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特家族政权的重建
19世纪末期的阿拉伯半岛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杰贝勒沙马尔国在穆罕默德·本·拉希德的统治下，势力达到顶峰，成为阿拉伯半岛腹地最重要的政治势力。1884年，当沙特家族内部斗争激化时，穆罕默德·本·拉希德成为整个纳季德地区的统治者，进而控制了北起叙利亚边境、南至阿曼的广大地区。杰贝勒沙马尔国沿袭阿拉伯部落联盟的传统形式，通过劫掠袭击和征收贡赋的手段进行统治，无力整合分散的血缘群体和推动阿拉伯半岛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杰贝勒沙马尔国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苏丹控制阿拉伯半岛内陆地区的政治工具。希贾兹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帝国在希贾兹的诸多地区驻扎军队。希贾兹地区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逊尼派、什叶派等多种宗教政治派别和苏菲教团共同存在，多种教法学派长期并存。麦加的谢里夫家族作为圣族后裔在希贾兹地区具有广泛的宗教政治影响，该家族致力于与奥斯曼帝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接受奥斯曼苏丹的赐封。哈萨位于科威特与特鲁希尔之间，是阿拉伯半岛东部最重要的农业绿洲和贸易区域，也是纳季德的贝都因人获取定居产品的主要来源。哈萨的定居人口大都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被纳季德的瓦哈卜派视作异端。19世纪后期，沙特家族政权衰落以后，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哈萨地区的主要城镇和要塞，哈萨被并入奥斯曼帝国伊拉克总督的管辖范围。此外，什叶派的分支宰德派政权控制了也门，什叶派易德利斯王朝控制了希贾兹与也门之间的阿西尔地区，波斯湾沿岸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特鲁希尔、马斯喀特和阿曼则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19世纪末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展开激烈角逐。得知奥斯曼帝国支持沙特家族成员阿卜杜拉·本·费萨尔后，英国增加了对沙特·本·费萨尔的支持，为他提供食物补给。两个强大的外部政治势力对阿拉伯半岛内部事务的干预，加剧了利雅得埃米尔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加速了第二沙特国家的灭亡。北方的杰贝勒沙马尔国击败沙特政权后，瓦哈卜家族成员转而投靠杰贝勒沙马尔国，以维持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生存。沙特家族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在1890年与嘎西姆人和穆塔伊尔人共同组建反对拉希德人的联盟，但却在1891年初的战争中失败。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占领利雅得，成为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189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和沙特家族成员逃往科威特。之后的十年间，沙特家族受到尚处于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统治者萨巴赫部落的庇护，成为英国在阿拉伯半岛重要的政治盟友。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成为沙特家族问鼎阿拉伯半岛政治舞台的出发点。
20世纪初，沙特家族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沙特[1]发起重建沙特国家的活动。阿卜杜勒·阿齐兹生于1880年，是沙特家族首领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苏戴尔部落的女子萨拉·苏戴尔，是一名虔诚的瓦哈卜派信徒，一言一行都恪守瓦哈卜派的戒规。阿卜杜勒·阿齐兹从小受到母亲的言传身教，7岁时开始在瓦哈卜派宗教大师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的严格指导下学习，11岁就能背诵《古兰经》。14岁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进行更加精深的神学研习，并逐步掌握了贝都因人的风俗习惯和军事技能。阿卜杜勒·阿齐兹还参加科威特地区的部落谢赫协商会议，获得了有关阿拉伯政治复杂状况和埃米尔法律决策的第一手知识。阿卜杜勒·阿齐兹酷爱习武，从小练就了高超的骑射技能。他的童年时期，正值沙特国家动荡和危难之时，因此他目睹了沙特家族的兴衰荣辱和家族内讧的悲剧。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异族的压迫歧视使阿卜杜勒·阿齐兹从小立下雄心壮志，矢志恢复沙特家族的地位和荣光。
1900年，科威特的谢赫萨巴赫·穆巴拉克组织了一支反对拉希德人的联军，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一些沙特家族成员加入了这支军队。阿卜杜勒·阿齐兹尝试夺取利雅得，得到萨巴赫·穆巴拉克的支持。阿卜杜勒·阿齐兹带领的分队曾一度闯入利雅得城，但利雅得的拉希德人总督阿季兰·本·穆罕默德凭借坚固的要塞成功地抵挡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攻击。1902年初，阿卜杜勒·阿齐兹带领一支由40人组成的突击队，秘密地发起向利雅得的攻击。1月15日清晨，阿卜杜勒·阿齐兹带领几名勇士潜入利雅得城中总督的堡垒，杀死了利雅得总督阿季兰·本·穆罕默德。在城内突击队的配合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军队杀死所有敌军，占领了利雅得城。利雅得的居民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宣誓效忠，阿卜杜勒·阿齐兹重新建立了沙特国家。同时，沙特家族带领的援军逐渐向利雅得集结。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兄弟萨阿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从科威特带来了70名士兵。阿卜杜勒·阿齐兹向西进攻，占领了哈尔吉。1902年5月，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父亲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来到利雅得。当阿卜杜勒·阿齐兹召集利雅得的欧莱玛和贵族向他父亲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宣誓效忠时，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谢绝了这份荣誉，并宣布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是利雅得沙特国家的埃米尔，而他自己则是埃米尔的首席顾问和引领礼拜的伊玛目。[2]父子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巩固了新国家的稳定。22岁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成为新沙特国家的埃米尔，其父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在世时尚被尊为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教长，由此确立了由沙特家族控制的沙特国家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
