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对话
我有一位朋友帕拉麦德斯,他在精神上(in his principles)和身体上(in his person)都是一位伟大的漫游者,通过学习和旅行,几乎游遍了智性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每一个领域。最近,他向我讲述的一个民族令我惊奇不已。他告诉我说,他在那个民族度过了他人生的相当大一部分时光,他觉得那个民族大体上是一个极其文明和智慧的民族。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名叫弗尔利,它的经度和纬度无关紧要,它的居民在许多事情上,尤其在道德方面与我们有着恰好相反的思维方式。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我发现我必须忍受双倍的痛苦,首先要学习他们语言的各种术语的意义,而后要了解这些术语的意谓以及它们所附带的称赞或谴责。当有人向我解释一个词,描述它所表示的性格之后,我推断这样一个词必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责难;然而我却极其惊讶地发现,某个人在公共交际中把它用于一个与他生活在一起、同他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和友谊的人身上。一天,我对一个熟人说,“你以为项奎斯是你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喜欢做息事宁人的和事老,所以我必须告诉你,我曾听到他以极其恳切的态度谈起你。”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原原本本一字不误地复述了项奎斯的话后,我发现他将它们当作最不可宽恕的公然侮辱,而我无意之间使这两人的裂隙完全不可修复了。
当我来到这个民族时,很幸运有个非常便利的条件,故而随即就被引荐给了最上层的交际圈。当阿尔契克希望我与他同住时,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发现他因为他的个人价值而受到普遍的敬重,事实上弗尔利国人人都将他视为一个完美的人物。
一天傍晚,作为消遣,他邀请我跟他作伴去唱小夜曲,他想将它献给古尔基。他对我说,他完全迷上了古尔基。不久我就发现他的趣味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碰见了他的许多竞争对手,他们都为同一件使命而来。我很自然地推断他的这位意中人必定是全城最美妙的女子之一,内心已经隐秘泛起冲动,想要见识她、结交她。但是当月亮初升的时候,我非常惊异地发现我们身处古尔基就读的大学中;我不禁对陪伴朋友来完成这样一件使命感到有些羞惭[1]。
后来我听说,阿尔契克选择古尔基是得到全城整个上流社会完全赞同的,他们期望他在满足他自己情欲的同时也会对这个青年履行他自己所归功于埃尔考夫的同一种善行。看来阿尔契克年轻时相当漂亮,为许多情人[2]所喜爱,而他把宠爱主要给予了睿智的埃尔考夫;他应当将他在哲学上和在德性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埃尔考夫[3]。
令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阿尔契克的妻子(顺便说一句,她碰巧也是他的妹妹)对他的这种不忠一点也不愤慨。
约莫与此同时,我发现(因为他们并没有试图对我或对任何人保密)阿尔契克是一个谋杀者和一个弑亲者,曾经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人同他有着最亲密的关系,是他根据一切自然的纽带和人道的纽带都有义务加以保护和保卫的。当我以所能想象的谨慎和敬畏问他这样行动的动机是什么时,他淡然地回答,他那时的环境并没有现在这样舒适,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遵照所有朋友们的意见,他便采取了行动。
听说了阿尔契克的如此备受赞美的德性,我假装附和于一般的喝彩之声,只以一个陌生人式的好奇方式打听,在他的所有高尚的行动中哪一个是受到最高赞扬的;不久我就发现所有人的情感全都统一于优先选择对乌斯贝克的暗杀。这位乌斯贝克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是阿尔契克的密友,他曾把许多重任交给他,甚至在一定场合救过他的性命,并且还立下遗嘱,这份遗嘱是在谋杀事件发生之后发现的,让他继承自己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据说,阿尔契克是与大约二三十人合谋的,这些人绝大部分也是乌斯贝克的朋友;这个不幸的人尚没有觉察,他们就一拥而上,将他捅了上百个窟窿,以此报答他过去的宠爱和恩惠。这个民族的一般的声音说,乌斯贝克具有许多伟大的和善良的品质,他的恶行也是闪光的、恢弘的和慷慨的;但是在所有价值裁判官的眼中,阿尔契克的这个行动却使他远远超出于乌斯贝克之上,是或许永沐阳光的最高贵的人物之一。
