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兴起

一、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镇压伊赫万叛乱以后，沙特阿拉伯教俗合一的官方宗教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政治势力虽然反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及其继承者背离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各种革新，但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选择顺从沙特家族统治者的决定。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官方欧莱玛虽然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宗教权力，但是官方欧莱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独立自主权，成为沙特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欧莱玛的官僚化决定了官方宗教政治势力依附于沙特家族统治者的地位。尽管有一些欧莱玛猛烈批评其他穆斯林统治者的现代化措施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原则，同时抵制外国的影响，然而他们极力避免直接批评沙特家族的统治政策。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措施不可避免地与宗教政治传统产生冲突。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在沙特阿拉伯安装电视播放系统的问题，费萨尔和王国的宗教政治势力发生冲突。与20世纪30年代反对无线电广播的结果一样，尽管欧莱玛论证了在电视中上演人体形象是不道德的，但是费萨尔还是在1963年颁布法令，批准在吉达、希贾兹和利雅得建造电视台。费萨尔颁布法令时并没有与沙特欧莱玛商议，因此这项法令引起了欧莱玛的愤怒。王国的宗教政治势力在利雅得发起了一次游行示威运动，其中有许多官方欧莱玛参加。1965年9月，利雅得的示威者试图袭击利雅得电视台，沙特阿拉伯的警察和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杀死了一些示威者，其中有国王费萨尔的侄子哈立德·伊本·穆萨伊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这次行动后来被阿拉伯世界的报纸描述为一次“失败的伊斯兰政变”。^[1]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权威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国王费萨尔说服欧莱玛理解电视在教授和实践伊斯兰教中的作用，官方宗教政治权威最终还是同意了国王费萨尔引进电视的决定。^[2]沙特阿拉伯在1967年建立了定期的电视节目播放系统。1975年，正是哈立德·伊本·穆萨伊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的亲兄弟费萨尔·伊本·穆萨伊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暗杀了国王费萨尔。然而，暗杀国王费萨尔的行动也未能阻止沙特阿拉伯在费萨尔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的电视节目播放。

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对相对封闭的沙特农牧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伴随着现代化出现的西方化对沙特社会传统的宗教政治意识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外国人在王国的出现，以及西方人对王国石油工业的控制，加强了沙特阿拉伯社会传统上就存在的反西方的社会情绪。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些统治阶级的成员和部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倡议保护“沙特的生活方式”，远离腐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沙特的生活方式”是沙特阿拉伯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遗产和社会传统，主要包括前石油时代贫穷的阿拉伯社会习俗、部落—游牧民族的主要标志和瓦哈卜派禁欲主义和信仰。^[3]“沙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代表着沙特民族的独特性和国家的象征。法赫德领导时期，沙特阿拉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革，加剧了纳季德地区原教旨主义者的不满情绪。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势力常常感觉到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技术官僚的威胁。1978年，内政部副部长阿哈马德亲王和信息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亚马尼视察利雅得伊斯兰大学时，大约2000名学生和教职人员举行了一次抗议。他们批评沙特国家电视播放了反伊斯兰教和颠覆瓦哈卜派社会的节目。^[4]信息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亚马尼宣称这些电视节目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但他遭到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校长和“宗教研究、教法宣传和指导委员会”主席阿布杜·阿齐兹·伊本·阿布杜·阿拉·伊本·巴兹的严厉训斥。同年，愤怒的欧莱玛强烈批评沙特阿拉伯的电视节目表达了“现代主义者”关于妇女地位的观点，并且指责这些“现代主义者”是反对伊斯兰教的人。阿布杜·阿齐兹·伊本·阿布杜·阿拉·伊本·巴兹还指责工业和电力部长加兹·哥赛比侮辱了伊斯兰教。

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伴随着沙特阿拉伯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贫民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城市贫民绝大多数都是伴随着沙特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工程的发展而新近流入城市的农牧民，他们成为沙特阿拉伯下层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城市贫民大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但却是宗教信仰最为虔诚的贝都因人，其中包括一些伊赫万成员的后代。

