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一、觉醒派谢赫的政治诉求
沙特家族对官方欧莱玛的控制促进了教权与俗权的统一与合作，其结果是欧莱玛在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官方欧莱玛沦为沙特王族获取宗教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宗教机构广泛并入中央政府以及教职人员对沙特王权的普遍依附，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王国官方宗教政治的日臻成熟。瓦哈卜派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及欧莱玛的官僚化发展，成为沙特阿拉伯瓦哈卜派教界分裂和论争的主要原因。在官方宗教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宗教集团的势力范围日渐缩小，欧莱玛的影响全面降低。当瓦哈卜派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国家控制的官方意识形态，教界成员失去其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宗教权力时，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势力发生裂变。官方欧莱玛对沙特家族妥协和顺从的最终结果是年轻一代的宗教学者对欧莱玛宗教权力丧失的日渐不满。
伴随着沙特阿拉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民众经济政治力量开始壮大，沙特社会开始出现不同于官方宗教政治思想和意志的声音。沙特阿拉伯的教育事业大力发展之后，每年都有大批学生从王国的几所宗教大学毕业，其中一部分毕业生跻身王国宗教学者的行列，他们与传统的欧莱玛在职业生涯方面大不相同。传统的欧莱玛主要在国家的宗教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作为沙特国家的公务员参与王国的行政管理。年轻一代的宗教学者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他们大部分都选择在王国的教育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个宗教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环境和学问见识与老一辈的欧莱玛有很大差异，加之他们长期处于无权的政治状态，他们不可避免地与欧莱玛当权派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冲突。石油繁荣时代以来，大批相对年轻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宗教学者逐渐成为独立于官方宗教政治权威的政治力量，对沙特阿拉伯宗教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宗教思想和政治倾向逐渐与沙特家族控制的官方宗教势力分道扬镳。一个由相对年轻的宗教学者和伊斯兰大学教授组成的，不盲目顺从官方宗教政策的宗教群体在欧莱玛阶层中逐渐兴起，这标志着王国传统的教俗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这一群体不像某些“新激进主义”群体那样激进，并且基本承认沙特家族的领导地位，但他们对官方欧莱玛长老机械地为沙特政府政策提供宗教政治合法性的做法感到不满，对沙特家族成员伪善和腐败的个人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们质疑沙特家族的统治权力、行政能力、经济政策和与西方的关系[45]，并对激进分子攻击沙特政权采取缄默态度。他们要求调整官方欧莱玛和沙特政权的关系，目的是使欧莱玛在实际上控制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公开发表言论、挑战沙特官方宗教政治的宗教学者。这些宗教学者在沙特的大学和清真寺中发表演讲，表现出一种公然挑战官方宗教权威，反对美国和批评沙特政府的立场。这些宗教学者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为“觉醒派谢赫”。“觉醒派谢赫”的代表人物是阿瓦德·卡勒尼、赛义德·嘎米迪、阿伊德·卡勒尼、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和纳斯尔·欧马尔，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例如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或者阿卜杜拉·哈米德。
“觉醒派”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传统的瓦哈卜派思想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混合物。20世纪60年代，许多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沙特阿拉伯避难，他们对沙特阿拉伯宗教和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王国教育体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埃及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为制作沙特学校的课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有的还担任沙特阿拉伯的教师和大学教授，其中最著名的是70年代早期来自埃及的穆罕默德·库特卜。在他们的影响下，沙特阿拉伯的大学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大熔炉。沙特阿拉伯的“觉醒派”伊斯兰主义就是70年代在大学中逐渐产生的。1979年麦加清真寺事件之后，沙特政府决定加强官方瓦哈卜派宗教政治权力，新兴的“觉醒派”伊斯兰主义势力大都被吸纳到官方宗教当权派之中，并且从这种新的政府政策中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沙特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沙特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大批失业，王国主要城市和部分农村的普通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这种现象在纳季德和阿西尔地区尤为突出。而沙特家族却滥用瓦哈卜派宗教政治原则，不断利用其统治权力谋财致富。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均促进了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传统的官方欧莱玛权威和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曾经得到沙特政权支持并在沙特阿拉伯避难的苏丹、约旦、埃及和阿富汗等穆斯林国家的激进主义运动在沙特国内，特别是伊斯兰大学中发展起一定的势力，它们为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模范，并给王国的激进分子以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一时期民间宗教政治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神学家，包括法官、大学教授、学者和学生。[46]他们主要利用大学和清真寺的讲台来传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并且绕过王国的官方宗教组织，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宗教政治团体。现代伊斯兰主义神学家置疑沙特家族的行为和政策，以及沙特政权的宗教政治合法性。80年代晚期，广大宗教学者、教师、学生、商人、行政人员、阿美石油公司雇工，还有部落民都参与到这场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中。[47]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新伊赫万运动、伊斯兰革命党等民间宗教政治组织在沙特阿拉伯陆续建立。这些组织都要求回归伊斯兰教并且排斥沙特家族的统治，尽管它们大都秘密活动，但他们对沙特政府的反对越来越接近于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公开抗议。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引起了沙特家族的恐慌，1988年末，沙特政权进行了一次广泛搜捕反对派组织成员的行动，甚至连对政府官员的口头攻击，或是“散布谣传”都被定为受到监禁的罪行。[48]
80年代末期，“觉醒派谢赫”成为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立足沙特阿拉伯社会和文化问题，试图发展出一种关于现代性的伊斯兰论述。他们还采用现代技术和传播手段，突破传统的清真寺讲道和学校课堂，开始录制和分发录有他们布道的磁带。于是，伊斯兰磁带成为觉醒派伊斯兰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手段。
“觉醒派谢赫”领导的沙特阿拉伯知识界的文化争论，构成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文化觉醒的重要阶段。80年代上半期，一些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提倡现代化的文化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卜杜拉·嘎达米、阿比德·哈兹达、阿里·杜麦尼和拉贾·阿里姆。[49]这一运动早期的主要目标是批评伊斯兰文学传统的僵化和顽固，号召更新伊斯兰文学传统。不久后，这种批评就不再局限于文学问题，而逐渐开始涉及宗教和社会问题。从1987年开始，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就围绕现代性和伊斯兰教展开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是谢赫阿瓦德·卡勒尼的著作《伊斯兰教范围内的现代性》和学者赛义德·嘎米迪的两份磁带演讲。赛义德·嘎米迪从一项关于“现代派”文学运动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这场“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实质并不是现代化的拥护者，而是试图以现代化的名义发起对伊斯兰教的战争，是一些作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提出的世俗化方案。[50]具有同样观点的是萨法尔·哈瓦里，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世俗主义”，他在论文中提出，世俗主义是一种西方试图从伊斯兰社会内部破坏伊斯兰社会的手段。萨法尔·哈瓦里的著作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学界中都具有很大的名气。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利用他们控制的所有方式，包括清真寺的布道、宗教性会议、书籍和磁带来反对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力量，谴责现代主义者破坏了沙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伊斯兰基础，领导了一次对现代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还谴责沙特政府允许这些“世俗的”理论控制国家主要的出版物和媒体。通过控制媒体，自由主义者就能引导新一代沙特人的思想和传播西方的思想。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的思想都是反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主义者还认为，盛行于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通过这些沙特世俗作家的作品进入沙特社会。伊斯兰主义者提出，通过那些西方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替代宗教的思想，世俗的作家试图破坏《古兰经》的信仰和权威。伊斯兰主义者将自由主义者描绘成现代性的代理人，现代性本身则被视作破坏传统和宗教价值观的等价物。[51]数百万的伊斯兰磁带在王国所有主要的城镇中广泛分发，许多伊斯兰主义的支持者还捐赠金钱用以资助免费磁带的分发。这场文化争论逐渐发展成为一次全国性的抵抗世俗化倾向的运动，伊斯兰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张成为沙特国内长期讨论的热门话题。后来，沙特当局开始阻止赛义德·嘎米迪在大学中分发伊斯兰磁带的行为，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逐渐减弱。这场运动显示出沙特社会伊斯兰信仰和价值观的深厚基础。
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沙特政权和世俗倾向政治势力的恐慌。1989年，阿西尔省长哈立德·费萨尔亲王策划了一起陷害谢赫阿伊德·卡拉尼的阴谋。谢赫阿伊德·卡拉尼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和宗教人士，他的著作曾经得到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哈立德·费萨尔亲王劝诱一名年轻的男孩控告阿伊德·卡拉尼性犯罪。阿伊德·卡拉尼被监禁之后，法庭证实阿伊德·卡拉尼是无辜的。于是，数千人聚集到阿西尔地区谢赫阿伊德·卡拉尼的住地表达他们对谢赫的支持，并且强烈抗议这次失败的阴谋。谢赫阿伊德·卡拉尼获释以后立即去往利雅得、吉达、嘎西姆和其他地区，向不远千里赶来聆听和支持他的群众发表演讲。谢赫阿伊德·卡拉尼在利雅得的国王哈立德清真寺中发表演讲时，听众人数达到20000。[52]这个事件显示了沙特公众对伊斯兰学者和觉醒派伊斯兰领袖的强烈同情和支持。沙特民众对伊斯兰主义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成为海湾战争时期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与官方宗教政治权威和沙特政府对抗的必要条件。
“觉醒派谢赫”都是沙特阿拉伯宗教领域的知识分子，拥有将伊斯兰学说与评判当今事务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相结合的能力。海湾战争以前，“觉醒派谢赫”虽然领导了影响力巨大的文化运动，但他们并不公开地表达政治意见。虽然他们与老一辈的官方欧莱玛具有不同的宗教政治观点，但是他们与官方宗教政治势力维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有利于“觉醒派谢赫”宗教政治势力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免遭政权的干预和迫害。“觉醒派谢赫”主要以沙特阿拉伯的大学和清真寺为发展基地，逐渐在沙特社会中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萨法尔·哈瓦里还被任命为麦加乌姆·库拉伊斯兰大学神学院的院长，由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家族的政策和王国军事力量的虚弱对沙特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沙特政府为了保卫王国的东方省，决定邀请美国军队进入沙特阿拉伯。考虑到沙特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绪和瓦哈卜派教义憎恶外国人的态度，沙特政府要求由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领导的欧莱玛长老委员会颁布费特瓦来支持政府的决定。迫于沙特政府的压力，欧莱玛长老委员会颁布了一份费特瓦，允许非穆斯林的军队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的行动中进入沙特阿拉伯。[53]这份费特瓦引起了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愤慨。沙特政府和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的决定破坏了统治家族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并且导致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和以“觉醒派谢赫”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政治势力的正式决裂。两位“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领导了一次“伊斯兰反抗”运动[54]。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毫不畏惧地明确地指出沙特阿拉伯社会和政治的错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沙特家族偏离了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原则，斥责王室曲解了伊斯兰教，攻击政府的内外政策，包括石油价格、银行和财政法律、新闻管制政策、政府从国外的借款、海湾危机中和之后王国政府与美国的合作，以及沙特政府参与与以色列的和谈。他们还公开批评官方欧莱玛对沙特家族的妥协，斥责他们机械地给沙特家族的任何行为提供宗教政治合法性保障，并从沙特家族的慷慨赏赐中获益。“觉醒派谢赫”批评外国军队在沙特阿拉伯的出现，同时鼓吹欧莱玛应该在沙特阿拉伯的公共生活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觉醒派谢赫”将世俗主义者视作对沙特社会的威胁，他们力劝政府和公众将世俗主义者从所有的沙特媒体中清除出去。[55]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政府对言论控制和检查制度的放松，使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空间。以“觉醒派谢赫”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挑战了沙特家族的政治合法性和官方宗教权威的宗教垄断权。广泛散发的录音带和小册子成为“觉醒派谢赫”的重要活动手段。伊斯兰录音带录着“觉醒派谢赫”的布道，在王国的主要城镇，特别是纳季德地区自由地传播。阐述“觉醒派谢赫”思想和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小册子在王国各地广泛流行。数千名质疑沙特家族行为的年轻人成为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的追随者，“觉醒派谢赫”的声望在海湾危机时期达到顶峰。当“美国军队登上两座圣城所在的土地”之后，沙特民众的安全感受到威胁，沙特社会弥漫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气氛。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的言论为惊恐和迷惑的沙特公众提供了引导和分析，其影响力在王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首先公开活动的伊斯兰反对派人士是萨法尔·哈瓦里。他是麦加乌姆·库拉伊斯兰大学的教授，80年代因其关于伊斯兰神学的演讲以及致力于保护伊斯兰神学不受外国意识形态影响的行动而著名。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夕，萨法尔·哈瓦里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失势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取而代之的演讲。萨法尔·哈瓦里的代表作是《基辛格的允诺》，这是一本分析西方图谋占有海湾国家石油资源的书籍。在书的最后，萨法尔·哈瓦里向沙特同胞呼吁:“十字军（即西方和基督徒）对阿拉伯半岛的入侵已经暗中破坏了每一个穆斯林的荣誉。”[56]
