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的兴盛

繁荣的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双林环境优美，文人士子常至此求学。双林人耳濡目染，重视知识，“亦农亦儒，亦贾亦儒”成为镇人的家训。因此，明清时期的双林，文化繁盛，名儒辈出。

（一）教育

史籍有记载的湖州古代教育事业兴于北宋，盛于明清。教育机构可分为官学（州学、府学、县学、社学）、书院和私塾三大类。官学的资金来源为官帑。书院则可分为官办、私办两类。官办书院由地方长官倡集资金兴建校舍，官置学田或筹款生息作为经费来源。私办书院为私人出资兴建或为私办讲学场所。官学和书院一般为科举制度服务，科目及教材因科举内容而定，多为讲经、作文、诗赋，间有术算、武学。

私塾为私人出资举办，又称蒙馆、学塾。其数量多，分布广。一般按其主办人分，有村塾（一村或数村公延塾师教读本村子女）、家塾（富裕之家延师教读子女，少数允许贫苦同族或亲戚子女附读）、祠塾（合族延师在宗祠教读子女，少数允许贫苦同族或亲戚子女附读）、义学（热心教育人士出资延师，贫苦子女免费入学）、坐馆（塾师设馆收费，招收学童就读）等。私塾属于基础教育，多为学习初步的读、写、算技能而设，但也有些家塾为本族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

双林古代教育兴于明，盛于清，其形式主要为私塾和书院。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以前，双林的教育基本上依赖私塾。镇上人们以“亦农亦儒，亦贾亦儒”为家训。“士族子弟五六岁上学（或延师，或附读，各视力之所及，商贾农工有志读书者，亦如此），诹白清介，执贽拜师，先设茶果糕粽，馈师及同学。十数岁能文，应童试。”⁽⁷²⁾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一般来说，有钱人家聘请塾师上门教授；经济境况一般人家的子弟，则到私塾里念书。私塾一般设在祠堂或教师家中，其设施十分简陋，只有学生所坐的木板桌椅，上方则置放教师的书桌，上有书本、笔墨、戒尺等。对于顽皮或愚钝之学生，常有罚站、打手心之类的体罚。因学生不多，程度不一，教师往往采取“一教一”的办法，而其余学生则自学。

私塾教育从学习的内容来看，启蒙阶段主要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提高阶段读唐诗、宋词，再读一些教师专长的内容；再上去就是读四书、五经。到清末废弃科考后，私塾里增加了一些较为实用的课程，如《秋水轩尺牍》、《商人新尺牍》等。从学习的文体来看，主要学习“八股文”，因为明清时期的考试文体一律规定用“八股文”。对这种文体的学习，一直持续到清末停止科举考试为止。

私塾教师的收入，主要靠学生所交纳的钱、米。因收入低微，生活均较拮据。其师资来源，一是外地来镇的文人学士，如明末的钱塘人应潜斋，清初的乌程人张安弦（青屿）、邑人翁燧（西帆）等。二是双林本地的士子。如明时的张渊（梦坡），一直从事塾师生涯；凌继业（两川）虽自己屡试不中，然设帐里中，从游者甚众；沈磊（诚庵）以经术教授生徒，其教敦实诣，黜浮华，少言而躬行，学者称其为“诚庵先生”。清时沈懋华（蓉卿）；凌以璋（洁庵），善评制艺，里中能文者，多出其门；沈三省（友鹤）在双林中洪村设馆授徒；沈乔（莪村）年十六即馆孙苏门家，后又至常熟课徒，训弟子以敦行为先，被称作“人师”；严嘉裕（丹山）积学家贫，以课读为业，所作制艺，学天崇大家，曾馆安吉梅溪苏氏十余年，从者皆一时能才，在双林也有门徒逾百人；沈荣晋（怡亭）设帐于墨浪河畔吴氏祠；柴友诚（墨池）家贫授徒，学生也多显达；俞芝一（云麓）尤以经文教授学生，问业者不远万里而至门下；清后期有蔡蓉升（雪樵）担任塾师50年，直至书院、学堂。据民国《双林镇志新补》记载，蔡蓉升“讲席五十年，其门下多显达，吾镇之业儒者，非其门生，即其门生门下之门生也。晚年，以贡生仕武义、桐庐教谕。归里后，与其门下士创立蓉湖书院”。另外还有梁湘（海帆）、吴种德（兰皋）、沈钧福（柳荪）等，均为出色的塾师。

双林的书院教育开始较晚。在清同治以前，“双林镇向无书院，士子肄业于郡城爱山书院，颇以跋涉为艰”。⁽⁷³⁾同治八年（1869）双林镇首次建立书院。由于双林有一织旋漾多芙蓉，故名之蓉湖书院。它位于和睦兜港西，由归安县知县雷兆棠捐钱五百千首倡，在各界人士特别是丝业与米业商人的支持下，于清同治八年（1869）农历五月十五日隆重开学，学生近百人。书院山长为郡人沈菁士（丙莹），监院为蔡蓉升（雪樵），后期由蔡召成担任监院。知县雷兆棠专门为此写了《蓉湖书院讲舍记》：

双林当苕霅之间，前西湖，后太湖，曲折潆洄，一碧千里。生其间者，得冲和之气，为名臣硕彦，史不胜书。即以文章言，当乾嘉时，其乡先生每一制文出，雍容揄扬，华实并荗。若与文治之隆、湖山之美相印证，东南称人文渊薮，双林居其一矣。同治七年戊辰秋，兆棠由寿昌量移是邑。下车后观风课士，列前茅者双林之士不少。虽经兵燹，诸生童弦歌不辍，犹有乡先辈之遗风焉。唯是间向无书院，距城远，逢朔望课 生童惮于舟楫往返，恒不能来，兆棠为怅然者久之。会镇人张春元有屋一，区以讼，归之公而未果。经郡伯劝谕，捐助作书院。诸君子援菱湖之例来请，予欣然曰：“此兆棠所有志未逮者也。”亟为请于大府，且捐廉为诸君子倡。不两月工竣，颜曰：“蓉湖”，取蓉镜之义，为诸生吉兆也。抑予尤有勖者，方今圣天子振兴雅化，寰海镜清，诸生幸生盛世，由是进而益上，浸成有体有用之学，则他日名臣硕彦，后生相映。固创斯举者之深意，尤官斯土者所厚望也。夫时董其事者为广文蔡君蓉升，孝廉李君宗莲、梁君沅，副车梁君湘，茂才吴君种德、蔡君汝锽，职员蔡君金相、庆地，广文蔡君召棠、召成，茂才郑君兴襄等。而兆棠亦乐观其成，爰勒石以谂来者，冀知所缘起云。同治八年自己巳，归安和县成都雷兆棠撰。⁽⁷⁴⁾

