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温和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一、觉醒派谢赫的政治参与

沙特阿拉伯的“觉醒派谢赫”是温和倾向民间宗教政治势力的主要代表。“觉醒派谢赫”对海湾危机以后沙特阿拉伯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觉醒派谢赫”领导的伊斯兰主义者起草和签署《请愿书》和《建议备忘录》，全面论述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改革要求，其宗旨是建立完全独立的具有决定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完全独立、保证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1]“觉醒派谢赫”反对西方和美国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沙特社会和民众的心理，在沙特社会中激发了普遍的仇外情绪，给沙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觉醒派谢赫”的政治呼吁，促进了沙特知识分子和教界人士的政治觉醒。1994年，沙特政府对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陆续逮捕了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派谢赫”的主要人物。

90年代中期以来，激进倾向的伊斯兰反对派严重威胁了王国的政治稳定。以伦敦为基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采用非暴力的手段，却也严重挑战了沙特家族政权的宗教政治合法性。迫于多种反对派的政治压力，沙特政府采用分化和孤立的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最极端的“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者。沙特阿拉伯王国官方宗教政治权威由于90年代以来颁布的一系列费特瓦超出了大多数穆斯林可接受的底线，他们对沙特民众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沙特政府不得不通过吸纳和收买的政策，利用温和倾向的宗教政治反对派来攻击激进倾向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由此来打击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势力。1999年，沙特政府安排一些著名的民间宗教学者在官方宗教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释放“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运动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合法的地位。“觉醒派谢赫”接受政府的安抚政策，逐渐远离国内政治问题并减少在宗教领域的活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转而宣传“温和、节制”的宗教政治主张。沙特政府安排一些具有显著地位的民间宗教学者在宗教机构中担任一些领导职位。“觉醒派谢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沙特政府的安抚政策，觉醒主义运动成为沙特阿拉伯唯一合法的民间伊斯兰主义运动。为了维持他们在民间宗教政治势力中的领导地位，“觉醒派谢赫”试图扮演激进的圣战派和沙特政府的中间人。“觉醒派谢赫”为了维持与沙特政府的良好关系，停止了所有在政治方面与政权对抗的活动，而将社会领域视作他们表达反对意见的主要目标。他们在社会领域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有关妇女和少数派权利的问题。在有关妇女地位的问题上，“觉醒派谢赫”主要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他们通过采用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对待女子教育、女性参与选举和其他事务，来体现他们对沙特政权和官方宗教权威的反抗。“觉醒派谢赫”还采用一种批评的立场对待承认少数派权利的问题，以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觉醒派谢赫”的主张已经倾向于反对沙特阿拉伯的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向保守主义的宗教政治转化。

20世纪末21世纪初，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领域已经涵盖了复杂的成分和结构。两种新的宗教政治倾向正在民间宗教政治领域中兴起和发展，并且每一种倾向都试图挑战“觉醒派谢赫”在民间宗教政治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一个激进倾向的团体代表着一种新的“萨拉菲—圣战”倾向。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鼓吹一种极端严格的伊斯兰教形式，接近最强硬的19世纪瓦哈卜派欧莱玛的观点。在政治问题方面，他们支持欧萨玛·本·拉登和全球的圣战运动，强烈批评“觉醒派谢赫”与西方调解的新主张。后来，他们为2003年在王国发动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激进派提出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辩护理由。另一个团体主要由沙特民间宗教政治领域的著名人士所组成，他们有的曾经是“觉醒派谢赫”的成员，有的曾经属于更激进的组织。这个团体同时表达了批评传统瓦哈卜主义宗教思想和现代觉醒主义政治言论的观点。同时，他们大都号召在一个伊斯兰框架下进行民主改革，因此坚持将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相结合。这种新的宗教政治主张使他们能够与非逊尼派宗教政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建立联盟。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反瓦哈卜主义的政治平台，构成了沙特宗教政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间派”倾向，即“伊斯兰—自由主义”倾向。