夺取利雅得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利雅得的沙特国家处于各种敌对力量的包围之中:南面和海湾地区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东面和西面是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哈萨和希贾兹；正北面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拉希德家族统治的杰贝勒沙马尔国；而纳季德和其他地区，例如盖西姆、锡尔汉、阿西尔等地则由奥斯曼帝国操纵的各部落所控制。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和宗教方面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对阿卜杜勒·阿齐兹形成了政治、军事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英国以海湾地区为基地，已经显露出向阿拉伯半岛腹地渗透的意向，但从整体上说来，英国的主导战略是:“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局势，确保印度和东方通道的安全与.通。”[3]因此，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首要的敌人是奥斯曼帝国，其次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冷静地分析时局以后，以利雅得为根据地发起了统一活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首要征服目标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拉希德家族控制的地区。为了避免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干涉，阿卜杜勒·阿齐兹将他对拉希德人的进攻蒙上一层家族冲突的外衣。1904年初，阿卜杜勒·阿齐兹向利雅得北面的盖西姆地区进军，这是拉希德家族控制力比较薄弱的地区。阿卜杜勒·阿齐兹从拉希德人手中夺取阿宰纳和布赖代，继而击败支持拉希德人的奥斯曼军队。1906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军队再次发动对拉希德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拉希德军队战败，嘎西姆被纳入沙特国家的版图。与此同时，纳季德中部和南部的哈尔吉、阿弗拉吉、豪塔、达瓦塞尔、瓦什姆、苏戴尔和马赫马勒等地的部落也都归顺了沙特政权。盖西姆和纳季德连成一片，利雅得政权得到初步巩固，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地位得以确立。
20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处于混乱状态，部落间时常爆发长期的冲突和战争，贝都因人叛服无常。阿卜杜勒·阿齐兹建立的沙特国家是一个由游牧民和城市居民组成的松散的联盟，有着一个最小的、非制度化的政府体系和不明确的疆域，其疆域因各部落对不同的埃米尔国表示效忠的变化而变动。沙特国家的军队由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一些亲属、姻亲和贝都因人组成。[4]阿拉伯部落承认沙特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在部落组织之上，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并非国家主义的，而是对沙特家族的忠诚”。[5]沙特国家共有大约50个地位较高的部落埃米尔和几百个次要的部落和分部落的谢赫。[6]阿卜杜勒·阿齐兹通过婚姻纽带实现以部落联盟为中心的国家的整合，并在广泛联姻的基础上扩大沙特家族的权力基础。阿卜杜勒·阿齐兹及其兄弟，以及沙特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成功地利用伊斯兰教规定可以娶四个妻子和离婚相对容易的惯例，与许多最主要的游牧部族和城市家族联姻。阿卜杜勒·阿齐兹与著名的阿拉伯家族、部落贵族、有很高宗教学识的定居家族、定居的纳季德家族和沙特家族的旁支联姻，共有22个妻子。[7]缔结婚约是结束部落间长期争斗和其他冲突并维持沙特埃米尔国内部各主要家族的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方式。许多传统的显赫家族都通过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姻亲关系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阿拉伯半岛北部强大的苏戴尔家族通过联姻与阿卜杜勒·阿齐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该家族的3名成员都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地方总督。[8]广泛的姻亲关系使得沙特家族规模庞大。多数部落通过婚姻纽带隶属于沙特家族，与沙特家族联姻的家族由此成为沙特国家的支柱。家族的统治和部落的统治合而为一，庞大的沙特家族就是一个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部落。沙特埃米尔国政治统治的实质是建立在各主要部落联合的基础之上的家族政治，阿卜杜勒·阿齐兹实际上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二、伊赫万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期，由于沙特家族政权的衰微，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失去了作为生存和扩张基础的强权，也逐渐失去了在阿拉伯半岛宗教信仰方面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部落的宗教信仰大都脱离了正统伊斯兰教，多神信仰和异教信仰的势力呈现发展的趋势。190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攻占利雅得并重新建立沙特国家以后，沿袭早期沙特国家的历史传统，尊奉瓦哈卜派伊斯兰教为官方意识形态。阿卜杜勒·阿齐兹号称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以“只要《古兰经》在，我们的信念就不会动摇；只要骆驼在，我们的荣誉就不会丧失”为维护宗教的口号。[9]为了扩大新兴政权的社会基础，阿卜杜勒·阿齐兹摒弃前嫌，请曾经帮助过杰贝勒沙马尔国的瓦哈卜家族后裔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领导国家的宗教活动，恢复了沙特家族与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联盟。瓦哈卜派欧莱玛援引先知时代的历史实践以及查希里叶和希吉拉的宗教概念，强调迁徙是摆脱蒙昧状态和获得真正信仰的必经之路，呼唤民众走出沙漠、走向定居，进而阐述伊赫万运动的理论基础。
