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

到春秋战国时代，双林的自然条件逐步改善，而伴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推广，双林从秦汉起则有了初步的发展。隋唐至明清前，中国南方的经济已逐步赶超北方，双林地区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

具体而言，双林经济在明清之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水利和农桑两大方面。

（一）水利的发展

作为水乡，古代太湖流域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得益于水，双林亦不例外。反过来，水利之发展，可从侧面集中体现古代双林经济之发展。

水，对古代双林来说，初为祸，后为福。

水乡泽国一直是双林所属的江南地区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也一直被认为是此区域之优势所在，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水更多地成为地区开发的制约因素，“鱼米之乡”是人类长期改造的结果。

在人类开发活动规模较小的早期，遍地沮洳的低平原地区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小规模的开发多集中于地势高敞的周边区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对当时九州的自然条件、田土、贡赋进行了比较。江南所在的扬州“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⁷⁾。土地质量为下下，列九等中的最后一等，田赋列九等中的第七等，地方特产均为自然产品，是当时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呈荆棒草莽的原始蛮荒状态。

在此后江南的开发中，水利一直是江南开发的先导条件，并形成了上游陂塘和下游圩田两大农田水利工程系统。上游陂塘的主要功能为蓄洪灌溉，明人曹胤儒的《水利论》说：“太湖上流广德、乌程、归安、临安、余杭之间，并有坝堰，当以百计，各志可稽。盖使诸山之水满而后泄，其渚也，可以救彼地之旱；其泄也，可以杀彼地之潦。且视苏松水势之大小而启闭之，计无便于此者”⁽⁸⁾，并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高坝深塘”、“梯级灌溉”等经验。重要的工程有东汉时期的余杭南湖、东晋的丹阳练湖，此外尚有数量众多的小型塘坝，见于记载的有太湖西北地区的新丰塘（东晋）、单塘（齐）、吴塘（梁）、谢塘（梁）、莞塘（梁），太湖西南地区的长兴西湖，因规模较小未见记载，其他未见记载的更多。明代沈棨《吴江水考》记载：“孝丰之坝三十七，安吉之坝三十六，武康之堰七十二，德清之堰九。”

下游塘浦圩田则是在开发太湖下游低湿洼地中形成的排灌工程系统。江南早期的土地开发集中于高田地带，但下游低湿地带也有零星的开发，如春秋末年越国在边境淀泖屯垦。此后随着圩田系统的出现，江南下游低湿地带得到迅速的开发，元代王祯《农书》记载：“圩田实近古之上法”⁽⁹⁾，说明圩田的出现较晚。圩田与水运结合逐步产生塘浦圩田系统。“塘浦”为两岸堤路夹河、水陆并行的堤河系统，横向为塘，纵向为浦，塘浦围合的区域为圩田。

塘浦圩田系统发轫于三国时期，盛于唐代，至吴越时期臻于完善。此类浩大工程开始一般由政府组织兴建，并与军屯具有密切的关系，如三国时期设立毗陵屯尉，唐代在浙西设置嘉兴等三大屯田区，吴越设置都水营田使、“撩浅军”管辖水利建设。但也有地方士族组织的工程建设，如唐代陆龟蒙对私营圩田的建设有较详细的记载：“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圩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与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屯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参畚插，率耕夫以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¹⁰⁾两宋时期为圩田的完善阶段，政府主导的塘浦圩田工程减少，多以工程的维护为主。塘浦圩田的组织逐步由地方士绅阶层主导，圩田的开发达到高峰。元明清时期水利建设的重点为湖水下泻，在农田水利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研究表明，其主要变化为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主要表现之一为开发“内部边疆（inner frontier）”和干田化。⁽¹¹⁾宋代以前的好圩田面积很大，每圩的面积达1.3万到2.6万亩，⁽¹²⁾内部存在很多荒地，明清时期圩内的荒地开垦殆尽，同时一面加强排水，一面将原有的圩分为若干小圩，实现“干田化”。学术界在“干田化”的时间认识上虽尚存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都认为发生并完成于明代前后。如南宋时期的松江西部地区“连亘百里，弥望皆陂湖沮洳，当春事方兴，则桔槔遍野，比尽力于积水，而后能树艺”⁽¹³⁾，干田化以后此种情况已不多见，农区景观已与现在相差无几。

