成等7家厂皆大获其利。1920年虽出口减少，造成积压，1921年又遭大火，烧毁干茧2400担、生丝3000包，但莫觞清并不气馁。他赶往无锡，把市场上的蚕茧收购一空，继续生产。不久行情看涨，加上被焚干茧和生丝获得保险赔偿，莫觞清非但丝毫未损，还又发了一笔大财。到1928年，久成已拥有元成、元元、隆记、久胜、永源、久成、广源、宝泰、同益等十家丝厂，缫丝车2800余部，员工7000余名，年产生丝5000余担，从而使莫觞清成为上海的丝业巨擘。

莫觞清善于审时度势，且知人善任。他看到当时的生丝销售始终掌握在洋人手中，便另辟蹊径，开始创办绸厂。1920年春，他购置织机，开设美亚织绸厂。不久，他大胆启用年轻人，延聘留学归来的蔡声白为经理，引进先进设备，将美亚建成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绸缎生产企业，拥有10家绸厂和自己的公司。与此同时，他继续巩固已有的缫丝企业，聘请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莫镜清、汤也钦、汤秉乾、沈榕村、王辅卿、毛益群、徐道生、莫永清、李森甫等9人担任各企业经理，发挥众人智慧，群策群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造就莫觞清的丝业辉煌史。

后来，莫觞清因年龄原因，逐步退居幕后，其产业由其女婿蔡声白继续掌管。1932年，他病逝于上海。⁽⁵³⁾

汤祖兴（1884—1939），字也钦。他幼时就读于双林私塾，后进入上海瑞纶丝厂。因刻苦勤奋，受到同乡莫觞清的赏识，于1907年被聘入久成丝厂，后升任久成所属宝泰丝厂经理，倚为股肱。1927年，也就是其上任当年，莫将久成第三丝厂的624部缫丝车全部划给宝泰丝厂，由汤祖兴管理。由于汤精明强干、办事果断，第一年便不负所望，赢利10万两银。1929年，日本丝抢占世界市场，尤其在消费量最大的美国市场，中国所占份额极小。为了与日本人竞争，汤祖兴投资10万两银子，更新缫丝设备，向上海环球铁工厂定制日式缫丝车322台，并添置了煮茧机、复摇机、选茧机、剥茧机等先进辅助设备，取消打盆工，掀起了改造设备的高潮。他还从诸暨、绍兴等地招募了大批缫丝熟练工人，由厂方供应膳食住宿，竭力与日商抗衡。当时，丝价由每担1180两银子下跌为600两，丝厂纷纷倒闭，只有汤祖兴的宝泰丝厂岿然不动，鹤立鸡群。

1931年，美国商人欲以每担1100两银子的价格购生丝4000担，不少丝商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只有汤祖兴看清楚日后丝价的跌势，说服莫觞清及早脱手。莫采纳他的意见，将久成各厂可售的2000担生丝全数抛出。果然丝价很快下跌，许多丝商因此破产，唯有久成安如泰山。莫觞清为此将汤祖兴比作足智多谋的张良，感慨道：“我幸得祖兴‘子房’，不然公司焉不倒闭。”

1935年，生丝行情看好，汤祖兴审时度势，与方秀扬合作，在上海新加坡路（今余姚路290号）又兴建缫丝厂，置丝车240台，复摇车120台，还有其他各种辅助设备，发展民族工业。

1939年，日本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蚕丝公司，欲重金聘请汤祖兴，与宝泰合作，遭到汤祖兴的严词拒绝。日本人为此恼羞成怒，动用军队强行拆毁宝泰丝厂，然汤祖兴仍不轻言放弃，苦苦维持。后因战事吃紧，江浙相继沦陷，蚕茧原料供应不足，汤祖兴便于当年12月只身赶赴宁波采购，不料因罹患急性肺炎暴卒，年仅56岁。