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觉醒派谢赫”十分明确地谴责9·11爆炸事件。曾经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持激进态度的“觉醒派谢赫”领导人萨法尔·哈瓦里在2001年末发表一份“对温麦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批评圣战分子的计谋。随后，萨法尔·哈瓦里写了一封给美国布什总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准备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愿望，只要西方“停止对穆斯林世界的攻击”。2002年4月，许多“觉醒派谢赫”与沙特阿拉伯新兴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者”联合签署了一份重要的宣言，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他们反复重申人类生命的神圣，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重他人。宣言强调，美国频繁地干预和控制穆斯林世界，是穆斯林憎恨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宣言号召西方要认识到，“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温和的……我们承诺要与恐怖主义对抗。”^[2]这份宣言明确地以外部世界为目标，试图解释和澄清包括“觉醒的谢赫”在内的沙特社会普遍的温和倾向和立场。这份改革宣言及其签署人受到了激进的“萨拉菲—圣战主义”倾向宗教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发表许多声明并出版一系列书籍，攻击签署该宣言的萨勒曼·阿乌达和萨法尔·哈瓦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里·库代尔发表的“复兴亚伯拉罕的团体:一份对失败主义的叛徒的回答”；纳斯尔·法赫德发表的“谴责知识分子宣言所包含的错误”。圣战主义倾向的网上论坛中很快就出现了大量文章，谴责萨勒曼·阿乌达和萨法尔·哈瓦里的“失败主义”。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今天的伊斯兰教”还被称之为“今天的投降”。^[3]支持宣言的“觉醒派谢赫”萨勒曼·阿乌达和萨法尔·哈瓦里迫于极大压力，不得不签署一份“解释性的声明”，推翻了宣言中的所有观点和原则。这次事件是两个新兴的沙特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圣战派”运动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冲突，他们是在争夺沙特阿拉伯历史上唯一合法的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觉醒派谢赫”的支持。“觉醒派谢赫”的“解释性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萨拉菲—圣战主义者的胜利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者的失败，同时也体现出萨拉菲—圣战主义者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伴随着暴力性反对派活动在沙特阿拉伯的爆发，“觉醒派谢赫”发起了对“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及其负责人的攻击。他们认为是萨阿德·法吉赫及其组织的思想激励了沙特阿拉伯极端主义势力和激进倾向的反政府活动。“觉醒派谢赫”穆赫辛·阿瓦吉领导了对萨阿德·法吉赫个人的攻击，他号召萨阿德·法吉赫忏悔并回归祖国。2003年10月，萨阿德·法吉赫成功地在利雅得号召了一次要求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的游行示威，并在2004年12月，从伦敦号召了几次在沙特城市中的游行示威。“觉醒派谢赫”发表声明反对萨阿德·法吉赫的行动，指责这些游行示威是“以国外为基地的想要破坏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行为。“觉醒派谢赫”还采用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势力的观点，指责这些游行示威是不合法的政治行动。2005年1月，有41名谢赫签署了一份声明，指责“引起伊斯兰内战的行动”。^[4]

“觉醒派谢赫”的重要人物接受沙特政府的邀请，参与了2003年开始举行的多次国民对话会议。“觉醒派谢赫”的首领萨勒曼·阿乌达受邀参加国民对话会议。政府试图利用萨勒曼·阿乌达在沙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中的巨大声望，来压制宗教政治反对派对沙特政权的攻击。2003年，一群什叶派活动家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更多的宗教自由、平等和合作。“觉醒派谢赫”主要人物萨法尔·哈瓦里指责什叶派的要求，并且严厉地警告沙特政府:什叶派的要求是受到了错误的引导，也可能是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来破坏沙特国家的统一，并且最终将导致沙特国家的分裂。^[5]2003年5月12日，利雅得侨民住宅区发生爆炸。随后，“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领导47名沙特宗教机构职员、教授和教界人士签署了一份声明，澄清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还号召增进对话，反对利用炸弹来攻击穆斯林和造成穆斯林之间的分裂。^[6]