伊赫万是阿拉伯语“兄弟”一词的复数音译，特指告别游牧生活而移入具备完整宗教功能的定居点“希吉拉”中的贝都因人。伊赫万运动起源于瓦哈卜派欧莱玛的宗教宣传。伊赫万运动的理论之父是瓦哈卜家族成员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哈萨的卡迪谢赫伊萨，以及阿卜杜勒·卡里姆·马吉勒比。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为伊赫万运动提供了宗教教义和理论基础，他将瓦哈卜派教义编纂成游牧民容易理解的宗教典籍，并通俗地阐释严格的一神信仰，要求人们认真履行伊斯兰教的各项宗教功课，恪守伊斯兰教教法。除了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原则，伊赫万理论还要求对“兄弟”的忠诚、顺从埃米尔和伊玛目、兄弟之间互相帮助，以及拒绝与欧洲及其统治的国家交往。[10]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还提出要建立瓦哈卜派兄弟会，即“伊赫万”，用瓦哈卜派的兄弟之爱来代替氏族部落的传统互助。他在撰述中还宣扬定居生活特别是农业生活的优越性。[11]这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阿卜杜勒·阿齐兹政权的宗教合法性，为新兴沙特国家的扩张和统一作舆论宣传，争取广大游牧民的服从和支持。自1910年开始，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委派门徒和弟子前往各地传布瓦哈卜派宗教思想，这些瓦哈卜派思想的宣传者被称作“穆陶威”，他们承担了具体传播伊赫万理论的任务，是沙特国家向贝都因人灌输宗教政治思想的重要工具。穆陶威向各部落游说成立“伊赫万·陶希德”（敬奉唯一真主兄弟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向他们阐述安拉的法规比部落义务更为重要，号召各部落放弃自相残杀的战争和血亲复仇的行动，共同团结在瓦哈卜派的旗帜之下，保卫纳季德和沙特政权。一神崇拜、恪守教法、顺从长官和同胞互助，构成伊赫万运动的思想纲领。
瓦哈卜派欧莱玛的宗教宣传得到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大力支持。尽管阿卜杜勒·阿齐兹重建沙特国家的事业已经取得初步胜利，但他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统治尚不稳固。通过一场瓦哈卜派宗教政治运动，将民众团结在沙特家族周围，就可以为沙特家族提供稳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出资为穆陶威发放薪水，穆陶威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角逐权力的重要支持者。穆陶威接受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提夫和瓦哈卜派欧莱玛的派遣到各部落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教化部落民，向部落民宣传服从穆斯林共同体领导人的重要性，而服从的具体表现就是向沙特政权交纳宗教税“宰卡”，并响应沙特政权对非瓦哈卜派发动圣战的号召。[12]穆陶威既是瓦哈卜派信仰的传播者，又是沙特政府的代理人，他们代表利雅得的欧莱玛和埃米尔在希吉拉中行使部分宗教政治权力。他们在监督部落民遵守瓦哈卜派戒律的同时，也负责为沙特政府征收宗教税“宰卡”。当穆陶威在部落民中积极传播伊赫万理论时，阿卜杜勒·阿齐兹邀请各部落酋长到利雅得做客，要求他们到利雅得欧莱玛开办的宗教学校学习宗教课程和瓦哈卜派教义。一些狂热信仰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部落酋长回到各自的部落后，着手将伊赫万理论付诸实践。贝都因部落成员在接受瓦哈卜派的宗教宣传以后，告别游牧传统，走出沙漠牧场，选择定居的生活方式，进而献身于利雅得埃米尔国的圣战事业。迁徙、定居、务农和圣战，构成伊赫万运动基本环节。
“自从中世纪以来，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纳季德、哈萨和希贾兹的绝大多数人口分别从事两种传统的经济活动，即绿洲农业和畜牧业。”[13]由于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统治，以及贝都因人不愿意依赖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于是，贝都因人向北的迁徙受到限制。干旱、游牧生活的危机等经济方面的需要促使贝都因人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1912年底，穆泰尔部落的贝都因人自愿放弃追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在嘎西姆地区的阿尔塔维叶建立了第一个伊赫万定居点“希吉拉”。穆泰尔部落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的一个最英勇和最强大的部落。阿尔塔维亚坐落在科威特到嘎西姆商路上的一个有丰富水源的河谷，具有良好的草场和茂盛的树林。瓦哈卜派欧莱玛阿卜杜勒·卡里姆·马吉勒在阿尔塔维叶定居，积极地向周围的贝都因人宣传瓦哈卜主义和伊赫万理论。穆泰尔部落的部分成员在酋长费萨尔·达维什的领导下，自愿变卖他们自己的部分骆驼和维持游牧生活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在阿尔塔维亚建造房屋，从事农业耕作，履行瓦哈卜派宗教功修并严格遵守《古兰经》的规定，同时还向沙特政府交纳“宰卡”。哈尔卜部落的一部分欧拉玛特人加入到穆泰尔部落的伊赫万运动中。欧拉马特人拥有手工业、建筑和农业技能，他们在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拉马特人在定居点中挖掘了许多水井。阿尔塔维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有10000人定居的城镇。家族和部落相互帮助的传统关系成为伊赫万团结的基础。阿尔塔维叶是伊赫万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农业定居区“希吉拉”，定居在希吉拉中的贝都因人完成了“从不信的土地到信仰的土地的迁徙”。