蔡声白（1894—1977），双林人。光绪二十年八月廿八（1894年9月27日）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蔡文龙，字景荀号雨田，早年曾苦读儒家书籍，后周游南北各地，以幕府为生，曾在山东即墨县任典吏数年，50岁后返里，成为双林有名的士绅，热心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祖父蔡蓉升，字斐成，号雪樵。以廪贡资格在乡办私塾，授徒为业，门生众多。晚年曾任浙江武义、桐庐等县教谕，负责祭祀孔子及管理秀才，并在双林创办蓉湖书院、崇善堂等，著述颇丰，如《双林记增篆》、《梅花山馆诗文集》、《庚癸杂志》等。

蔡声白

父蔡松，字琴轩，号旬宣，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与蔡元培、张元济等人同科，被授予国子监学正衔，任浙江萧山县教谕多年。蔡松积极参与双林镇地方事业，创办商会、平民小学（后改为商业小学），并负责管理留婴堂等慈善事业，造福乡梓，并曾参与《双林镇志》的编修，1915年复纂《双林镇志新补》，在地方上享有很高威望。

1900年，6岁的蔡声白在他家乡的私塾开始接受儒家启蒙教育。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勃兴，蔡声白入蓉湖学堂，开始接触新式教育。1907年蔡声白入湖州府中学堂。1909年，湖州府中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堂”，执教此校者如沈尹默、钱恂、钱稻孙、杨笏斋、张宗绪等都是著名学者。在校就读的学生后来不乏名人，如比蔡声白晚两年进校的沈雁冰。蔡声白在湖州府中学堂打下了知识基础，以及形成了初步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传统国学的熏陶、新式科学与外语的教育等都令他受益终身。

1911年，蔡声白自湖州府中学堂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中等科。6月，清华学校决定以口试方式选取14名幼年生提前出洋，蔡声白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同时被录取者包括胡光麃、黄季岩、李达、卢寿征、薛学海、余箕传、陈苏孙、李郭舟、范瀚增、陈宏振等人。8月，这批幼年生抵达上海，置办行装准备出发赴美，却正逢辛亥革命爆发。由于时局动荡，清华学堂被迫停办，蔡声白这些清华的幼年生也无法成行。直到1912年5月，政治渐渐稳定，清华学堂才重新开学，并改称“清华学校”。这时，蔡声白等幼年生也回到北京，继续他们在清华的学业。1914年，清华学校恢复派遣学生赴美。8月8日，蔡声白等11名幼年生（其他3名幼年生未随行），与其他三班高等科毕业生一同由校长周诒春亲自护送赴美。11名清华幼年生被分别送到3所美国历史最悠久中学先完成高中学业。蔡声白进入安多弗中学（Phillips Academy Andover）插班就读。1915年7月，蔡声白自安多弗中学毕业，考入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专攻矿冶工程。理海大学留学期间，蔡声白学习甚为努力，数次获得奖学金，且经常参加各种团体活动，关心中国同学会，并协助编辑《留美学生会季报》。1918年，蔡声白参与了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建，为其创始会员之一。1919年9月20日蔡声白顺利毕业回国。

从美国回国的蔡声白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之后，即到山东勘探矿藏，并打算与人合股开矿。1919年11月，周湘舲聘请蔡声白担任江西安福县兴公司工程师。1920年5月，蔡声白与丝业巨擘莫觞清之女莫怀珠在上海结婚。婚后不久，蔡先进入联益贸易公司服务，随后担任中美商业公司工程部主任。

1921年4月17日，蔡声白担任美亚织绸厂经理职务。他上任后，便将全力放在美亚织绸厂的经营上面。为了充分利用原有平房，他增加丝织机13台，并添置了美制新型丝织准备机械。美亚在国内首先采用美国“阿脱屋特”（Atwood）式络丝机、并丝机、捻丝机等准备工程机械，以及“克老姆登”（Crompton）式全铁电力织机。这让美亚具备了与同行进行技术竞争的前提。不久，该厂独家推出的“美亚葛”、“文华葛”、“爱华葛”“华绒葛”等花织物，以及单绉、双绉、乔其纱等素织物成为绸缎市场的畅销品种。