我发现阿尔契克还受到高度赞扬的另一部分品行是,他对与他共同从事某项颇为重要的计划或事业的卡利什的态度。卡利什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有一天,他给予阿尔契克一顿着实的痛打,阿尔契克非常忍耐地承受了,等他情绪好转之后,依然与他保持一如既往的交往;通过这种方法,他使他们共同从事的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由于他的非凡的性情和节制,他自己也获得了不朽的荣誉。
最近我收到一位弗尔利国朋友的来信,从信中得知,自从我离开以后,阿尔契克由于健康状况恶化,镇静自如地自缢了,死得令举国上下既痛惜又喝彩。弗尔利国人人都说,如此有德性的和高贵的一生,除了如此高贵的了结,再没有什么能作为更完美的结束了;阿尔契克正如以他直到最后一息都在自夸的所有其他行动那样,以此证明了一个智慧的人决不低于大神维茨利。这是弗尔利人的最高神祇的名字。
帕拉麦德斯继续说,这个民族对于良好举止和社交活动正如对于道德一样有着不同寻常的概念。我的朋友阿尔契克曾经为我举行一次娱乐聚会,举凡弗尔利国的名流贤达和哲学家全都参加了,我们每个人自带食物同他一道来到聚会所在。我看到他们中有一个人准备的食物比别人差,于是就将我那份与他分享,我带的碰巧是只烧嫩鸡;而我发现他和其他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却都讥笑我单纯。他们告诉我,阿尔契克对这个俱乐部曾经有过非常重大的影响,以至于说服他们共餐;他利用一个计谋来达到这个目的。他看到哪些人准备的食物最差,就劝说他们把食物分给大家;其后那些带有较精美食物的人就不好意思不把自己的食物也分给大家。这被看作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致据我所知它从此以后被载入了由弗尔利国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所创作的阿尔契克生平故事。
我说,帕拉麦德斯,请问,当你在弗尔利国时,你也学会了那种戏弄朋友的技巧吗?先是给朋友讲些怪诞故事,然后倘若他们相信,便对他们加以嘲笑。他回答说,我向你保证,倘若我想学习这样一门课程,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儿更合适的地方了。我经常提到的这位朋友从早到晚所做的就没有别的,只是嘲笑、奚落和挖苦;你几乎从来分不清他是在取笑还是在说正经话。但是这时你认为我的故事纯属乌有,我利用或者不如说滥用了一个旅行家的特权。我就说,的确,你只是在取笑而已。如此野蛮和粗野的风俗不但是与一个如你所说到的文明智慧的民族不相容的,也是与人类本性决不相容的。它们超出我们在明格列尔人[4]和图皮南巴人[5]中所了解的一切。
他叫道,当心啊,当心!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亵渎神明,正在诋毁你特别喜爱的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他们是我一直用这些古怪的名字所影射的。如果你没有想错的话,前面这种性格是不会引起惊诧的,这种性格在雅典最优秀的人身上就可以发现,而丝毫不会减弱其性格的光辉。希腊人的爱情,他们的婚姻[6],和他们对子女的遗弃,不会不直接给你强烈的印象。乌斯贝克之死是恺撒之死的精确翻版。
我打断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琐事,你没有提到乌斯贝克是一个篡位者。
我没有,他回答说,为的是免得你发现我所影射的那条线索。但即使加上这个因素,我们也将毫不犹豫地按照我们的道德情感而把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称为忘恩负义的背叛者和刺客;尽管你知道,他们或许是整个古典古代的最高的性格,雅典人为他们塑立了雕像,将他们的雕像放在他们自己的解放者哈摩迪乌斯和阿里斯托吉通的雕像旁。如果你认为你所提及的这个因素对赦免这些爱国者极为关键,那么我将补充你没有提及的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将同等地加重他们的罪恶。在他们实施那个重大图谋的前几天,他们全都起誓忠于恺撒,而在他们发誓永远维护他的人格的神圣性之时,他们却用那为了消灭他而已藏执武器的双手玷污了圣坛[7]。
我不需要提醒你关于忒米斯托克利[8]、关于他忍耐地对待欧律比亚德斯这位斯巴达人的备受赞美的著名故事,他的这位司令官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为争论所激怒,抡起手杖向他砸来(同样的事似乎已曾发生过),“打吧!”这位雅典人说,“打吧!但是要听我的。”