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了一份新的请愿书，标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伊斯兰—自由主义者试图获得“觉醒派谢赫”的支持，他们在请愿书中明确宣布:“号召所有阶层和群体的人民，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7]许多著名的“觉醒派谢赫”在请愿书上签名，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些著名的“觉醒派谢赫”包括穆辛·阿瓦吉，他以前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成员，曾经是萨法尔·哈瓦里的得力助手。另外还有穆罕默德·胡代夫、哈立德·欧贾米、沙特·富奈萨恩等“觉醒派谢赫”，他们大都在1992年签署了《建议备忘录》，许多人还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成员。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上也公布了这份请愿书。这是伊斯兰—自由主义者争取“觉醒派谢赫”支持的一次重大胜利。伊斯兰—自由主义者能够与“觉醒派谢赫”形成联合，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对手“萨拉菲—圣战主义”谢赫的缺席。2003年5月的利雅得爆炸事件之后，沙特政府指控“萨拉菲—圣战主义”倾向的主要人士阿里·库代尔、阿哈马德·哈立德和纳斯尔·法赫德参与了暴力事件，并于2003年6月将他们逮捕。“觉醒派谢赫”调和激进派与沙特政府的努力未能成功。“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提议，应该召开公正的司法听证会来调解政府和激进的圣战派之间的矛盾。然而，沙特阿拉伯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部，沙特民众难以信任法庭的判决。一些沙特阿拉伯的律师和宗教学者公开宣称司法部“不是独立的，因此它难以适应沙特社会的需要。”^[8]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接受了“觉醒派谢赫”的提议。

2001年9月11日以来，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势力已经获得沙特政府的允许，在沙特官方媒体资源中参与讨论，这种讨论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沙特的“觉醒主义”宗教政治倾向开始向沙特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沙特政府对媒体限制的放松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沙特阿拉伯已经实行了言论自由。实际上，在各种媒体论坛上的讨论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民间宗教政治势力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也可以指出各部高级官员实施政府政策的错误，但是不能直接批评沙特家族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沙特阿拉伯的记者因为恐惧失去工作或者被捕，常常利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批评性看法。2004年以后，沙特政权加大对“萨拉菲—圣战主义”反对派和“伊斯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打击和镇压力度，有组织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转入低潮。然而，沙特社会中的许多人已经决定不再沉默。他们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只能利用不具名的互联网论坛，发泄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政治不满、社会地位边缘化和经济损失。沙特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沙特政府未能满足公众所要求的政治参与、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改革。另一个沙特民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和伊斯兰复兴党在阿拉伯半岛的无线电台。沙特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阻止这些无线电台的运作，但未能完全成功，这些无线电台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信息并在互联网上播放。

2005年2月，沙特阿拉伯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地方选举，其中50%的议席由选举产生。结果，以觉醒派运动为中坚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9]觉醒派运动成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获准在公共媒体领域公开活动。并建立了一些卫星电视、电子通讯、网络讨论版块和其他的通讯渠道。萨勒曼·阿乌达在电视节目和一个支持四种语言的网站上发表观点，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受尊敬的宗教发言人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沙特政府的发言人。2007年，觉醒派运动获得沙特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在沙特政府的支持下，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派运动领袖人物与官方欧莱玛竞争，打破官方欧莱玛的宗教解释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位居沙特阿拉伯宗教等级制度的显赫位置。

觉醒派运动对妇女地位、女子教育、女性参与选举等持保守立场，对承认少数派权利持批评的态度。2008年5月，萨法尔·哈瓦里支持官方宗教权威颁布的费特瓦，禁止以任何方式支持真主党组织，并且断言真主党组织不是“安拉的党”，而是“撒旦的党”。^[10]萨法尔·哈瓦里强调，对瓦哈卜主义者而言，什叶派是背教者。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以宣传“宽容和温和”为主旨，然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及其分支在该网站上未能得到宽容，仍然被视作异教和误入歧途的教派。

经过十多年的对抗和调和，“觉醒派谢赫”与沙特政府达成了一种暂时性的妥协。为了提醒官方瓦哈卜派宗教权威，“觉醒派谢赫”指责沙特社会的无知、部落制度、腐败、地方主义、机会主义和其他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变迁代表着沙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主流派别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探索历程。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维持沙特阿拉伯现今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可能取得的政治成果相对有限。