蔡声白进入美亚后即推行新的管理制度。如创建了直线职能型的组织结构，除作为直线结构的工务处负责生产外，还设立事务处、工账部、雇用部、检查部、惠工处等职能部门，基本上取消了当时在其他工厂中很普遍的“工头”。这种现代工厂管理制度后来为其他行业工厂纷纷效仿。

在蔡声白的努力经营下，美亚织绸厂气象一新，产销均见增长，经营规模扩大，美亚织机增至89台。1923年末，美亚的织机增至116台，成为当时上海绸厂中的大厂。此时，蔡声白以自身的薪资积累参股，美亚厂改为由莫觞清与蔡声白合伙经营的企业。1920年代初，上海等地的电机丝织业正面临丝价飞涨、成本提高等困难，而蔡声白担任经理的美亚织绸厂由于在技术与管理上均有独到之处，其产品销路独佳，蔡声白也名声大震，成为电机丝织业中的英雄式人物。

由于工厂经营良好，1924年，美亚盘入闸北交通路的天华绸厂，改名美亚第二厂，拥有织机80台。1925年起，美亚开始吸收外界资本扩展企业。先与天纶绸厂合资，改称天纶美记绸厂，这个厂的主要股东是浙江乌镇的富商徐冠南。徐对蔡声白的经营能力非常欣赏，次年复投资与蔡声白合作开设天纶美记总厂。莫觞清也加大了投资额度，开设美孚绸厂，在胶州路购地建厂，设机100余台，该厂后来成为美亚效益最好的工厂之一。为了提倡劳资协作，让职工能从企业运营中获得更多的利益，1926年5月，蔡声白与职工合资组设美成丝织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样，到1927年，美亚织绸厂从只有12台织机的小厂发展到拥有5家分厂、400多台织机的大厂，其生产规模与产品品质等在当时均堪称一流。

1929年，莫觞清与蔡声白、虞幼甫合资建立美生绸厂，虞刚从日本留学返国，所学专业即丝织工艺。他们从日本批量购进先进织机，准备生产优质丝织品。莫、蔡又出资接盘云霞绸厂，改名美利绸厂；次年设立南新织物股份有限公司、久纶织物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到1930年底，美亚共拥有织机859台，工人2220余人，其规模让当时的同业望尘莫及。

为了提高规模效益，蔡声白按照专业化、集中化原则大力扩展其联枝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能制造丝织全套机械的铸亚铁工厂、设计纹样版式的美章纹制合作社、承担织品后期练染整理的美艺染练加工厂、专门研究织物改良技术的美亚织物试验所、负责经纬与成品检验的美亚检查所。1930年，蔡声白集中10个分厂的经纬部，建立美经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经纬生产。为了训练人才，1931年又设立美亚训练所，负责练习生艺徒与职员的培训。

与此同时，蔡声白对推广产品不遗余力。1928年5月，他率队亲赴南洋宣传国产丝绸，并考察当地市场。此次考察历时两个月，先后赴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旅行。1930年10月30日，借美亚织绸厂10周年纪念之机，蔡声白在上海静安寺大华饭店举行美亚时装展览会，首创丝绸模特时装表演，会上为来宾放映自拍电影《中华丝绸》，轰动一时。1930年以后，美亚织绸厂每周都有新品发行，满足顾客追求新异的心理，领导丝绸消费的时尚。

1933年3月，在蔡声白的努力下，美亚各分厂以及联枝企业合并成功，改组成为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全公司统一核算，由莫觞清任董事长，蔡声白任总经理。公司包括10个分厂（依序更名美亚一厂至十厂）以及美经、美艺、美章、美兴、美隆等单位，额定资金280万，丝织机1098台，日产绸缎1000匹，职工3614人，这些数字均刷新了中国丝织工业的记录。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深深影响了美亚织绸厂的经营。美亚成为上海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934美亚发生震惊全国的大罢工后，蔡声白开始改变工厂运营方向，当年将美亚三厂迁至苏州，八厂移至杭州。外地设厂既有分散同盟罢工风险，也有避免政治力影响的考虑，还含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意蕴。同时，将上海部分厂基出租承包给特定的厂家，由美亚供料，加工定织，减轻直接与工人交涉的压力。工厂网络的向外辐射，实际上也能帮助各地美亚产品的推广，并对本国工业的地区发展平衡有利。这点在后来的美亚历史中得到验证。