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不会看不出我最后那个故事中有爱讽刺的苏格拉底及其雅典俱乐部;你一定会注意到它是从色诺芬那里精确复制过来的,不过变换姓名而已[9]。我想我已经清楚地表明,在雅典人看来是有价值的人,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乱伦者、杀父弑母者、刺客、忘恩负义的人、发假誓的人和某种别的可恶得无以名之的东西,更不用说其粗鲁和不良作风了。以这种方式生活之后,死亡对其就可能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可能以绝望的自杀来结束这种景象,而死时仍满嘴不干不净的亵渎神明的荒唐的话语。尽管如此,人们还将为他建立雕像(如果不是圣坛)来纪念他,为他创作诗歌和演说来颂扬他,伟大的学派将因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自豪,最遥远的后代子孙将盲目承续他们的景仰;尽管如果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们中,他们会心怀恐怖和憎恶地予以对待。
我回答说,我可能已经识破你的计谋。你似乎是在以这个话题来取乐;你确实是我平生所知对古人既非常了解又不极端钦敬的惟一一个人。但是你现在似乎不是在攻击他们的哲学、他们的雄辩术或诗学这些我们之间经常争论的主题,而似乎是在指责他们的道德,谴责他们对一门科学的无知,而在我看来,只有在这门科学中他们未被现代人所超越。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解剖学、植物学、地理学、航海术,在这些领域我们有正当理由声称处于优势;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与他们的道德家相抗衡呢?你对事物的描绘是谬误的。你对不同时代的风俗和习俗没有宽容的态度。难道你会用英格兰的习惯法去审判一个古希腊人或一个古罗马人吗?听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准则为他们自己辩护,然后再宣判吧。
如果以一种为当事人所不知的标准去衡量,尤其是如果在渲染某些因素、淡化其他因素时运用技巧和雄辩术,以便最切合你的谈话的目的,则任何风俗都不会是纯洁的或合理的,而可能变成邪恶的或荒唐的。所有这些人为的机巧可以很容易就反过来适用于你们。譬如,如果我能告诉雅典人说有某个民族,在那里,主动的和被动的通奸都是最高的时尚,都受到最高的尊重;在那里,每个有教养的男人都可以选择已婚女人(或许是他自己朋友和同胞之妻)作情妇,并根据这些伤风败俗的一次次征服来评价自己,仿佛他是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一次次赢得拳击或摔跤胜利似的;在那里,每个男人也都以对妻子俯首帖耳和为她提供方便而自豪,都以通过允许她出卖色相来交友或获利而高兴,甚至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动机就给予她充分自由和放纵的权利:那么请问,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对于通奸除了并发抢劫和荼毒决不会提及其罪恶的这些人们,雅典人会怀抱什么情感?对于这样一种行为,雅典人是会钦敬其腐化堕落还是会钦敬其卑贱?
如果我还补充说,这同一个民族像雅典人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自豪一样为他们的奴性和依赖性而自豪,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虽然受到暴君的压迫、贬黜、压榨、凌辱,甚或监禁,也仍然会把热爱他、侍奉他、服从他、甚至为他最微不足道的荣耀或满意而死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些高贵的希腊人或许就会问我,我说的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是某个低级的奴性的种族。
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我的雅典听众,这些人无论如何是不缺乏气概和勇敢的。我说,如果一个人,尽管是他们的亲密的朋友,在私人圈子里对他们表露出一种近似于你们的将军和政客们每天当着全城邦人的面相互逗乐的任何嘲笑的善意的嘲笑,他们可决不会原谅他;相反,为了替他们自己洗雪,他们会强迫他立即从他们胯下钻过或者自杀。而如果一个人,对他们是绝对的陌生人,要求他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割断他们知心朋友的喉咙,他们就会立即服从,并认为自己领有这份使命是高度的知遇和荣幸。这些就是他们关于荣誉的准则;这就是他们所钟爱的道德。