蓉湖书院是双林镇第一所书院，为以后建立近代学堂奠定了基础。

双林镇发达的教育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并在科举上非常成功。仅以双林人担任的各地教育官员为例，其数量就相当可观。如沈梦麟（云昭）为婺源州学正；严轩（祖亭）为婺源训导；沈如霖（春渠）为会稽教谕；严自明（觉）任上海教谕；严有德（慎先）为新昌训导；吴至（忍庵）为武义训导；费荪（筠塘）为义乌教谕；施邦大（素屏）为桐乡教谕；吴逊铨（晓帆）历象山、慈溪、仁和、景宁等县训导；徐福昌（墨农）选授於潜训导、教谕，擢新昌教谕；蔡蓉升（雪樵）任武义、桐庐教谕；沈其琛任定海教谕；蔡召成（亦庄）试用余杭训导后，又任寿昌教谕；梁梦楼为仁和教谕；尤其是蔡燮昌（蓉棠）在任金华府教授、玉环厅训导，升鄞县学教谕后，又为环山书院山长、月湖书院监院，因治学卓著，长期以来受到甬东人士的称颂。更有徐玉章（南垞）三充黔省（贵州）乡试同考官，得成世瑄、赵本敡、杨茂才等有用之士，且广设书院，倡导风雅，教泽及人，士林颂之；又有姚学塽（镜塘）充贵州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等职。小小双林竟有如此之多从事教育方面的官员，一方面说明双林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双林镇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双林教育的发达使科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科举考试是明清两代人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试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中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考中举人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举人参加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又称甲科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试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廷试或殿试。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分为一、二、三甲，均称进士。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皆由朝廷授官。可见要考中进士非常难，考中状元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双林镇在明清两代就有2名状元、23名进士、93名举人，更有数以千计的秀才。由此可见双林镇在科举方面的成功，它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大量的统治人才。

明清双林状元、进士名录：⁽⁷⁵⁾

状元：

严我斯　康熙三年（1664）

陆肯堂　康熙二十四年（1685）

进士：

元　　至正十三年（1353）　　　　　　沈梦麟（武康令）

明　　宣德五年（1430）　　　　　　　陆矩（延绥巡抚）

　　　成化五年（1469）　　　　　　　陆珩（顺天府尹）

　　　成化十四年（1478）　　　　　　沈　清（江西佥事）

　　　嘉靖三十八年（1559）　　　　　沈　秱（福建巡抚）

　　　万历二十九年（1601）　　　　　茅瑞征（南光禄寺正卿）

　　　万历四十四年（1616）　　　　　严自完（福建晋江知县）清

　　　康熙三年（1664）　　　　　　　严我斯（礼部左侍郎）

　　　康熙六年（1667）　　　　　　　严曾所（官失考）

　　　康熙二十四年（1685）　　　　　陆肯堂（翰林院侍讲）

　　　康熙二十九年（1700）　　　　　严元帱（山西繁峙知县）

　　　雍正元年（1723）　　　　　　　沈懋华（御史）

　　　雍正十一年（1733）　　　　　　沈　澜（江西瑞州知府）

　　　乾隆四十二年（1777）　　　　　严淳彝（未官而亡）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张　桓（直隶大名知县）

　　　嘉庆元年（1796）　　　　　　　姚学塽（兵部郎中）

　　　嘉庆十年（1805）　　　　　　　郑祖琛（广西巡抚）

　　　道光九年（1829）　　　　　　　徐有壬（江苏巡抚）

　　　道光十五年（1835）　　　　　　徐有孚（河南罗山知县加同知）

　　　同治七年（1868）　　　　　　　郑训承（山东监察御史）

　　　同治十三年（1874）　　　　　　李宗莲（郴州知府）

　　　光绪三年（1877）　　　　　　　梁　枚（江苏宝应知县）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曹元鼎（湖北黄陂知县）

（二）文学

明清两代双林的文学活动主要在诗歌方面。当时诗歌创作繁盛，诗人众多，诗社林立，佳作迭出。这一时期，从诗体来看，有古体诗、乐府、近体律诗、绝句等；从内容来看，有吟咏山水景物、怀念故土家园的，也有描写市井百姓生活、揭露社会黑暗的。写作风格总体上清远、恬淡、细腻。

沈梦麟，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不详。初字元昭，入明后改字原昭。居镇南三里之花溪。元至元五年（1339）中举，至正十三年（1353）为进士，任婺源州学正、武康县令。不久归双林，致力于诗文，其精于律诗，尤工七律，时称“沈八句”，著有《花溪集》三卷。他与吴兴王蒙、莘野、曹孔章、沈士诚、章同、胡廷辉、孟珍并称为“吴兴八子”。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潜心钻研诗的格律，吟咏山水景物，产生了不少佳作。乌程诗人鲁琪琳评价为：“三百诗篇风雅颂，世人能读少人观。吟哦须得自性情，雕琢反愁失肺肝。青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澜。熟参熟究工夫到，始信仙凡共一舟。”⁽⁷⁶⁾

凌一飞，字冲甫，号秋渚。清代诗人，生卒年不详。著有《秋渚诗集》、《落叶诗三十章》等。其作品富有特色的是他与吴若金、顾起云一起创作的双林名胜题咏，如“双溪八景”和“东林十二景”七律诗作，颇受镇人喜爱。其中“双溪八景”中的《东林春晓》、《石漾秋波》、《钓波残碣》、《水寺渔灯》、《普度闻梵》、《闻庵看雪》、《虹桥夜月》、《林西暮霭》，“东林十二景”中的《古街》、《水寺》、《枯庙》、《月榭》、《残碣》、《断桥》、《曲径》、《方池》、《夹塘》、《远树》、《渔火》、《飞帆》，把双林当时优美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尽收诗中，充分展现了江南水乡小镇的丰富文化内涵，给人以无限遐思与美感。如《虹桥夜月》：“垂虹桥影照睛沙，村市无声淡月华。野树暗随流水远，回波影撼暮云斜。溪毛碧瘦秋将老，石骨苍寒夜正赊。最是沧州幽绝处，一声征雁入芦花。”⁽⁷⁷⁾《虹桥夜月》等许多诗中吟咏的风景至今犹存。