1990年9月初，萨法尔·哈瓦里发表了两次重要的演讲，引用《古兰经》、“圣训”、沙特欧莱玛的观点、历史的证据和官方文件，以及一些美国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计划。[57]1991年，萨法尔·哈瓦里出版了著作《海湾危机背后的现实》，书中明显表现出他对美国和西方的不信任。海湾战争时期，数百万份录制了萨法尔·哈瓦里言论的磁带在王国中和海外分发。萨法尔·哈瓦里的中心思想是捍卫伊斯兰教不受欧美世俗主义和基督教的冲击，保护沙特国家和沙特文化。萨法尔·哈瓦里严厉批评沙特政府最初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新闻封锁和邀请非穆斯林的军队来保卫沙特国家，并且警告说沙特阿拉伯对西方的军事依赖将随之带来经济和文化的依赖。萨法尔·哈瓦里还批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经济依赖，批评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与此相关的就是反复强调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的重要原则。萨法尔·哈瓦里提出，穆斯林不应该与异教徒联合反对其他的穆斯林。据萨法尔·哈瓦里说，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的穆斯林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被迫接受以色列和美国对整个地区的霸权”[58]，美国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为借口来控制波斯湾的石油资源。萨法尔·哈瓦里认为，海湾战争“并不是世界与伊拉克的对抗，而是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对抗。如果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那美国也占领了沙特阿拉伯”[59]。萨法尔·哈瓦里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对沙特政府，而是反对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以西方为首，接着是美国、美国的宗教右派势力、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最后是沙特政府。[60]许多萨法尔·哈瓦里磁带布道的核心思想都是沙特阿拉伯的广播和电视应当传播伊斯兰教，他认为对伊斯兰教的最主要威胁，是西方和美国基督教激进分子及其文化价值观。萨法尔·哈瓦里还抨击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采用受西方影响的宪法和法律体系。萨法尔·哈瓦里的主要目标并非攻击沙特政府，而是警告沙特王族与西方合作的危险。他认为是外部因素，例如西方的统治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直接导致了沙特国内的问题，要阻止腐败的外部影响，就必须坚持一种经过明确界定的伊斯兰文化。
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类似，萨法尔·哈瓦里将这个世界视作一种文明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萨法尔·哈瓦里在他的录音带、布道和著作中表露了对西方统治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恐惧。萨法尔·哈瓦里并不质疑沙特国家的政治或宗教权力，他认为最初的沙特国家是所有穆斯林应该效仿的典范，而不像其他反对派领导要求回到先知时期的麦地那国家。萨法尔·哈瓦里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沙特国家主义或者沙特民族主义的色彩，沙特民族主义在萨法尔·哈瓦里的言论中披上了伊斯兰的外衣。萨法尔·哈瓦里没有将穆斯林国家的统一或者复兴哈里发国家作为他的目标，他只是赞赏穆斯林国家在一些共同方面做出一定的政策协调和协议。因此，以萨法尔·哈瓦里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并非要求复兴超越民族国家的传统伊斯兰“温麦”，因此并非一种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
萨勒曼·阿乌达是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宗教基本原则专业的教师。他在萨法尔·哈瓦里之后发表了演讲，并且也录制了磁带广泛分发。萨勒曼·阿乌达演讲的题目是“国家的衰落”，他分析了历史上沙特国家的衰败，提出现在沙特国家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信赖超过了对安拉的信赖，这将导致沙特国家的失败，而美国人则将从沙特国家的失败中获利。[61]萨勒曼·阿乌达写作了大约10部著作，录制了超过500份磁带，[62]还参与起草和签署要求改革的请愿书。他的主要布道包括“国家为什么会分裂？”、“看法的自由”、“伊斯兰磁带:一种评价”、“我们是和平与统一的拥护者”、“海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改宗”、“伊斯兰教的岛屿”、“伊斯兰教的岛屿和神的意愿”等。
萨勒曼·阿乌达的思想和主张具有浓厚的回归伊斯兰原旨教义的色彩。在1991年的布道“我们是和平与统一的拥护者”中，萨勒曼·阿乌达主张:“为了维持沙特国家的统一，必须回归到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改革沙特社会……只有在沙里亚之下，并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唯一的参考，沙特国家才能统一。”[63]在另一份布道中，萨勒曼·阿乌达警告说，沙特阿拉伯已经具备政治暴力事件发生的成熟时机，他敦促沙特政府加快改革的进程，强调沙特阿拉伯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对话，并且认为对话是沙特国家摆脱国内外困境的唯一办法。萨勒曼·阿乌达不仅敦促国家进行改革，而且要求回归到现代沙特国家建立的基础，即国家和宗教力量之间最初的契约和联盟。萨勒曼·阿乌达认为，先知利用舒拉作为统治的基础，建立了最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其次是最初四任哈里发统治的伊斯兰国家。萨勒曼·阿乌达批评沙特经济陷入了腐败、贿赂和奢侈的花费，并且发起对某些家族在商业方面垄断权的严厉攻击。萨勒曼·阿乌达要求国家招聘更多的宗教人士进入政府，同时削减世俗技术官僚的人数。萨勒曼·阿乌达抨击沙特社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世俗力量是“伪君子”，他要求沙特国家依靠像他一样的宗教人士作为建议者，而不要依靠受过美国教育的技术官僚。萨勒曼·阿乌达在名为“伊斯兰磁带:一种评价”的布道中攻击沙特阿拉伯最著名的世俗派人士加兹·库赛比的教俗分离的政治主张。萨勒曼·阿乌达强调，伊斯兰教和政治通常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现代主义者想要宗教学者只集中关注宗教事务，他们就是放弃了数个世纪的伊斯兰传统。[64]
萨勒曼·阿乌达还积极主张欧莱玛具有自由、独立从事布道的权力。他在一份名为“制造死亡”的演讲录音中，批评沙特政府引入了非伊斯兰的方式阻止宗教学者从事布道。萨勒曼·阿乌达要求获得自由布道的权力，并坚持声称他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让受过教育的人停止思想，这是不可接受的！利用自己的智力促进社会和公众的发展，这是人类的权力。”萨勒曼·阿乌达还责备沙特政府试图将年轻欧莱玛的思想边缘化，他说:“我们的宗教并不意味着只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清真寺的角落。它是要教育我们怎样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支配我们的财富”。[65]
萨勒曼·阿乌达还论述了有关“穆斯林人权”的观点，他认为:“现今的人权组织都被西方控制，人权成为强大的国家攻击弱小国家的一个工具。穆斯林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来研究和保护伊斯兰教中的人权，欧莱玛应该在这一进程中担任领导。统治者必须保护公民有生存、旅行、学习和工作的权利。”[66]
萨勒曼·阿乌达的布道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在名为“伊斯兰教的岛屿和神的意愿”的布道中，要求沙特政府驱逐“抵抗派”，这指的是东方省的什叶派。这种反对什叶派的布道，强调沙特阿拉伯独一无二的特性，他说:“安拉选择阿拉伯半岛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并非偶然，这种明智的选择是基于阿拉伯半岛人民的品质。安拉通过给予阿拉伯半岛丰富的石油，保证了阿拉伯半岛人民的未来。沙特国家要确保瓦哈卜派运动的持续和纯洁的伊斯兰教形式。‘安拉唯一’的教义是沙特社会的主要支柱。”[67]
萨勒曼·阿乌达还表达了反对暴力的倾向。他提醒听众要区分改革主义运动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他强调《古兰经》将大清真寺描述为和平的地方，警告说“任何试图危害两座清真寺的人都将被安拉诅咒”。另外，与沙特阿拉伯诸多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类似，表达了反对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极端倾向。萨勒曼·阿乌达在名为“伊斯兰教的岛屿和神的意愿”的布道中，要求沙特政府驱逐“抵抗派”，这指的是东方省的什叶派。
“觉醒派谢赫”没有形成特定的政治组织，其个体的宗教政治主张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利用了伊斯兰磁带作为传播宗教政治思想的主要手段。1991年8月，一位匿名的宗教人士录制了名为“超级武器”的磁带。这份磁带提出了比较激进的观点，强调“我们的一些统治者的个人行为是那样地令人愤慨”，“除非沙特王族遵循沙里亚，否则就不应该效忠他们”。[68]1991年9月在王国分发的另一份匿名的磁带比“超级武器”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份磁带对沙特阿拉伯的内外政策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同一时期，阿伊德·卡勒尼两年前录制的磁带也在王国继续享有很高的声望。
面对“觉醒派谢赫”的挑战，沙特官方宗教政治势力猛烈抨击民间伊斯兰主义者，支持沙特家族和沙特政府打击和镇压反对派。欧莱玛长老委员会主席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严厉地批评“磁带中录音的恶意指控和这些磁带的分发”，并进一步猛烈攻击“觉醒派谢赫”是在散布“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谎言和阴谋”。[69]国王法赫德在1992年12月发出警告，要求所有的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停止他们反政府的活动，警告他们自动地节制反沙特家族的布道和制造反沙特家族的手册和录音带的行为。国王法赫德强调，沙特阿拉伯完全坚持伊斯兰教原则，在沙特阿拉伯没有任何人比“圣地的仆人”[70]更加虔诚。同时，国王法赫德宣布，沙特当权者欢迎公民私下表达个人的愿望和意见。国王重申他关于禁止利用清真寺讲台作政治演讲的命令，但同时允许受政府管制的演讲和布道。[71]1993年，沙特政府开始采取压制“觉醒的谢赫”的措施。沙特政府要求萨法尔·哈瓦里留在沙特国内并停止宗教政治活动。当萨法尔·哈瓦里拒绝签署同意政府管制要求的文件时，国王于1993年9月命令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研究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的著作和演讲磁带。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做出裁决，判定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犯了错误，要求他们收回错误的言论。如果他们拒绝，就将禁止他们发表演讲和录制磁带。
无视于官方宗教权威和沙特政府的强硬态度，“觉醒派谢赫”继续公开地评论有关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1993年，欧莱玛长老委员会主席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颁布费特瓦，赋予与以色列维持和平的宗教政治合法性。这是伊斯兰主义者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觉醒派谢赫”拒绝接受这份费特瓦的合法性。1994年夏天，由沙特亲王和美国的沙特大学生组成的沙特国家队参与世界杯足球赛并进入16强，沙特政府宣布每名队员获得26.7万美元的奖金。“觉醒派谢赫”对整个足球事件持否定态度。萨勒曼·阿乌达呼吁在美国的沙特人忽略这一“足球闹剧”，认为它不仅浪费金钱，而且参加比赛与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相矛盾，参加比赛就有可能引诱人去喝酒、吸毒以及从事伊斯兰教所禁止的活动。萨勒曼·阿乌达提出，美国的沙特学生应当致力于伊斯兰教的宣传，集中力量战胜伊斯兰教的敌人。1994年5月，也门内战爆发，沙特政权支持南也门的社会主义政权。“觉醒派谢赫”以及许多其他的学者颁布了一份声明，严厉指责沙特政府在也门内战中支持南也门的立场。这份声明指出，“南也门罪恶的共产主义者杀死了他们国内的谢赫和欧莱玛”，沙特政权存在的目的应该是镇压多神教和传播瓦哈卜派教义。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关于也门内战的声明也录制成磁带在王国各地广泛散发。[72]
1994年，内政部传唤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内政部官员向他们宣读了一系列控告，要求这两位谢赫书面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停止活动。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拒绝了内政部的要求。9月9日，沙特当局拘留了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迅速逃往利雅得。9月11日，萨勒曼·阿乌达领导一支由20辆汽车组成的队伍开往布拉亚，并在布拉亚的一座清真寺发表演讲，鼓励其追随者反对政府镇压伊斯兰主义者的行动。布拉亚的长官传唤萨勒曼·阿乌达，萨勒曼·阿乌达带着由500名追随者组成的护送队前往。萨勒曼·阿乌达拒绝签署承诺停止反对活动的文件。萨勒曼·阿乌达回到他发表演讲的清真寺以后，清真寺周围聚集了大批的群众。萨勒曼·阿乌达及其支持者向欧莱玛长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指责该委员会与沙特政府串通，侵害人权、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据“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报道，这份声明的签署者共有20000人。9月13日，沙特王国安全部队在布拉达逮捕了萨勒曼·阿乌达。随后，在布拉达地区长官的宅邸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参加抗议的群众大约有8000人。据一位驻利雅得的外交官报道，有500名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布拉亚长官的住宅。抗议在利雅得持续了数日，沙特当局在这次反对浪潮中大约拘捕了1300人。[73]
“觉醒派谢赫”是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发展初期的主要代表。“觉醒派谢赫”对沙特政权的批评结合了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论题，其攻击的焦点是沙特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而相关的抨击对象扩大到沙特家族、宗教权威和社会名流。他们的布道主要采取分发录音带的方式，依靠音频和视频技术传播他们的宗教政治观点和主张，在沙特阿拉伯引起了一场关于国内国际事务的广泛讨论。[74]“觉醒派谢赫”的布道为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的运动和组织建立了文化基调和社会基础。“觉醒派谢赫”的活动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运动的重要发展阶段。“觉醒派谢赫”的政治呼吁为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进一步的宗教政治请愿运动和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请愿运动
海湾战争是沙特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面对海湾危机时期国内外局势的紧张，沙特社会处于一种激动和不安的状态。西方军队在王国的出现引起了沙特社会强烈的不满和恐慌。沙特社会普遍将引入西方军队视为一种违背伊斯兰教的行为。沙特家族和官方宗教权威的合法性因此受到严重质疑。寻求外国军队的保护还暴露了沙特国防力量的虚弱，巨额的军费支出则加剧了沙特阿拉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沙特政府无力继续维持慷慨的福利措施，沙特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觉醒派谢赫”的文化觉醒和政治呼吁为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的裂变。就连一向对沙特政权唯命是从的宗教警察穆陶威也开始反抗官方宗教政治权威，甚至连王族成员也未能幸免于穆陶威的骚扰。在沙特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时刻，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陆续表达了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愿望和要求。