二、“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兴起了由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共同参加的，致力于在伊斯兰框架下通过修改官方瓦哈卜派教义，进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政治运动，是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弥合长久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内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和自由主义改革派之间的诸多分歧，超越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界限，表达教俗各界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民众政治发展的崭新趋势。(www.daowen.com)

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作为沙特阿拉伯民众运动的两大流派，缘起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环境，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构成活跃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所谓的自由主义运动，特指受西方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者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掀起的思潮和运动。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来自包括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崇尚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原则，强调建立选举制度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主张完善法治和保障民众的公民权利，倡导加速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运动反对传统社会的主流政治架构，着力否定沙特家族的世袭制度和权力垄断，同时挑战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官方特权地位，要求实现国内的政治变革，提倡共和制或者以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相比之下，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张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否定现存的政治制度，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来源广泛，分别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存在明显的教派差异。沙特阿拉伯的绝大多数人口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作为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宗教少数派，长期处于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面临沙特政府的压制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诸多什叶派领袖长期流亡国外。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表现为温和与激进的不同政治倾向。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温和派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政治请愿等非暴力的方式推动沙特阿拉伯国内的政治变革。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以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否定沙特家族的统治，甚至主张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沙特家族政权。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尽管同为沙特阿拉伯民众运动的主要派别，然而相互之间分歧甚多。8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现代性和伊斯兰教展开激烈的争论。伊斯兰主义者猛烈攻击自由主义者亵渎沙特社会的信仰理念和基本价值观，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抵制自由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文化和社会运动。^[11]海湾战争期间，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表达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愿望和要求。1990年11月，自由主义者在利雅得举行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伊斯兰主义者则将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视作对伊斯兰习俗和伊斯兰法律的挑战，要求政府惩处参与驾车示威的妇女。^[12]同年12月，自由主义者在向国王法赫德递交的请愿书中，质疑瓦哈卜派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引起沙特阿拉伯国内教界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普遍不满。^[13]

官方的统治政策与民众的反抗模式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海湾战争之前，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普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试图通过与沙特家族的广泛合作实现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而沙特家族亦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试图寻求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海湾战争无疑是沙特阿拉伯政治变革进程的重要分水岭，沙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引发沙特民众的普遍不满，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巨额的军费支出，亦加剧了沙特阿拉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针对国内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沙特政府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发起的民众政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伊斯兰主义政治请愿运动，并监禁包括“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和纳赛尔·欧玛尔在内的诸多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反对派领袖。沙特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民众政治运动的激进化倾向，暴力恐怖活动呈上升趋势。1995年11月和1996年6月，利雅得和胡拜尔地区相继发生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激进倾向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威胁着沙特王国的政治稳定，以伦敦为基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又挑战了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地位。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沙特政府于90年代末开始调整统治政策，试图通过吸纳和收买的政策，利用持温和立场的宗教学者的影响力来引导国内民众的思想和情绪，进而打击持激进立场的极端宗教势力。民间宗教政治的主流派别“觉醒派谢赫”接受政府的安抚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思想在沙特社会广泛传播。面对激进派伊斯兰主义的挑战，沙特国内的诸多政治群体普遍希望维持王国的稳定和发展，试图通过温和的改革运动来避免沙特社会陷入动荡的局面。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改革，成为沙特国内诸多政治反对派的共同目标。90年代末期，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愿望，沙特阿拉伯的诸多政治反对派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开始走上寻求合作的道路。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放弃排斥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直至与自由主义者以及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结为政治盟友，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伊斯兰—自由主义”的崭新思潮。

