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业化经济的繁荣

明清双林镇专业化经济之繁荣，从其桑蚕业、丝织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可见一斑。

（一）桑蚕业

明清时代的江南，桑蚕成为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现存的浙西三府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绝大多数均列有桑蚕专卷，而其他论述桑蚕的书籍也极为详备，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湖州府志也记载了境内桑蚕种植的情形：“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以桑；环渚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³⁴⁾又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其名桑也，不曰桑而直曰叶”⁽³⁵⁾

如前所述，身处湖州府腹地的双林镇四乡地处太湖南岸，河网密布，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种植稻谷桑麻。明朝时，双林所属的归安县就以蚕丝出名，“湖丝绝海内，归安为最”。⁽³⁶⁾

遍地植桑，是双林古来的传统之一。民国《双林镇志》记载：“吾镇之乡村无不栽桑，惟园庭墟墓间始有杂木，故诸木有亦不多。”⁽³⁷⁾

《双林镇志增纂》也说，小满之后，家家户户忙于“蚕月”。而育蚕之事，大多由妇女从事，“女工唯育蚕缫丝最为勤苦”。⁽³⁸⁾

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当时在双林从事蚕桑业也非常有利可图，“每茧一斤，做丝得平秤一两……每蚕一斤，自小蚕至上山约食叶一百六十斤，每筐则食叶二百斤……自收蚕至收茧，大率以一月为期，费三十余日，辛苦可以得丝，可以为绵为线，蚕矢可以粪田地，此蚕桑所以为乡民之命脉也”⁽³⁹⁾。

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明清双林的蚕桑业蓬勃发展起来，在其基础上，双林的丝织业也兴盛起来。

（二）丝织业

双林镇四乡水质清冽，利于缫丝与漂洗。镇西五里有凤凰泉，“水深而冽，乡人取以缫丝，洁润异常”，有诗云：“籧筐献茧配雌雄，排列缫盆拣取时，汲得凤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晃新丝。”因此，其所缫之丝用于织绫、纱、绉纱、包头绢等，“吾镇之所造，他处不及”。⁽⁴⁰⁾

双林镇是著名的绢、纱产地，尤以包头绢最为出名。包头绢既可以作为妇女的头饰，也可以挡风沙，畅销全国各地，号称“通行天下”，“闽俗有男亦用裹首，惟北地秋冬风高沙起，行者纱罩面护目，通称清水包头”⁽⁴¹⁾。双林绢纱的生产传统由来已久，明成化十一年（1475），张廉撰写的《重修化成桥碑铭》中就说：“（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⁴²⁾

双林绫绢

明朝正德、嘉靖以前，双林镇仅生产纱帕、包头绢之类；隆庆、万历以来，丝织业才有了大踏步的发展：“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陡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每方有三尺、四尺、五尺，长至七八尺；其花样有四季花、西湖景致、百子图、八宝龙凤，大小疏密不等。”⁽⁴³⁾这种精致的丝织品吸引着外地客商，形成“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来往不绝”⁽⁴⁴⁾的繁忙景象，由明万历年间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久盛不衰。清初，双林镇上有布庄七十余所，乾隆时尚存四十余所，可见产绢之多，估计双林镇织机约有三千余张。⁽⁴⁵⁾

双林绫绢所制清奏折

受此影响，双林镇农人生产经营的商品化程度甚高，市场化程度亦深。双林农人“好稼穑，尤精治桑，桑之利倍收于田，以故家益饶”。⁽⁴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双溪左右延绵数十里农家都精于织绢、织纱，织旋漾、纱机扇等村机户尤为集中，织旋漾“纺织家环聚其中”，纱机扇“明初织纱机者聚此”。⁽⁴⁷⁾这种农村机户已经十分专业化了，当时的双林“女工以织绢为上，习此业者多，而出息巨。机声压轧，晓夜不休”。吴鼎芳《双林竹枝词》：“双溪溪水碧于罗，鸦机机声比户多。大宅东庄横陆府，野桥塘北接渔婆。”⁽⁴⁸⁾妇女在唯育蚕缫丝之外的闲暇时间，也“唯捻棉线绩苎以消永日”⁽⁴⁹⁾。而“近镇数村以织绢为业，男子或从事绞线，必常出市买丝卖绢，田功荒废，而衣帛食鲜，醉饱市肆，其逸乐远胜常农”⁽⁵⁰⁾。他们普遍以织绢作为主业。