西方军队进入沙特阿拉伯之后，最先采取行动的对象是“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体。这是一个由现代主义者、泛阿拉伯主义者、左翼人士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等多种力量构成的混合体，他们在反对伊斯兰主义者和反对宗教当权派等方面形成了联合。1990年11月6日，利雅得发生了一次妇女驾车示威抗议活动，这是自由主义群体的第一次公开行动。这次示威运动共有47名女性参加，主要是一些商人和大学教授。[75]这些妇女在美国或者欧洲获得了驾照，但是沙特阿拉伯不允许妇女驾驶汽车，于是这些妇女驾驶自己的汽车在利雅得游行，要求获得妇女驾驶的权利。沙特妇女的大胆行为引起了沙特社会的巨大震惊。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妇女的行为与美国军队的出现直接相关，认为是美国军队的出现助长了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力量的阴谋。根据伊斯兰主义者的说法，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乎都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沙特人，他们因为美国军队的出现而变得大胆。因此，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对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联合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伊斯兰主义者将这些妇女的行为视作对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习俗和法律的挑战。他们在王国中到处散发传单，攻击参加游行的妇女，甚至提出这些妇女是应该被处死的异教徒。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还指责利雅得的统治者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秘密地支持沙特妇女的示威游行。伊斯兰主义者还写信给国王法赫德、王储阿卜杜拉和利雅得统治者萨勒曼亲王，要求惩罚这些妇女以及支持她们的人。数百名沙特伊斯兰主义者向政府请愿，要求惩罚或者处死参与游行的妇女。沙特政府被迫行动，宣布妇女的示威运动不合法，并将所有参与游行的妇女停职。官方宗教权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还颁布费特瓦，确认妇女驾驶在沙特是非法的行为。[76]
1990年11月初，国王法赫德宣布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计划，包括建立协商会议等措施。政府改革计划和政府对驾车妇女的打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由主义群体发起向沙特政府的请愿运动。1990年12月，43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递交给国王法赫德，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这份文件在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并在阿拉伯世界出版。这份请愿书的签署人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对现今的政府体制和对尊贵的王族”的忠诚，但是他们提出了10项改革要求。这些改革要求包括:做出宗教决定的进程应当更加公开，在这个进程中所有的沙特人都有权与宗教裁定进行辩论；制定一部政府基本法；建立一个协商会议，但并没有要求要由选举产生；恢复地方议会的选举；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公民不论种族、部落、教派或者社会出身而一律平等；建立一个自由的媒体；改革宗教警察系统；妇女在社会中应该具有更高的公共地位；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77]这些自由主义人士主要是一些来自吉达和东方省的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包括前内阁大臣穆罕默德·阿布杜勒·亚马尼。请愿书的签名者中包括少量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的行动反映了一次“顺从于政府可接受范围的最小限度的改革要求”[78]。然而，这份请愿书不仅被沙特政府忽略，还被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视作世俗主义者的又一次挑衅行为。自由主义者的请愿书对沙特家族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行为提出批评。这份请愿书还对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进程中的地位提出质疑，同时还攻击了官方宗教政治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即宗教警察系统。自由主义者的请愿书使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和伊斯兰主义者感到恐慌，他们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沙特阿拉伯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也加快了他们自己的行动步伐。
海湾战争以后，“觉醒派谢赫”成为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领袖。他们不仅利用伊斯兰磁带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还领导和参与起草要求改革的宗教政治文件。萨勒曼·阿乌达分析了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和现状，在题为“国家为什么会分裂？”的布道中提出了12点亟待沙特政府解决的问题。根据萨勒曼·阿乌达的思想，国家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就有可能陷入分裂:国家与时代和地区不相协调；暴虐盛行和舒拉消失；统治者未能建立一种基于优秀能力来选拔国家官员的制度；国家的司法制度变得腐败；没有对国家官员私下和公共行为进行监督的体制；在经济秩序中，腐败成为地方性的普遍行为；教育体制变得腐败；道德腐败和奢侈的花费普遍流行；统治者未能区别他的朋友和敌人；国家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外部权力密谋反对国家；国家经历了内部的分裂。[79]萨勒曼·阿乌达的分析和主张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请愿书《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的重要基础。“觉醒派谢赫”的政治主张和他们对沙特国家内外政策的批评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请愿书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原则和出发点。
1991年初，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按照传统撰写了一份建议信，由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的一名备受尊敬的教授谢赫阿卜杜拉·图外吉里秘密地“递交给当权者”。近200名欧莱玛、学者、律师和其他社会著名人士在信上签名。[80]1991年5月中旬，400名欧莱玛、法官、大学教授和其他著名学者联合签署了一份《要求信》，并以“伊斯兰教领导”的名义呈送给国王法赫德。[81]在《要求信》的首页上，列出了52名主要签署人的印章，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欧莱玛，同时还包括“觉醒派谢赫”的代表人物: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阿伊德·卡勒尼、阿瓦德·卡勒尼、纳斯尔·欧马尔和阿卜杜拉·吉布林。同时，《要求信》也在王国的清真寺中广为流传。《要求信》对沙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王法赫德和沙特家族接到《要求信》时的震惊程度甚至超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2]
《要求信》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第一份重要文件。《要求信》的改革要求主要包括:（1）建立一个协商会议来决定国内外事务。协商会议的成员应当包括沙特社会各个领域的人，通过选举而产生，他们必须因他们的诚实和正直而著名。协商会议必须完全独立，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其履行完全责任的影响和压力。（2）检查沙特阿拉伯王国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法律法规，确保它们与沙里亚一致。这项工作应当由一个得到完全授权的、有能力的和值得信赖的沙里亚委员会来完成。废除所有与沙里亚不一致的法律法规。（3）确保所有的国家官员及其国内外的代表都必须是有能力并且能适应其职务的人。他们必须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并且正直而诚实。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是辜负了信任，并且是对国家利益及名誉的一个重要威胁。所有官员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官员无一例外地受其职责的严格约束，开除腐败的或者无能的官员。（4）承认所有社会成员一律平等，维护公民完整的权利。强制公民履行义务而没有的任何偏袒、特权或恩赐。必须认识到利用某人的影响来逃避其责任或侵占其他人的权利都将引起社会的瓦解，并导致违背先知警告的厄运。（5）确保公共财富在所有阶层和社会群体中公平地分配。因为人民负担过重，所以必须废除税收和减少政府征收的费款。国家的财政收入必须确保不会浪费和非法挪用。公共财富应该优先分配给有紧迫需要的支出项目，同时必须结束非法的垄断权，收回通过不适当手段占有的资产。必须撤销对伊斯兰银行的禁令，所有公共和私人的银行机构都必须禁止高利贷。高利贷是一种对安拉及其使者的侵犯，也是使安拉的施与和祝福消失的一个原因。（6）建立一支强大的一体化的武装部队，为其配备各种装备。军队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及其神圣价值。国家要特别关注军事工业的发展。（7）重建媒体以使其符合沙特阿拉伯王国服务于伊斯兰教的政策。媒体应该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加强和促进社会文化，必须清除与以上目标矛盾的事物。必须保护媒体通过传播沙里亚限制之内的建设性批评和真实的报道来教育和告知公民信息的自由。（8）对外政策要保护国家的利益，不能信赖任何沙里亚不认可的联盟。国家必须支持穆斯林的事业，捍卫穆斯林的原则。对外政策必须为伊斯兰事业服务。王国的驻外使馆必须反映国家的伊斯兰特性。（9）给予宗教发展和国家传教机构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清除所有阻止他们履行正当工作的障碍。必须加强伊斯兰宗教制度，特别是那些与促进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制度。（10）统一司法机构，赋予其完全和真实的独立，确保司法权力达到各个方面。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来执行司法判决。（11）确保个人和集体的权利，撤销所有压制人民愿望和权利的法律法规，维护人的尊严及合法的保护措施。[83]
欧莱玛长老委员会主席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沙特阿拉伯宗教问题方面最多产的作家和宗教学者谢赫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虽然没有在要求信上签名，但他们的确认可了《要求信》的建议和主张。两者单独向国王法赫德递交了一份秘密信件支持《要求信》，并且建议国王召集欧莱玛长老委员会讨论这些改革要求的执行。[84]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谢赫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使用的是一种符合伊斯兰传统的向统治者私下表达建议的方式，就有关怎样才能按照伊斯兰法律最好地进行统治的问题上，支持《要求信》中提出的改革要求和建议。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在秘密信件中附上了《要求信》的复印件，并对《要求信》的某一条款做出了修改。
不久之后，《要求信》的签署者递交了另一封信，详尽地说明《要求信》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他们声称是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要求他们向欧莱玛长老委员会提交这些澄清性的说明。这份文件的语言更加严厉，这些自称是改革家的人解释说，之前的《要求信》被公开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还提出，国王法赫德于1990年11月宣布建立的协商会议应当完全独立，而不应当是一个欺骗性的委员会。他们澄清的问题还包括:沙特政府采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与沙里亚相冲突，部分原因是没有伊斯兰学识的世俗主义倾向的外行起草了它们。改革家还攻击徇私、裙戴关系和腐败。他们攻击媒体带来了破坏性的思想、没带面纱的妇女照片和关于性的语言。签名者的指责还直接指向作为所有媒体管理人的沙特政府。这份文件还指出，录像带商店在王国大量存在，甚至还出售色情作品。签署人还特别关注宗教机构缺乏充足资金的问题，认为宗教机构没有从王国的石油繁荣中受益，甚至分配给足球队的资金都超过了给所有宗教机构的资金总额。[85]
《要求信》代表着民间伊斯兰主义者和官方欧莱玛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求增加宗教人士在政治决策中的权力，否定政府不断增加的欧莱玛权力的边缘化趋势。签名者的愿望实际上是要求伊斯兰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的发言权、控制媒体的权力，增加其在司法领域的地位，以及占有更多的资源来传播他们的主张。400名宗教学者签署的请愿书震惊了沙特王族和大多数沙特人。两名官方宗教权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谢赫穆罕默德·萨利赫·欧赛敏对请愿书的支持使国王法赫德和其他沙特家族的官员感到更大的忧虑。《要求信》的签署意味着具有广泛基础的宗教群体中不同倾向的派别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的暂时形成暴露出沙特阿拉伯教俗合一的官方宗教政治所潜伏的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对沙特政权及其宗教政治合法性的巨大威胁。
沙特政权对递交《要求信》的行动采取镇压的措施，一名沙特安全机构的首领还因未能查明《要求信》的准备活动和背景而受到严厉的处罚。签名支持《要求信》的大约400名欧莱玛、法官、教界人士和大学教授都受到沙特安全力量的单独审问，还被禁止旅行和发表演讲。沙特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以后，《要求信》的支持者群体发生分裂，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都试图撇清他们与请愿书的关系。这实际上表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势力已经分裂为不同性质的两个群体。1991年6月3日，沙特政府说服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颁布了一份对《要求信》的谴责书。高级司法委员会和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共同发表的这份文件提出，虽然欧莱玛对统治者提出忠告是允许的，但它不应该公开。[86]官方宗教政治权威立场的转变表明，尽管官方欧莱玛与民间伊斯兰主义者有许多共同的主张，但是只要沙特政府施加压力，官方欧莱玛就会妥协并转而支持沙特政府。然而，沙特政权的镇压措施并不能阻止沙特阿拉伯民间伊斯兰主义者的宗教政治诉求。1991年下半年，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在攻击政府时变得更加大胆，他们的磁带在王国中广泛流传。
1992年夏，国王沙特大学的“改革和建议委员会”组织撰写了一份长达45页的《劝诫备忘录》并递交给宗教权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同时附函请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评阅这份文件并将它呈交给国王法赫德。《劝诫备忘录》共有107名欧莱玛、大学教授和显要人士签名支持。[87]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阿卜杜拉·吉布林和阿卜杜拉·加拉里为《劝诫备忘录》写了导论。《劝诫备忘录》以《要求信》为基础，并详细解释了《要求信》的各种要求，采用了一种比《要求信》更加尖锐的基调，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为激进的要求和许多细节性的建议。《劝诫备忘录》共分为十个主题，每个主题分为三个部分:相关理论和宗教教义；王国的现状，其中包括现行的官方政策和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建议。这十个主题包括:欧莱玛的角色、法律法规、司法体制、伊斯兰教规定的人权、王国的经济状况、社会问题、军队和武装力量、行政管理体制、媒体和对外政策。《劝诫备忘录》号召对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广泛的改革，其中最需要改革的问题是:委托制农业、普遍的贿赂和腐败行为、裙带关系和徇私偏袒、商业的垄断、无能的国家政府机构、国家资源和财政经费的浪费、战略性计划的缺乏、政府缺乏责任感和透明度、失业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88]
《劝诫备忘录》讨论的重点是欧莱玛在沙特社会中的地位，并对此提出了六点批评和七点建议。《劝诫备忘录》宣称，欧莱玛和宗教机构在沙特阿拉伯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是最小限度的和边缘的，“各个政府部门在执行他们的政策时都没有与欧莱玛商议，这就可能最终导致政治和宗教的分离，而这就会导致这个伊斯兰国家建立目的之彻底失败。”[89]欧莱玛的官僚化导致他们独立性的丧失，国家机构对宗教人士参与的敏感态度限制了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政府限制了清真寺的角色，并且对敢于讨论重要问题的宗教学者施加压力。宗教人士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受到了限制，例如信息部、教育部以及驻外使馆等机构。《劝诫备忘录》要求巩固欧莱玛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并确保国家遵循伊斯兰教义。《劝诫备忘录》批评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权威的宗教垄断权，要求解除所有对宗教活动家的限制，宗教活动家应当具有完全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获得官方宗教权威的赞同。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确保所有宗教学者的权力和地位，而不仅仅是官方欧莱玛。国家应当在建立公民社会组织方面允许更大的自由，宗教机构应该获得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控制权。欧莱玛长老委员会成员的选择应当基于他们的学识、虔诚和诚实，除非是因为伊斯兰的原因，否则他们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不应该被免除。为了确保国家的伊斯兰性质，与外国签署的所有条约都应该得到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的同意。宗教组织的财政和活动应该由一个独立的欧莱玛团体管理，并且应该与国家预算相分离。政府应该对所有的机构颁布一个政策性声明，允许宗教人士传播伊斯兰教义。最后，政府应该允许来自国外的欧莱玛进入沙特和参加研讨会，这样就能使国外的欧莱玛与沙特的欧莱玛之间更广泛地交流思想。国家还有责任任命宗教人士到所有的大使馆以确保所有的活动符合伊斯兰教义。国家应当加强劝善惩恶委员会的组织和系统。[90]《劝诫备忘录》对沙特政府拘捕宗教人士提出强烈抗议。