严我斯，字就思，号存庵。康熙三年进士，系进士一甲第一名，即状元。生卒年不详。据顾涞初（归安乙丑进士）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郎中降职，严曾送顾诗。又据吴陈炎《旷园杂志》谓：严做梦，醒后数日，“偈曰：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遂卒”。可见卒年约在康熙末。严我斯高中状元后，授修撰，官至礼部侍郎，年未六十就回归故里。著有《尺五堂诗删》共十卷。他的诗注重反映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清诗纪事初编》作者邓之诚先生认为，他晚年是“悔其一第”，不该做官，故乞身回乡的。他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以《缫丝曲》、《捕蝗谣》、《河上居采野蒿作食感赋》为代表。如反映湖州蚕农缫丝的辛劳及悲惨命运的《缫丝曲》：

田家四月桑叶稀，鹁鸠啼雨乳燕飞。吴蚕上山茧如雪，丝车索索鸣柴扉。车上少妇飞蓬首，两月辛勤露双肘。朝忘沐栉夜无眠，那得新衣缝女手。须臾府贴下乡村，里正仓皇来打门。但偿官税苦不足，更向厨口索酒肉。君不见，富家女儿娇绮罗，吴绫越娟无人驮？⁽⁷⁸⁾

诗的前半部分写蚕农缫丝的辛勤：日夜车鸣、蓬头不梳，“露双肘”在高温沸水里操作的煎熬，这些反映了缫丝劳动特有的艰苦。诗的后半部分写里正的催逼官税和敲诈勒索，并提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社会不合理现象。

《捕蝗谣》则写“蝗食民苗，吏食民膏”下的广大农民的灾难和痛苦。诗的前一部分写蝗食民苗的惨状：“飞蝗尔何来，薨薨如风雨。朝飞蔽云天，夜聚漫江游。江北诸州人苦饥，千村万落少耕犁。”中间部分写官吏下令捕蝗。诗的后一部分，揭露官吏的害民。诗人慨叹道：“吁嗟乎？蝗食民苗，吏食民膏。蝗食民苗诚可忧，吏食民膏何时瘳！捕蝗不如捕虐吏，宽租停扑蝗何忧！”诗人以吏比蝗，正是继承了孔子“苛政猛于虎”、柳宗元“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的反苛政的民本思想。

诗人不仅揭露官吏对蚕农、对农民的暴虐和剥削，而且在《河上居民采野蒿作食感赋》一诗里，还将官与民的两种生活作了鲜明对比。黄河为害造成的人民的苦难是：“高原栖鱼鳖，丁男化鸠鹄。哀哀老弱余，伶仃一路哭”、“井里断饮烟”，而“奈何官长辈，公然饱粱肉”。在这首诗的后一部分，作者还指出要灾区人民服劳役而不救灾恢复农耕，那将要发生事端，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矛盾发展的认识。

诗人理想中的官吏是：“使君郊外多耕犁，使君官庖食无肉，长须编篱种野蔌。使君侵晨寒无衣，老婢当窗织布机。使君寒，民五袴；使君饥，民含哺……长老在前，稚子在后，俚语歌呼为君寿。”（《疁水谣》）但事实上，封建社会这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清官是不存在的。所以诗人自己也叹道：“今人廉吏可为而不为。”

虽然诗人的理想不能实现，但他的诗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湖州蚕农、缫丝工被剥削和压榨的悲惨命运，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自觉或不自觉地揭露了太平盛世下掩盖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从中显示出清中叶社会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⁷⁹⁾

除了针砭时政、揭露黑暗外，严我斯的抒情诗也很有特色。如写思妇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闻砧曲》：“黄龙塞上愁云断，丹凤城边落叶稀。平沙猎猎吹枯草，碣石霜飞寒信早。铁衣银碛苦思家，红粉空房愁远道。乌啼哑哑风凄凄，日暮寒砧到处迷”⁽⁸⁰⁾，以景抒情，情景融合。再如《题湖上寓楼》：“楼前有桐树，婆娑枝叶好。雨过生凉阴，青葱媚晴昊。忆昔此楼居，弱木如指小。荏苒二十秋，轮囷倏成抱。嗟彼树如此，我宁不速老。颓然坐南荣，忧来不可扫。双峰如故人，冠霞而衣缟。对此豁襟情，林峦足幽讨。安能逐氛埃，零落同秋草。倚桐三叹息，还山苦不早。”⁽⁸¹⁾该诗以物拟人，睹物思情，乃一抒情佳作。

沈懋华，字芝冈，生卒年不详。只知康熙辛丑（1720）年中进士时已近50岁，可见其大约生于1670年左右。他长年在双林设塾授徒并作诗，中进士后，官由翰林编修改御史降礼部员外郎。晚年信佛，不再作诗。沈德潜谓其诗歌是“诗意主蕴含，不欲说尽”。如《渡江》：

路尽鸟飞外，微茫一叶舟。月斜江岸晓，潮落海门秋。山色南朝寺，钟声北固楼。寄奴城外草，隐隐入边愁。⁽⁸²⁾

诗人把山色、钟声、城外草与当地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把景与情、现实与历史、空间与时间融合在一起，使所见之景含有更深远的意义，引人遐想。沈德潜谓：“此诗吾友许武平极称道之，谓其调高意远，直接唐人。”⁽⁸³⁾

再如《秋夜东湖玩月》：

洞庭木脱渺愁余，倚棹寒流挹望舒。笛里关山清夜怨，镜中楼阁美人居。天高风展依枝鹊，川静波腾纵壑鱼。直是乘槎度银汉，都看白露下前除。

这首诗的风格依旧平和、含蓄。

沈澜，字维涓，号泊村。清代诗人，生卒年不详。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由中书历瑞州知府，久主豫章书院。由于不满仕宦生活，乐于“野夫”生活，瑞州为官很短即归。金德瑛《瑞州共饮诗》谓“故人非俗吏，相遇更殷勤。……一杯同念昔，十日复离群。慷慨空江望，烟云莽不分”。⁽⁸⁴⁾