上述这些描述反映了当地经济生活中以下一些重大的变化：首先，靠近双林的村落农家已经把织绢作为专业，视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连男子也参与其中，绞线或是到市场去买丝卖绢；其次，这些农家已经不再重视传统的农田生产，任之荒废也在所不惜，因为主要收入已经不仰仗于此；最后，农家机户收入远远高于一般农民，即所谓常农，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远胜常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林农人的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视田地为累赘，与传统农人观念截然不同，双林“近村织绢乡人，赚钱容易，而家转致贫，盖由男作线工，工余必入市，闻见奢华，日用易费。妇女虽勤俭于家，而田地荒芜，入不敷出，鬻田称贷，渐至冻馁者有之。凡此等村落，田地不足贵。若田属镇人，由佃纳租，每得不偿失。盖遇潦戽水需资；春社赛神，按田索费；遇岁稍歉，则结甲抗租，鸣锣纠众，悍无所畏。所谓‘田为累字头’也”⁽⁵¹⁾。

当然，这只是以织绢为主业的农家观念的变化，并非普遍现象。在农村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传统农业受到了排挤，农家纷纷以蚕桑丝织业作为财富的来源，孜孜以求。⁽⁵²⁾双林农家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也充分衬托出了明清时代双林丝织业之兴盛，而丝织业之发展必然带动当地工商业之发展。

（三）工商业

从明中期到清中期，双林镇纱绢的生产和销售始终闻名远近，根据同治《湖州府志》的归纳，当时双林的纱绢产品主要有以下八种：

打线——以白丝双股打成包头机所用，有花本线、旗脚线横线、直线和滚头线等名。织绉纱必用单股紧丝两梭顺逆合成以打线为生者很多。(www.daowen.com)

纱——有黄纱、白纱两种又有单串布，可作裹用，水纱布适宜夏天使用。

绢——杜生绢以粗丝为之，有冬生绢和夏生绢两种。又有灯绢禳绢，都用另外的工人用专门的小织机织成。还有一种小绢，杂用红白粉，充斥苏杭市中，叫做烧灰绢。

包头绢——妇女用为首饰，故名。只有双林镇及近村乡人能织造，风行天下。明朝正德之前，种类单一，只有南溪纱帕，隆庆、万历以后，样式花色逐渐被开发出来，名目甚繁，有花有素。其花有：四季花、西湖景、百子图、百寿双蝴蝶、十二鸳鸯、福禄寿喜、八宝龙凤、云鹤、盆景和花兰等样，其名则有加长、放长、中六、真清、福清、提清、荡胶、缎本、波绢、轻长、加阔、细粉、出灰、浆绫、五绉、六加绉、放绉、花绉、准连、分两、清光、行脚地、改连等。各省客商云集，贸贩里贾往鬻他方不绝。消费者后来越来越讲求价廉，所以织造者逐渐将其轻薄化。

双林虹桥北侧丝业埭

绸——有蓝边、红边等名，又有丝经绵纬、绵经丝纬等。

绫——用散丝所织，有花有素，有帽顶绫、裱绫（装潢和画幅所用），孙少初有诗咏绫曰：“惯织乌绫软似锦，一番花样一番传。”⁽⁵³⁾绫以东庄倪氏所织最好，名为倪绫。一般臣子奏本面上所用之有二龙图案的绫，龙睛突出而有光芒，都是用倪氏所织的绫。倪氏织造的方法传媳不传女，后来因为无子而传于女，女嫁双林镇南三里倪家滩王姓人家，遂将倪绫绝技带到倪家滩夫家。四邻乡民纷纷效学，使倪家滩也以善织倪绫而出名。

双林倪绫生产地——倪家滩

包头绫——素的称为直纱，花的称为软纱、葵纱、巧纱、灯纱或者夹织纱。最轻的适合用来消暑因此也称为冰纱，每匹重不过一二两，花素皆备，双林所织造的是最好的，他处不及。

包头绉——这也是双林的特产。最早出现在明朝天启年间，皆有打线为纬，用它来包头称为一幅巾，可以不用梳头，一般只有老妇人喜欢用。

综上不难看出，在这些纱绢产品中，包头绢最为著名，明朝武林女子梁小玉曾做《双林包头诗》曰：“轻霞薄雾小香罗，傍着香鬟香更多，最是春山缥缈上，横装一带线青螺。”⁽⁵⁴⁾大宗商品首推包头绢，轻者称为“海丈”，重者称为“狭贡”、“顶贡”。由“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另外，还有包头绉，起于明朝天启年间，“道光后，杭州庄家亦多自织，然总不及双林之密实也”⁽⁵⁵⁾。