一些新近移居城市的沙特青年人加入了麦地那伊斯兰大学。这个大学主要面向外国学生，录取学生的条件很低，同时具有最强烈的伊斯兰性质和宗教课程安排。麦地那伊斯兰大学中最强大的两种势力是外国的萨拉菲主义者和一些保守的瓦哈卜派欧莱玛。官方欧莱玛权力和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政策心怀不满，他们常常在宗教大学的讲台上发表谴责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言论。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因此成为沙特新兴激进主义思潮的中心。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否定沙特官方瓦哈卜派宗教解释，要求回归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沙特政府曾一度驱逐了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外国人，并且试图改造沙特学生的思想，但是国王费萨尔去世以后，这种激进主义势力再次兴起。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者不满情绪的迅速发展，沙特阿拉伯的许多宗教大学中普遍兴起了激进主义的思潮。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和麦加的神学院成为新兴激进主义运动的主要据点，甚至在世俗性质的利雅得国王沙特大学中也兴起了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

原教旨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基督教界，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世界上各种宗教中要求回归原初教义的宗教思潮和宗教政治运动，其中影响最大和最受关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是西方对近现代伊斯兰教中所有主张复兴伊斯兰教，提倡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初教义的思潮之称谓。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回溯到公元9世纪伊斯兰教法学家、圣训学家伊本·罕百勒创立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理论。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义学家、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继承并发展了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学说，奠定了近代瓦哈卜派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思想基础。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回归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恢复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初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现代伊斯兰主义也即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伊斯兰世界，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相继系统地阐述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20世纪60年代起，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作为一股强劲的宗教政治力量活跃于阿拉伯世界，并在70年代末达到高潮，掀起了一场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

二、新伊赫万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繁荣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社会弊端，诸如贫富悬殊和不公平等社会现象加剧了沙特社会的矛盾冲突。当王族成员沉溺于奢侈的生活时，沙特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当新近城市化的民众为生活而劳苦奔波时，沙特亲王的生活却奢侈和放纵。随着沙特阿拉伯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广大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民间宗教政治也向纵深领域蓬勃发展。沙特阿拉伯宗教多数派别逊尼派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许多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宗教学者和学生都公开地批评沙特政府引进的革新和西方影响。对政权最直白的批评来自伊赫万成员的后代和一些退出现代教育体制的激进分子，他们大都具有贝都因人的出身。他们对沙特社会的变革感到不满，同时又对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政治权威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官方宗教政治势力是被政府收买的伪君子。70年代末期，一场以社会下层民众为基础的新伊赫万运动在沙特阿拉伯诞生，这场运动将伊赫万运动的好战倾向和穆斯林的千福年说结合在一起。

新伊赫万运动的主要成员有沙马尔、哈尔卜和阿太白部落的民众、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成员、希贾兹的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城镇失业人员和店员，以及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生。新伊赫万运动的组织者、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是朱海曼·本·穆罕默德·本·萨伊夫·欧泰比。^[5]他的祖父是一名伊赫万成员，1929年3月在斯比拉战斗中被沙特军队杀死。朱海曼曾在以部落民为基础的沙特国民卫队中服役18年，担任国民卫队的一名班长。他后来进入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在倾听了一场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演讲后深受启发。1974年，朱海曼对沙特政权和官方宗教政治感到失望，于是离开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回到他的故乡卡西姆。一些贝都因人和外国学生成为朱海曼的追随者。1975年，朱海曼开始在纳季德地区的城镇和绿洲中传播他的新伊赫万思想和学说。这些城镇和绿洲中居住着许多伊赫万成员的后裔，他们成为朱海曼的主要支持者。同时，许多从大学中退学的学生也加入了朱海曼的组织。朱海曼还努力将新伊赫万运动与邻近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中的激进组织联系起来。