但是尽管对朋友和同胞时刻保持着剑拔弩张,然而耻辱、劣迹、痛苦、贫穷,没有一样会使这些人把剑尖转向他们自己的胸膛。一个有地位的人会恐吓谩骂,会乞讨食物,会憔悴狱中,会忍受各种严刑折磨,而仍然保存其肮脏的生命。与其以对死亡的慷慨轻蔑来摆脱敌人,他会宁愿不顾廉耻地从敌人那里接受由耀武扬威的凌辱和最惨烈的痛苦所加剧的同一个死亡。
我继续说,在这个民族,建立监狱并在其中把折磨拷问不幸囚犯的每一种技艺都仔细加以研究和实践,也是非常平常的;在这些监狱中,一个父亲自愿禁闭自己的几个孩子,以便让另一个他承认并没有更大甚或毋宁更小价值的孩子能得到自己的全部财富、尽情地寻欢作乐,也是平常的。在他们看来,最有德性的莫过于这种野蛮的偏爱。
我对雅典人说,但是在这个古怪的民族更属独一无二的是,你们农神节[10]期间由主人侍奉奴隶的嬉戏他们一年四季、乃至毕生都认真不辍,而且还伴随有某些更添其荒诞和滑稽的因素。你们的娱乐只在几天日子里提升那些被命运所抛弃的、而在娱乐中命运也可能真的永远提升到你们之上的那些人;但是这个民族却极大地提高那些被大自然命定屈从于他们、其低劣和虚弱是绝对无可救药的人的地位。女人,尽管没有德性,却是他们的主人和君主;他们敬畏、称赞和推崇她们;他们对她们表示至高无上的敬意和尊重;时时处处,对于女性的优越地位,凡是自认为有教养和礼貌的无不乐于承认、无不甘心忍受。几乎没有任何罪恶会比违反这条规则受到更普遍的憎恶。
帕拉麦德斯回答说,你不必再说下去了,我可以很容易猜出你所针对的民族。你用来描绘他们的笔法相当准确,不过你必须承认,无论古今,几乎找不出一个其民族性格在总体上更不容易有例外的民族。但是我感谢你帮助我从我的证明中解脱出来。我无意于牺牲古人以抬高今人。我只想表明关于性格的所有这些判断的不确定性,使你相信风尚、时尚、习俗和法律是一切道德规定的主要基础。雅典人无疑是一个文明智慧的民族,如果真有文明智慧的民族的话;然而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人,在现代可能被认为是恐怖和令人嫌恶的对象。法国人无疑也是一个文明智慧的民族;然而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人,在雅典人看来可能是最高度的轻蔑和嘲笑乃至憎恶的对象。那么什么使问题变得较不同寻常的:这两个民族在民族性格方面在古今任何时期都被认为是最相似的,当英国人自诩他们与罗马人相像时,他们在大陆的邻居则将他们自己与那些讲礼貌的希腊人相提并论。因此,在文明的民族与野蛮的民族之间,或者说在民族性格很少共通之处的诸民族之间,在道德情感上必定有多大的差异?我们如何才能自谓为道德判断确立一个标准?
我回答说,通过把问题追溯到更高的层次,并考察各个民族对于谴责或责难所确立的首要的原则。莱茵河北流,罗纳河南奔,然而两者发源于同一座山脉,也在相反方向上为同一条重力原则所驱动。它们奔流于其上的地面的不同倾斜造成它们流程的一切差异。
一个有价值的雅典人和一个有价值的法国人会在多少因素上确定无疑地彼此相像呢?健全理智、知识、机趣、雄辩、人道、忠实、真实、正义、勇敢、自我克制、坚定不移、心灵的高贵,这些你全都忽略不顾,以便单单坚持他们在其中可能偶尔表现出差异的因素。好吧,就算如此;现在我就按照你的说法,努力根据道德的最普遍的既定的原则来说明这些差异的缘由。
希腊人的爱情,我不想更具体地考察。我只想指出,这些爱情不论是多么可谴责的,都起源于一个非常纯洁的原因,即这个民族中频繁的体育锻炼,并被推崇(尽管荒谬地)为友谊、同情、相互依恋和忠实[11]这些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受到敬重的品质的源泉。
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似乎不太难说明。近亲之间的爱情是违背理性和公共效用的,但是我们将予以止步的那个精确的界点却决不是自然理性所能规定的,因此它就是国内法或习俗的一个非常适当的主题。如果说雅典人在一个方面走得稍许有点远,那么教会法无疑就是把问题彻底地推向了另一个极端[12]。
如果你问一个雅典父亲他为什么剥夺他自己孩子的那条他前不久刚刚给予的生命。他就会回答,正因为我爱它和我把贫困看作一项比死亡更大的恶,它活着必须跟我忍受贫困,而对死亡却不可能有恐惧,感受,或怨恨[13]。
如何才能从一个篡位者或暴君手中夺回公共的自由这一切赐福中最可宝贵的赐福,如果他的权力保护他免遭公共的反抗、而我们的顾忌又使他逃脱私人的复仇的话?你承认他的罪行按照法律乃是死罪;而他把他的罪行加到极端,亦即将他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是必定为他形成充分的安全保障吗?你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回答,只能表明暗杀极为不便;这一点任何人都能向古人清楚地证明,他已改变了古人在这方面的情感。