世纪之交出现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根源于沙特阿拉伯石油繁荣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推行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政策，民间资本和私营经济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民间资本的壮大和私营经济的成长，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崛起。沙特阿拉伯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在沙特政府任职的中高级官员、商人、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分布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和其他专业技术部门的各类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产阶级大都与新兴的现代经济活动相联系，是沙特阿拉伯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成员往往凭借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家族背景和血缘身世，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升迁的机遇，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沙特阿拉伯的中产阶级普遍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由此导致其对沙特家族政权的强烈不满。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同愿望，促使新兴中产阶级逐渐超越教俗的差异和教派的界限，旨在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即“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沙特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兼容宗教与世俗之不同色彩和吸纳不同教派成员的新兴政治运动即所谓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随之始露端倪。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根据其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所谓的“批评派”，通常回避国内政治问题，致力于抨击国内的社会现状和宗教现状。该派成员深受早期瓦哈卜派和新萨拉菲主义以及叙利亚学者纳赛尔·迪恩·阿拉巴尼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哈桑·马立克和曼苏尔·努凯达恩。^[14]哈桑·马立克指责官方瓦哈卜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所在，阐释回归经训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呼吁完善公民社会和舒拉体制。^[15]曼苏尔·努凯达恩强调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解读经训是实现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质疑官方操纵的劝善戒恶委员会所具有的职能和合理性。^[16]所谓的“政治派”，主要关注沙特国内的政治问题，通过起草政治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表达“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该派成员深受萨赫瓦主义的影响，强调早期瓦哈卜派理论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有机结合，抨击官方瓦哈卜派学说的僵化思想和保守立场，倡导通过论争的形式实现瓦哈卜主义的宗教改革。该派代表人物是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阿卜杜拉·哈米德。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曾经参与过《建议备忘录》签署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在90年代早期曾被监禁。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在国民对话会议上提交研究报告“哪里出了错？”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教育强烈地宣扬瓦哈卜主义及其宗教解释，未能适应现代的要求。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指责司法部“不接触现代的环境，法官不懂法律并且是腐败的。更严重的是，法官的裁定常常违反沙里亚”。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致力于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强调包括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在内的诸多现代政治理念与伊斯兰教具有一致性和非矛盾性，反对简单排斥和否定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保守倾向，呼吁穆斯林改革家应当借鉴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合理要素制定法律和建立政府。^[17]阿卜杜拉·哈米德从反思宗教入手，强调对经训进行创新性解读，从中找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化、人权、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等特殊问题的办法。阿卜杜拉·哈米德指责沙特阿拉伯的官方瓦哈卜主义已经成为日趋保守的意识形态，提出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需要回归经训的传统，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民主政体。^[18]所谓的“自由派”，深受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强调在伊斯兰的框架下实现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和保障公民权利，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强调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经训中找到答案，并呼吁保障经训赋予妇女的权利。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原则，两者应当缔造和平、联合一致、达成协定，恢复和发展团结信任的友好关系。^[19]所谓的“什叶派”，倡导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建立公民社会，同时强调捍卫伊斯兰教。该派坚称沙特什叶派具有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并将沙特民族主义与其政治言论相结合，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马赫福兹和扎吉·米拉德。^[20]穆罕默德·马赫福兹提出:“我们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民，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家框架之下，我们要求解决什叶派的问题”；“只有遵循伊斯兰教义，我们才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展和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将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21]扎吉·米拉德呼吁沙特政府给予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同等的公民地位，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推动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进程。

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最初的形式包括举办沙龙和互联网论坛，以及在报刊文章中发表政见，现代媒体提供了“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1998年和1999年，《祖国报》和《开放周刊》在沙特阿拉伯相继获准发行，开辟专栏，刊载不同政见的文章。“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在互联网论坛中积极讨论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和言论。2000年，“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名为“穆恩塔达·瓦萨提亚”（意为“中间地带”）的互联网论坛，宣传温和的政治改革思想。2002年初创办的名为“图瓦”（意为“渴求”）的互联网论坛，标榜“尊重拥有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家的地域”，登录的网友涵盖了从世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群体。^[22]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社会空间。自由主义活动家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经常在《开放周刊》上发表言论，并创办著名的“星期二沙龙”，汇集政治、经济、媒体和文学领域的精英数十人。^[23]什叶派政治家扎吉·米拉德在利雅得组织每周一次的沙龙，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受邀出席。