除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外，蔡声白也在作丝织业以外的投资尝试。1931年11月，在无锡成立美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棉布。1934年4月，设立开利绸缎公司，在静安寺路同孚路口设立门市部，直接与零散客户做业务。1934年11月，莫觞清与蔡声白决定将马浪路总厂迁址，改建市房收租，从美亚公司划出资本100万元另行创立美兴地产公司。1936年，成立美丰纺织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基本上由蔡声白担任董事长以及总经理，各单位的管理模式一如美亚织绸厂。美亚已具备发展成规模宏大的综合纺织企业的潜力了。

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美亚织绸厂在上海以及苏州、杭州的工厂被迫停工，时在香港的蔡声白就地成立美亚办事处，作为未来华南地区的经营基础。8月30日，蔡声白回到上海，决定把上海闸北、南市的工厂分别迁往汉口、广州、香港、重庆等地。随后美亚改行分区制，在上海、香港、汉口、重庆分设华东、华南、华西、华中等4个管理处，统一管理，分散经营。但是随着战事的扩大，广州、武汉工厂被迫停产。1939年7月，蔡声白决定将总处迁回上海，将总处迁霞飞路霞飞别墅36号，继续维持艰难的营业。这年年底，蔡声白还亲赴新加坡设立晋南行，从事与南洋间的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日军将公司资产定性为“敌产”，美亚在上海的工厂挂上了意大利商行的名号，以“久安洋行绸业部”的名义继续经营。武汉厂则向德商许士洋行转租怡和洋行产业开设，挂德商招牌，以图保护。香港美亚分厂改名为复兴织绸厂继续运营。上海则以“粤记绸庄”名义经营，汉口以“汉记绸庄”名义经营。对美亚重庆厂则进行拆分，将该厂部分机器运四川乐山，开设美亚五通桥厂，以分散风险。

1942年后，战局虽然稍趋稳定，但物价浮动剧烈，通货膨胀严重。为了达到公司资产保值的目的，蔡声白要求各个管理处尽量将现钞转成物资存储。同时，他在上海创办利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以降低投资风险，蔡担任总经理。并入股环球企业公司、南洋企业公司、中新企业公司、惠工银行、新华银行、中国工业银行、科学化工厂、大陆制革厂、光华百货公司、同益南北货股份有限公司，等等。1942年，美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资本雄厚，运营良好，美亚股票迅速成为股市“最为活跃”的红股之一。1944年，美亚织绸厂又利用鸿禧葛（通称美亚被面）在市场上的声誉，开展栈单交易。为了解决织绸厂原料问题，1943年3月，蔡声白与金融界合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丝业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总经理。由于蔡声白善于经营，美亚织绸厂在战时困难环境中，资产方面不但没有出现大的亏损，还有了新的发展。

1945年8月，中日战争结束，美亚企业集团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早在1944年，美亚便开始战后发展规划，欲在生产与营业范围上有大的突破。战争结束后不久，美亚即宣布将5个管理处改为分公司，并恢复长沙、衡阳、昆明、福州等地办事处，增设北京办事处。但时势变化往往不遂人愿。对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内战硝烟又起，正常生产秩序恢复仍属无望。金融也陷于困境，通货膨胀加速，外汇管制严格。加之交通阻塞，商人投机成风，国内民族企业的经营环境愈来愈恶化。在此情形下，蔡声白决定美亚公司的运营原则为“紧守范围、步步为营”。正常的经营环境既然遭到破坏，金融界及企业界对政治局面好转也没有太大信心，蔡声白乃寄希望于国外贸易业务的拓展，希望能在国内丝绸销售市场萎靡不振之际，扩大产品在海外的直接销售。