再把你的目光转移到我关于现代风俗所描绘的图画上;我承认,为法国人的风流韵事辩护几乎就像为希腊人的风流韵事辩护一样困难重大,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更自然和更令人愉快一些而已。但是我们的这些邻居们似乎决心为了社交的乐趣而牺牲某些家庭的乐趣,宁要舒适、自由和一种开放的交往而不要一种严格的忠实和坚贞。这两方面的目的都是善的,有几分难以调和;如果民族习俗有时太倾向于这个方面,有时太倾向于那个方面,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怀有不可亵渎的感情在任何地方都被承认是一种主要德性;而如果这个民族不幸没有任何立法机关而只有一个独夫,在那种情况下,最严格的忠诚就是最真实的爱国主义。
最荒唐和野蛮的谅必莫过于决斗,但是那些为决斗辩护的人却说它产生了礼仪和良好作风。你可以观察到,一个决斗者总是根据他的勇气、他的荣誉感、他的忠实和友谊来评价自己,这些品质在这里确实受到非常奇怪的指引,但是它们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被普遍地敬重着。
诸神禁止自杀吗?雅典人认为,自杀应当是禁止的。上帝允许自杀吗?法国人认为,与其痛苦和出丑,毋宁死。
我继续说,于是你可以看出,人们在道德上进行推理所依据的原则总是相同的,虽然他们引出的结论经常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在道德上比在任何其他主题上推理更正确,这是任何道德家都没有义务予以表明的。只要责难或谴责的原始原则是一致的,结论的错误可以通过更健全的推理和更广博的经验得到纠正,这就足够了。希腊罗马灭亡以来虽已经历了许多时代,宗教、语言、法律和习俗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这些变革在道德的基本情感上正如在外在美的基本情感上一样,没有一个产生出任何重要的革新。或许可以在这两者上观察到某些细微的差异。贺拉斯[14]赞美低脑门,阿那克里翁[15]称颂连心眉[16];但古代的阿波罗和维纳斯仍是我们关于男性美和女性美的典范,同样,西庇奥和科奈利亚[17]的性格仍是我们关于英雄的光荣和淑女的荣誉的标准。
看来,从没有任何品质不是因为其对一个人自己有用,或对他人有用,或令他自己愉快,或令他人愉快,而被任何人称许为德性或道德优点的。因为对于称赞或赞许我们还能给出什么别的理由吗?或者称许一种性格或行动为善、又同时承认它不对于任何东西为善,其意义何在呢?因此,道德上的一切差异都可以还原为这个一般的基础,都可以通过人们对这些因素所采取的不同观点来说明。
有时人们对于任何习惯或行动的有用性形成不同的判断;也有时事物的特别的因素使一种道德品质比其他道德品质更有用并给予它一种特别的优先选择。
在战争和动乱时期,军事的德性将比和平的德性更受人赞美和钦敬、更吸引人的注意力,这并不令人惊奇。图利说[18]:“看到辛布里人[19]、凯尔特—伊贝利亚人[20]和其他野蛮人可以坚强地忍受战场上的一切疲劳和危险,而令人憔悴的瘟疫的痛苦和危险却使他们立刻垂头丧气;反之,希腊人可以坚韧地忍受由疾病所武装的死神的缓缓逼近,而当死神拿着刀剑向他们发动猛烈进攻时却胆怯地飞身逃遁,是多么平常啊!”在好战的民族或爱好和平的民族中甚至勇敢这同一种德性也是如此不同!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由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异是一些民族之间和一些公共社会之间所出现的最大的差异,因而它也就引起道德情感的各种最大的变化,使我们关于德性和个人价值的观念呈现最大的多样性。
也有时,恢弘大度、心灵的伟大、对奴役的鄙弃、刚毅和正直可能对于一个时代的环境比对于另一个时代的环境更适合,而且对公共的事务和个人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都有更好的作用。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念也将随着这些变化而略有变化;同样一些品质,加图因之而获得最高的赞许,拉贝奥[21]或许就因之而受到责难。
一定程度的奢侈在瑞士本地人身上可能具有毁灭性和有害性,只有在法国人或英国人身上才促进技艺和鼓励勤奋。因此,我们不要期望在伯尔尼有伦敦或巴黎所通行的同样一些情感或同样一些法律。
不同的习俗正如不同的效用一样也有某种影响力;它们通过给予心灵一种预先的偏见可以产生一种优先的偏好,或者偏好有用的品质或者偏好令人愉快的品质,或者偏好重视自我的品质或者偏好延伸于社会的品质。道德情感的这四个源泉仍然存续着,但是特定的偶因可以使其中一个在某一时期比在另一时期更丰沛地涌流。
某些民族的习俗将女人完全排斥在一切社交活动之外;另一些民族的习俗却使她们成为社交和谈话的如此基本的一个部分,以致除了在处理事务时,男性被认为单独几乎完全不能进行相互交谈和娱乐。由于这种差异是私人生活中所能出现的最具实质性的差异,因而它也必定引起我们道德情感的最大的变化。