[14]希吉拉通过不同程度的强迫手段，在向周围的贝都因部落传播“纯净的”瓦哈卜主义一神论教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阿尔塔维叶建立以后，许多希吉拉相继出现。伊赫万定居点作为瓦哈卜派的宗教据点和利雅得埃米尔国的兵源所在，通常建立在水源周围和适于发展农业的绿洲，平均人口为1500人。希吉拉的发展和壮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些部落因为自然环境造成的生活艰难和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而自愿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建立农业垦殖区“希吉拉”；另一些部落则是被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军队打败后被迫转入定居生活，向国家交纳宗教税收“宰卡”。伊赫万运动的定居化最初主要通过自愿的方式进行，但1918年以后，强制实行伊赫万运动和定居化的情况则更加频繁。阿卜杜勒·阿齐兹请利雅得的欧莱玛颁布了一份费特瓦[15]，裁断“经营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要求”[16]，于是，手工业和商业在定居区内发展起来。
为了促进伊赫万运动的发展，阿卜杜勒·阿齐兹亲自分配土地和用水，并向伊赫万提供建立定居区所需的资金、农作物种子、农业生产工具和建造清真寺、学校和定居点所需的物质资料。阿卜杜勒·阿齐兹以伊玛目的名义派遣众多的穆陶威前往伊赫万定居点宣传瓦哈卜派宗教思想，执行教法、仲裁纠纷。阿卜杜勒·阿齐兹还向较大的希吉拉派遣卡迪，这些卡迪通常是瓦哈卜家族的成员。基于有效统治的考虑，实施部落法律体制中的习惯法不利于公共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从1914年开始，沙特国家中央权力机构为贝都因人任命沙里亚卡迪，与习惯法法官并列，希望以此将贝都因人纳入沙里亚的轨道。穆陶威和卡迪都是向希吉拉的伊赫万灌输宗教信仰的工具和训练他们为沙特国家进行圣战的工具。1916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命令所有向他宣誓效忠的贝都因部落都必须放弃游牧的生活，加入伊赫万运动。希吉拉中的部落谢赫都必须到利雅得接受特殊的宗教教育，他们每年至少去拜见阿卜杜勒·阿齐兹一次，阿卜杜勒·阿齐兹向他们发放补助金。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尊沙特国家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为伊玛目并宣誓支持瓦哈卜派正统信仰。[17]1920年，阿拉伯半岛的伊赫万定居点共有52处。1923年，伊赫万定居点达到71处。1929年，伊赫万的定居点增至120处，其中包括阿纳宰部落的7处，沙马尔部落的16处，哈尔卜部落的22处，穆泰尔部落的12处，阿太白部落的15处，苏巴伊部落的3处，苏胡勒部落的3处，盖哈丹部落的8处，达瓦希尔部落的4处，哈里德部落的2处，阿季曼部落的14处，阿瓦兹姆部落的2处，哈吉尔部落的4处，穆拉部落的4处，希泰姆部落的3处，扎菲尔部落的1处。但是，即使是在伊赫万运动的最高潮时期，也只有1/10，或者最多1/5的游牧民定居在希吉拉中。[18]到1930年，伊赫万运动共使大约15万名贝都因人定居在200多个希吉拉中。[19]伊赫万成员承认阿卜杜勒·阿齐兹为穆斯林共同体的伊玛目，接受利雅得欧莱玛作为神启法律的保护者和解释者。
移入定居点的伊赫万成员在告别游牧生活的同时，摒弃相互劫掠和血族仇杀的传统陋习，严格尊奉伊斯兰教法，恪守宗教功修，并向沙特政府缴纳天课。沙特国家废除了部落谢赫曾经享有的免交宰卡和向弱小的邻居征收保护税等传统特权。贝都因人传统上以劫掠为主的生计活动现在受到沙特国家的严厉打击，贝都因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臣服于沙特国家的统治并定居在希吉拉中，要么离开纳季德埃米尔国而移居国外。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都是狂热的瓦哈卜派信徒，为了与其他穆斯林抑或是他们所认为的“多神教徒”相区别，他们披戴白色头巾，修剪胡须，身着及膝长衫，与城镇居民的过膝长袍有所区别。[20]伊赫万运动禁止音乐，禁止饮用咖啡，禁止吸烟，禁止饮用所有的酒类，禁止穿着丝绸和其他华丽的服饰，禁止赌博和占卜。
三、沙特国家疆域的拓展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支持下，一场以瓦哈卜派军事扩张为目的的伊赫万运动逐步展开。伊赫万运动崇尚圣战，瓦哈卜派宗教思想的传播无疑将导致狂热的宗教情感和激进的宗教实践。定居在希吉拉中的贝都因人都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查希里叶时代愚昧无知的状态，接受了纯正的伊斯兰信仰。他们通过战胜非穆斯林来表明他们的宗教热情，那些没有加入希吉拉的游牧人口和定居人口都被伊赫万视作非穆斯林。伊赫万的宗教激情源自崇拜安拉和为安拉在尘世中的代理人服务的宗教原则，向所有的非穆斯林发动圣战是伊赫万成员的神圣职责。伊赫万的宗教激情以世俗的战利品作为回报，但并不是通过以前的部落之间相互劫掠和抢劫商队之形式，而是通过与非瓦哈卜派的“异教徒”作战的方式。通过圣战获取战利品成为伊赫万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希吉拉既是一个农业垦殖区，也是一个军屯组织。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闲时从事农业耕作，战时则开赴战场，组成了一支“在他们的领导人的指挥下，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战斗集团”[21]。伊赫万定居点中区分为从事圣战的“贵族”部落和从事手工业、负责建造新的定居点等事务的“非贵族”部落。例如，在阿尔塔维叶定居点中，就分为阿拉伯半岛“最高贵”的部落之一哈尔卜部落成员，还有穆泰尔部落成员和“非贵族的”欧拉马特部落成员。[22]贵族部落成员多为贝都因人，非贵族部落成员则往往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非贵族部落成员处于从属的低下地位。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常常被视作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希吉拉中的兵源分为三种，分别为常备军、预备役军人和民兵。民兵虽然通常留在希吉拉中，但是一旦欧莱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也会立即加入战斗。开赴战场时，伊赫万成员自带骆驼、武器和食物。只有纳季德中部的少数希吉拉能够享受国库军费提供的定期补助。