朱海曼共著有7本手册阐释他的神学和政治观点。他对伊本·泰米叶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都与伊本·瓦哈卜的学说相似或相同。朱海曼的神学政治主张是民众不必服从不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强迫人民接受其意愿的沙特统治者，即使他们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进行统治。^[6]在一部广泛散发的手册中，朱海曼宣称沙特阿拉伯的混乱并非是因为现代化的改革步骤，而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国王。在朱海曼的著作中，表示出一种对费萨尔秩序的极端反对。他质疑沙特家族与“基督徒”的结盟，要求将所有外国军队和平民驱逐出沙特阿拉伯，结束与腐败的西方的外交关系。朱海曼还直接攻击沙特家族和欧莱玛的联盟，叱责官方欧莱玛支持一个堕落的政权。1978年，朱海曼进一步宣称，沙特家族收买了纳季德的欧莱玛。他还质问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权威:如果没有王族积极的财政支持，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富裕？朱海曼还指责谢赫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接受了沙特家族的工资，是沙特家族操纵民众的工具。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可能非常熟知经训，但是他却利用经训为腐败的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支持”^[7]。朱海曼还指出，一些正直的宗教学者已经对沙特王族的腐败加以警告，但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官方欧莱玛都是腐败政权的傀儡，他们被沙特家族收买而认可沙特家族的行为。朱海曼提出，利雅得神学院学生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是众所期待的马赫迪。朱海曼在1978年底和1979年发表的手册中都提到，马赫迪来自先知出身的古莱西部落，他将净化伊斯兰教和拯救穆斯林世界。他还间接地指责沙特家族是篡权者。朱海曼提倡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反对沙特阿拉伯的腐败和堕落。朱海曼努力仿效伊赫万的行为举止，穿着长至小腿的长袍，提倡简朴的社会风尚。欧泰比严厉批评电视和摄影，就像当年伊赫万成员强烈反对无线电报一样。

1978年，朱海曼及其追随者移居利雅得，他们开始在利雅得的许多清真寺中传播反对现代化弊端的思想。新伊赫万运动成员还在布道中暗示，沙特政权应该对伊斯兰教的败坏负责。朱海曼的活动引起了沙特秘密警察的注意。1978年6月，朱海曼和近100名新伊赫万运动成员在利雅得被捕，并受到官方欧莱玛包括宗教权威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质问。在新伊赫万成员承诺不进行神学宣传和不举行公开活动之后，官方欧莱玛认为新伊赫万运动不会对沙特政权造成威胁，于是在6个星期后将他们释放。^[8]

朱海曼命令他的追随者在1979年11月19日的夜晚聚集到麦加。当晚他带领400余名追随者及其妻子儿女，带着武器和食物储备进入麦加圣寺。1979年11月20日，即伊斯兰历15世纪的第一天，当麦加圣寺的伊玛目谢赫穆罕默德·本·萨比勒正要开始最特别的黎明祈祷时，朱海曼推开伊玛目，并当场枪杀了一名清真寺管理人员。随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在扩音器中呼喊，他就是众所期待的马赫迪，马赫迪及其追随者将寻求圣寺的保护，因为他们到处遭受迫害，而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圣寺。^[9]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竭力劝说四处逃散的民众承认他就是众所期待的马赫迪。谢赫穆罕默德·本·萨比勒逃到禁地的公共电话室寻求帮助。新伊赫万成员对克尔白禁地发起攻击，3个小时之后，他们占领了圣寺的周围地区，并将数百名朝觐者当做人质。朱海曼领导400余名武装分子占领圣寺长达两周。

在占领麦加圣寺的行动中，新伊赫万成员集中抨击沙特家族的腐败，以及瓦哈卜派宗教政治传统在王国中的逐渐消失。叛军宣布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他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马赫迪。马赫迪将带来正义的统治并实现社会的复兴。朱海曼公开发表演说，斥责沙特政权是“异教徒的权力”，严厉批评沙特家族的腐败和沙特家族与西方异教徒的亲密关系，抗议沙特政权对民众的压制，指责沙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松弛和堕落，否定国家掌控的宗教，谴责官方欧莱玛对沙特家族的屈从并强烈呼吁他们取消对沙特家族的支持。^[10]新伊赫万运动采用强烈的伊斯兰言辞，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猛烈抨击沙特政权利用伊斯兰教来掩盖腐败、堕落、压迫和对“外国人”的帮助，由此置疑了沙特家族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威胁了沙特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新伊赫万运动结合了对沙特社会的批评和对沙特政治的抗议。起义军的宗教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通过追求重建7世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社会的宗教理想来号召废除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君主制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朱海曼在占领圣寺期间，通过圣寺的广播公开提出了五项宗教政治要求:第一，沙特阿拉伯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应当建立在伊斯兰价值标准上，而非建立在腐败的西方竞争机制的基础之上。应当解除与具有剥削本性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第二，推翻“不可信的”沙特家族君主制，建立一个公平的伊斯兰政府，完全接管沙特家族侵占人民的财富。第三，沙特家族和官方欧莱玛的统治并不具备安拉赋予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因为他们鼓励外国人剥削这个国家。第四，结束对美国的石油输出，因为美国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国家的财富不应该浪费，石油输出应该只在国家经济需要时才进行。第五，驱逐所有统治阿拉伯半岛的外国人和军事专家。^[11]