处于江南腹地的双林亦是在此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其所属之湖州，自古就因为湖地低洼而被称为泽国，上承洪水过境，下受海水高潮倒灌，形成了大面积水高地低的沼泽之地，不能耕种。因此，历代先民都在为之奋斗，治水不懈。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湖州就有不少官员带领民众治水。东晋太守谢安开城西官塘，南梁太守柳恽重浚青塘。而另一位东晋太守殷康所开之荻塘，从湖州城东至平望修筑了125里长堤，把洪水引向东海，变害为利，既避免了水患，又便于舟楫往返，促进了经济交流。这也惠及双林，使双林的水脉系统更为通畅平和，镇北的“母亲河”双林塘带来的便利日益彰显。

而且，双林人还普遍运用“围圩挡水”之法，开挖溇港，修筑水渠，建造了大批“塘浦圩田”，从而使双林出现了阡陌如秀的美景。旧时双林的地名均以“圩”为称。镇东为惟字四圩，恭字三圩、四圩和八圩，人恭字一圩、二圩；镇南为五字二圩、三圩；东北为鞠字一圩、二圩、四圩，小鞠字四圩，常字三圩、四圩、五圩；西南为常字一圩、二圩，五字四圩；镇西为大字三圩；镇北为养字一圩、三圩；西北为养字四圩、五圩，不少村子的地名也用圩字，双林至今仍保存“岂三圩”等村名，足见“塘浦圩田”影响之大。到唐代和五代时期，双林的圩田范围更为扩大，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圩田的旱涝保收，加上钢制农具、龙骨水车和秧马等新式农具的使用，推动了耕作效率的提高。这里的上田亩产可达到五六石（每石合150斤），⁽¹⁴⁾这样，双林便成为盛产稻米的“粮仓”，人民生活相对富庶。

当然，明清之前双林经济的发展，除了和水密切相关，从水利发展方面的侧面有鲜明体现外，也从农桑的多种经营发展直接体现出来。

（二）农桑的发展

从地理环境而言，双林水网密布、河漾相连，故宜于灌溉、舟楫便利，气候也十分宜人，此地属于亚热带季风区，无霜期为240天，年平均气温为15.8℃，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1300毫米。这里土地肥沃，黏土占70%，适合于种植稻谷和其他经济作物。区域内多塘、湖、湾、墩，宜于植桑、养鱼、饲羊，有利于农桑多种经营的发展。

在“双林”这两个字中，把“双”字再加上一个“又”字，把“林”字去掉一个“木”字，两者合一，便是一个“桑”字。而双林镇之崛起，是离不开这个“桑”字的。有桑必有蚕，岁植桑养蚕古已有之，但双林农民对此却情有独钟。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人口压力，江浙两省在明清时代，人口密度高居全国首位，浙北杭、嘉、湖三府也维持了每平方英里800人以上的人口。⁽¹⁵⁾到1812年，浙江省人均耕地为1.77亩，很难以传统农业养活密集的人口。⁽¹⁶⁾其二是农民的重税负担。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重税浮粮是国史上很特殊的现象，至迟到了明代，这已经成了江南农民的大负担。到清中叶之前，江苏的苏、松、常、镇、太五府与浙北杭、嘉、湖三府的漕粮总数更高占全国的3/4。⁽¹⁷⁾一般的赋税负担之重，再加上严重的人口压力，迫使江南的农民更注重追求利润，努力发展商业性农业。

身处江南地区的双林更是如此，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指出：“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引者）。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其利倍之。自看蚕之利复稍加赢，而其劳固已甚矣！”⁽¹⁸⁾张履祥则算了一笔细账：“东至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地不如多治地。盖吾乡田不宜农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雍也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而已。况田坂熟，米每亩三石为常耳。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也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即有豆二熟）。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虽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来豆贵，也抵田息；而工费之省，不啻倍之，况又稍稍有叶乎？但田荒一年一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尽力，甚或地远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种桑三年，采叶一世’，未尝不一劳永逸，弗思耳。”⁽¹⁹⁾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当时每亩稻米产量平均只有三石，且工费甚巨；而蚕桑之利润至少为种稻三倍以上，故而农人多热衷于此。