沈澜归乡后致力于创作，著有《双溪草堂诗》、《泊林文抄》、《西江风雅》、《襞幽集》等，尤以诗歌见长。《双溪草堂诗》又名《双溪渔唱》，《随园诗话》有载。沈澜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及所具有的乡土气息为同时代湖州诗人所不及。他反映湖州农民疾苦的诗篇以《田家杂谣》为代表。其《举田债》如下：

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瓶储无粟谁负耒，征税煎迫难逃生。商贾握钱列市肆，举债偿息什加四。且救眼前贪人手，半贡县官半胥吏。耕场辚辚稻芒垂，共道年丰慰宿期。那知禾罢未入屋，已被商家催纳速。⁽⁸⁵⁾

由于“征税”的“煎迫”，“县官”、“胥吏”的敲诈，“商贾”“什加四”的高利贷剥削，尽管辛勤耕作换来丰收，但粮食还未进屋，却已被催缴租税。这就是《举田债》向人们展现的封建制度下湖州农民的悲惨命运。

又如《偿租粮》：

公家催征有程期，立冬之后雪寒时。私家收租亦开限，健仆如虎咨鞭笞。初限全完宽升斗，二限继纳免諐咎。三限乍过健仆来，全家摧荡惊鸡狗，有女卷发儿扶床，牵出鬻卖不得藏。官粮尚宽私粮酷，那能天眼烛茅屋。⁽⁸⁶⁾(www.daowen.com)

地主催租的凶残、农民卖儿鬻女的悲苦跃然纸上。这首《偿租粮》被选进丁力先生选注的《清诗选》。再如《稍桑叶》：

吴侬育蚕唯论筐，一眠二眠仰食桑。稍得豪家叶百筒，朝夕采饲免傍徨。眼看蠕蠕竞上蔟，茧少同功声噗噗。妇姑抽缕费辘轳，一堆霜雪照箩谷。货与舶商给直抵，偿他稍叶尚不足。君不见，临时购叶走，有人养却空头蚕。⁽⁸⁷⁾

全诗写了蚕农的辛勤劳动，可茧子丰收了，商人却压低价格，还不够偿还桑叶的预购款，蚕农的心血白流，这与茅盾《春蚕》中老通宝一家的命运有相似之处。

在《赛田社》一诗中，诗人揭露封建官吏利用祭祀田社的旧俗来剥削和束缚农民：“里正朝来偏掠钱，锦棚高矗神祠前。傀儡装成演歌舞，争邀亲串开华筵。讵知闺妇卖钗钏，只博当场一酣宴。”诗人以“春田龟坼秋稻空，社公神灵均不见”的无神论思想对这种旧俗进行了批判，对比强烈，嘲讽有力。⁽⁸⁸⁾

沈澜的诗内容极其丰富，除了反映湖州农民疾苦外，还有许多诗篇描写双林山水和歌咏乡情友情，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姚文泰，字正卿（玉卿），号荃汀。清代诗人，生卒年不详。著有《螺州前稿》4卷、《谦艇诗存》10卷、《诗景丛说》6卷、《淡巴菰小谱》2卷，尤为卓著的是《双溪棹歌》3卷。《双溪棹歌》是姚文泰受沈澜《双溪渔唱》影响而作的双林地方诗集。孙少初评其云：“往返推敲，不厌不倦，作《双溪棹歌》，旁搜博采，见者二老风流，足备吴兴掌故也。”⁽⁸⁹⁾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如《打花鼓词》：“店舍东西估客多，市河绕出接官河。何来一簇游街妓，花鼓轻敲打小锣”，《看烟火词》：“今宵皎月未东升，人语喧嚣火更明。不惜遗簪兼坠耳，归家笑语话三更”。⁽⁹⁰⁾

除此之外，姚文泰描写双林绢庄繁盛景象的诗歌也非常有名，成为我们了解清代双林丝绢贸易的较佳佐证材料。如：

闺中还往半邻娃，黑绿挑成学绣花。却笑负喧村老妇，芦锤千转手绵叉。侵晓衣冠上绢庄，满街灯火似黄昏。吴舲越舶纷来到，姚本风行遍四方。耕坞桥边涌墨流，一天砧韵动高秋。白红羞煞烧火绢，晒向斜阳烂不收。⁽⁹¹⁾

明清时期的双林，不仅诗人众多，佳作迭出，而且诗社林立。一为花社，成立于清乾隆时期。由钮钟士、严元帱、邱赓铠、王畸人、方明斋等共同创立，有灵寿禅院僧法朗、善庆庵僧海行等人参加，并聘袁履村主坛。他们每当花开时节，酌饮联吟，怡然自乐。钮钟士把花社诗人的倡和诗结成《花社倡和集》2卷。二为“五湖渔社”。清康熙年间，茅应奎与孙培、沈三秀、沈榕、沈畤泓、柴鹤山等人结成“五湖渔社”，简称渔社。同人唱和，汇成《五湖渔社诗》。三为“五老会”。“五老会”有前后之分。前“五老会”成立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继花社、渔社之后。由茅应奎、柴廷采、孙培、沈三秀、沈榕结成。五老的作品主要有孙培《垂露轩集》，柴廷采的《问心》诗集、《涉园诗稿》、沈三秀的《客游集》2卷、《西陂酬唱集》、《求志堂诗文全集》、《双溪唱和集》、《杜诗详解》以及《养拙老人集》等。后“五老会”成立于清道光年间，由柴友诚、徐淳本、郑遵佶、俞芝一、沈荣晋一起创立。为区别于乾隆时期的“五老会”，故称后“五老会”。该诗会诗歌创作颇丰。其中柴友诚著有《自知集》，徐淳本著有《睫巢吟稿》，郑遵佶著有《听雨楼诗集》、《小谷口文集》、《得闲山馆全集》，俞芝一著有《乐颜草堂诗文集》，沈荣晋著有《豫游草》诗集。

（三）史学

明清时期双林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镇志的编纂上。明清双林修志成风，尤其是清康、乾两代出现了修志高峰，小小双林镇竟有7部镇志问世，整个清代则有13部之多。这在市镇中是绝无仅有的。镇志的编纂总是掌握在拥有文化资源的人们手中，而文化资源往往被士绅们把持着。双林镇志的编纂无一例外出自士绅之手。