叛乱发生后，国王哈立德要求沙特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颁布费特瓦支持沙特家族并授权军队进入圣寺平叛。1979年11月24日，沙特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权威颁布了一份费特瓦，要求叛军投降和放下武器，并且批准沙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叛军。^[12]大约有30名欧莱玛在费特瓦上签名，其首领是谢赫阿布杜拉·本·胡麦德、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和阿布杜勒·阿齐兹·本·纳斯尔·本·拉希德。^[13]这份费特瓦主要阐述在圣寺中使用武力和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作为新的马赫迪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份费特瓦指责朱海曼及其追随者占领圣寺的行动是亵渎信仰的叛教行为，要求叛军放下武器投降，否则他们就将面临先知在《古兰经》中明确说明的武力镇压。费特瓦援引《古兰经》的规定:“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不信道者的报酬是这样的。”^[14]欧莱玛提出，虽然《古兰经》的这个章节是关于异教徒，但是也适用于其他有类似行为的人。因此，欧莱玛颁布的费特瓦赋予沙特军队在禁地作战的宗教政治合法性，目的是使沙特当权者能够采用任何需要的措施镇压占领麦加圣寺的叛乱。关于马赫迪的问题，这份费特瓦引用阿布·穆斯林记录的圣训，证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并非真正的马赫迪。这段圣训是:“当你们的意见全体一致时，想要来造成你们的分歧和分裂的人，应当砍掉他的脖子。”^[15]欧莱玛提出，先知的规定适用于宣称自己是马赫迪的人，叛军宣布马赫迪的身份是要使穆斯林分裂和挑战他们的伊玛目，这种行动是违背宗教戒律的。这份费特瓦引用《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明确的证据，排除了任何将叛军清除出圣地的疑虑，最终授权沙特政府在圣寺中使用武力镇压叛军。

随后，沙特军队在法国反恐部队的帮助下镇压了占领麦加圣寺的叛乱。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在战斗中死亡。1979年12月5日，沙特政府重新控制麦加圣寺，朱海曼及其追随者被捕。在这场沙特政府镇压叛军的战斗中，共有227人死亡，400多人受伤。1980年1月，63名叛军未经审判即被带往王国的8个城市公开处决，以儆效尤。^[16](www.daowen.com)

70年代末期的新伊赫万运动是沙特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的直接结果。麦加圣寺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社会骚乱，更是一次对沙特家族威望的巨大打击。这一时期，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反对派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外籍学生和新近城市化的部落民众。朱海曼和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塔尼的追随者大都是沙特、埃及、科威特、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下层民众，最后公开处决的63名叛军中包括41名沙特人、10名埃及人、7名也门人、3名科威特人、1名苏丹人和1名伊拉克人。^[17]参加占领麦加圣寺行动的主要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主要是一些失业人员、店员和麦加伊斯兰大学的学生。然而，许多对沙特政权不满的个人和群体为新伊赫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些支持者包含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官方宗教人士甚至沙特王族等多种社会势力。