《劝诫备忘录》强调伊斯兰法律的至高无上，认为伊斯兰法律应当管理个人、家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国家和社会之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劝诫备忘录》在法律法规方面提出8个需要改革的地方，其在法律方面的主要建议是:重新审查王国的法律，清除所有非伊斯兰的法律并用伊斯兰法律取代；建立一个更高级的法庭来审查法律和沙里亚的兼容性；要求学术机构集中研究伊斯兰教义，只对研究生教授西方宗教教义，其唯一目的是质疑和批判这些宗教教义；研究法律的委员会成员应该只包括因学识和诚实而著名的神学家。
《劝诫备忘录》提出，当前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法律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国家实行一个双重的司法体系，在法院之外，还有30多个基于国家法律而非沙里亚的委员会，这个双重的司法体系导致许多违反伊斯兰法律的情况；法院没有获得独立地位，这违反了沙里亚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原则；统治者对法院强加限制，内务部干涉了法院的工作；沙里亚法院在某些省发展不完全，需要国家加大支持来促进沙里亚法院的发展；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针对国家部委的裁决未能按期执行。《劝诫备忘录》对法律体制问题提出的建议是:去除所有具有司法权力的委员会；所有有争议的司法判决都应当用伊斯兰法裁决；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应当只处理针对国家及其部委的案件，其他的职能应该交给沙里亚法庭；法官应该由其他法官或者欧莱玛长老委员会选举产生；除非违反伊斯兰教义，否则法官不能被免职。[91]
《劝诫备忘录》还包括关于人权的主张。它提到的人权集中在沙里亚规定的穆斯林的权力。它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伊斯兰法律，国家必须承认所有沙里亚规定的权利。伊斯兰国家有责任保障这些权利。《劝诫备忘录》列举了沙特阿拉伯违反人权的事例:没有经过审判，一些政府职员、大学教授、教师和法官就被停职和扣发工资，或者被调到其他地方；没有经过伊斯兰审判，许多宗教学者就被禁止发表演讲和旅行；警察监视和搜查私人住宅，有时还违反伊斯兰教义，拷打和折磨被告；没有政府部门负责保障公民的权利；一些政府法规禁止公民与非沙特人结婚，或者禁止成立公司和进出口货物。《劝诫备忘录》要求进行人权方面的改革:取消所有与沙里亚矛盾的政府法规；禁止所有拷打和折磨公民的行为；政府部委和警察未经审讯，不得逮捕公民；警察不能搜查私人住宅或阻止任何人迁移的自由；政府必须保障沙里亚赋予的人权，例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必须保证被告受到公平的审判；必须去除所有在穆斯林中引起歧视的法律；必须教育警察要尊重伊斯兰教规定的公民权利。[92]
《劝诫备忘录》考察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及其运行的状况，指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管理、投资和花费等方面的不法行为，并特别批评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王国财富的流失。《劝诫备忘录》提出了细节性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劝诫备忘录》提出了王国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歧视的普遍流行和种族政策、社会不公正和不安定。《劝诫备忘录》宣称伊斯兰国家的财富应当公平地分配，要求严格地缩减政府花费和减小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不平衡。
《劝诫备忘录》提出必须进行军队改革，建设一支至少由50万人组成的自立自强的军队，提高本国制造武器的能力。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应该为国家面临的巨大危险负责，他们将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花费在欺骗性的合同上。以前的军队接受了过多的财政资助，却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应当为民众提供军事训练，应当实行强制性的兵役制度和建立一支储备兵力。《劝诫备忘录》特别批评了公共管理不善和腐败的猖獗，建议停止所有形式的垄断、高利贷和奢侈花费。民众权利的丧失要归因于行政管理制度的衰退和死板的惯例。《劝诫备忘录》提出了细节性的建议来清除这些落后的制度以及根除腐败和贿赂。[93]
《劝诫备忘录》指出，欧莱玛很少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媒体上，沙特阿拉伯也缺乏任何形式的媒体审查制度来控制违背伊斯兰教的信息的传播。应当建立一个“最高欧莱玛协商会议”及其监督之下的伊斯兰媒体和广播公司。《劝诫备忘录》要求，沙特阿拉伯的广播和电视应当传播伊斯兰教。政府应当增加宗教媒体的节目，而不能播放赞扬“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节目。《劝诫备忘录》谴责沙特政府对非伊斯兰的政府提供帮助，例如约旦、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俄国，但却没有给予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地区的穆斯林足够的帮助。[94]《劝诫备忘录》还着眼于排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的措施包括:限制圆盘式电视卫星天线的安装；限制政府与西方的接触，特别是军火交易；增加沙特阿拉伯与穆斯林兄弟国家的联系等。
《劝诫备忘录》系统地表达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要求和主张，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最全面的行动纲领，“应该被视作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95]。《劝诫备忘录》的核心目的是改变沙特阿拉伯教俗合一的官方宗教势力独占国家宗教政治权力和伊斯兰教仲裁人的角色，满足沙特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分享国家宗教政治权力的要求。
《劝诫备忘录》的作者在递交给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是遵循伊斯兰教义的要求，进行建议和协商。”[96]在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上，劝诫或者建议，是受到尊重的一种宗教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建立在罕百里教法学派法理学家伊本·泰米叶的学说之上，伊本·泰米叶的名著《伊斯兰政治》论述了“有资格的个人有权力和责任提出劝诫”[97]。然而，一份以巴黎为基地的日报公开了《劝诫备忘录》。沙特国王法赫德在国家电视上发表讲话，责备伊斯兰主义者将他们的不满和国家的问题公开暴露和传播。国王法赫德认为国家的唯一目的是为伊斯兰教服务，沙特阿拉伯正是在这样做，因此那些以宗教的名义反对国家政策的人都是错误的。法赫德还说，沙特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都愿意倾听合法的口头或者书面的批评意见，但是“为世俗的目的或者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情”而利用社团或者集会、磁带和传单，都是十分有害的错误行为。国王法赫德宣布:“我希望所有人的努力都限制在为安拉的事业提出建议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向其地区主管诉说他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希望和渴望得到建议，而不希望的是将问题公开。目前，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将问题公开的行为。我希望大家清楚地明白，政府不会再忽视和容忍任何对宗教教义、对国家利益、对改变现状有所损害的行为。”[98]
国王法赫德要求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对《劝诫备忘录》的观点和要求提出反驳。1992年9月中旬，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在一份由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该委员会成员签名的声明中谴责备忘录，提出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促成了这份备忘录的说法是“虚假的宣传”。欧莱玛长老委员会指责请愿运动提供了反对派成长的沃土，编造和夸大了王国的短处，忽略了国家的所有优点和贡献，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分裂性言论。官方欧莱玛还说，《劝诫备忘录》采用了错误的提出建议的方式，违反了提出宗教建议必须与伊斯兰教一致的原则，其签署人由于“意识形态路线的偏差”而造成了冲突。[99]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的17名欧莱玛长老中有7人宣称生病而没有出席讨论备忘录的会议，并且拒绝在谴责备忘录的声明上签字。1992年12月，国王法赫德将拒绝签字的7名欧莱玛长老免职，并重新任命了10名忠于政府的欧莱玛进入欧莱玛长老委员会。[100]声明书事件暴露了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分裂，同时也暗示着沙特政府与欧莱玛长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在官方欧莱玛群体中得到了可观的支持，这实际上反映了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权威与民间的伊斯兰主义者具有部分相似的意见和主张，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构建改革统一阵线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在沙特阿拉伯引起了轩然大波。沙特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没收了签名者的护照，许多签名者受到警察的审讯、骚扰和侮辱，一些人被禁止在清真寺或大学做报告。请愿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到沙特秘密警察的追踪，甚至还被监禁。政府对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学者的严厉打击导致纳季德和阿西尔的一些城镇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运动。[101]随后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才陆续获释。
《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采用请愿运动的方式，试图通过合法途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走向的重要尝试。这两次请愿的本质是一种改革沙特阿拉伯王国基本政治结构的要求，其中暗含着一个权力转移的重大要求，即将权力从沙特统治家族之手转移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精英人士的手中。[102]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还反对通过指派形式产生的欧莱玛长老，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势力与民间宗教政治势力的正式分裂。《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的签署人大都是来自纳季德的宗教精英和学术精英，他们是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和精英人士。《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的要求包含了许多现代政治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政治、立法和行政的分立、司法独立，以及平等、法治、人权和公正。《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成为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纲领，为以后建立的大多数沙特伊斯兰组织提供了主要的参考根据和理论框架。
四、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的建立(www.daowen.com)
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势力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联合协作、有组织地反对沙特政府的阶段。从1991年秋起，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为了避免政府的干涉，就通过宗教社团“伊斯兰复兴组织”协调他们的活动。伊斯兰复兴组织的影响逐步扩大，许多欧莱玛、伊玛目、穆陶威、大学教授和律师都加入其中，而失业的年轻人构成了该组织的主要社会基础。伊斯兰复兴组织策划了一次反对政权的公开示威运动，然而由于其组织者受到沙特政府的严厉警告而未成行。[103]
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向国王递交《要求信》和《劝诫备忘录》之后，沙特政府的遏制政策未能阻止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追求。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开始组建更为成熟的政治团体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992年12月，沙特当局逮捕了一个著名的宗教学者谢赫易卜拉欣·迪卜亚。一些宗教人士在哈马德·苏莱菲的家中开会商议，其中就有一个较小的宗教群体拥有共同的主张和愿望，他们希望利用这件事作为捍卫欧莱玛自由批评的权力和拓展伊斯兰事业的出发点。正是这个群体在第二年建立了“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
1993年5月3日，6名沙特著名宗教人士公开宣布建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该组织的使命是“消除不公正现象、恢复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104]这6名创建者中有4人曾在《劝诫备忘录》上签名，他们分别是:谢赫阿卜杜拉·本·哈姆德·图瓦吉里，他是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圣训系的系主任，曾是一名伊斯兰法官；律师苏莱曼·本·易卜拉欣·鲁舒迪；律师谢赫阿卜杜拉·本·苏莱曼·马萨里；谢赫阿卜杜拉·本·阿布杜勒·拉赫曼·本·吉布林，一名资深的宗教学者。另外两名创建者是:哈马德·苏莱菲，他是一名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博士阿卜杜拉·哈米德，他是一名诗人和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的宗教学教授。[105]
实际上，“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真正的建立者和伊斯兰活动家是6名年轻的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沙特专业人士，包括穆罕默德·马萨里、莫赫森·阿瓦吉、哈立德·赫梅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阿卜杜勒·瓦哈卜·特拉里和萨阿德·法吉赫。[106]他们邀请具有很高宗教威望的伊斯兰学者担任“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创建公报的签署人，为的是更广泛地吸引沙特听众。这些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沙特国内秘密地筹划了该伊斯兰组织的建立。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组织起源于保卫伊斯兰主义者执行沙里亚所批准的职责、抗议沙特政权拘捕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要求。“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建立公报中提出，该组织的工作要与《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的共同意见保持一致，要“消除不公正和支持被压迫者……保卫沙里亚规定的权利”。这份题为“改革”的文件要求结束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旅行禁令和刑讯，号召行政和立法权力相分离，要求检查现存的法律以确保它们符合沙里亚。“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和更负责任的公共官员，并且强调这些要求都是基于伊斯兰原则。作为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领导人到处收集沙特民众对政府错误行为的抱怨，他们认为这是符合沙里亚规定的正当行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作为一个伊斯兰反对派组织出现，想要通过揭露沙特政府的腐败和管理不善等行为，来促进沙特政府的改革。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与世界人权运动挂钩的目的是获取西方的支持，以实现其政治目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公开地通过传真与西方媒体联系，并且还在利雅得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5月6日，谢赫阿卜杜拉·本·苏莱曼·马萨里在与英国广播公司BBC会谈时表明，该组织的建立受到4月27日也门多党选举的重要影响。他说:“我确信沙特社会有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民，有一个更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比也门更适合进行选举的社会结构，选举在沙特阿拉伯会更为成功地举行。”[107]阿卜杜拉·本·苏莱曼·马萨里还强调，“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关注人权和法定诉讼程序，因为这个组织用一种伊斯兰的论述并得到了欧莱玛的支持和保护，这个组织能够获得更好的成果。谢赫阿卜杜拉·本·苏莱曼·马萨里之子，国王沙特大学的物理学教师穆罕默德·马萨里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与西方联系的重要人物。与“觉醒派谢赫”不同的是，穆罕默德·马萨里受过西方的教育，能熟练地运用英语。穆罕默德·马萨里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进行重新包装，将其塑造成一个人权组织的形象，其目的是吸引西方的听众，由此给沙特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丹的哈桑·图拉比和突尼斯的拉希德·加努什十分相似。