双林第一部镇志修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由外来士绅陈所志编纂。陈所志，字士雅，号素怀，又号蓬元。其先祖因东迁迁徙至双林镇。据民国《双林镇志》记载，其人博闻强记，辑成《双林笔记》。清康熙年间，又有双林大族吴氏家族的吴若金写成《双林志》12卷。吴若金在陈所志《双林笔记》的基础上，补充了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50余年的史实。值得一提的是吴若金还请擅长测绘的释道元绘制双林镇地图并写成《双林镇舆地图说》，该《双林镇舆地图说》被保留在1917年出版的《双林镇志》卷首。同年，吴家的吴千子编纂了16卷的双林志的补志。之后，由于吴氏家族日渐衰微，逐渐淡出镇志的修纂。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有倪天持编纂的《东双林志》16卷；清乾隆九年（1744）有姚葭客（麏）所写的《双林支乘》；乾隆二十年（1755）有沈澜记录地方人文掌故的《双溪渔唱》；乾隆二十七年（1762）有凌桂萼和谭文登合纂的《双林志》10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有茅应奎编纂的《东西林汇考》8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范西怀所著的《双林纪略》；清嘉庆十年（1805）有姚文泰所写的双林地方掌故集《双溪棹歌》3卷。这些作者除了沈澜以外都不是来自有影响的家族，大都是一些参与花社、渔社等团体的士绅，这一方面说明双林镇志编纂的广泛性，它并未为几家大族把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镇上大族影响力的削弱。直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沈氏家族的沈荣晋在前人修志的基础上纂成《双林志续记》13卷。该志书体例整齐，采辑详晰，征文考献皆完备，成为后来两部方志的蓝本。沈荣晋之后，有郑昌祺对《双林志续记》进行增补，使其更为详备。清咸丰六年（1856），双林名人郑祖琛、徐有壬的族人郑芸史、徐少青委托郡人戴梅簷撰写镇志，但未成稿即遭遇太平天国战乱，稿本尽失。以上镇志绝大多数未能流传下来，独沈荣晋的《双林志续记》由镇人汤守瓶于战乱中获得，并谨守而未失，后辗转交于镇上大族蔡氏家族的蔡蓉升。清同治年间，蔡蓉升增补了《双林志续记》之后40余年的史实，并参考何濠洲、严经世等人编纂的《归安县志》、胡泾川编纂的《湖州府志》等，于清同治九年（1870）纂成《双林记增纂》12卷。这部《双林记增纂》就成为蔡蒙民国《双林镇志》的蓝本。蔡蓉升在《双林记增纂》卷13《纪略》中引用了大量当时来往的书信、公文、助契，花了一卷篇幅记录了整个蓉湖书院的创建过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民国初期，由民国自治办事处驻双林自治员沈善同主持，委托蔡蒙根据蔡蓉升的《双林记增纂》进行增补编纂。具体由蔡松负责采录，张劲达测绘地图，杭县人徐珂校勘，编成《双林镇志》200部。《双林镇志》详述了双林自有史以来至清末的历史，内容丰富，史料翔实，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双林镇志。这部民国《双林镇志》为今人研究双林历史和湖州地方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此后，又有蔡松写成《双林镇志新补》、茅应奎编纂《东西林汇考》留存于世，然而这两部镇志均为手抄本。

除了镇志外，双林人还热衷于其他志书的编纂。明成化九年（1473），双林儒士张渊参与湖州知府劳廷器主持的《湖州府志》的编纂。该府志记载了从唐宋至明成化的湖州历史，史实详备。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双林人陈文煜著有吴兴地方风物典籍《吴兴合璧》。清嘉庆年间镇人郑祖球又纂《西湖志》，影响甚大。

（四）科学

1.医学

凌云（1434—1510），字汉章，号卧岩。凌云早年曾跟随道人学习针灸明堂针法，故精通针灸之术。乡里有人患咳嗽不止，绝食五日，医生以为虚而用补剂，病情加剧。凌云则用针灸治疗，使之吐出大量积痰后咳嗽遂止。有一妇人因难产而晕厥，凌云用针刺其心穴，针出胎儿下，产妇亦苏醒。另有一跛翁路过，凌云问其足跛缘故，知其因幼时患伤而医家折针其内所致。凌云即针其肩、臂数穴，顿时膝盖处折针突兀，拔去后愈。凌云的高明医术使他名声大振。明弘治中，秦王宾竹患痿疾，四处求医无起色，乃遣官来请。凌云至王府，一针竟使秦王病愈。秦王以黄金酬之，并赞叹：寻常药耳何曾效，分寸针芒却奏功。明孝宗听说凌云的医术高超，特召他进京，命太医官取针灸铜人，穿上衣服让凌云试针，无不中穴位，于是授他为太医院御医。

凌云不仅医术高超，并且善于总结临床经验，著书立说。有医著《流注辨惑》、《凌云针灸秘法全书》等存世。凌云的针灸术被海内外称为“归安凌氏针法”。

凌云行医以诚待人，为人慷慨，不计报酬，因此“医道闻名天下”。他死后家无余资，只有针灸术传给子孙。在他的后人中有多人从医。凌瑄、凌仲郁、凌士麟、凌春、凌昊、凌昌言、凌江、凌奂、凌德、凌及甫、凌绂曾等都工医术。其中凌奂著有《医学传薪》等；凌及甫著有《疡科正名》；凌绂曾著有《时疫急救十六方》。

2.数学

徐有壬（1800—1860），字君青，亦字均卿。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至江苏巡抚。

徐有壬自幼喜爱数学，8岁就能解勾股。他精于天文、数学，与当时著名数学家李善兰、陈杰等往来甚密。作为晚清八大算学家之一，他与罗士琳、项名达、戴煦、顾观光、夏鸾翔、邹伯奇和李善兰齐名。徐有壬著有《测圆密率》、《堆垛测圆》、《垛积招差》、《椭圆正术》、《圆率通考》、《造表简法》、《弧三角拾遗》、《四元算式》、《强弱率通考》、《校正开元占经九执术》、《古今积年解源》、《朔食九服里差》、《表算日食三差》、《务民义斋算学》等。徐有壬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有：在中算史上首次提出正切级数，对1852年戴煦（1805—1860）的系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弦求矢公式推导方法是运用初等几何成功解决高等数学问题的典型范例，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无穷幂级数展开式的推导与应用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五）建筑

1.桥梁

双林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河网密布，港汊纵横，双溪穿镇而过。河道上架设着一座座造型多样、别致的桥梁，连接起河道两岸。它既是小镇居民陆路交通的纽带，又是双林水乡文化的主要构件。

