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沙特政治现代化:自由亲王运动的结果

沙特政治现代化:自由亲王运动的结果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自由亲王”在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民众中找到了支持者。费萨尔否决了“自由亲王”的立宪改革计划。国王沙特拒绝批准这一任命。

沙特政治现代化:自由亲王运动的结果

第二节 自由亲王运动

一、“自由亲王”派别的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内形成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王室内部也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改良派系,这个派系以亲王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首,主要包括一些年轻的亲王,他们通常被称作“自由亲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塔拉勒亲王在王位继承顺序中排行第十二位,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沙特王族成员。亲王塔拉勒因为继承其母亲的遗产以及他自己享有的年金而富有,并且思想比较开放,见多识广,是沙特家族中最早具有企业家头脑的成员。亲王塔拉勒并不拘泥于常规,曾经与黎巴嫩政治家和首相里阿德·索勒赫的女儿结婚。亲王塔拉勒还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中才智和能力较为突出的。他19岁就担任王族的审计员,22岁就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任信息部长。然而,由于亲王塔拉勒与沙特军队中自1955年开始形成的持不同政见的群体有一定的联系,他被免去信息部长的职务,改派到欧洲担任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1957年,亲王塔拉勒回到沙特阿拉伯,开始表现出宪政和政府代议制的激进思想倾向,并且影响了沙特家族中的一些年轻的亲王,包括纳瓦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德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法瓦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穆赫辛·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马吉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自由亲王”在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民众中找到了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具有外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商人。“自由亲王”的支持者主要是希贾兹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都受到纳季德人的压制。“自由亲王”也在沙特阿拉伯的军官群体中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因此在“自由亲王”宪政和代议制的改革要求中找到了接近王国政治权力的途径。“自由亲王”在民众中的支持者中最突出的是阿卜杜拉·塔里其,他是石油矿产资源局局长。阿卜杜拉·塔里其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第二创建者,并且因为维护石油生产国家的权利而著名。

1958年沙特阿拉伯发生政治危机时,“自由亲王”成为独立于沙特派和费萨尔派的政治派系。“自由亲王”崇尚纳赛尔主义,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自由亲王”主张在维持沙特王权和伊斯兰国体特征的前提下,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并制定宪法,建立最高法院和最高计划委员会,使沙特阿拉伯王国逐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17]在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角逐权力的过程中,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一度支持费萨尔出任首相,以期获得个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国王沙特将权力移交给王储费萨尔之后不久,阿卜杜拉·塔里其激动地对外宣称:“我们沙特阿拉伯刚向宪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国家实际上将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国。”[18]然而,王储费萨尔并不打算进行立宪君主制改革。而且,费萨尔也没有提拔阿卜杜拉·塔里其,仍然将重要的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门作为财政部的一个下属单位,由费萨尔亲自掌控财政部的大权。1959年底,费萨尔公布的下一年财政预算没有满足“自由亲王”要求发展的项目,“自由亲王”对费萨尔的批评开始增多。“自由亲王”逐步认识到,恢复国王沙特的无能统治和罢黜费萨尔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改革目标。已经失去实权的国王沙特及其儿子们也打算利用“自由亲王”及其支持者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权力和威望。

1958—1960年费萨尔主持大臣会议期间,国王沙特虽然失去了管理国家政务的权力,但他一直在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国王沙特多次巡视沙特阿拉伯各地,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作为国王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暗中培育支持他的社会政治势力。国王沙特慷慨地向贝都因部落贵族赠送礼物,为穷人支付无力偿还的债务,会见欧莱玛并捐资修缮和建造清真寺。国王沙特还向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诸多王子明确承诺,凡未担任国家公职者,已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1000万里亚尔,未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200万里亚尔,其他王室成员也将获得数额可观的年金。[19]国王沙特还亲自参加朝觐时节克尔白的清洁仪式。国王沙特的上述举措,旨在笼络各种政治势力,削弱费萨尔的政治影响。通过一系列慷慨和虔诚的举动,国王沙特的声望得到很大提高,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和麦加广播电台高度赞扬“宗教的护主和崇高戒律的首要拥护者”国王沙特的高尚品德和行为。[20]国王沙特和“自由亲王”在慈善行为方面具有相似的地方。亲王纳瓦夫也曾放弃了部分收入和一些资产,沙特阿拉伯的媒体曾经赞扬亲王纳瓦夫的善行,一家报纸还说“纳瓦夫肯定能因为他的善举而进入天堂”。[21]亲王塔拉勒在利雅得捐建了一所医院和一座车载的移动诊所,他在受过教育的城市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塑造了积极而现代的形象。