尽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最初的活动采用温和的基调，但沙特政府仍将其视为一次大胆的反对派运动。5月8日，利雅得总督萨勒曼亲王召集这个组织会面，指责其成员的行为违反了王国的法律。5月12日，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发布声明，谴责“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与伊斯兰教的统治不协调，是非法的组织。欧莱玛长老委员会还做出裁定，说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根据伊斯兰教进行统治的国家，伊斯兰法庭遍及王国各处，人们向政府部门或者向政府官员抱怨不公平现象的权利并没有受到阻止。[108]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的谴责声明为沙特政府镇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措施铺平了道路。沙特政府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立两周后勒令其解散，随后解除了6名创建者在政府机构中的职务，关闭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沙特政府开始逮捕和审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创建人和支持者。5月15日，穆罕默德·马萨里被捕。此后，国王沙特大学教职人员中的20名“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被捕，后来还有更多的人入狱，包括“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重要领袖萨阿德·法吉赫。这些被捕的伊斯兰主义者最终获释，其中许多人都离开沙特阿拉伯，流亡伦敦。[109]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重要领导人和国际媒体发言人穆罕默德·马萨里在1993年11月获释以后，暗中借道也门，秘密逃往伦敦。穆罕默德·马萨里向英国政府要求政治避难，国王法赫德屡次试图说服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将穆罕默德·马萨里驱逐出英国，但都没有成功。1994年4月，穆罕默德·马萨里在伦敦重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伦敦成为沙特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开展反政府活动的海外基地。穆罕默德·马萨里担任该组织的秘书长和发言人。
穆罕默德·马萨里迅速认识到向西方和沙特阿拉伯国内尽可能广泛的听众散布该组织信息的重要性。为此目的，穆罕默德·马萨里开始采用新的通讯方式和传播信息的手段。“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最初在英国BBC电台、美国之声、开罗蒙特电台发表公告，随后又利用电报和互联网来公布该组织的公报。为了向沙特阿拉伯国内发送消息，传真成为最频繁使用的通讯方式。“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每周都通过传真将其简报发给沙特阿拉伯国内的600个分点，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及其全球网络主页传播同样的信息。该组织也通过同样的方式收集有关王国的消息。为了沙特国内的支持者能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及时联系，穆罕默德·马萨里公布了该组织的受话方付费电话号码。通过新的通讯方式和信息传播手段，“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获得了巨大的公众吸引力，它在建立的第一年中就成为一个在话语权和影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教政治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有部落组织和自由主义者，都对公开发表反对政府行为的言论有所顾虑。“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为他们表达政治主张和要求的重要渠道，该组织政治主张的某些方面也获得了他们的赞同。据“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领导人说，向该组织提供消息的人包括“不满的沙特商人、神职人员、军官和情报官员”。[110]在穆罕默德·马萨里的领导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公报成为非常专业的反对派信息沟通渠道。沙特阿拉伯压制民众权利的信息、沙特统治家族的卑劣行为，特别是沙特家族屈从于西方命令的传闻等，都定期传真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包括沙特国内各地民众的手中。[111]1995年12月，“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开始出版阿拉伯语的月刊，主要反映该组织最关注的问题:王族内部在继承王位方面产生的分歧、各种腐败行为、国内各种形式的意见分歧及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政府行为与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之间的分离。[112]为了获得西方听众的支持，“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创办了英语周刊《领导人》。90年代中期，“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沙特家族的活动中居于领导地位，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穆罕默德·马萨里说:“可能有15万人在阅读我们的著作，其中80%的人都反对沙特政府……他们之中约有1万是伊斯兰主义活动家。”据萨阿德·法吉赫估计，“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发展的高峰期，每天有超过120个电话从沙特国内打来，向该组织提供评论和信息”。[113]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声明其主要的目标是:清除沙特政权的不公正行为、使沙特人民能限制政府的权力、支持司法部的独立地位，以及结束沙特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犯下宗教罪行的诬陷。“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部分要求对西方听众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要求包括:决策过程中更广泛的参与、言论自由、自由的媒体等。“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宣称，在20世纪末，死刑是野蛮的、违反所有国际人权条约的行为，是一种不合法不正当的国家行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对人权问题的特别关注，是作为获取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支持的一种手段，试图通过这些组织的声望来给沙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释放被监禁的伊斯兰主义者。尽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要求中采用了人权、言论自由和反对独裁主义等现代世界流行的政治语言，但它的真实要求是:沙特政权应当将布道的权利对民间宗教人士开放；民间宗教人士拥有批评君主和向君主建议的权利；沙特政权应当更严格地实施伊斯兰法律，并在对外政策中维护伊斯兰教的原则和利益。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通过质疑官方欧莱玛和王族的联盟，攻击了沙特政权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和沙特体制的基础。1995年，穆罕默德·马萨里出版了《沙特国家非伊斯兰性质的证据》一书，批评沙特国家建立的根本基础，即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契约。穆罕默德·马萨里在书中提出，谢赫伊本·瓦哈卜接受了沙特家族作为穆斯林领袖的条件，将普世的伊斯兰教使命降低到狭窄的地区性的和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为的是服务于沙特家族的利益。于是瓦哈卜派就丧失了伊斯兰教使命的最主要目的，即将穆斯林拯救出落后的国家。[114]这是一种对伊本·瓦哈卜和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直接攻击。“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提出，许多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都是沙特政府的帮凶，他们接受沙特政府提供的薪水和财政支持，为堕落的沙特家族塑造良好的形象，同时掩盖其污秽不堪的本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警告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如果他不为伊斯兰主义者的要求提供帮助和阐释，“那他就是沙特家族的工具，是沙特家族压迫民众和实施暴政的当事人”。穆罕默德·马萨里否认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在宗教方面有很高的学识，认为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现在在沙特欧莱玛中的地位都是因为他的反动立场，他是因为支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国王沙特，才获得了沙特王族的信任。[115]“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引用伊本·泰米叶的话，指出那些支持违背沙里亚行为的官方欧莱玛和违背沙里亚的人犯有同样的错误，如果这些官方欧莱玛无视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指出的违背沙里亚的行为，那么这些官方欧莱玛就将犯下严重的罪恶，因为他们是熟知沙里亚的，知法犯法将罪加一等。如果这些官方欧莱玛犯下了严重的罪恶，那么伊斯兰主义者就将蔑视和忽略这些官方欧莱玛的费特瓦。[116]
穆罕默德·马萨里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机构曾经具有与沙特王族对抗的权力，但宗教权威现在和以前的地位有明显的差异。“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宣称，沙特王族对宗教学者的尊敬是一种虚假的面目。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不能获得宗教学者的支持时，就强迫宗教学者保持沉默。沙特家族还通过欺骗的手段控制官方欧莱玛。亲王纳耶夫向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施加压力并允诺释放部分政治犯，以此来要求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发布反对“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费特瓦。然而，当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发布费特瓦之后，沙特政府却逮捕了更多的伊斯兰主义者。国王法赫德已经“引起了学者中最可靠的人士和在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的反感和敌对”。国王法赫德通过建立“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并挑选亲信担任其成员，侵占了官方欧莱玛的首领和穆夫提的职责，僭越了伊斯兰国家宗教决定发布者的权力。“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提出，国王法赫德竭力排斥合法的宗教学者，“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的建立破坏了沙特官方宗教政治的伊斯兰合法性，是一次巩固“伊斯兰教顺从沙特家族地位”的尝试。“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抗议“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由国防部长苏尔坦亲王担任领导，因为苏尔坦犯下了虐待宗教学者的恶行。[117]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集中攻击沙特王族的腐败和徇私行为，声称这些行为导致沙特阿拉伯公共资金的大量流失。该组织提出，国王法赫德的儿子阿布杜勒·阿齐兹·本·法赫德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沙特的代理，于是在爱立信电信公司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竞争时，尽管爱立信电信公司的报价不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半，并且竞标条件远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优越，沙特政府还是将项目交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据该组织报道，1994年4月，先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每一个儿子都得到了一笔1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666万美元的款项。[118]该组织攻击沙特阿拉伯新的经济政策削减了对公共事业和种植小麦的农民的补贴，这些津贴的削减意味着沙特家族挪用国家资金的巨额增加。“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举出许多事例强调王国水和电的短缺，以及政府无力支付工人和承包商的工资。根据该组织的报道，在王国的东方省哈萨地区，还有1500个家庭没有电。[119]“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强调政府的不公平政策，认为沙特君主忽略了“贫穷的沙特人”的立场，而极力支持和维护沙特王室成员的奢侈行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公布这些消息的目的是揭露沙特王族肆意侵吞和浪费国家财富的行为，与此同时王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日益艰难。
穆罕默德·马萨里断言，沙特阿拉伯即将发生一场突然的变革，如果不是因为国王法赫德死亡，就是因为一次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穆罕默德·马萨里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沙特家族下台，并坚持说他绝不与沙特家族谈判。“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提出，君主制在伊斯兰教中是不合法的，在现代的阿拉伯半岛，应该采取完全的民主政治。[120]“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英语周刊《领导人》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国四位主要的政治人物应该为大多数的腐败行为负责，为沙特国家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承受的灾难负责。这四位政治领导人是:国王法赫德、亲王苏尔坦、亲王萨勒曼和亲王纳耶夫。[121]尽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总体上反对沙特王族，但是对王储阿卜杜拉有着比其他王族成员稍好的印象。据“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报道，王储阿卜杜拉没有卷入国王法赫德的同胞兄弟苏戴尔系诸亲王的内部纠纷。1995年11月国王法赫德病重之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报道说，国防部长苏尔坦亲王召集官方欧莱玛，试图阻止王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报道，国王法赫德坚决要求王储阿卜杜拉领导的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在卡西姆地区执行机动任务，其目的是使卡西姆地区的人民憎恨阿卜杜拉。这是一次“苏戴尔人的阴谋”，因为“没有证据显示王储阿卜杜拉参与了沙特政府反对卡西姆人民的罪恶”。[122]这些言论表露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对王储阿卜杜拉的好感。王储阿卜杜拉通常表现出一种朴素而虔诚的形象，因此“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希望非苏戴尔系的王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公共形象是一个成熟而开明的组织，鼓励王国中的政治辩论。它提出，“禁止所有类型的组织或者集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错误观念”。“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完全符合《古兰经》和“圣训”，是“王国中‘觉醒’主义宗教政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该组织的介绍性文件中声明，该组织“信守和平的和建设性的批评方式，远离任何使用武力的改革尝试”[123]。然而，尽管不明确提倡暴力行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是警告说，如果沙特政府继续压迫反对派活动家，暴力将是最终的结果。认为暴力和混乱是腐败、压迫和侵害人权的直接结果。还威胁说，一些“热情的年轻人”许诺，如果有一个“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员受到伤害，他们就将刺杀5名沙特王族成员。