双林以多桥而闻名，人称“桥乡”。据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茅应奎所撰《东西林汇考》统计，双林镇及其周边地区共有桥梁81座，民国《双林镇志》记载则有桥梁125座。由于受当时统计条件和区划口径的局限，估计实际还不止这些。

关于双林古桥，前面已有涉及，这里主要从建筑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展示。

双林古桥的造型大体分为三种：一是拱桥。桥洞呈圆拱形，便利船只穿越行驶。其中又可分为单拱石桥、双拱石桥和三拱石桥。著名的双林三桥都是三拱石桥。二是平桥，即桥面平直，桥孔成方形。如双林镇安桥就是平桥。三是折桥。桥面多折，由多块石板铺就，桥孔也成方形。如双林的永丰桥就是多石折桥。

被誉为美丽凤尾的化成桥、万元桥、万魁桥是双林全镇的精华所在。这三座三孔石拱桥，自东向西，横跨在双林塘400米的河面上，并列鼎峙。近视遥遥相对，依依相望；远眺波光粼粼，桥中见桥。其风貌独特，为江南水乡所稀有。姚荃汀在《双溪棹歌序》中写道：“双林有凤凰飞奔之形，南扬道桥为凤首，桥堍双井为凤目，东虹桥、西高桥相对为凤翼，北化成、万元、万魁为凤尾。”⁽⁹²⁾三桥被喻为美丽的凤尾一点都不为过。

双林三桥

化成桥，居三桥之中，又名塘桥。此桥建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由塘口化成庵僧创建木桥，故名化成。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初由云雨溪和尚复建为砖桥，30年后坍塌。永乐中，架木以供步行。由于水流湍急，迭修迭坏，只得废弃，行人依靠摆渡往来。天顺二年（1458）镇人吴宗远等捐资重新修复。嘉靖中改造为石桥，崇祯年间重修，兼筑石路，使化成桥成为旧馆至双林的通衢大道。双林人沈桐《化成桥崇祯庚午年重修兼筑石路记》中记载：“化成桥长三百余尺，阔二十余尺，易木环石，方而为圆，并七为三，工制坚实，形势壮伟屹然，为一镇之奇观。”⁽⁹³⁾乾隆五十八年（1793）再次重修。桥高6.6米，长40米，宽3.4米，规模雄壮，宛若长虹。桥两侧置素面栏板，桥顶栏板凿成吴王靠供游人休息，栏板末端抱鼓石上雕有一对伏狮，栏板间嵌望柱十六根，部分已残。拱券石采用纵联分节并列砌置法，以五对系梁加固，其中一对系梁凿兽头。桥两侧的石柱上，分别刻有两幅楹联：

主联——磐石沐恩波，水接双桥成鼎峙。與梁仍古制，化垂千载拟棠荫。

副联——联双水之晴虹，中流自在。起三桥之彩凤，夹道行空。⁽⁹⁴⁾

万元桥，跨双林塘，居“双林三桥”之东。始建年代无考。据史载，明嘉靖年间因遭倭寇之乱而坍塌，清康熙年间重建木桥，命名为福成桥。雍正八年（1730）改建为石桥，改名为万元桥。道光十四年（1834）重建，历时7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修成至今。此桥在三桥中最为高大挺拔，高7公尺，长51公尺，宽3公尺50公分，两坡各有台阶44级，两侧置素面拦板，桥顶栏板凿成吴王靠，栏板间有坐狮望柱20根，坐狮刻工精美，形态迥异，栩栩如生。桥两侧石柱上刻有两副楹联：

主联——源远流长，永固虹梁成利济；地杰人灵，高鸾凤尾焕文明。甲地云联，双水千秋资重镇；分星鼎峙，三桥一起接长天。

副联——苕溪西来，山排万笏。奎光东映，星耿元精。积厚流光，万家齐庆；钟灵毓秀，元气常充。⁽⁹⁵⁾

万魁桥，跨双林塘，在禹王庙北，居“双林三桥”之西。原来是一座木桥，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69）改建为石桥。乾隆五十八年（1793）与化成桥同时改建。桥侧一对石柱上亦刻有楹联：“桥卧为虹，五色云霞开晓霁；波平似镜，化成甲第耀奎文。”⁽⁹⁶⁾沈澜的《双溪渔唱》云：“水口奔腾注阓阛，长超西指彩云间。跳珠一霎飞山雨，失却前头倭髻环。”⁽⁹⁷⁾万魁桥至今保存完好，其为三孔石拱桥，桥长51米，宽3.2米，高6.8米，两端各有台阶40级，桥顶设有吴王靠，桥栏板与24根望柱相接。

除了三桥外，双林镇还有众多桥梁。留存至今的主要有：

虹桥，位于双林镇东栅。元至大元年（1308）始建砖桥，明洪武十六年（1383）改建为石桥。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镇人费眉生、谈嗣升等人集资重建，增高3尺，由谈嗣陛作《重建大虹桥碑记》。该桥因“每当晚霞西映，水光环照如虹”而得名，为单孔石拱桥。虹桥保存至今。它全长22.37米，宽3.44米，高4.7米。桥坡各有台阶21级，两侧护栏为素面，间置12根方形望柱，桥顶有吴王靠石椅供路人休息。桥面中心石板开凿有宝相花。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砌置，肩墙为钉靴式，用两对长系石外伸，以加固桥体。桥额阳刻桥名，拱券两侧刻有楹联：

南联——迎眸来奕虹跨成梁，垂翅重拟凤飞振彩。

北联——熏风一曲画槛南行，苕水分流文澜北溯。⁽⁹⁸⁾

望月桥，与虹桥东南相连。中秋时节，月穿洞中，人立两岸而望，初升之月与桥门正对，月光波光交相辉映，形成金光无数，美不胜收，故得名望月桥。始建年月不详，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乾隆、光绪年间又两度重建。该桥也为单孔石拱桥，两坡各有台阶13级。两侧置素面栏板，桥顶栏板凿成吴王靠。桥侧刻有石联，东联已无法辨认。西联为：“秋徵激辰达金柱，朝霁銮开联彩虹。”⁽⁹⁹⁾