伊赫万运动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是新兴的沙特伊斯兰国家的保护者，也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当时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部领土的主要推动力。伊赫万运动在传播“真正的宗教”的旗帜下，将对非瓦哈卜派信徒的劫掠合法化，进而将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战争神圣化。伊赫万成员是游牧民定居化的先锋，是信仰复兴运动的鼓吹者，是扩张活动的煽动者。1913年以前，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军队主要由纳季德南部的城镇居民所组成。[23]希吉拉发展起来以后，伊赫万成为一种致力于对异教徒圣战的部落军事力量。伊赫万军队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逐步占领了哈萨、杰贝勒沙马尔地区、锡尔汉谷地、阿西尔和希贾兹。
哈萨地区自1871年开始就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阿卜杜勒·阿齐兹试图借助英国的力量收复哈萨。1911年，阿卜杜勒·阿齐兹与英国达成协议:哈萨是利雅得埃米尔的属地，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认利雅得埃米尔国是英国的保护国，承认英国有权在阿拉伯半岛开采矿产资源。1913年5月，沙特军队先后攻占胡富夫、乌凯尔和卡提夫三个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重镇，哈萨地区重新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地，沙特政权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地位得到确立。
1914年，奥斯曼帝国与利雅得埃米尔国签署协议:奥斯曼帝国承认沙特家族在纳季德的统治权；阿卜杜勒·阿齐兹接受纳季德总督的称号，并在形式上臣服于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诺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纳季德。一战爆发初期，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主要政权的立场完全不同:哈伊勒的拉希德埃米尔支持奥斯曼帝国，希贾兹的谢里夫和科威特的谢赫支持英国，纳季德则是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争夺的主要对象。1915年，利雅得埃米尔国与英国签订《盖提夫协议》。根据协议，英国承认纳季德、哈萨、盖提夫、朱拜勒一带是利雅得埃米尔国的辖地，赠送阿卜杜勒·阿齐兹1000支步枪和2万英镑，每月给予阿卜杜勒·阿齐兹5000英镑的补助金；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诺不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自己的属地，保证不侵扰处于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曼。[24]
一战结束后，英国成为影响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外部势力，阿拉伯半岛形成希贾兹、纳季德、杰贝勒沙马尔、阿西尔和也门五大政治区域。英国奉行的政策，是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在阿拉伯半岛内部，利雅得的埃米尔与麦加的谢里夫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纳季德与希贾兹之间的图拉巴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自1918年起，伊赫万成员追随阿卜杜勒·阿齐兹，成为沙特家族对外征服的核心军事力量。以纯净伊斯兰教的名义，伊赫万成员通过他们的残暴行动和狂热情绪加强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军队的战斗能力。伊赫万军队既能机动地在半岛驰骋，当需要时又能在特定区域定居，他们高涨的瓦哈卜主义宗教热情使他们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伊赫万运动的兴起，改变了纳季德政权与拉希德政权及希贾兹政权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沙特家族、瓦哈卜派与伊赫万三位一体，构成阿卜杜勒·阿齐兹角逐权力和拓展疆域的有力工具。[25]
1919年5月，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率军占领图拉巴绿洲，旋即败于沙特的瓦哈卜派军队。1921年8月，阿卜杜勒·阿齐兹率领伊赫万军队占领哈伊勒，拉希德人投降，杰贝勒沙马尔地区归属沙特国家，纳季德苏丹国成为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政治力量。随后，纳季德苏丹国将攻击的目标指向阿西尔和希贾兹。阿卜杜勒·阿齐兹派遣欧莱玛到阿西尔地区宣传瓦哈卜派宗教思想，该地区的许多部落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宣誓效忠。1922年，纳季德苏丹国的军队进入阿西尔，占领首府艾布哈。纳季德苏丹国向北的扩张与英国的利益相冲突，并最终导致纳季德苏丹国与英国关系的恶化，英国终止了向纳季德支付补贴。于是，纳季德苏丹国财政吃紧，急需开辟新的财源，进而觊觎麦加的朝觐税和吉达的贸易税。1924年，希贾兹的侯赛因在麦加自称哈里发，遭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抵制。同年8月，纳季德苏丹国的4000名伊赫万战士攻入希贾兹，占领塔伊夫。10月，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被迫宣布退位，逃往塞浦路斯，其子阿里即位。纳季德苏丹国的军队占领麦加，随后又占领了麦地那，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了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地区。
伊赫万运动是沙特国家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瓦哈卜派宗教政治运动。沙特国家建立初期，纳季德的贝都因人部落接受瓦哈卜派宗教信仰，改变以前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迁徙并定居在具有军事、农业和传教等多种功能的希吉拉中。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严格遵守有助于阿卜杜勒·阿齐兹重建沙特国家。伊赫万运动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征服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贝都因人坚强的天性与极高的圣战热情相结合，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政权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支持，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扩大沙特国家疆域的主要军事力量。1926年，沙特国家共有约100个伊赫万定居点，能够提供50000至60000名士兵，这是一支巨大的战斗力量。“伊赫万成为阿拉伯半岛的‘白色恐怖’……阿卜杜勒·阿齐兹依靠伊赫万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镇压了最强大的贝都因部落的反抗，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统治秩序。”[26]