“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是在1994年9月的布拉达拘捕行动之后，第一个威胁要在沙特阿拉伯使用暴力的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发表名为“信仰的部队”的公告，对沙特政府发出警告:“如果这种暴力的趋势在王国出现，那么它将比埃及或者阿尔及利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王国的民众都将武装起来，在数千名的激进分子中，愿意为此献身的大有人在。”[124]1995年11月利雅得爆炸事件之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伦敦代表萨阿德·法吉赫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爆炸是沙特政府压迫政策的“自然结果”，这种压迫政策使年轻的沙特人“无法表达他们的意见，就只能采用暴力的方式”。[125]“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月刊提出，沙特政府应当为利雅得五名美国人受伤的暴力事件负责，因为这次暴力事件的根源是政府逮捕伊斯兰学者和活动家的政策。该组织进一步强调，“这种暴力事件的解决办法是矫正沙特社会中宗教和政治的失衡状态。朝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应该释放被政府监禁的伊斯兰主义者，允许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给予民众质疑政治领导人的权利”。[126]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公开抨击和挑战沙特家族政权，还发表沙特统治家族即将倒台的言论，因此引起所有沙特王族成员的厌恶。许多沙特家族成员都对沙特国王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清除持不同政见者而感到十分愤怒。一个沙特家族成员提出，所有“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而不仅仅是其领导人，都应该被审讯，如果发现应受法律制裁的，“就应该被驱逐到阿富汗去”。1995年，一些“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在利雅得被判处死刑。[127]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最大缺点是它在反对现实的同时，并没有阐明改革现实的方法，以及民众获得权力的具体途径。“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明确指出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是人民意志的对立面”，但它在表述希望沙特阿拉伯建立何种类型的政府方面是十分模糊的。穆罕默德·马萨里没有明确地提出他希望建立何种政权，他只是提到，新的沙特阿拉伯“将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并不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新国家的典范是先知以后的哈里发国家”[128]。穆罕默德·马萨里在威斯敏斯特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他喜爱有着自由的地区性和全国性选举和普选权的“伊斯兰民主”。他提到独立的司法体制，强调妇女应该具有他们的伊斯兰合法权利，包括驾驶的权利。[129]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建立是伊斯兰主义者向国王法赫德递交《要求信》和《建议备忘录》之后的重要行动，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建立之初主要表现为一个伊斯兰法律框架之内的人权组织。该组织宣称它“不是媒体所宣称的政党，也不追求政治目标”。[130]“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总部在伦敦的重建是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94年4月20日，“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发表第三份公报，指出该组织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政治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一个非政治的人权组织。这份公报明确地提出对官方欧莱玛和沙特政府的怀疑。[131]“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不再是一个关注人权的非政治社团，而是一个对沙特政权提出宗教政治挑战的反对派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通过新的通讯手段，发起了一次针对沙特政权的反抗潮流。随着“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发展，现代媒体成为反对沙特政府的主要阵地。直到1996年2月，“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都是一个在宣传沙特政府政策失误方面非常有效的媒体组织。
1996年3月5日，穆罕默德·马萨里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伦敦代表萨阿德·法吉赫分别发表声明，要将对方开除该组织。穆罕默德·马萨里指责萨阿德·法吉赫拒绝对他与英国驱逐政策的合法斗争提供资助。穆罕默德·马萨里说萨阿德·法吉赫与王储阿卜杜拉和沙特情报人员有密切联系，因此危害了沙特国内的伊斯兰主义活动家。穆罕默德·马萨里还说萨阿德·法吉赫试图敲诈他。穆罕默德·马萨里在声明中提到，布拉达的“舒拉议会”以及“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建立时的主席阿卜杜拉·马萨里已经取消了萨阿德·法吉赫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萨阿德·法吉赫则发表了一份简要的声明，开除穆罕默德·马萨里，任命他自己取代穆罕默德·马萨里的职位，担任“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正式发言人。萨阿德·法吉赫还否认了“舒拉议会”的存在。[132]尽管在英国的其他逊尼派组织从中调解，“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是于3月11日正式分裂为两个组织。穆罕默德·马萨里继续领导“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倡导温和色彩的政治改革。萨阿德·法吉赫创建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反对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强调伊斯兰框架内的政治改革和非官方欧莱玛在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激进的宗教政治倾向。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分裂有多种原因，该组织内部领导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关于穆罕默德·马萨里与“解放党”和“流亡者运动”等组织联系的公开辩论就开始出现。“解放党”及其支派“流亡者运动”是以伦敦为基地的两个狂热的伊斯兰组织，它们不承认世界上的任何政权具有伊斯兰合法性，包括苏丹和伊朗的政权，而提议由该组织的一名成员统治整个穆斯林温麦。穆罕默德·马萨里承认他曾是“解放党”的成员，但是辩解说他的成员资格已经终止。穆罕默德·马萨里认为，“解放党”在维护伊斯兰教原则和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运动两方面，是无可责备的。[133]另外，“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马萨里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伦敦代表萨阿德·法吉赫之间还产生了权力争夺等矛盾。“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沙特政府的压力。沙特政府向英国施加压力，导致英国政府一度决定将穆罕默德·马萨里逐出英国。沙特政府还精心策划了分裂“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活动，沙特情报人员通过各种手段向该组织渗透。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境况继续恶化。组织的分裂导致穆罕默德·马萨里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只能继续通过互联网发表信息，而无力支付其他通讯手段的昂贵费用。穆罕默德·马萨里迫于多方面的压力，疏于对“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管理，“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网页很少更新。为了获得资金来源，穆罕默德·马萨里允许“流亡者运动”和其他组织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电邮名单上发布消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发出的电邮不再由穆罕默德·马萨里签名，而是由一名孟加拉作家穆罕默德·加拉勒·阿巴迪签名。“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分裂以后，穆罕默德·马萨里失去了许多沙特的听众和财力支持，他希望通过吸引更广泛的穆斯林听众来补偿这种损失。于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超出了沙特阿拉伯的范围，开始涉及许多其他的伊斯兰问题。“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开始集中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西方的影响，以及犹太人仇视伊斯兰教等泛伊斯兰主义的主题。[134]由于“流亡者运动”极端和狂热的倾向，来自不同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斯兰组织大都对“流亡者运动”持否定态度，穆罕默德·马萨里也因此受到牵连。穆罕默德·马萨里以前的许多资助人都转而支持萨阿德·法吉赫，穆罕默德·马萨里不得不在1997年1月宣布破产。“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领导人试图通过与“流亡者运动”等极端主义的伊斯兰组织联盟，以获得维持“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活动和发展的资金。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名为“穆斯林反对暴政”的组织，穆罕默德·马萨里还在互联网上到处呼吁对“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资助。“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在简报中提出，该组织愿意与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组织形成联盟，以所有和平和合法的方式抵抗和破坏现今的政府。“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分裂无疑削弱了穆罕默德·马萨里将来可能与政府谈判时的地位。穆罕默德·马萨里与萨阿德·法吉赫之间公开的相互指责无疑玷污了“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形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分裂以后，海外的沙特反对派失去了原本高涨的发展势头，财政困难则是最核心的问题。
穆罕默德·马萨里宣布破产以后，许多他以前的支持者都转而支持萨阿德·法吉赫及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组织。“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穆罕默德·马萨里的“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具有更好形象的组织。“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采用一个较为低调的外表，仅仅专注于沙特阿拉伯的问题，而不涉及“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其他伊斯兰问题。“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宣称自己是沙特阿拉伯改革运动的真正代言人，是被监禁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坚强后盾。“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制作了一个最新式的网站，具有配套的软件来传播该组织每周录制的无线电节目。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的思想体系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在海湾战争之间和之后的布道、声明、演讲、书籍，以及最近提出的一份政治计划草案中的宗教政治思想。这份政治计划草案完成于1998年5月，它以《建议备忘录》为基础，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在此后6年中思想成果的总结。这份46页的文件论述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关注的9个领域，它们分别是:沙里亚和公正；现今的政治体制和它的局限，以及可供选择的体制；国外事务；国家安全问题；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体制；社会；信息体制；个人权利的保护；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策略。[135]萨阿德·法吉赫对沙特体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王族及其统治方式、欧莱玛，和司法体制。
萨阿德·法吉赫认为，“政权的所有问题都与王族及其权力垄断相关。这是每个沙特反对派都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真正的政治改革必然需要一次沙特政权本身的改组。”关于王族及其统治方式，萨阿德·法吉赫主要提出四点问题:权力集中在王族的苏戴尔系手中；王国依赖于美国的保护；在任命内阁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时，依赖于家国政体而非能人统治；政治的个人化，沙特家族对国家政治、经济和信息制度的绝对控制维护了沙特王族高人一等的优越性。[136]
萨阿德·法吉赫强调，沙里亚是沙特社会的主要框架，欧莱玛在沙特社会中具有中心地位。沙特年轻人应当向所有的欧莱玛寻求建议，不论是官方欧莱玛还是民间欧莱玛。欧莱玛并非能阅读和理解沙里亚的人，真正的欧莱玛是对当权者说实话的人，是忠诚于沙里亚而不受世俗影响的人。萨阿德·法吉赫指出，沙特阿拉伯的现行体制不符合沙里亚原则。沙特政权错误地监禁了民间伊斯兰主义领袖人物，利用官方欧莱玛支持沙特国家违反伊斯兰教的政策。萨阿德·法吉赫批评以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为首的官方欧莱玛一直在充当为沙特家族统治辩护的角色，而无视沙特国家偏离伊斯兰法律。作为官方欧莱玛腐败的证据，萨阿德·法吉赫提出，几乎所有欧莱玛颁布的费特瓦都是在危机的时候支持沙特政权。他列举的费特瓦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王国、反对“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反对建议备忘录、批准逮捕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137]官方欧莱玛对沙特政权的无原则妥协损害了官方欧莱玛的宗教政治权威。萨阿德·法吉赫认为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劝善惩恶委员会和司法部都必须进行改革。现今沙特国家宗教机构的成员都是由统治者任命的，统治者必然就会干涉他们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的费特瓦只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原因。
萨阿德·法吉赫批评沙特的另一个重点是沙特阿拉伯的司法体制，这是他批评沙特政权非伊斯兰性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提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体制有三个主要的问题:沙里亚没有得到完全实行、司法体制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司法体制管理混乱。萨阿德·法吉赫指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司法体制偏离了沙里亚法律，并且宣称在现今的体制下，法官不得不实行非伊斯兰的法律。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沙里亚没有得到公平的实施:它用来控制弱者和工人阶级，但却不反对有权力的人士，而是用来保护王族。萨阿德·法吉赫提出，一个伊斯兰国家应该有一个领导，即一个伊玛目，他的职责不仅是领导礼拜和解释沙里亚，而是在与欧莱玛商议之后实行沙里亚法，目的是减少不公正和给予公民平等公正的权利。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司法部缺乏独立性，因为国王和许多亲王能在任何时候向法官提出要求并改变判决。如果法官都是由统治家族任命和解职，他们就会试图做出统治家族希望的决定，而不是合乎法律的决定。萨阿德·法吉赫认为，如果没有一次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司法体制的问题很难解决。[138]
萨阿德·法吉赫提出:“在伊斯兰体制中，沙里亚必须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我们与西方民主制的最主要区别。”沙特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与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类似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所有的法律都符合伊斯兰法律。但这个机构应该由选举产生，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一致意见。萨阿德·法吉赫认为，社会的所有成分都应该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应该包括沙里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139]萨阿德·法吉赫提出，现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协商会议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舒拉原则，协商会议应当成为高于国王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国王和政府应当对协商会议负责；欧莱玛的职责不应当局限于信仰的领域，而应当在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萨阿德·法吉赫指出，沙特阿拉伯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状况的恶化。沙特民众贫困的生活和失业的痛苦与沙特王族奢侈和富足的境况截然相反。沙特阿拉伯的年轻人由此产生了无所畏惧和无可失去的感觉，这是导致沙特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140]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及其领导人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倾向。萨阿德·法吉赫预见说，沙特阿拉伯将受全球化的影响而变化。接触现代世界及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改革是十分关键的。萨阿德·法吉赫要求国家引进新的技术来改变现状。在这些方面，“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及其领导人表现出与沙特阿拉伯传统伊斯兰主义倾向的重大区别。