新伊赫万运动具有明显的部落特征。“部落清教主义”和“伊赫万的救世主思想”是导致叛军脱离沙特主流社会的主要因素。马赫迪的末世学说相对于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一种边缘性的意识形态。^[18]绝大多数沙特人并不支持朱海曼“通过众所期待的马赫迪拯救世界”的思想和计划，武力入侵麦加圣寺的斗争方式更是难以获得沙特民众的容忍和支持。^[19]新伊赫万运动结合了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伊斯兰教和伊赫万的部落遗产，具有沙特宗教政治历史传统的重要特点。麦加圣寺叛乱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部落势力退出了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舞台。石油繁荣时代，由于沙特政府依靠巨额的石油收入实行福利性的社会政策，发展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发放住房补贴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沙特阿拉伯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因此民间政治反对派并未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新伊赫万运动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该运动成员由于知识构成和文化水平的局限，缺乏一个广阔的视野。占领麦加圣寺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新伊赫万运动几乎没能在沙特社会留下任何影响和痕迹。

麦加圣寺事件之后，沙特政府的高层发生一些变化，国王哈立德的兄弟亲王法瓦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辞去麦加省长的职务。军队和内政部公安总署的一些负责人因在麦加圣寺事件中有严重过失而被立即撤换，原参谋长、原公安总署署长和原空军首脑均被解职。1980年1月1日，将军法亚德·穆罕默德·阿瓦费被免去公共安全主管的职务，继任该职位的是将军阿卜杜勒·阿拉·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将军阿卜杜勒·阿拉·本·阿卜杜·拉赫曼·谢赫是瓦哈卜家族的成员，他的任命成为欧莱玛集团权力上升的标志，通过他的任命也增强了宗教权威和沙特家族之间的联系。^[20]

麦加圣寺事件中官方欧莱玛颁布的费特瓦在最开始的段落中明确提出，是国王要求欧莱玛递交一份关于占领圣寺事件的宗教法律意见。关于新伊赫万运动对沙特政权和官方欧莱玛的指控，这份费特瓦并没有做出回应和解释。尽管沙特官方欧莱玛在麦加圣寺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察觉新伊赫万运动的反政府活动，但这份费特瓦只是指责叛乱行为本身，而没有指责叛军的穆斯林信仰。沙特官方欧莱玛对沙特国家的西方化以及沙特家族与异教徒的联盟存在一定的看法，同时他们对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不断丧失感到不满，因此对新伊赫万运动抱有一定的同情。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对新伊赫万运动抱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支持叛军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接受叛军反对沙特国家的叛乱，因为瓦哈卜派欧莱玛一直将沙特国家视为瓦哈卜派伊斯兰教赖以生存的基础。最终，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对沙特政权的忠诚超越了他们对新伊赫万运动的怜悯。因此，官方欧莱玛在11月20日接到沙特政权的要求后，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在11月24日的午夜颁布了费特瓦。麦加圣寺事件对沙特官方宗教政治势力的威望和权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官方欧莱玛在叛乱发生初期一度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优柔寡断的缺点暴露无遗。“麦加事件标志着沙特欧莱玛的一个新的低谷，为欧莱玛政治上的软弱提供了铁证。”^[21]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官方欧莱玛的软弱和妥协感到彻底失望，于是他们开始在沙特社会中发展独立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引起沙特家族的高度重视，沙特家族以强化官方宗教政治作为遏制民间宗教政治的重要手段。面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对沙特政权宗教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沙特政府试图通过实施更严格的瓦哈卜派原则来加强沙特政府的宗教政治合法性。沙特政府加强王国统治模式的伊斯兰色彩，国王法赫德采用了“两圣寺的仆人”的称号，官方欧莱玛在教育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权力得到一定的加强。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领导的官方瓦哈卜派欧莱玛在紧要关头发布费特瓦支持沙特家族和沙特政府，因此获得了沙特家族的信任和回报。沙特政府授权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及其同僚与王国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所有违反瓦哈卜派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官方宗教政治权威控制的利雅得、麦地那和麦加的宗教大学，都得到沙特政府的慷慨资助。80年代，沙特阿拉伯宗教大学的学生数量迅速增加。90年代初，大约有1/4的沙特学生在宗教学院就读。^[22]官方宗教政治权威控制的“劝善惩恶委员会”也在预算和行动自由方面得到大幅度提升。沙特政府希望通过以上的手段来安抚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势力。但事与愿违，这些政策促进了沙特社会中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90年代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1985年石油危机以后，沙特阿拉伯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扩展了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沙特社会中的基础。