金锁桥，在双林镇金锁路北塘口之市河之上。始建于康熙年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今桥上仍有“康熙乙卯建，乾隆癸巳修”的刻石。该桥为单孔石拱桥，全长14.5米，宽3.25米，高3.12米。东坡有踏步17级，西坡有踏步15级。桥两侧置素面栏板，桥顶做吴王靠，有望柱六对，两端安抱鼓石。桥两侧均有楹联，但南侧楹联已有损毁，仅可见“虽启文明之象”一句。北侧楹联仍可见，云：“金锁乍朔通仕路，玉梁重建发财源。”⁽¹⁰⁰⁾

妙严桥，地处双林镇苕南荣家斗与练市荃仁杨树河村交界处，桥东有古刹妙严寺，规模甚大，元代画家赵孟曾有作品《妙严寺》，桥以寺名。该桥东西方向横跨妙西塘，故又称妙言塘桥。该桥始建年代不详，原为石桥，后坍塌，清咸丰年间（1851—1861）筑木梁桥以便通行。清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妙严桥，在湖州府东南七十二里，为四出道口之桥。”⁽¹⁰¹⁾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建时改建为三孔石拱桥，一直保存至今。妙严桥由花岗岩等砌筑而成，具有江南石拱桥“薄拱薄券”的特点，桥型俊美，有“半倾银涛回砥柱，一弓彩虹锁安澜”之势。桥全长44米，宽3.7米，高8米。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筑，肩墙为钉靴式，以四对长系梁加固，两端凿成弧圆形，仰天石、券睑石均镌刻枭，给石桥增添了美观。桥体高耸似驼峰，两堍各设台阶39级。桥洞宽阔，舟舶无阻。桥顶的护栏石为花岗岩，凿成光洁的吴王靠供来往行人休息。其余护栏石为素色，间置20根方形望柱，望柱头刻有座狮和荷莲，有浓郁的佛教色彩。护栏末端放抱鼓石。桥顶额有“妙严桥”、“光绪己亥”等铭文。桥上有楹联两幅：

北联——万家云树接商溪，田野桑麻围泽国。⁽¹⁰²⁾

南联——桥跨妙西塘，不必化坛寻旧址；

　　　　水连江浙界，即今砥柱镇中流。

观音桥，在双林镇莫蓉三林村桑叶斗，《双林镇志》记载：“观音桥，明万历中沈汝法有记，清咸丰六年沈梅坡重修。”⁽¹⁰³⁾这样看来，该桥建于明朝万历之前。观音桥为单孔石拱桥，始建至今已多次修缮，桥体由花岗岩和紫石等混合建筑。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置，高敞宽大，呈半圆形，券石上方复袱石。金刚墙用长条石交错相砌，设券睑石两对。桥面护栏石与素色方形望柱衔接，两堍设有石阶供人上下。

八字桥，在双林镇莫蓉乡西汤斗村边，它由大小两座石梁桥组合而成，形制似“八”字，故名。大小两座石桥横跨双林、善琏和练市镇之间，大桥从东南向西北跨中塘河，小桥东西向跨其支流。八字桥处于三镇交界处，故地方志都遗漏未记载，根据其堤桥和桥型等推测，该桥最早建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曾重建。八字桥的大桥为五孔石梁桥，全长50米，宽4米，中孔净跨度8米，次孔6.1米，边孔4.8米。洞孔布列均匀，主次相对，形态美观。桥石由长条石交错平砌外置6根竖立壁石，水中桥墩砌筑形式不同，中孔为条石砌置长方形墩，次孔与边孔为梯形墩，均用长条石砌叠。桥墩上方都有外伸的横梁，梁端为素色。桥面结构为板梁式，每孔三条纵向石梁凿槽，两侧横梁石板。护栏石为简石梁，与八根望柱相接，望柱头饰有“灯形”式图饰。由于中孔加高后，两堍斜坡加大与路面接平。小桥为单孔石梁桥，由花岗岩与杂石混砌。桥台为条石错砌外镶壁石，上有横梁承托桥面，全长14米多。

另外还有永丰桥、镇安桥、双花桥、永安桥、五龙环桥、宁悦桥。其中既有三孔、五孔、七孔等多孔石桥，又有石板平桥和多石折桥。样式丰富多彩。

双林古桥除了体现建筑的成就，具有交通的功能外，还凝聚了独有的地方文化。

一是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双林古桥的建筑时间跨越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它的修建过程本身见证和体现了当地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每一座古桥几乎都有生动的故事和传说。比如三桥有一个美丽的关于凤尾的传说，金锁桥的背后蕴藏着一个警戒贪心的故事，虹桥则与一段拾金不昧的佳话有关。这些历史和传说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双林古桥的非凡与神奇。

二是桥本身的丰富文化内涵。据史料记载，双林古桥最早建于元代，年代久远。桥的形式也各种各样，有单孔桥、多孔桥、拱桥、平桥，还有折桥。双林的每一座桥都是各个历史阶段古镇建筑技术和审美意识的体现。尤其是横跨双林塘的三桥，巍峨挺拔，独具形胜。近视依依相望，远眺层层相叠，有“姐妹桥”之称。三桥结构巧妙，工艺精湛。桥上构件实用而美观，具有较高艺术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茅以升《中国古代桥技术》和徐望法《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等权威专著均予以记载，并配以图文说明。双林古桥上一般都雕刻着精细的石狮子、桥记、楹联、花纹。特别是那些楹联，文辞优美，意境深远，无不显示着古镇深厚的道德、文化底蕴。另外，双林因古桥多而雅致，两岸风光秀丽，很容易受到诗人的青睐，因而留下了许多佳作。如在沈澜的《双溪渔唱》中对双林古桥的吟咏随处可见。除了诗人的吟咏外，还出现了以桥为对象的歌谣。如《夯歌》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桥的歌谣。

三是古桥对于双林文化、生活的重要价值。桥是一种交通工具，但桥一旦建成，就不再仅仅是桥了。桥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个休憩的场所，一种生活方式和娱乐的载体。由于桥是水陆的交叉，故桥及其周围就成为水乡城镇最活跃的场所。南来北往的车船聚集，以桥为中心集散货物，形成各种类型的商业街。如化成桥“桥畔向缆客舰，多乘夜行，谓之夜航埠。桥上设立灯杆，烂然如昼，四方商贸望杆云集”。⁽¹⁰⁴⁾可见，桥已经成为小镇集市的中心。同时，由于桥上视点较高，视线深远，是水乡较好的观赏点，站立桥上，河街景色尽收眼底。桥上有扶栏石凳，是人们逗留小憩的佳处。因此，晚间人们在此谈天、聚会、纳凉、品茗。体现了空间使用的时间性和重叠性。古桥还是镇人举行传统习俗活动的场所。如旧时，每当元宵节时，乡人便缚草聚爆竹揭杆在虹桥上焚烧，谓之“烧田蚕”，祝愿是年蚕茧丰收。