伴随着领土扩张，沙特国家开始了构建国家制度和整合社会的历史进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建立和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大力倡导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教义，致力于削弱和瓦解部落势力对沙特国家的制约和影响。在瓦哈卜家族宗教权威的帮助下，阿卜杜勒·阿齐兹竭力倡导建立希吉拉和开展伊赫万运动。希吉拉的定居化政策有利于游牧部落从游牧迁徙转入农耕定居生活。伊赫万运动的目标是重建一种可以对抗部落认同的广泛的宗教认同，以兄弟会的宗教理念来促进沙特国家内部的稳定，并指引各部落联合起来对抗外部势力。伊赫万运动是一场瓦哈卜派宗教复兴运动，以复兴瓦哈卜派“纯正”的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为主要的宗教政治理想。伊赫万运动通过游牧部落的定居与圣战相结合，形成一种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和伊赫万运动对顺从安拉和顺从伊玛目以及严格恪守宗教功修的信仰原则之强调，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驾驭贝都因部落和控制民众进而强化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阿卜杜勒·阿齐兹和欧莱玛希望利用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恪守宗教戒律的特点，来约束贝都因人的自由散漫和叛服无常。
伊赫万运动还促进了沙特国家军队的建立。在1920—1921年，一支以希吉拉的伊赫万和利雅得的城镇居民为基础的专业军队已经形成。[27]另外，阿卜杜勒·阿齐兹还通过征收天课和战利品的1/5作为国家税收来行使国家权力。1925年，阿布杜勒·阿齐兹颁布法令，规定拥有骆驼5头、羊40头或牛30头以上的贝都因人都必须缴纳天课；农民中耕种自然灌溉的土地者须缴纳收成的10%，耕种人工灌溉的土地者须缴纳收成的5%；商人缴纳收入的2.5%。[28]沙特家族还向什叶派以及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适当的税收既意味着部落对沙特家族统治的承认，也是部落服从国家权力的象征。沙特国家开拓疆域的时期，婚姻纽带、对阿布杜勒·阿齐兹个人权威的服从，以及瓦哈卜派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热情构成沙特国家权力和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基础，沙特国家开始从部落政体向君主政体转化。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强调圣战的重要性，主张用“圣战”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并以政治、宗教权力和物质报酬的形式允诺给沙特家族在瓦哈卜教义的指导下进行领土扩张的巨大收获，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原动力。
伊赫万运动呈现出的重要特征是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和贝都因人部落体制的历史延续。在阿卜杜勒·阿齐兹扩大国家疆域的进程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伊赫万运动的历史特性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政治目标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伊赫万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圣战是伊赫万运动宗教狂热的外在形式。伊赫万运动通过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和坚决执行对“异教徒”的圣战，为沙特国家提供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沙特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最主要推动力。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认为只有他们自己信仰的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才是纯正的伊斯兰教，并且热衷于发动对异教徒的圣战来表明他们的宗教热情。伊赫万运动将所有的非瓦哈卜派穆斯林都视作异教徒，并将其视为他们发动圣战的对象。在通常的情况下，新皈依的教徒比传统的信徒更为狂热和极端。伊赫万运动的宗教狂热还导致残忍的行为。刚皈依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伊赫万成员严格进行每日5次的礼拜，逃避礼拜的人会遭受鞭笞。他们严格禁止所有的音乐，严格禁止吸烟，并且威胁将处死没有得到统治者亲自保护的基督徒。
伊赫万运动的宗教狂热和漫无止境的圣战要求违背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利用瓦哈卜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化贝都因人的初衷。阿布杜勒·阿齐兹对派往最大的伊赫万希吉拉阿尔塔维叶的宗教学者发布命令:“在宗教事务方面指导贝都因人，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禁止他们的宗教狂热，宗教狂热是违反宗教基本原则的。”[29]伊赫万信仰的狂热性质和毫不妥协的圣战激情在伊赫万运动发展初期就已经构成一种对沙特国家的潜在威胁。1914年10月，基于伊赫万运动宗教狂热的发展特点，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得不要求欧莱玛颁布一份特殊的费特瓦，以呼吁宽容为主题，指责伊赫万的狭隘和偏执，以及缺乏容忍的极端行为，其目的是抑制伊赫万的宗教激情。欧莱玛在费特瓦中确认:强迫其他人披戴头巾和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并加入伊赫万的行为是违背沙里亚的，因为安拉及其使者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30]然而，这份费特瓦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一年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负责向贝都因人传播瓦哈卜派信仰的穆陶威过于富有宗教激情，于是派遣有经验的欧莱玛到希吉拉中去抑制伊赫万的宗教狂热。