新伊赫万运动是一场瓦哈卜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宗教思想与瓦哈卜的宗教思想一脉相承。新伊赫万运动是瓦哈卜派激进倾向的一种历史延续，它试图将瓦哈卜派宗教势力从沙特家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实现宗教权威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新伊赫万运动也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它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和民间宗教政治的公开对抗。新伊赫万运动深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是为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萌芽状态。镇压朱海曼及其追随者的叛乱并没有结束沙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对沙特政权和官方宗教政治的挑战。新伊赫万运动的要求与海湾战争之后沙特民间伊斯兰主义者的要求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朱海曼及其追随者占领麦加圣寺掀开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民众运动的序幕。7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反对派的特点是民间宗教政治的兴起和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出现。民间宗教政治挑战了沙特家族控制下的官方宗教政治的领导权力，伊斯兰激进主义从宗教教义和神学原理的角度，置疑了沙特家族政权的宗教政治合法性，成为民众反抗沙特家族统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80年代，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宗教学者在沙特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特别是当8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由于石油收入的降低而出现长期的萧条之后，现代伊斯兰主义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在沙特阿拉伯找到了发展的沃土。

二、什叶派宗教政治运动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人口构成主体的国家，什叶派穆斯林是宗教少数派，其人数约有50万人，约占王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23]由于瓦哈卜派正本清源的宗教原则，沙特国家素有仇视什叶派的历史传统，其建立之初就将什叶派定为暴力攻击的目标之一。1801年，瓦哈卜派沙特军队掠夺卡尔巴拉城，毁坏侯赛因之墓，激起了什叶派对瓦哈卜派永久的仇恨。^[24]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哈萨之后，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将什叶派定义为“拒绝信仰的人”^[25]，这一宗教原则决定了什叶派穆斯林在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备受压迫的境况。沙特政权和瓦哈卜派官方宗教权威一直对什叶派采取歧视的政策。在沙特政权的支持下，瓦哈卜派欧莱玛颁布了许多谴责什叶派的费特瓦。什叶派教义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穆斯林被视为异教徒。什叶派穆斯林还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智力迟钝的人群，他们不得与逊尼派穆斯林通婚。沙特政权禁止什叶派拥有该教派自己的清真寺和宗教法庭，沙特法庭也拒绝接受什叶派穆斯林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沙特政权禁止什叶派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特别是为纪念侯赛因之死的“阿舒拉”游行。什叶派穆斯林的就业受到限制，他们不能在沙特政府机构和教育部门任职，也不具备在正规军、国民卫队和警察系统服役的资格。沙特阿拉伯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禁止讲授和开设有关什叶派历史的课程。从孩童教育的初期阶段，什叶派教义作为异教的和罪恶的学说就被否定。什叶派著作严禁出版，拥有什叶派的著作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另外，瓦哈卜派宗教机构和沙特当局还对什叶派实行宗教迫害。王国到处都有政府机构出版和分发的侮辱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书籍，大学的宗教课本也包含侮辱什叶派的内容，描述什叶派的时候采用贬抑和毁谤性的词汇。官方宗教机构颁布侮辱什叶派的教令并鼓动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歧视、憎恨和暴行。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尔沙伊克还曾颁布一份费特瓦，授权一次“计算机的圣战”，鼓励瓦哈卜派破坏和致使什叶派的网站瘫痪。什叶派教职人员以“巫术”罪被捕入狱，什叶派穆斯林集会则被指控为“行为放荡”。^[26]

由于其宗教信仰与瓦哈卜派官方宗教原则的差异甚大，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穆斯林处于沙特社会的最底层，其社会地位甚至不及基督徒和犹太人。然而，什叶派穆斯林却为沙特阿拉伯巨额财富的来源———石油工业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穆斯林主要聚居在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约占该省总人口的33%。^[27]东方省的什叶派穆斯林集中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油田所在地哈萨、卡提夫和加瓦尔周围，他们多数是石油工人或者从事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作。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穆斯林是最先受到沙特阿拉伯王国经济现代化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石油时代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最初的力量源泉。什叶派穆斯林约占阿美石油公司劳动力的一半以上^[28]，在沙特石油工业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经济条件、教育环境和发展机会。什叶派在沙特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他们在石油工业中所做的贡献极不相称。与东方省的其他城市相比，什叶派城镇卡提夫和胡富夫是受到压制的地方。什叶派缺乏正规的学校、医院、道路和下水道系统，水电供应不足。^[29]20世纪50年代，什叶派参加了争取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石油工人罢工运动。1960年，一个什叶派团体向国王沙特请愿，抗议一个半官方性质期刊刊载诽谤什叶派的文章，要求沙特政府结束对什叶派的歧视。^[30]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什叶派举行了要求人权和经济权力的示威运动，沙特国民卫队拘捕了数以千计的什叶派穆斯林。^[31]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国王哈立德在沙特家族的支持下，监禁了数百名什叶派和伊斯兰激进分子。^[32]