然而，“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并没有成为对沙特政权的重要威胁。“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构想的伊斯兰国家与沙特政府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萨阿德·法吉赫只是提出他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建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作为主要原则，第二个阶段是建立代表民族及其信仰体系的机构。[141]萨阿德·法吉赫最主要的改革要求是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它们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的政治目标尚不确定，该组织的简报的某些论述表明它具有改革主义的倾向，而1997年6月16日的周报又显示出其革命性的倾向。“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在这份周报中提出它决心要推翻沙特政权。[142]萨阿德·法吉赫还说，他不相信现在的沙特政府有能力实施必需的改革，只有经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之后，政府才有可能具备改革的能力。改变沙特体制的任何尝试都将排除沙特统治家族的权力，因此，沙特家族不可能允许任何有意义的改革。[143]萨阿德·法吉赫的言论既不足够激进以吸引那些想要与沙特政权动武的人，也不足够温和以吸引西方政府。无论如何，“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是现今唯一一个沙特现代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组织的代言人。“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是沙特阿拉伯最具影响力的反政府力量，它的思想和活动会对沙特阿拉伯的反对派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沙特的反对派组织“沙特阿拉伯反对腐败委员会”出现于1996年，以美国为活动基地。这个组织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它的活动局限于互联网的范围。这个组织建设了一个精致的网站[144]，在网站上有关于沙特王族的生平传记信息、腐败的事例和批评沙特政权的书籍的原文复制。这个网站及其资料为了解沙特阿拉伯的现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细节性信息。该组织发表声明陈述其使命:“‘沙特阿拉伯反对腐败委员会’是一个和平的组织，其唯一的目的是将互联网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活动工具，来改变沙特阿拉伯的地位。‘沙特阿拉伯反对腐败委员会’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也不与任何政治或者宗教的组织相联系。‘沙特阿拉伯反对腐败委员会’谴责暴力、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美国和沙特的利益。”该组织还强调传统和伊斯兰教，并不公开追求自由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该组织在声明中提到，这个组织的非正式领导权属于具有独立思想的、想要将沙特阿拉伯带入21世纪而不扰乱其社会道德和伊斯兰根基的沙特阿拉伯商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145]该组织申明其目标是揭露“苏戴尔七兄弟”统治下的腐败、压制人权和缺乏言论自由，其主要针对的听众是全世界的学生，鼓励他们传播有关王族腐败和压制人权的信息。除了学生之外，该组织的目标听众还有沙特精英、记者、学者和决策者。[146]1999年末，“沙特阿拉伯反对腐败委员会”一度消失，2002年又再次出现。
五、什叶派的政治回归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激进的什叶派反政府运动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面对什叶派少数派的挑战，沙特政府很容易就与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结成同盟，他们甚至还指责什叶派是“多神论者”和“异教徒”。1988年开始，一些什叶派活动家逐渐放弃霍梅尼主义的革命立场，开始寻求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反抗形式。“伊斯兰革命组织”及其领袖也经历了从激进到中庸，从与沙特政府对抗到适应的过程。他们宣传什叶派少数群体作为沙特国家的公民，具有沙特文化的同一性，其政治言论也从发动伊斯兰革命转变为要求社会平等、号召政治民主化改革和保护人权。什叶派对沙特政权的批评开始集中在侵犯人权、缺乏宪法和国民议会等问题，同时要求扩大沙特公民的政治参与，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缩减警察拘留和逮捕政治反对派的权力。[147]为了重塑该组织的形象，“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并且广泛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包括磁带、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来传播该组织的信息。1990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组织的领袖哈桑·萨法尔出版了《伊斯兰教中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一书。他的著作为引导该组织远离革命性的言论和霍梅尼主义的影响，构建更温和的主张铺平了道路。通过论述自由和多元主义的伊斯兰教根据，哈桑·萨法尔引导什叶派的政治活动向更温和更成熟的阶段发展。哈桑·萨法尔的温和倾向导致了《阿拉伯半岛》杂志的诞生，它在1991年1月到1994年8月之间出版。《阿拉伯半岛》集中报道沙特阿拉伯内部事件并提供相关分析，并集中讨论人权、宽容、公共管理、政府腐败和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该杂志的可信性引起沙特政府和许多沙特民众对“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的关注。1991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开始在伦敦出版《贾兹拉·阿拉比亚》，在华盛顿出版《阿拉伯领导人》，取代原来的月刊《伊斯兰革命》。新杂志采用温和的基调，集中批评沙特国内的人权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其中许多内容都不仅仅属于什叶派的问题。[148]1994年“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开始出版杂志之前，什叶派组织的杂志一直都是沙特反对派在海外的唯一代言人。“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强调那些能吸引更广泛听众的问题，并将其视野扩大到地区和国际的问题。什叶派反对派试图与逊尼派反对派建立通讯和联系，但是遭到逊尼派反对派的拒绝。
通过言论和策略的改变，什叶派反对组织逐步获得沙特阿拉伯民众的认同，吸引了更广泛的听众，加强了它的可信度，并由此获得了与沙特政权谈判的地位。什叶派反对派温和基调的反抗策略有助于沙特政府回应什叶派的要求。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反对萨达姆的起义转变了沙特人对沙特什叶派的看法。沙特什叶派拒绝与萨达姆合作，沙特政府官员认为沙特什叶派领导人是负责任的公民，应当得到奖赏。加之在海湾危机时期，什叶派领导克制了他们对沙特王族的不满情绪，而不像逊尼派反对派，特别是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那样不断地批评沙特王族和沙特政府。面对90年代初期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沙特政府希望和力量相对弱小的什叶派和解，以集中精力对付更具威胁性的逊尼派反对派。什叶派也倾向于获得王族的保护，避免什叶派少数派受到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猛烈攻击。
1992年6月，哈桑·萨法尔表示愿意与政府谈判，他发表声明:“我们不拒绝任何与政府的对话。我们将积极地回应包括政治改革和结束宗教倾向、地区主义和部落主义等方面歧视的主动行为。”[149]1993年10月，一个流亡国外的沙特什叶派反对派领袖塔瓦菲基·谢赫带领一个代表团回到沙特阿拉伯，与国王法赫德和其他的沙特官员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沙特政府首次表示接受什叶派反对派。在沙特大使与美国谈判之后，加兹·库赛比和许多什叶派反对派成员在1993年秋回到沙特阿拉伯。1994年9月27日，4名什叶派反对组织领导人从伦敦和美国回到沙特阿拉伯，这些什叶派领导人是塔瓦菲基·谢赫、加法尔·沙伊卜、萨迪基·朱卜兰和伊萨·穆兹伊尔。他们与国王法赫德、亲王苏尔坦和萨勒曼，以及东方省总督穆罕默德·本·法赫德亲王会面。国王法赫德还到什叶派地区视察，允诺改善那里的条件。沙特国家承认什叶派的意识形态，逊尼派大穆夫提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也与哈桑·萨法尔进行会谈。[150]沙特政权重新发行学校教科书，修改了曾经关于“什叶派是异端教派之一”的提法。新的教科书提到沙特阿拉伯现有5个伊斯兰教法学派，其中4个属于逊尼派，另一个属于什叶派。国王法赫德命令东方省省长亲王穆罕默德·本·法赫德满足什叶派的要求，包括允许以前不合法的什叶派宗教仪式，归还取消的护照、允许流亡者归国、保证回归的人将不会被捕或者被审问。[151]沙特当局释放了许多什叶派活动家。
什叶派组织的宗教政治目标相对有限，他们最根本的要求是改善沙特阿拉伯什叶派的境况。沙特政府通过与“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的和解，去除了一个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威胁的反对派，同时预防了不同倾向的反对派运动之间建立具有更大破坏性的政治联盟。“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接受沙特家族改进什叶派现状的允诺，对与沙特家族订立单独的协议感到满意，因此不再坚持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对本国人权的要求。“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的出版物《贾兹拉·阿拉比亚》和《阿拉伯领导人》在1993年8月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停刊。沙特政府在什叶派问题上作了有限的让步，“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就演化成一种更温和的反对派运动。
“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成员回归沙特以及该组织与政府的和解并不意味着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反抗运动的结束，它只是什叶派反抗策略的一种变化，即从直接的对抗转变为建设性的反抗。哈桑·萨法尔的录音带和著作显示出对国内外组织的开放态度，愿意与逊尼派和世俗的反对派组织对话。他的布道尝试将多元主义、言论自由、信仰和伊斯兰传统中正当反抗的理论相结合，而不论是什叶派的思想还是逊尼派的思想。哈桑·萨法尔还努力将西方的概念和沙特本土的思想相协调。哈桑·萨法尔强调什叶派政治参与以及与政府对话的重要性，他还提出私人宗教行为和公共政治活动之间是有界限的，国家不能干涉私人的生活。哈桑·萨法尔将公民社会视为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之间建立理想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发展公民社会、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哈桑·萨法尔的著作和布道还提出，应该尝试建立一种能接受政治反对派和不同意见的宗教政治文化。“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出版了两种新的季刊:杂志《话语》致力于拓展该运动与其他组织的对话，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和穆斯林世界其他温和的伊斯兰组织；《绿洲》则向读者提供长时间被忽略和被禁止发表的东方省历史和什叶派文化，包括许多由沙特什叶派写作的诗歌和小说。
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长期以来处于分散甚至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这就为沙特政府对待反对派的分而治之策略提供了条件。“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与沙特政府和解以后，就一直致力于什叶派与沙特政府之间的对话、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对话，甚至是什叶派与妇女之间的对话。“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萨里评价沙特政府与什叶派的和解时说:“这次和解是国王法赫德在来自逊尼派主流群体的改革要求不断增加之时，减轻政权压力的一个‘技艺高超的做法’。”为了与沙特政权抗衡，1995年，穆罕默德·马萨里宣布，“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提倡所有沙特公民的言论自由，包括什叶派和非穆斯林。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对什叶派的承认有效地结束了什叶派与沙特主流社会的疏远状态。[152]
自从1993年沙特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达成协议之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行为大大减少。温和倾向的什叶派领袖哈桑·萨法尔和塔瓦菲基·谢赫对政府回应他们的要求感到高兴，但还是希望进行更多的改革。他们还警告说，如果政府违反1993年协议，什叶派民众就将采取更加激进的反政府活动。[153]然而，尽管沙特政府成功地与最重要的什叶派组织达成协议，但并非所有的沙特阿拉伯什叶派都同意与政府和解，一些流亡海外的什叶派反对派成员并没有归国。许多什叶派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包括执行什叶派法律的权利、修建和崇拜什叶派圣地的权利、维修被沙特人毁坏的麦地那什叶派公墓、举行什叶派宗教仪式的自由、结束政府和大学中对什叶派的歧视，以及东方省什叶派状况的普遍改善。[154]
六、圣战派的政治实践
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的宗教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萨拉菲主义倾向，其意识形态主要参考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瓦哈卜派欧莱玛，以及一个因反对所有形式的模仿、强调依赖“圣训”进行宗教统治而著名的叙利亚学者纳斯尔·迪恩·阿拉巴尼的思想。[155]新萨拉菲主义明确否认国家的合法性，并且将接受国家公共机构的雇佣视作有罪的行为。因此，新萨拉菲主义者一般都在非官方的私人机构中工作，甚至还宁愿远离社会而居住到相对隔离的地区。新萨拉菲主义者最初并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觉醒主义者所热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他们只关心个人信仰的问题，常常花费数小时和数日来讨论宗教仪式的细节问题。然而，正是新萨拉菲主义在沙特阿拉伯孕育了激进的宗教政治运动。
70年代中期，包括朱海曼·欧泰比在内的新萨拉菲主义者发起了一场被称为“贾玛阿·萨拉菲亚·穆赫塔斯巴”的运动，并于1979年11月武装占领麦加圣寺长达两周。朱海曼·欧泰比公开斥责沙特政权是“异教徒的权力”，指责沙特家族的腐败，批评沙特家族与西方异教徒的亲密关系，抗议沙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松弛，否定受沙特政权掌控的官方宗教政治权威，谴责官方欧莱玛对沙特家族的屈从。[156]为这次叛乱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理论的“朱海曼七封信”成为年轻一代新萨拉菲主义理论家的灵感源泉。年轻的理论家阿卜杜勒·穆罕默德·马齐迪斯的著作《亚伯拉罕的团体》激励了第二次新萨拉菲主义激进运动的高涨。海湾战争之后，许多由新萨拉菲主义者组成团体就将自己视作朱海曼的继承者，并在阿卜杜勒·穆罕默德·马齐迪斯的著作中找到了灵感。这些新萨拉菲主义组织内部经历了数次争论和分裂之后，一些年轻的新萨拉菲主义者与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圣战派活动家密切接触，策划了以暴力手段反抗沙特家族统治的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运动。
沙特阿拉伯的圣战派运动起源于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为了提高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威望，沙特政府利用国家的石油收入，向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为首的官方欧莱玛颁布费特瓦并发表神学演讲，鼓励沙特阿拉伯的年轻人为伊斯兰事业而献身。大约有3万名沙特人响应官方欧莱玛的号召，离开祖国去往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圣战。[157]其中大约有5000人在阿富汗接受了美国政府提供支持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在阿富汗实地参加多次战斗，他们成为沙特阿拉伯圣战派运动的核心力量。[158]整个80年代，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圣战和圣战派提供了大约40亿美元的官方支持，另外还有来自伊斯兰慈善团体的非官方资助、亲王的捐赠、私人的基金和清真寺募集的款项。[159]