二、“自由亲王”的政治实践

1960年初,费萨尔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以后,媒体就开始传播立宪改革的思想。1960年5月,亲王纳瓦夫在访问开罗时谈到:“沙特阿拉伯存在一种在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一个立宪议会、起草国家第一部宪法、建立一个最高法庭和一个最高计划委员会的趋势。”[22]1960年6月,以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发表声明,主张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建立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制定宪法,同时还要求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实行保护人权的措施。费萨尔否决了“自由亲王”的立宪改革计划。[23]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则公开批评费萨尔立场保守,进而与费萨尔分道扬镳。同时,国王沙特却一直努力与“自由亲王”协调和联合。1960年夏,国王沙特提到要建立省级议会,其成员一半由任命产生,一半由选举产生,省级议会的代表将组成一个中央议会,其职责是向大臣会议提出建议和批准国家预算[24]1960年8月底9月初,“自由亲王”向国王沙特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虽然国王沙特以该宪法草案存在激进主义倾向为由,拒绝了这份草案,但国王沙特仍努力维持与“自由亲王”的联系。

国王沙特的力量逐步壮大以后,向王储费萨尔提出挑战。1960年5月,王储费萨尔计划到欧洲治病,于是打算安排亲王法赫德担任代理首相。国王沙特拒绝批准这一任命。沙特家族内部出现分歧,一些亲王支持王储费萨尔,另一些亲王包括塔拉勒、纳瓦夫,则支持国王沙特。在这种形势下,王储费萨尔不敢离开沙特阿拉伯。11月,国王沙特向王储费萨尔提出要求:费萨尔必须通知国王出席所有的政府会议;如果没有国王的批准,费萨尔不能任命地区、城镇和村庄的埃米尔法官;预算必须在国王同意以后才能公布;增加国王沙特的年金。12月18日,国王沙特拒绝在费萨尔提交的新一年财政预算报告上签字,理由是没有列出预算的细节。由于受到不甘心失去权力的国王沙特以及一些保守派亲王和部落首领的合力排挤,王储费萨尔当即退出政坛并且拒绝与国王沙特交谈。12月21日,国王沙特重新兼任首相,并宣布成立由他领导的新一届大臣会议。新一届大臣会议下设11个部,其中5个部由沙特王室成员出任部长,另外6个部由非王室成员出任部长,其中5名非王室成员的部长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另一名非王室成员的部长是一名希贾兹背景的商人。国王沙特的儿子穆罕默德·本·沙特担任国防部长,3名“自由亲王”塔拉勒、阿卜杜勒·穆赫辛和白德尔分别担任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和信息部部长,阿卜杜拉·塔里其被提升为新建的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一个职业外交官易卜拉欣·苏瓦伊勒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自由亲王”法瓦兹成为利雅得省长。纳瓦夫谢绝了国内事务部长的职位,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中立。不久后,纳瓦夫被任命为王室迪万的领导人。这届大臣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将部长的多数职位交给了非沙特王室成员。新一届大臣会议并不包括任何沙特王室的重要人物,支持费萨尔的王室成员均被排斥在大臣会议之外。[25]新一届大臣会议违背了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原则。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成为活跃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他们试图依靠国王沙特的支持,推行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实行宪政。

“自由亲王”及其支持者提出了一份宪法草案。这份宪法草案沿袭宗教政治传统,规定沙特阿拉伯是大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一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伊斯兰教主权国家,伊斯兰教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基本源泉;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大臣会议的权限;沙特王位的继承人应从先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家族成员中遴选;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实行社会平等,赋予民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根据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国民议会即将成立。国民议会由120名议员组成,其中40名议员是亲王和内阁部长,通过任命产生,另外80名议员由选举产生;国民议会拥有广泛的权力,负责制定法律和监督内阁;国王有权解散国民议会,但必须在三个月内选举新的议会。[26](www.daowen.com)

新内阁刚成立不久,塔拉勒亲王就同国王沙特在财政和立宪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亲王塔拉勒作为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部长以及最高计划委员会主席,主张继续整顿财政和实行严格计划的经济政策。而国王沙特则大规模地投资公共建设,并且减免了地产税收。1960年12月24日,麦加广播电台宣布“自由亲王”制定的宪法草案已经由国王提交给大臣会议。第二天,麦加广播电台又否认了这次报道。三天以后,广播和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否认曾经做过任何有关宪法草案的报道。国王沙特对新一届大臣会议讲话时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立宪改革的问题。塔拉勒感到国王背叛了立宪改革运动,但他仍然没有放弃。