沙特家族和官方宗教政治统治对什叶派的压迫最终导致什叶派与沙特政权的公开对抗。1979年11月28日，卡提夫及其附近的什叶派村庄公开举行“阿舒拉”宗教仪式。自从1913年以来，沙特政府就限制沙特什叶派只能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举行“阿舒拉”宗教仪式。因此，什叶派的公开行动构成对沙特政府的挑战。当警察在卡提夫驱散参与活动的大批群众时，什叶派发起政治动乱。他们袭击英国—沙特银行、焚烧公共汽车、砸碎商店橱窗，甚至杀死国民卫队的贝都因人士兵。动乱扩展到赛哈特和该地区其他的什叶派定居点，拉斯塔努拉和宰赫兰附近的石油设施遭到破坏。骚乱持续了三天，什叶派高举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和公开指责沙特家族和美帝国主义的布告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反美的口号，要求沙特阿拉伯停止向美国供应石油，要求沙特阿拉伯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还有一些什叶派要求推翻沙特政权，在哈萨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33]沙特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场什叶派动乱。沙特政府派遣20000名国民卫队士兵负责镇压什叶派运动，国民卫队多次向示威者开火，共有17人死亡，许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1980年，什叶派在卡提夫组织了一系列的罢工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来庆祝霍梅尼返回伊朗的周年纪念日。2月1日，卡提夫的什叶派高呼反对沙特政权和反美的口号，石油矿业大学的学生烧毁了公共汽车和私人轿车，沙特银行成为这次示威行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这次动乱持续了许多天，国民卫队驱散了示威人群，共有4人死亡，许多人被捕。^[34]在这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中，什叶派抨击沙特家族与西方国家的亲密关系、沙特家族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以及沙特家族的腐败和对沙里亚的偏离。什叶派抗议他们在沙特阿拉伯是二等公民，抗议沙特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悬殊，什叶派还要求停止对美国的石油供应，重新分配石油财富，以便什叶派可以获得一个更公平的占有份额。^[35]接下来的几年，哈萨的城镇和乡村不断发生颠覆政府的活动，沙特政府以铁腕将其镇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什叶派骚乱是沙特社会教派歧视和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霍梅尼输出革命的历史产物。

面对什叶派的宗教示威运动和公开反抗，沙特家族对什叶派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沙特政府做出一些改善什叶派经济政治境况的让步，沙特家族主要领导人访问什叶派定居点，政府投入更多资金用于东方省的通信和基础设施建设，什叶派穆斯林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个别什叶派人士还进入政府担任公职。然而，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宗教政治和地缘政治背景，沙特政府和逊尼派一直对沙特国内的什叶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沙特国家仍然对什叶派实行压制性的政策，什叶派社团受到沙特当局和宗教警察的严密监视甚至骚扰。沙特政府限制什叶派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且允许对什叶派的职业歧视。什叶派作为一个整体，仍被排除在沙特阿拉伯经济和行政机构的中上层之外，没有加入安全和武装力量的资格。沙特政府有意压制什叶派的文化象征，禁止什叶派出版书籍和发行录音磁带，禁止出版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画像，任何拥有违禁书籍、磁带和画像的人都可能被逮捕。沙特政府还禁止什叶派修建清真寺、殡仪馆或者社区会堂。^[36]