2001年的“9·11”事件对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生活影响甚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付诸政治实践的催化剂。^[24]“9·11”事件以后，“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聚合沙特阿拉伯中产阶级的诸多流派，公开发表政治宣言，向沙特政府递交请愿书，进而演变为具有“统一”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2002年4月，“觉醒派谢赫”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共同发表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政治宣言，由来自沙特阿拉伯诸多社会群体的150人共同签名。该宣言在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展开对话，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重他人的信仰。宣言号召西方要认识到:“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温和的……我们承诺要与恐怖主义对抗。”^[25]然而，迫于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巨大压力，“觉醒派谢赫”的首领不得不签署一份“解释性的声明”，停止了对“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2003年1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标题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的前景”。该请愿书明确地宣誓效忠沙特王室，同时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重大改革，要求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实现国家收入的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所有形式的地区歧视和宗教歧视、改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该请愿书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权力分割，完善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会议，要求给全体国民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立即释放或者公正审判所有政治犯，恢复所有被解职的知识分子职务，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该请愿书强烈呼吁召开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代表都能出席的全国对话会议。该请愿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标志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超越信仰和教派的差别，在寻求政治改革方面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迫使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26]2003年6月，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沙特境内诸多教派组织的代表出席。^[27]全国对话会议经过讨论，颁布题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政治文件。该文件承认沙特民族中伊斯兰教派的多样性，承认实施改革、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合理分配公共财富的必要性，同时对官方瓦哈卜主义的司法原则提出批评。同年10月，沙特政府颁布“决定举行地方协商会议选举的公告”，宣布将于2004年举行部分地方协商会议的选举。“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最初对沙特政府的改革措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不久之后就开始批评政府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再次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新的请愿书提出要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号召“所有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28]该请愿书将2003年5月以来王国经历的暴力恐怖事件归咎于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沙特国内政治参与缺乏的状况。然而，由于该请愿书中的某些思想和语言具有更强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色彩，“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中的“自由派”和“什叶派”拒绝在该请愿书上签字。该请愿书的思想及其支持者的伊斯兰化实际上导致“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1月，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沙特政府建立号称独立于政府的国家人权组织，但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均由官方任命产生。“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随即宣布另建民间色彩的独立的人权组织，这被沙特政府视为过分的挑衅行为。随后，沙特政府以“要求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的罪名，逮捕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告一段落。^[29]

石油经济的发展，促使中产阶级开始登上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舞台，成为区别于传统教俗贵族的新兴社会力量。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在自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却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代表着沙特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之政治诉求，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反瓦哈卜主义的政治平台，阐述了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政治原则，制定了新世纪沙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行动纲领。中产阶级之较高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赋予其思想意识的宽容性和开放性。他们在沙特社会中享有的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采用温和的改革主义和非暴力的政治请愿作为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每一次王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其他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都会指责暴力并再次表达他们对沙特政权的忠诚。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确存在腐败问题，但是沙特王族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能为了社会上任何人的利益而使国家陷入不稳定的状态。”^[30]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纲领包含着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内容，对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同步性，强调在重新诠释经训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的进程，提供了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改革手段。“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在强调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框架下，倡导尊重人权、保障妇女地位和公民言论自由，包含着将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有机结合的改革思想。“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政治论述的新颖性和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两大突出特征，强调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包含伊斯兰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三重倾向，形成不同教派的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反对派与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政治联盟。“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沙特阿拉伯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初步实现了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凝聚，顺应了新世纪沙特阿拉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期间，迫于民间政治反对派要求改革的压力，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制定政治和宗教改革的宣言，承诺选举产生地方协商会议，建立国家人权协会。尽管官方承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许多改革举措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国家人权协会的成员亦由政府任命，然而沙特家族毕竟表现出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姿态。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冰山，开始出现融化的迹象。

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可谓沙特阿拉伯一元倾向政治运动的首次尝试，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伊斯兰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由来已久的差异和分歧，诸多矛盾错综交织。由于缺乏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反对派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势力的逐步壮大以及“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伊斯兰化倾向，导致该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经历由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扬镳的过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尽管超越中产阶级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界限，却长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发展阶段，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中产阶级与沙特家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