沙特王室内部的权力争夺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1961年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国王沙特不愿与民众分享政治权力,拒绝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沙特王族中保守的亲王和高级军官与官方宗教权威联合,反对“自由亲王”的改革措施。1961年2月,“自由亲王”再次提出立宪的问题。国王沙特明知欧莱玛反对立宪,却仍将立宪的问题提交给官方欧莱玛裁决。瓦哈卜派官方欧莱玛严厉批评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与伊斯兰教法不符。国王沙特随之宣布,《古兰经》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宪法,同时也是沙特政治原则和社会法则的唯一源泉。1961年3月,国王沙特颁布《国家安全法》,明令禁止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背叛国王,禁止组建政党,禁止宣传非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散布不满言论,违者将处以死刑或者25年的监禁。[27]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谢赫抨击塔拉勒提出的《劳工法》违反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国王沙特为了讨好官方宗教政治权威,也反对塔拉勒的改革意见。

国王沙特反对塔拉勒将利雅得的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改革建议,王储费萨尔的支持者也利用这一机会打击塔拉勒及“自由亲王”的势力,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群体中散布塔拉勒打算将所有工商业公司国有化的传闻。国王沙特想要与王储费萨尔势力妥协,于是决定牺牲塔拉勒及“自由亲王”势力。自由亲王与国王沙特的矛盾逐渐激化,亲王塔拉勒离开沙特阿拉伯前往欧洲。1961年8月14日,亲王塔拉勒在贝鲁特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宣布他的政治改革计划,并且说大臣会议会将其政治改革计划付诸实践。亲王塔拉勒还公开提到沙特家族内部的意见不合,承认他与王储费萨尔在政府体制方面的意见相左。塔拉勒还说沙特政府正着手终止美国租借宰赫兰空军基地的条约。塔拉勒还指责国王沙特的独断专行。[28]亲王塔拉勒的声明违反了沙特家族的许多行为规则,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轰动。他公开传播沙特王族成员纠纷和越权的行为引起了沙特家族的愤怒。亲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召开新闻发布会,严厉批评亲王塔拉勒起草宪法的提议,并且强调沙特阿拉伯已经拥有一部安拉赐予的、而非人造的宪法。国王沙特发电报训斥亲王塔拉勒,并要求他立即回国。塔拉勒拒绝道歉,并且威胁说如果国王沙特不履行立宪和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允诺,他就不再参与大臣会议。1961年9月11日,国王沙特颁布王室法令,宣布将亲王塔拉勒、阿卜杜勒·穆赫辛和白德尔清除出内阁。9月16日,国王沙特任命持中立倾向的“自由亲王”纳瓦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部长,国王沙特的儿子们填充了其他空缺的部长职位。

亲王塔拉勒继续呼吁在沙里亚框架内对王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他还要求将另外一些法律法规引入沙里亚以规范新的社会现象。塔拉勒要求打开“创制”之门,因此沙特社会中的新群体才能根据他们的利益重新解释沙里亚,为他们的要求找到法律依据。塔拉勒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没有找到支持者,于是塔拉勒将他的视线转移到国外。1962年7月23日,亲王塔拉勒致电纳赛尔,向他祝贺埃及解放7周年。几周后,塔拉勒在贝鲁特宣布,他和阿卜杜勒·穆赫辛以及白德尔决定给予他们的妾和奴隶自由。“自由亲王”的一系列行动激怒了沙特统治者,沙特政府立即吊销了塔拉勒的护照,查封其财产。8月16日,亲王塔拉勒在贝鲁特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沙特政权。他在发言中提出,他与国王沙特和王储费萨尔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而是关乎民主政体的问题。亲王塔拉勒提出,尽管沙特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很高,但他相信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实行民主政体是可行的。塔拉勒明确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建立一种立宪民主制度[29]四名沙特亲王公开表示对塔拉勒的支持,他们是阿卜杜勒·穆赫辛·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德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法瓦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萨阿德·本·法赫德。黎巴嫩政府害怕招致沙特政府的敌对,于是设法驱逐背叛沙特政府的“自由亲王”。8月19日,塔拉勒及其“自由亲王”运动成员阿卜杜勒·穆赫辛、白德尔、纳瓦夫和法瓦兹离开沙特阿拉伯去往开罗。塔拉勒抵达开罗后,以“自由亲王”之名在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广播他的声明。这份声明针砭沙特时弊,反对国王沙特的统治,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激进倾向。