随着沙特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伊赫万军队的圣战行动必然与阿拉伯半岛上其他的政治势力产生冲突。基于当时阿拉伯半岛上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沙特国家自身的实力，阿卜杜勒·阿齐兹采用实用主义原则遏制伊赫万军队高涨的圣战激情。1918年，伊赫万成员开始攻击阿卜杜勒·阿齐兹对英国人和希贾兹统治者谢里夫·侯赛因的宽容态度。伊赫万运动成为一种令阿卜杜勒·阿齐兹烦恼的宗教政治势力。对于新征服的希贾兹地区，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沿用以前的管理体制，而伊赫万则决心纯净希贾兹地区的“邪恶”，甚至'毁他们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圣地。伊赫万破坏了有纪念意义的先知出生地和阿布·伯克尔在麦加的住宅，希贾兹的所有圣墓都在征服的过程中惨遭破坏。(www.daowen.com)
瓦哈卜派伊斯兰教自产生以来，都主要服务于沙特国家中贵族阶层的利益，但瓦哈卜主义同时也包含着公平对待社会底层民众的要求。伊赫万的行为似乎是狂热、放纵和野蛮的，但这实际上是阿拉伯半岛普通民众为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奋斗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在用他们特殊的方式实践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理想。伊赫万运动虽然改变了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但却未能改变传统的部落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伊赫万成员的理想是传统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映，部落民众试图通过伊赫万运动和发起圣战来宣称他们以前在阿拉伯半岛社会中的主宰者地位。阿卜杜勒·阿齐兹则试图利用伊赫万运动来削弱部落势力的传统权力和地位。因此，伊赫万的宗教政治志向和实践与沙特家族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层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伊赫万运动的许多禁令都具有平等主义的性质，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中较低的阶层对统治阶级奢侈行为的抗议。伊赫万将未加入该运动的游牧人口、绿洲居民和城镇居民全部视作多神教徒。阿卜杜勒·阿齐兹利用伊赫万运动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但却尽力回避伊赫万运动极端倾向的要求。因为伊赫万的贝都因人出身及其平等主义的倾向，阿卜杜勒·阿齐兹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伊赫万成员，也不给予伊赫万成员重要的领导权力和地位。伊赫万的平等主义倾向混合了对宗教的狂热信仰和贝都因人的传统习俗。尽管伊赫万受到宗教戒律的约束和宗教热情的激励，但他们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贝都因人对希贾兹城镇居民的敌对情绪。贝都因人认为希贾兹城镇居民的许多行为都违反了“纯净的”伊斯兰教。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和麦加以后，砸碎城镇居民家中的镜子，将其门窗的木框付之一炬。[31]这种行为表现了一种游牧人口对城镇居民“奢侈”行为的蔑视和厌恶。
1918年，在巩固伊赫万运动的早期阶段，阿布杜勒·阿齐兹就向欧莱玛咨询处理贝都因人和城镇居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宗教意见。欧莱玛颁布费特瓦，要求遵循瓦哈卜教义，所有的穆斯林之间都要互相容忍；没有统治者或者沙里亚卡迪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定居在希吉拉中，不管是贝都因人还是城镇居民。根据这份费特瓦，伊玛目阿布杜勒·阿齐兹和欧莱玛共同宣布，所有穆斯林的信仰都是同等的，不管是贝都因人还是城镇居民；不同分支之间可能存在区别，就像不同的逊尼派教法学派之间也存在区别一样；所有的穆斯林享有一个共同的根。[32]1924年底，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得不要求瓦哈卜派欧莱玛发布新的费特瓦，强调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伊玛目，具有对圣战的绝对领导权，同时援引“信仰不能强迫”的启示和相关的伊斯兰教法，要求伊赫万宽恕尚未加入伊赫万运动的游牧民和定居民。
伊赫万运动反映了阿拉伯半岛部落社会的历史延续。在形式上，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需要放弃部落生活方式的习惯和义务，转而履行瓦哈卜派的宗教义务和责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利用希吉拉作为一个控制贝都因人的工具，进而使贝都因人传统上对部落的效忠转变为对瓦哈卜派宗教和沙特国家的效忠。然而，这个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遵守，希吉拉主要建立在贝都因人部落联系的基础之上。伊赫万运动与部落体制结合成整体，未能改变沙特国家的酋长国性质。许多伊赫万成员都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主义，他们的目标主要服务于扩张的动机而不是作为一个巩固国家的基础。伊赫万定居点实质上成为规模最大的贝都因人聚居地和部落领导人的大本营。穆泰尔部落的领导人费萨尔·达维什定居在阿尔塔维叶，阿太白部落领导人伊本·比贾德定居在噶特噶特，哈尔卜部落的领导人伊本·努海特定居在杜赫纳，沙马尔部落的领导人伊本·吉布里勒和伊本·舒纳伊安定居在阿吉法尔。部落领导人在希吉拉中不仅掌握着传统的管理权力，而且在实际上控制着伊赫万的军事领导权。随着伊赫万征服运动的节节胜利，主要的伊赫万领导人对阿卜杜勒·阿齐兹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不满，进而产生了离心倾向。伊赫万领导人希望真正地成为所征服地区的管理者和地方首领，而阿卜杜勒·阿齐兹则拒绝与他们分享征服所得的政治报酬。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通过伊赫万运动来剥夺部落领导人传统领导权的尝试失败。伊赫万运动成为沙特国家集权化发展的最大阻碍。
在征服希贾兹的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与伊赫万军队在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阿卜杜勒·阿齐兹与伊赫万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新征服的希贾兹地区的领导权问题。1925年9月，沙特政府规定在麦加禁止携带武器，其目的是限制伊赫万成员对抗沙特政权的能力。占领麦加以后，伊赫万运动领袖人物哈立德·本·鲁瓦伊成为麦加的统治者。1925年12月，阿卜杜勒·阿齐兹解除了哈立德·本·鲁瓦伊的职务。这一举措表明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定将伊赫万领导人排除在统治希贾兹的重要职位之外。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集权化措施引起了伊赫万领导人的仇恨，成为日后伊赫万叛乱的重要根源。