什叶派的反抗活动还包括成立反政府的政治组织。“伊斯兰革命组织”是沙特阿拉伯最典型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它于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其成员主要来自石油矿产大学的学生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70年代末至80年代，该组织采取激进的立场与政府对抗，其主要目标是净化伊斯兰教，反对苏菲派实践以及为沙特政权合法性服务的官方宗教制度和惯例。该组织得到伊朗的大力支持。该组织从伊朗的无线电台向沙特阿拉伯国内传播信息，而且还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信息办公室。在此发展阶段中，激进的思想和言论控制了该组织的出版物，其月刊“伊斯兰革命”是表达该组织和什叶派反政府主张的最主要途径。1979年的国内外形势使这个组织的立场变得更加激进，该组织的领导人坚持要遵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路线。直到1985年，该组织仍持这种激进的立场和言论而毫不妥协。“伊斯兰革命组织”宣称:沙特家族利用伊斯兰教的外衣来为非伊斯兰的统治提供宗教政治合法性，是穆斯林“温麦”和伊斯兰教最危险的敌人；伊斯兰教不允许一个拥有豪华王宫和参与商业活动的王室家族存在。“伊斯兰革命组织”的政治主张是:要求沙特政权立即结束在卡提夫和哈萨的拘捕浪潮，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在东方省举行“阿舒拉”宗教仪式被捕的政治犯；结束沙特家族的专政，引进一部伊斯兰宪法来保护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境况；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不论任何教派都是同一个民族，谴责沙特政权煽动逊尼派反对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政策；要求减缓石油生产的速度；要求社会公正，结束大众的贫穷；要求废除所有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伊斯兰革命组织甚至要求推翻沙特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37]该组织的领导人强调，什叶派对沙特王族的态度是“绝不与一个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政权谈判”。该组织认为沙特政权是“非法的”，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提出:“我们不与一个忽视法律统治的政权谈判。我们希望的变革是让人们选择他们所希望的政权。我们想要一个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权，我们要求减轻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如果沙特政权不接受这种变革，我们就没有与它谈判的理由。”^[38]“伊斯兰革命组织”追随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路线，得到了伊朗的财力支持。它代表着沙特阿拉伯什叶派的宗教政治利益，其追随者十分有限。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伊斯兰革命组织”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该组织的活动尚处于初级水平。

80年代是什叶派反政府活动受伊朗伊斯兰革命激励而蓬勃发展的时期。1982—1984年间，东方省有数千名什叶派被怀疑是反政府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而受到审讯，数百人被监禁。^[39]1983年以来，700多名政治犯未经指控和审判就被拘留，其中大部分是什叶派。^[40]1988年，欧莱玛长老委员会颁布费特瓦，允许在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东方省处决4名沙特什叶派穆斯林。1989年，沙特的什叶派发动了多次反政府活动。^[41]由于沙特政府打击什叶派的政策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对什叶派的仇视，多数沙特什叶派反对派成员都长期流亡国外。海湾战争以后，沙特政府仍然执行压制什叶派的政策，并且试图以打击什叶派的政策和行动来讨好国内日益不满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1992年3月，沙特政府逮捕了国王大学的学生阿卜杜勒·哈里基·贾尼尼和穆拉·土耳基·阿哈马德·土耳基，因为他们与教授讨论一本被认为是侮辱了什叶派信仰的教科书。^[42]1992年9月，沙特当局在卡提夫公开处决一名23岁的什叶派穆斯林萨德基·阿卜杜勒·卡里姆·马拉拉赫，内政部控告他背弃了伊斯兰教，亵渎了安拉、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这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第一次以这种罪名处决犯人。^[43]1992年，政府共拘留了26名什叶派宗教领袖，温姆·库拉什叶派村庄的许多什叶派居民消失了。国家安全力量'毁了4座什叶派清真寺，政府拒绝批准修建新的什叶派清真寺，并且比以往更严格地阻止什叶派庆祝大部分的什叶派宗教节日。^[44]

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官方宗教政治长期奉行的教派歧视政策和王国石油财富分配不均的逻辑结果。什叶派在宗教旗号下进行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了在沙特阿拉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维护和争取本教派应当享有的平等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以教派运动形式出现的什叶派起义构成了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实质是对官方宗教政治和沙特家族政治的反抗。然而，有限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