在世界上所有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希腊人在与女性的交往中似乎一直是最保守拘谨的,他们给女性强加了最严厉的端庄和正派的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在吕西阿斯的演说中[22]找到一个有力的例证。一个寡妇受到伤害,倾家荡产,走投无路,召集几个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直系的亲属来协商;这位演说家说,尽管她以前从不习惯于在有男人在场时说话,但是处境的不幸迫使她不得不把情况当面告诉他们。她在这样一些人面前开口说话似乎还需要道歉。(www.daowen.com)
当德摩斯替尼对他的监护人提起诉讼[23],要求他们归还他所继承的遗产时,他必须当庭证明,阿芙布斯的妹妹同奥纳特的婚姻完全是诈骗婚姻,而且虽然她有这个虚假的婚姻,但自从她与前夫离异以来过去两年一直是与她兄弟一起住在雅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人都是这个城邦的首富和名人,这位演说家要证明这个事实却别无他法,只能通过传讯她的婢女,和借助一名在她生病期间曾在她兄弟家中为她诊治的医生的见证[24]。希腊人的作风就是如此保守拘谨。
我们可以确信,作风的极端纯洁正是这种保守拘谨的后果。相应地我们发现,除了关于一个海伦和一个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传说[25],几乎没有一个事例说明希腊历史上有任何事件发端于女人的私通。反之,在现代,尤其在某个邻邦,女性参与教会和国家的所有事务和管理;男人谁不注意博得她们欢心,谁就不可能指望获得成功。亨利三世由于招致女人不快,危及了他的王位,并丢掉了他的性命,完全如同由于他放纵异端。
毋庸讳言,男女之间非常自由的交往和经常在一起生活的后果往往以私通和风流韵事而告终。如果我们非常渴望获得所有令人愉快的品质,我们就必须牺牲某些有用的品质,而不能妄图各种好处都得兼。日渐增加的放纵事例将削弱对于女人的流言飞语,教导男人逐渐采纳拉·封丹关于女人的不忠的著名准则:“如果人们知道它,它就不过是一桩小事;如果人们不知道它,它就是无。”[26]
有些人倾向于认为,调整女性的令人愉快的品质和有用的品质之间的所有差异、于其之间保持适当的中庸的最佳方式是,仿效罗马人和英国人与她们同居(因为这两个民族的习俗在这方面似乎是相似的[27]),就是说,没有风流韵事[28],没有嫉妒。根据同样的理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前一时期的习俗(因为现在已大不相同)必定是任何习俗中最坏的,因为它既有利于风流韵事又有利于嫉妒。
这些不同的民族习俗不仅会影响女性,它们对于男性的个人价值的观念也必定至少在交往、谈吐和幽默方面有所不同。人们居住得很分散的民族会自然地更称许明智,与之相反的民族则会自然地更称许快乐;前者会最敬重作风的简朴,后者则会最敬重作风的礼貌;前者会以健全理智和判断力闻名,后者则会以趣味和高雅闻名;前者会让雄辩的光芒主要闪耀在议会,后者则会让雄辩的光芒主要闪耀在剧场。
我是说,这些都是这样的习俗的自然的结果。因为必须承认,机会对民族作风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不是根据一般的规则就能说明的。譬如,谁能想象,与女人自由地同居的罗马人会对音乐十分冷漠并以跳舞为耻,而除了在自己家里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女人的希腊人却不断地奏笛、唱歌和跳舞呢?
共和政体自然地产生的道德情感和君主政体自然地产生的道德情感之间的差异,以及全面的富裕和全面的贫穷、全面的团结和全面的分裂、全面的无知和全面的博学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我将以下面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一冗长的议论:不同的习俗和境况并不改变原始价值观念的任何非常基本的方面(无论它们能够怎样改变某些后果),而主要影响年轻人,因为他们渴望令人愉快的品质并试图使人快乐。以这种形式取得成功的风度、修饰、魅力都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偶然性;而成年人的价值则几乎到处都是同一种,主要在于正直、人道、才能、知识以及人类心灵的其他较稳重和有用的品质。
帕拉麦德斯回答说,当你奉守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的准则时,你所坚持的东西可能有某种基础。经验和世俗的实践很容易矫正任何一方面的任何重大的过度。但是你怎样看待人为的生活和作风呢?你怎样调和这些人为的生活和作风在不同时代和民族中所赖以为基础的准则呢?