1946年3月，蔡声白由重庆飞抵香港，一方面考察港厂业务，一方面欲以香港为基地拓展国外贸易网络。5月，蔡由香港启程赴美国，筹备在美国成立办事处及分公司事宜。1947初，蔡声白又从美国到欧洲考察，先后抵达英国、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回香港后，全力扩大美亚港厂的生产规模，添建厂房，增加织机，以为南洋与美州区产品销售作准备。1947年10月，美亚在泰国曼谷成立发行所。

由于局势影响，1949年的报告显示，美亚上海分公司已经“亏损甚巨”，天津分公司处于困境中，西南的工厂也停产。像此时中国的其他民族企业一样，美亚织绸厂遭遇了空前危机。12月，蔡声白从香港到天津，视察天津分公司业务，举行美亚设计会议，希望能群策群力，解决企业遭遇的许多难题。会后蔡返回上海，在新的局面下负责美亚织绸厂各项工作。由于实行机构改革，妥善处理劳资关系，1950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甚至专门发表消息介绍美亚织绸厂的经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及其盟国宣布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禁运，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蔡声白的国外贸易战略也无法实施。1953年，他因高血压病向美亚公司请长假，请童莘伯代理总经理职务，自己赴香港养病。从此，他对美亚业务基本上不加过问，美亚香港厂及海外一些营业机关虽然仍在他管理范围之内，但从资料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的迹象。美亚国内部分的资产，于1954年全部参加了公私合营，企业名字全部更改。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美亚织绸厂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1977年4月15日，蔡声白因为心脏病突发，在香港九龙寓所安静地离开了人世。⁽⁵⁴⁾

高敬基（1902—1982），字事恒，双林镇人。幼时就读于双林镇蓉湖小学，后到上海南洋中心求学。1919年，他因响应北京五四学生运动参加罢课，被南洋中学开除。同年8月，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后改称南通大学）学习。1923年夏毕业，在上海物华绸厂任技师等职。1927年，物华绸厂倒闭，次年春，先后任美亚绸厂副总经理兼第八厂厂长、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营业处主任。1936年，上海37家工厂推选组成中国南洋商业考察团，高敬基任团长，历时三个半月，途经马尼拉、泗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加坡、槟城、曼谷等地。所到之处均举办国货展览会，深受侨胞欢迎，被称为“南洋通”。

1939年，高敬基任上海南洋企业公司协理，先后到缅甸仰光、泰国曼谷，与泰国华侨协议成立南洋企业（泰国）公司。不久，日军侵入南洋，高敬基拒绝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出任泰国“特使”的邀请，并出走重庆，任光大瓷业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招股集资，先后建立泸州、曲靖两个瓷器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沪。曾应国民党经济特派员聘请，负责接收日伪华东蚕丝公司所属各厂。后自集资金，开设“大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并在天津、香港设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高敬基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筹委会常委，国际贸易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参加上海工商界赴朝慰问团，上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任上海市国际贸易公私合营公司副董事长，主持外贸资料和外贸史料的编写工作。募捐创办双林镇第一公共图书馆。著有《南洋论》、《中国导游荟萃》等。

沈子槎（1881—1969），双林人。家境贫寒，学徒出身。从事丝绸出口，与印度人合资在香港开设永大行，新中国成立后，组织31家厂商联营出口业务，任上海国际贸易联合会董事长。沈子槎思想进步，曾数次掩护中共秘密工作的革命人士，资助解放事业，在上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47年，沈子槎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的12名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他还是一位古钱币收藏家，历年收藏钱币4000余枚，1960年陆续整理分送北京、上海、浙江与湖州博物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于1969年逝世。⁽⁵⁵⁾

正是有了以莫觞清、蔡声白为代表的一批双林工商业者的努力，才使得民国时期的双林在经济地位日渐没落的时代，不至于被历史的尘埃湮没。通过这些成功的工商业者，双林古老的商业文化才能对中国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继续发挥独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