自古以来，双林农人植桑就非常积极，“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²⁰⁾，为了不让坟地占地，农人不惜行火葬，“大抵植桑惜地，故乡间治地浮厝、骨墩弥望皆是也”。⁽²¹⁾如此，积极植桑在双林渐成传统，民国年间的《双林镇志》就提到：“吾镇之乡村无不栽桑，惟园庭墟墓间始有杂木，故诸木有亦不多。”⁽²²⁾

双林农人养蚕也要付出艰辛劳动，“始于护种，终于收茧缫丝，而中间审寒暖，慎燥湿，节饥饱，似慈母之护婴儿，殆有甚焉”。⁽²³⁾然而，“自收蚕至收茧，大率一月为期，费三十日辛苦，可以得丝，可以为绵、为线，蚕矢可以粪田地，此蚕桑所以为乡民之命脉也”。⁽²⁴⁾

在蚕桑业发展的基础上，双林的丝织业也有所发端，其丝绸品种琳琅满目，但其中绫绢最负盛名。所谓“吴绫蜀锦”，绫绢轻似晨雾，薄如蝉翼。在1956年及1958年先后两次对湖州市钱山漾遗址的考古挖掘中，都发现了未炭化而呈黄褐色的绢片，系为家蚕丝所织，且是平纹，经密每厘米52根，纬密每厘米48根。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距今4700多年前丝绸文化的实物例证，它和当今绢织物结构基本相同，足见绫绢历史之悠久。⁽²⁵⁾东晋时，绫称吴绫，绢称白练。东晋太元六年（381）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时，已经用白练书写；南朝宋时绫绢产品十分普及；南梁时，因为梁武帝小名阿练，为忌讳，“改练为绢”；唐时，吴绫、乌眼绫等均为朝廷贡品；北宋时，归安东林村开始收购纱、绢等产品。此时，除小部分供应市场外，大部分上贡朝廷或者充作赋税银两，并有“花者为绫，素者为绢”之分。

双林农桑和丝织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商品交换，并最终导致了市镇的兴旺。宋代以来，迅猛发展的江南经济使市镇在这一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几日一集的定期集市被星罗棋布的市镇所取代。这一时期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双林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湖州乌程县东南15乡置归安县，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双林一带还是村落，属于归安县松亭乡太平里。

南宋初期，北人南渡，聚商于东林，结为墟市，设肆购绢。绫绢编织机户大多环聚市西，即今织旋漾所在。

元至明初，双林属于松亭乡八区十五都，此时，东林村的普光桥堍已有绢庄十座，响铃、普光桥前均有绫绢集市，成为附近机户与城镇买主的交易场所。每晨开市，人们摩肩接踵。绢庄主于黎明开张，称为“上庄”；辰刻散市，称作“收庄”。其间由司岁、司月主事，绢庄主收购，机户出售，秩序井然。⁽²⁶⁾不久，西林一带也成为绢丝交易场所，其设庄也相对集中，所形成的绢巷在今闵家巷东一带，后被称为“旧绢巷”。到元末，东林渐衰，而西林兴盛。

综上所述，在南方逐步开发的过程中，双林的农桑经济在明清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为以后双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专业化市镇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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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林塘：南朝大明七年（463），吴兴太守沈攸之开吴兴塘（双林塘）。起和孚镇，经思溪、镇西、双林、洪城，至乌镇。通达湖州、嘉兴、杭州、上海等地，为双林镇水上交通要道。双林塘上有著名的“双林三桥”。后人称水行通道为“塘河”，陆行通道为“塘路”。

(2)民国《双林镇志》卷2《水道》。

(3)民国《双林镇志》卷首。

(4)（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1—156页。

(5)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嘉泰《吴兴志》卷10。

(7)《尚书·禹贡》。

(8)清·金友理《太湖备考》。

(9)元·王祯《农书》。

(10)唐·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11)转引自（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北宋·郏亶《吴门水利书》记载：“五至七里一纵浦，七至十里一横塘。”范仲淹也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范文正公集·政府奏事》）

(13)明·杨炬《重开顾会浦记》。

(14)张志良：《双林人文史话》，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6)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18)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8，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

(19)张履祥辑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20)民国《双林镇志》卷14。

(21)民国《双林镇志》卷14。

(22)民国《双林镇志》卷16。

(23)民国《双林镇志》卷14。

(24)民国《双林镇志》卷14。

(25)张志良：《双林人文史话》，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6)民国《双林镇志》卷16引《姚典簿毅庵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