我说,你所说的人为的生活和作风是什么?他回答,我解释一下。你知道,在古代,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非常微弱,当人们在神殿里完成献祭和祈祷的任务之后,他们便以为神祇们就任由他们自己而行动,很少对那些只影响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幸福的德性或恶行感到高兴或气恼。在那些时代,惟独哲学的任务才是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举止;相应地,我们可以观察到,由于哲学是人们能够用以使自己出类拔萃的惟一原则,因而它就获得了对于许多原则的巨大优势,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独特性的准则和行为。在哲学已经失去其新颖性的诱惑力的现在,它没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力,而似乎主要局限于书斋中的思辨,正如古代宗教局限于神殿里的献祭那样。它的地位现在由现代宗教所取代,现代宗教审查我们的整个行为举止,为我们的行动、为我们的话语、甚至为我们的思想和爱好颁定一条普遍的规则,这条规则更加严厉如斯,以至于它是由无限的(尽管遥远的)奖赏和惩罚所卫护的,对它的任何违背都绝不可能隐藏或掩盖起来。
第欧根尼是过度哲学(extravagant philosophy)的最著名的典范。让我们在现代找出一个与他相并行的人。我们把这个人与多明我派或罗耀拉派,或者与任何被封为圣徒的修士或托钵僧相比较,都将不会玷辱任何哲学家之名。让我们比较第欧根尼和帕斯卡尔,这位像第欧根尼自己一样有才干和天赋的人,而且或许也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倘若他允许自己的德性爱好得到发挥和显露的话。
第欧根尼的行为的基础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尽可能独立的存在物,把自己的一切需要和欲望以及快乐全都限制在自身之内和自己心灵之内;帕斯卡尔的目标则是使自己时刻注目自己永恒的依赖感,决不忘记自己无数的欠缺和虚弱。那位古人用恢弘大度、炫耀卖弄、骄傲和对于自己高人一等的观念来支撑自己;这位今人则始终宣称谦卑和卑贱,声称对自己的轻蔑和憎恨,并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努力获得这些假定的德性。那位希腊人的苦行是为了让自己习惯于艰苦,预防那随时降临于他的痛苦;这位法国人的苦行则是为苦行而苦行,以尽可能多地受苦。那位哲学家甚至在公共场合自己放纵于最淫猥的快乐;这位圣徒则甚至在私人场合自己拒绝最纯洁的愉快。前者将热爱朋友、挑剔他们、指责他们、怒斥他们当作自己的义务;后者则努力绝对淡漠自己最亲近的亲人,而热爱和颂扬自己的敌人。第欧根尼的机趣的重要对象是各种迷信,亦即他那个时代所已知的各种宗教。灵魂有死是他的标准原则,甚至对神圣的天意他似乎也怀有不敬的情感。最荒唐的迷信则指导帕斯卡尔的信仰和实践,与来世相比对今生的极端轻蔑是他的行为的主要基础。
这两个人就这样鲜明地对立着,然而他们两人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时代都受到一般的钦敬,都被推崇为模仿的榜样。那么你所谈到的道德的普遍的标准何在呢?我们应当为人类诸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感确立何种规则呢?