1962年夏,亲王塔拉勒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论述他的宪政改革思想,并且宣称社会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则。他在一部标题为《致同胞的信》的著作中公布了他提出的宪法草案,并详细论述了他的改革思想。亲王塔拉勒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现存的政治体制设计了一种温和的宪政结构。塔拉勒的宪法草案强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性质和穆斯林性质是王国历史传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国王作为绝对统治者的地位必须在原则上得到坚持,但是王位只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体制还包括一个内阁和一个拥有120名成员的国民议会。内阁和国民议会都从属与国王的统治,国王有权任免内阁部长,并且有权任命国民议会三分之一的成员。国民议会另外三分之二的成员由地区议会选举产生,选区的范围由国王决定。实际上,塔拉勒提倡的间接选举制度使国王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安插他的亲信。塔拉勒也没有明确内阁和国民议会之间的关系,国王实际上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塔拉勒的宪法草案没有对王位继承做出规定,也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力和沙特体制中公民个人的地位。塔拉勒还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要求中央政府控制工业、矿产和油田,以及政府管理国家经济。塔拉勒还要求逐步减少王族的年金。[30]

1962年10月23日,亲王塔拉勒宣布建立“阿拉伯解放阵线”,继续倡导议会君主制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塔拉勒公布“阿拉伯解放阵线”的计划是,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废除奴隶制,修改石油特许权协议,保护国家的利益,建立一个国有石油生产公司。塔拉勒还提倡阿拉伯民族建立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条约和军事基地。“阿拉伯解放阵线”的领导团体包括沙特家族亲王塔拉勒、白德尔、萨阿德和法瓦兹,以及商人穆罕默德·阿赫马尔·易卜拉欣等。1962年12月,“阿拉伯解放阵线”与“国家解放阵线”合并,建立了“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塔拉勒担任秘书长。“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具有浓厚的纳赛尔主义色彩,通过黎巴嫩的报纸和杂志进行政治宣传,其核心主张是建立一种立宪制民主政府形式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保障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保障民众建立政治组织和商业联盟的权利;保障民众的罢工权利和示威权利;改组政府机构;发展教育,消除文盲,引进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将未耕种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医疗设施;发展通讯事业;加强军队的实力,为军队提供现代武器;重新签订有利于沙特阿拉伯国家利益的石油协议,创办负责石油提炼和加工的国有石油公司;鼓励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和军事基地;实行积极和平和中立的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31]“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甚至还通过境外的广播电台,号召沙特人推翻其“腐败”和“反动”的政权。[32]

1963年8月,塔拉勒集团脱离“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塔拉勒与埃及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当也门广播电台号召“杀死所有沙特王族成员”之后,塔拉勒和其他“自由亲王”开始努力缓和与国王沙特和王储费萨尔的关系,不再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制度。费萨尔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努力缩小和弥合同王室内部反对派的分歧,向塔拉勒发出各种和解的信号。1964年2月,亲王塔拉勒承认他对沙特政府内外政策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表达了对费萨尔改革的赞赏。亲王塔拉勒和“自由亲王”陆续回到利雅得,“自由亲王”运动结束。后来,亲王塔拉勒弃政从商,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亲王塔拉勒领导的“自由亲王”运动表达了建立立宪君主制的愿望和由部分选举的方式产生国家议会的要求,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倾向。“自由亲王”主要是由一些年轻的、母系家族并不显赫的沙特亲王所组成。“自由亲王”试图通过与国王沙特联合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政治计划,但国王沙特显然并不打算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更不愿意与年轻的亲王分享政治权力。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塔拉勒没有得到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的支持。塔拉勒的宪法和改革计划明确提出要坚持沙特国家的阿拉伯性质和穆斯林传统,但是并没有提出要保护宗教领袖和部落领导的权力和地位。“自由亲王”运动获得了具有国外大学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军官的支持,但是这些社会势力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和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自由亲王”倡导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在王族成员的更广大范围内分配国家权力,以及改变由出生顺序和年资决定在王族和政府中地位与权力的原则,而并非要削弱沙特王族的统治权力。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属于沙特阿拉伯的自由派和宪政派,他们的政治命运说明初入现代化进程的沙特阿拉伯缺乏自由和宪政的社会基础,政治改革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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