这些从事丝织业的“本镇及近村乡人”，或者自家栽桑养蚕，自己加工成丝、卷、纱，出售给镇上的牙行；或者从镇上购回原料加工，“有往嘉兴曹王附近卖茧缫丝者”，也有到乌青镇“零买经纬自织者”。⁽⁵⁶⁾镇上有专业机户，或家庭经营，或雇工经营。一些资金短缺的机户，多给商行代为加工，收取加工费，当地人称此种商人为庄家，“庄家有赊丝与机户，即收其绢，以牟重利者”。⁽⁵⁷⁾

绢庄所收的绢，必须经过加工，当地人称之为“染皂”。大体工序是：先煮后漂，然后敷以蕨粉，捣以帖石，抹以絮布。⁽⁵⁸⁾镇上有很多皂坊、黑坊、胶坊之类的专门作坊，情况大致如下：

皂坊——专门染皂色绢，作坊内有灶锅、砧场、染架，主要分布在耕坞桥一带。作坊工匠不少是由安徽泾县到此打工的人。⁽⁵⁹⁾

黑坊——专门染练绫绸和包头纱，多由本镇人操持。

胶坊——专门染练五色裱绫，多由本镇人操持。在这种作坊里，工匠先把绫绢染以五色，拌以粉胶，然后用刀刮整，或用巨石砑平，成品称为胶绫粉绢。⁽⁶⁰⁾

在此三类染坊中，以皂坊的规模最大，鼎盛时期雇佣工匠常达到数百人以上。一些外地客商也在镇上设立皂坊，自行加工绫绢，然后再运销外地，其中以安徽泾县客商为最多，“嘉道年间，泾县人在镇开设皂坊，专制绫绢，运销江宁、徽州、宁国等处”⁽⁶¹⁾。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安徽泾县绢商朱、胡、洪、郑、汪五姓及安徽旌德刘姓在双林镇首建绢业会馆（即旧会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泾县人又在双林镇合资建造泾县会馆，他们在双林还建有新安义园，作为在双林去世的徽商之公墓。⁽⁶²⁾这些都足见泾县商人“人数颇众，营业极盛”⁽⁶³⁾，在双林商界影响力之大。

经过加工的绫绢，量轻者曰海丈，销往福建及温州、台州等地，鼎盛时销量达到十余万匹；量重者称为狭贡、顶贡，销往江浙等地；裱绫、裱绢只有双林一处生产，行销各省，且出口日本。做绫绢生意的人在上海、苏州等地都设有分庄，生意兴隆。⁽⁶⁴⁾一些本地的巨商也经营着长途贩运绫绢的业务，双林镇“出门贸易者，大半在苏杭及各近处，富商则走闽广、襄樊、淞沪”。⁽⁶⁵⁾最为著名的富商便是明末双林人姚佥事，专擅包头业，他一面在镇上大批收购包头绢，一面“侨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经营的丝织物有加重、加阔、加绉、放绉等很多品种。⁽⁶⁶⁾而清朝时，双林镇这样的富商还有许多，如陈修来、姚洪、沈青等人皆“善贾”，他们从事长途贩运业务，“资渐饶”，聚资巨万。⁽⁶⁷⁾

双林丝业也比较发达，清朝康熙时人唐甄曾说：“吴丝衣天下……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装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⁶⁸⁾但是丝业在明清双林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是远远不及绫绢业的，正如民国时人刘大均所说，生丝“在通海之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丝绸之用，即今所谓‘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胜”⁽⁶⁹⁾。

总而言之，明清时代的双林镇高楼鳞次，第宅连云⁽⁷⁰⁾，居民皆以织绢为业，出息亦巨⁽⁷¹⁾。它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借助富庶的自然环境优势、通达的河流网络和蚕桑之利，以丝织业为中心崛起为一个极富专业性的新兴市镇。双林的商品经济在丝织业的带动下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一度达到鼎盛，清朝自嘉庆至咸丰时富甲一方，成为江南著名的丝织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