我说,一个在空气中获得成功的实验,在真空中将不一定获得成功。当人们脱离日常理性的准则,喜爱这些正如你所称之的人为的生活时,没有人能保证什么将使他们快乐或者不快。他们的构造不同于其余的人类,他们的心灵的自然原则不以同一种规律性[29]起作用,似乎任由他们自己不受各种宗教迷信或哲学热情的幻象的束缚。
【注释】
[1]意即:古尔基不是女子而是男子,阿尔契克是一个同性恋者。——译者注
[2]在同性恋中,年纪较大的示爱者为“情人”,年纪较小的被爱者为“爱人”。——译者注
[3]意即:埃尔考夫将阿尔契克作为爱人,一方面以他满足他自己的情欲,另一方面也对他在哲学上和在德性上加以培养;相应地,阿尔契克将古尔基作为爱人,也应当在满足他自己情欲的同时对古尔基在哲学上和在德性上予以培养。——译者注
[4]明格列尔人,Mingrelians,高加索库塔伊斯地区与格鲁吉亚人有亲缘关系的民族。——译者注
[5]图皮南巴人,Topinamboues,从亚马逊河口到圣保罗州南部的巴西海岸的一个绝种的图皮民族。——译者注
[6]雅典的法律允许男子娶同父异母的姊妹为妻。梭伦的法律禁止鸡奸奴隶,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高贵而不适合于这样低贱的人的行为。
[7]Appian,Bell.Civ.lib.iii.Suetonius in vita Caesaris.[阿庇安:《内战记》,卷III。苏埃托尼乌斯:《诸恺撒生平》。]
[8]忒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公元前524~前460年,雅典执政官。——译者注
[9]Mem.Soc.lib.iii.sub fine.[《回忆苏格拉底》,卷III,参见该书末。]
[10]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庆祝农神节或收获节。见琉善,Epist.Saturn.[《萨图尔努斯颂》。]
[11]Plat.Symb.p.182,ex edit.Ser.[柏拉图:《会饮篇》,第182页,引自Serranir版。]
[12]见《道德原则研究》,第四章。
[13]Plut.de amore prolis,sub fine.[普鲁塔克:《论对子女的爱》,参见该文末。]
[14]Epist.lib.i.epist.7.[《书简》,卷I,第7简。]亦见lib.i.ode 3.[《诗篇》,卷I,第3篇。]
[15]阿那克里翁,Anacreon,约公元前570~?,古希腊诗人,其诗多歌颂美酒和爱情,传世的只有一些片断。——译者注
[16]Ode 28.[《诗篇》,第28篇。]佩特罗尼乌斯(第86章)把这两个因素都作为美而结合起来。
[17]科奈利亚,Cornelia,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古罗马贵妇,大西庇奥之女,森普劳尼乌斯·格拉库斯之妻。在夫死后,她饱经忧患,独自抚育子女成材,作为贤母的典范而受到罗马人称颂。——译者注
[18]Tusc.Quaest.lib.ii.[《图斯库卢姆谈话录》(该书是西塞罗的一部哲学著作),卷II。]
[19]辛布里人,Cimbrians,古日耳曼部落一支,来自罗马作家称为辛布里半岛(即北欧日德兰半岛)的朱特,曾在公元前二世纪后期给罗马人带来恐惧和威胁。——译者注
[20]凯尔特—伊贝利亚人,Celtiberians,古代西班牙中东北地区凯尔特部落和伊贝利亚部落的混合民族,公元前二世纪初臣服于罗马。——译者注
[21]拉贝奥,Labeo,似即大拉贝奥,公元前一世纪人,罗马法理学家,其子小拉贝奥亦是法理学家。——译者注
[22]Orat.33.[《演说集》,第33篇。]
[23]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宗诉讼案。德摩斯替尼七岁丧父,他父亲的两个侄女阿芙布斯和德谟丰以及一个朋友滕比德斯做他的监护人。三个监护人利用他们的地位肆意挥霍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并在他成人之后通过各种口实和手段阻挠他予以继承,致使他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寻求公断。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他最终赢得了胜利,但财产已被挥霍去大半。由于这些诉讼,德摩斯替尼为后世留下了三篇诉讼演说词。——译者注
[24]In Oneterem.[《诉奥纳特》。]
[25]即帕里斯诱拐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以及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埃癸斯托斯私通杀死丈夫阿伽门农。——译者注
[26]Quand on le sait,c’est peu de chose:
Quand on l’ignore,ce n’est rien.
[27]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似乎比今天的英国人更放纵于私通和风流韵事;有身份的妇女为了保住她们自己的情人,努力给那些沉迷于嫖妓和同下等人恋爱的人确定一个骂名。她们把他们称为Ancillarioli[追逐女仆的好色之徒]。见塞涅卡de beneficiis,lib.i.cap.9.[《论恩惠》,卷I,第9章。]亦参见马尔替阿[Martial,公元前104~前43年,讽刺诗人。——译者注]lib.xii.epig.58.[《铭辞诗》,卷XII,第58篇。]
[28]风流韵事在这里是指恋爱和恋情,而不是指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国家中那样所献给女性的相当多的殷勤。
[29]“同一种规律性”在这里不应当是指支配他们这些人的心灵的自然原则的规律性,而应当是指支配其余人类的心灵的自然原则的规律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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