2.园林

明清时期，在东西仅4里、南北仅3里的双林镇上，前后竟然出现了14座园林，如果加上双林人在附近建的园林，则共有27座之多。园林之风可谓兴盛。

双林镇上最早的园林为沈家园和真率园。这两座园林的建造年代相当，约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沈家园位于环兴桥（也叫吴家桥）南，为双林沈氏家族沈秱所建。沈秱，字时秀，号观颐。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官至福建巡抚。由于财力雄厚，他建的沈家园颇气派，据镇志记载，仅池塘就有两亩多地。

真率园为镇人吴汀所建。吴汀为镇上另一大族吴氏家族中人，是沈秱的姐夫。真率园园名取司马光真率会的典故，位于太平桥，这里紧挨着双林镇上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新街。园内种松栽竹，牡丹、芍药、临溪古树、藤萝、芙蓉交错其间，水阁凉亭相得益彰。吴氏子弟读书其中。《双溪渔唱》有诗云：“藤梢棘刺络青虫，亭榭如鳞一水通。谏水遣编参透得，始知真率味无穷。”⁽¹⁰⁵⁾

明末时，双林镇上又出现了3座园林：谈应麟在谈家堰建的楙哉别业、谈纯所在谈家堰建的也足轩、沈进在竹筠田建的林西别墅。此后的几十年间，双林镇上没有再建园林，直到康熙年间，才又出现新的建园小高潮。这一时期新建的园林有三座：非园、涉园和湾西小圃。非园，为钮钟士所建，其位置在双林镇东北部的石漾南岸，花社成员经常在此唱和，但不久荒废。《双溪渔唱》有诗称：“自练溪光挂树梢，岩花掩映放翁巢。业残书卷今谁主，肠断荒园剩故交。”⁽¹⁰⁶⁾涉园，在双林镇宝带桥西，康熙戊子（1708）由柴廷采所建。园内建有花坞，有菊花百数十品。柴廷采经常与同社诸子赋诗其中。湾西小圃，在双林凌家湾，由名医凌昌言创建。当时有宣城人沈廷瑞为之作记。园内墙荫处种有秋海棠，北面有荷花池，夏天荷花盛开其间。柘坡居士与凌献珍曾泛舟荷池作诗云：“麦寒时节绿荫圆，荷叶初抽已过钱；万象刹那藏代谢，一回来似一经年。”⁽¹⁰⁷⁾

非园、涉园、湾西小圃的建造者钮钟士、柴廷采和沈廷瑞都是当时双林镇上花社的参与者。可见，上述园林的兴建年代应该相去不远，都在康熙后期。

乾隆朝是清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双林镇上的园林之风也达到极盛。这一时期共有4座园林落成：伴石居、姚氏园、梅花书屋和柘柳草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柘柳草堂。

柘柳草堂建于1793年，创建者为沈青。草堂无论是面积还是其中的风景乃至藏书都是非常令人称羡的。镇志记载其“广十数亩，遍植柘柳，池水萦绕，中建堂，藏所刊四库全书提要，东际曲廊与含晖楼通，花木业茂，暑月荷芰，冬初芙蓉尤盛”。⁽¹⁰⁸⁾柘柳草堂位于耕坞桥畔，当时双林镇各种赛会都必到耕坞桥，人称“不到坞桥不称会”。把这里作为建园的地址，无疑会大大提高园林的身价。

这4座园林之后又有半亩园。半亩园建于1805—1806年，由金飞岩所建，其地段偏于镇西北的风漾。镇志记载，园内“栽花垒石，颇饶幽胜，庭中牡丹尤盛”。道光年间，又建旷怡阁于西南，“凭高眺望则远山横翠，近水拖蓝，林树周遮，风帆出没，尽饶野景”。姚学塽赋诗称赞这里的美景：“深红浅紫芳华，更遣朱栏翠幕遮。四座高吟联旧雨，百壶清酒泛流霞。却思燕市曾为容，每到花期苦忆家。忽对离筵倍惆怅，明年春色又天涯。”⁽¹⁰⁹⁾

双林镇园林的功能，其一是为主人显示实力，谋取声望。园林的修筑以财力作基础。修建园林既显示了主人的经济实力，又可扩大其影响。如沈秱修沈家园后，园林一带成了沈氏家族的势力范围，以至于附近的积善桥也得名沈家桥，其声望得以极大提升。又如修建半亩园的金飞岩并不是双林镇的土著，早先无甚影响。明代双林镇的生员中竟连一个金姓的也没有。而半亩园的修建却为金家在双林镇上赢得了人气。当时双林镇上名气最大的文人姚学塽进京时，双林镇人便选择在此为他饯行。双林镇志中最终还收录了3位金姓人物的传记。非园建成后，它所在的石漾成了双林镇人节日赛船的场所。《东双林志》称：“溪多歌舫，春暮岳庙赛会，土人架彩棚舟中，为秋千戏，士女聚观，画船箫鼓，鬓影衣香，极一时之盛。”⁽¹¹⁰⁾可谓热闹非凡，这对提升非园建造者钮氏的影响无疑是有利的。

双林园林的另一个功能是为镇上文化活动提供理想的场所和舞台。园林的修建极大地吸引了文人，他们在此结社吟诗，抒发感想，切磋学问，由此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明末时，谈应麟、谈纯所在谈家堰建了楙哉别业和也足轩后，一度吸引了包括致仕大学士朱国桢在内的众多名流的兴趣，朱国桢还为也足轩题了额。早在明万历年间，吴家的真率园建成后就吸引了南浔镇人华士嶟来此读书。伴石居落成后，也吸引了诸多文人频频过访。其中最著名的有：沈乔、徐文心、徐淳本、姚文泰。双林镇园林的主人同时也是诗社的创立者或者参与者，他们常常和镇上其他文人一起在园中吟诗唱和。同时，园内秀丽的山水、典雅的建筑也成为文人们歌咏的对象。《双溪渔唱》中就有大量诗歌是吟咏这些园林美景的。因此，双林镇上的园林不仅仅是私家园林，它同时也是镇上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