90年代初，沙特的圣战者开始撤离阿富汗，大约有1万人离开阿富汗回到沙特阿拉伯，其余的圣战者则在世界各地到处流亡。回到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圣战者经历了艰难的生活。这些年轻的沙特人当年是响应官方欧莱玛和沙特政府的圣战号召才背井离乡，然而圣战停止以后他们却无路可走。沙特政府并没有制定后续政策来帮助圣战者重新融入沙特社会。加之8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沙特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大批失业，教育状况相对较低的圣战者则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圣战者在沙特国内的生活日益艰难，前途黯淡而渺茫。当年官方欧莱玛和政府的圣战口号与圣战者如今的贫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圣战者并没有因为他们完成神圣的使命而获得赏识和回报。圣战者本来希望成为战胜了共产主义的英雄，然而现在政府和公众的漠视却让圣战者有一种受到欺骗和背叛的感觉。加之弹震症和其他与战争相关的身体和精神创伤，圣战者开始成为一个与沙特社会不协调的群体。他们的不满和失落使他们试图寻找一场新的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圣战者表现出一种激动和高昂的情绪，他们主动向沙特政府提出要求，想要参加与伊拉克的战斗。沙特政府无视圣战者的要求，坚持引进西方军队，引起了圣战者群体的极大愤怒。一些圣战者离开沙特阿拉伯，开始发起反对沙特政府的运动。留在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沦入沙特社会的底层，甚至成为受政府歧视的“问题人群”。最后，圣战者从80年代末期以来蓬勃发展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中找到寄托，他们成为沙特民众中信仰伊斯兰主义的极端势力。从90年代早期起，沙特阿拉伯的各种言论和媒体报道就开始将圣战者描述成“狂热的人”。沙特国内的圣战者逐渐远离沙特阿拉伯的主流社会，成为无处安身立命的边缘群体。其余的大批圣战者离开阿富汗之后并没有回到沙特阿拉伯，而是去往波斯尼亚、车臣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等动荡不安的地区，也有少数人则分散去往西方国家。
欧萨玛·本·拉登是一位著名的圣战派谢赫。他生于利雅得，是沙特建筑富商的儿子，他的家族来源于也门南部地区。欧萨玛·本·拉登家族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与沙特家族的友好关系，是该家族与沙特国家签订建筑承包合同的直接结果，这些承包合同包括改造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建筑项目。[160]80年代，欧萨玛·本·拉登积极地投身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战场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由于欧萨玛·本·拉登的虔诚和勇敢，沙特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穆罕默德·穆罕曼·萨利赫·欧赛敏在80年代曾经称赞他是“与异教徒作战的真正的信徒”。[16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欧萨玛·本·拉登向沙特政府提出，他和沙特国内的圣战者愿意与伊拉克作战，解放科威特，保卫沙特阿拉伯。[162]沙特政府否决了欧萨玛·本·拉登的要求，并且联合官方欧莱玛权威做出决定，引入西方军队来完成解放科威特和保护沙特阿拉伯的任务。联合异教徒来发动对穆斯林的战争被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视为一种违背伊斯兰教的极大罪恶。欧萨玛·本·拉登离开沙特去往苏丹，在苏丹发起了反对沙特政权的运动。沙特的圣战派运动由此进入新的阶段。这场跨国的沙特宗教政治运动将其矛头指向圣战最早的发起人和赞助者。它不仅否定了沙特官方欧莱玛权威对伊斯兰教解释的垄断权，更重要的是挑战了向早期圣战派运动提供巨额资助的沙特政权。欧萨玛·本·拉登成为沙特阿拉伯圣战派运动的领袖人物。欧萨玛·本·拉登虽然不是一位宗教学者，但他使用宗教学者的言论，并给这种宗教言辞加入了政治性的主题，由此激发了沙特年轻人和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激情和想象。欧萨玛·本·拉登领导了对沙特家族和官方欧莱玛权威的公开指责，并且通过跨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获得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威望和影响。欧萨玛·本·拉登被“阿拉伯阿富汗人”尊为领袖，因为他曾是阿富汗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后来又参与也门战争，支持伊斯兰的北也门对抗共产主义的南也门，因为坚定的信仰他获得了追随者的信任。[163]欧萨玛·本·拉登离开沙特阿拉伯时，分得了2.6亿美元的家族财产。他将这些财富全部用来资助圣战派活动和中东国家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成为许多伊斯兰主义者眼中最虔诚的慈善家。由于欧萨玛·本·拉登的家族依赖于沙特政权获得财富，因此当欧萨玛·本·拉登反对沙特政府以后，该家族的成员站在沙特政权一边，断绝与欧萨玛·本·拉登的关系并试图告发他的反政府行动。
海湾战争结束以后，西方军队仍然留在沙特阿拉伯国内，这个事实成为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攻击沙特政权的中心和主要目标。沙特国家的伊斯兰性质及其与异教徒的关系，成为沙特国家内部争论的主要焦点。90年代上半期，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蓬勃发展。“觉醒派谢赫”、伊斯兰主义请愿运动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构成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及其活动主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沙特政府进行改革。另外还有一些秘密的团体和组织，它们具有明显的激进倾向，暴力攻击成为它们通常采用的活动手段。欧萨玛·本·拉登是沙特激进倾向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典型代表，也是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坚力量。他在苏丹的喀土穆建立“保卫伊斯兰合法权利的协商会议”，公开宣布支持以伦敦为基地的沙特反政府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等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不同的是，欧萨玛·本·拉登公开抨击沙特家族，号召以暴力活动推翻沙特政权。
“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是80年代就已经在沙特阿拉伯秘密存在的一个反对派组织，欧萨玛·本·拉登是它的一名“非常重要的成员”。[164]“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是一个松散的社团，由于欧萨玛·本·拉登的雄厚财力和广泛影响，“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成为许多沙特激进主义反政府组织的保护伞。[165]1994年4月，“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在伦敦设立办公室，由一名沙特流亡人士哈立德·法瓦兹担任其负责人。伦敦成为“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制造和分发反政府文献的主要基地。“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参加阿富汗战争的沙特圣战者，他们通过在阿富汗的作战经历而获得了一定的军事经验。
“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发表的重要文件宣布:“‘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是一个包含广泛的组织，目标是将安拉的教义应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改革社会和政治的要求是建立在“对由逊尼派前辈解释的伊斯兰教、《古兰经》和‘圣训’的广泛理解之上”。“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它的主要目标是:“根除所有形式的前伊斯兰或者非伊斯兰的统治，将安拉的教义应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达到真正的伊斯兰公正，根除所有的不公正；改革沙特的政治体制，清除腐败和不公正；建立‘赫兹巴’体制，即公民有权控告国家官员有罪，这个体制应当由欧莱玛长老的学说来引导。”“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现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府不是一个伊斯兰政府，政府体制不仅仅是需要改革，而是必须彻底改变。哈立德·法瓦兹发表声明，说明该组织在伦敦建立办公室的原因是:“由于沙特政府禁止言论自由，该组织发现有必要在国外开展活动。”哈立德·法瓦兹还说:“‘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建立早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等其他任何组织。我们从80年代早期就开始秘密工作，只是因为不想政府发现我们的活动，才推迟宣布该组织的产生。”哈立德·法瓦兹还指出其他伊斯兰组织的要求是有限的，认为这是它们战术上的错误。[166]“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声明似乎认可以一种更暴力的途径来改变沙特政治体制。
1995年8月3日，“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第17期公报以“一封对国王法赫德的公开信”为题目，详述了沙特各方面政策的失误。该组织对沙特政治体制的批评主要包括:政权未能履行逊尼派伊斯兰教义规定的义务；国家缺乏执行有效的防卫政策之能力；政府对公共资金的管理不善和浪费；国家依赖于非穆斯林的保护。关于沙特国家缺乏伊斯兰资格的问题，“建议和改革委员会”主要攻击沙特官方欧莱玛权威颁布费特瓦为沙特王族垄断权力作辩护，赋予国家要求非穆斯林保护的合法性。这份文件中大多数支持其论点的引文都摘自伊本·瓦哈卜及其继承者的著作，提倡回到早期的瓦哈卜派学说以及伊本·瓦哈卜所理解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该组织批评欧莱玛由沙特国王任命产生。该组织积极支持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的思想和活动。它还发表专门的公报为这两名年轻的欧莱玛攻击沙特政府的言论做辩护。这份公开信的一些论述引用了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的言论，特别是关于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这份文件严厉攻击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颁布的与以色列和平的费特瓦。在公开信的结论部分，“建议和改革委员会”要求国王辞职:“我们已经证明了你的统治是非伊斯兰的。这种统治陷入了腐败，并且实施非伊斯兰法律，在经济和国防方面也是失败的。因此，你应该辞职。”该组织非常关心政府镇压反对派的行动，并表示出对沙特政府逮捕“忠诚的”学者，例如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而感到特别的愤怒。该组织提出，这些年轻的欧莱玛比官方欧莱玛更优秀，因为他们对当权者说实话。该组织反对建立一个官方的欧莱玛机构来解释沙里亚，认为官方欧莱玛都是沙特政权的辩护者。[167]对沙特政府而言，“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威胁不仅是认可“恐怖主义”的手段，而且破坏了沙特政权的瓦哈卜派宗教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在挑战官方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机构方面，比其他任何组织的态度都更为激进。该组织向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发布两份公开信，直接驳斥他宣布与犹太人和解的费特瓦。
“建议和改革委员会”早期发表的观点强调政治改革具有多种途径，包括教育、传教，以及与其他的伊斯兰势力联盟。伦敦办公室建立以后，“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在发表的文件中强调，该组织力图利用所有现代的技术手段来告知公众沙特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该组织还试图利用传教活动来促进道德和压制恶习，同时也期望能与所有具有共同目标的伊斯兰力量和组织合作。最后，该组织还详述了所有改革社会的方式或者实现伊斯兰国家愿景的方式都是允许的，“只要它们符合伊斯兰教义”。
“建议和改革委员会”与“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具有不同的行动方针和宗教政治思想。“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以欧萨玛·本·拉登为首的沙特圣战派。欧萨玛·本·拉登直言不讳地号召将美国军队驱逐出阿拉伯半岛。在一份名为“战争宣言”的文件中，欧萨玛·本·拉登将美国对阿拉伯半岛的“占领”称之为“先知去世以后穆斯林遭受的最新的和最严重的侵略”。欧萨玛·本·拉登提出，在伊斯兰信仰之外，穆斯林最重要的任务是驱逐美国人。他想要建立一个神权国家，沙里亚在这个国家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欧萨玛·本·拉登出版了三种杂志:《也门·库卜拉》、《希贾兹·库卜拉》和《舒拉》。这些杂志的主题非常类似，主要是表达对“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并攻击沙特政权。这些杂志公开声明其目标是推翻沙特政权，将阿拉伯半岛分为两个国家，即“大希贾兹”和“大也门”。杂志上还刊登着欧萨玛·本·拉登的相片。[168]
欧萨玛·本·拉登与穆罕默德·马萨里和萨阿德·法吉赫相同的是，他们都对沙特政府体制和沙特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欧萨玛·本·拉登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致力于用武力来实现他的宗教政治理想。而且，欧萨玛·本·拉登不但采用通讯和媒体等多种现代技术，而且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军事能力。欧萨玛·本·拉登比穆罕默德·马萨里和萨阿德·法吉赫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基础。欧萨玛·本·拉登在沙特社会中的权力基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非常小的核心组织。这个组织以欧萨玛·本·拉登为直接领导人，通过忠诚的盟誓与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数量非常少的信徒愿意为欧萨玛·本·拉登及其事业牺牲。第二部分的支持者并非欧萨玛·本·拉登组织的成员，但却将他视作神明般的伟大力量和阿拉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教父。第三部分也是最危险的类别，主要是“阿拉伯阿富汗人”为代表的沙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都去过阿富汗战场，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并且对欧萨玛·本·拉登具有不同程度的崇拜和忠诚。[169]欧萨玛·本·拉登的支持者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许多欧萨玛·本·拉登的追随者也都是受到他激励而非直接受他控制的人，这些追随者都独立行事，因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对沙特政权构成了一种恐怖主义的威胁。
海湾战争以后，欧萨玛·本·拉登策划了多次爆炸行动，使沙特政权陷入了严峻的安全危机。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在国内外秘密地建立政治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成为沙特政权无法掌握和控制的政治力量。沙特家族对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感到恐慌，对反对组织和反对派成员实施严厉打击的政策。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官方欧莱玛权威发表声明，宣布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活动是非法的，以支持政府的镇压行动。1994年，沙特政府开始大肆搜捕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和倾向反对派人士遭到沙特政府的逮捕或放逐，沙特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开始转入地下活动的形式。为了切断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获得资金的渠道，沙特政府于1994年取消了欧萨玛·本·拉登的沙特国籍。[170]圣战派英雄和领袖欧萨玛·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也被定义为“误入歧途的群体”。[171]许多沙特圣战者追随欧萨玛·本·拉登去往苏丹，其他的一些人留在了沙特国内，或者是去往车臣、波斯尼亚和克什米尔地区。他们被沙特社会所遗弃，不得不亡命于伊斯兰世界，寻求避难之所或者是尝试发动另外一次圣战。迫于沙特政府的压力，苏丹政府将欧萨玛·本·拉登驱逐出境。1996年塔利班政权建立以后，欧萨玛·本·拉登和许多圣战者又回到阿富汗。阿富汗再次成为沙特圣战者的重要聚集地。这一时期，一种对沙特政权威胁更大的宗教政治言论开始出现。许多布道都宣布要将整个沙特政权或者是其中的个人逐出伊斯兰教。欧萨玛·本·拉登多次发表声明，宣布沙特政权将异教徒引进阿拉伯半岛是一种违反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罪恶，因此，他正在为推翻沙特政权而努力。③1998年9月，哈立德·法瓦兹在伦敦被捕，“建议和改革委员会”的伦敦办公室关闭，其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建议和改革委员会”作为一个公开的、以西方为基地的流亡组织不复存在。沙特阿拉伯的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者及其组织成为完全秘密的、难以捉摸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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