希贾兹圣地的征服，使沙特国家获得了一年一度朝觐的巨额收入。阿卜杜勒·阿齐兹害怕伊赫万发起攻击穆斯林朝圣者的行动，于是采取措施将伊赫万的视线和精力导向征服吉达和阿卡巴湾之间的城镇。但是很快整个希贾兹地区就已经完全被强大的伊赫万军队所征服，伊赫万变得无所事事。阿卜杜勒·阿齐兹不愿发起进一步的圣战，于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与伊赫万军队的冲突开始变得尖锐。1926年的朝圣时节，伊赫万军队与埃及的朝圣队伍发生武装冲突。起因是埃及的朝圣队伍大张旗鼓地奏着乐曲，带着装饰华丽的驼轿前往麦加。[33]音乐和华丽的丝绸装饰都被伊赫万运动视作违反瓦哈卜派原则的、应该受到严厉打击的事物。在这次武装冲突中，共有25名伊赫万成员死亡，许多人受伤。阿卜杜勒·阿齐兹扣留了埃及长官，但并没有将其严惩。伊赫万成员严厉指责阿卜杜勒·阿齐兹对埃及多神教徒的宽恕。后来伊赫万叛军的首领费萨尔·达维什和苏尔坦·本·比贾德都认为这次事件是伊赫万与阿卜杜勒·阿齐兹冲突的重要起点。为了安抚伊赫万军队，巩固他自己的权威，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执行严格的瓦哈卜派教规。逃避礼拜的人将被处以罚金和1～10天的监禁；饮酒的人将被处以罚金和1个月的监禁，如若再犯，就将处以两年的监禁。[34]
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严格执行瓦哈卜派原则的同时，开始抑制伊赫万的行动。阿卜杜勒·阿齐兹宣布，参与传播“有害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和“危险的传闻”的聚会的人，以及参与反政府聚会的人，都将判处2～5年的监禁或者被逐出希贾兹王国。甚至是以慈善为目的的集会，也必须经过官方的批准才能召开。[35]为了表示他对纯净宗教的关心，同时也为了控制伊赫万的宗教热情，阿卜杜勒·阿齐兹在1926年夏季建立了“扬善惩恶委员会”。“扬善惩恶委员会”替代了伊赫万监管宗教规章制度遵守情况的职责。然而，伊赫万战士无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禁令，不仅在希贾兹地区肆意劫掠，还屡屡袭击前往麦加的朝觐者。阿卜杜勒·阿齐兹考虑到希贾兹地区已经不再需要伊赫万的军事力量，于是就采取措施将伊赫万军事力量移出敏感的希贾兹地区。伊赫万军队回到纳季德以后，失去了劫掠的机会，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四、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诞生
早期沙特国家即德拉伊叶埃米尔国和利雅得埃米尔国的统治，属于传统范畴的历史现象。游牧及绿洲农业的经济生活、血缘群体的社会机构、瓦哈卜派宗教思想的传播、纳季德人的圣战、贡赋和天课的岁入形式、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早期沙特国家的基本特征。[36]1902年沙特家族政权的重新崛起，实为德拉伊叶埃米尔国和利雅得埃米尔国的逻辑延伸。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夺取利雅得和复兴沙特家族政权的时期，沿袭早期沙特国家的政治传统，采用埃米尔的称谓。奥斯曼帝国称阿卜杜勒·阿齐兹为帕夏，英国人则称阿卜杜勒·阿齐兹为谢赫。190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建立的利雅得沙特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未能改变阿拉伯半岛典型的埃米尔国结构，瓦哈卜派埃米尔国构成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形态。
1921年初，阿卜杜勒·阿齐兹召集纳季德的谢赫和欧莱玛，宣布放弃“利雅得埃米尔”的称谓，采用“纳季德及归属地区苏丹”的称号。1926年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在麦加被拥戴为“希贾兹的国王”，进而改称“希贾兹国王和纳季德及归属地区苏丹”。[37]1926年7月，在麦加召开的“全穆斯林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了沙特家族政权对希贾兹地区的统治，现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疆域的主要部分都已经并入沙特国家，阿卜杜勒·阿齐兹致力于重建沙特国家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由于伊赫万运动宗教狂热和部落体制的主要特征，伊赫万运动具有明显的双重倾向:它既是沙特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力量，也是沙特国家建立集权政治的巨大障碍。伊赫万运动的激进主义倾向和部落分权倾向导致伊赫万运动与阿卜杜勒·阿齐兹中央集权化的统治模式从紧密合作逐渐走向分歧和斗争。
征服希贾兹地区以后，伊赫万运动逐渐进入失控状态，伊赫万军队成为沙特政权难以驾驭的潜在威胁和沙特国家集权政治的首要障碍，双方的矛盾骤然加剧。当阿卜杜勒·阿齐兹确立他在阿拉伯半岛的政权和地位以后，他开始将伊赫万组织及其军事力量视为对其统治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当阿卜杜勒·阿齐兹出于地区和国际关系的考虑，想要停止圣战和承认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边界时，伊赫万军队与阿卜杜勒·阿齐兹产生了较大的冲突。1925年，英国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签署条约，划定纳季德苏丹国与英国保护下的约旦、科威特、伊拉克之间的边界，规定游牧部落未经允许不得跨越边界，贝都因人的传统利益因此受到严重损害。[38]在饲养骆驼的危机加深和绿洲农业欠发展的状态下，伊赫万将以传播神圣信仰为口号的劫掠行为视作一种对抗贫穷和饥饿的自然补救办法。沙特国家边界的划定剥夺了伊赫万军队劫掠战利品的财源。阿卜杜勒·阿齐兹禁止伊赫万破坏希贾兹和劫掠科威特、伊拉克和外约旦边境地区的政策剥夺了伊赫万通过掠夺“异教徒”而获得改善伊赫万自身物质条件的机会。停止圣战意味着伊赫万军队的主要财源———战利品之丧失，同时意味着伊赫万领导人对沙特国家政治影响力的极大削弱。伊赫万军队公开指出阿卜杜勒·阿齐兹对什叶派穆斯林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背离了瓦哈卜派宗教原则。伊赫万认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实用主义和审慎政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和对宗教信仰的松弛。伊赫万领导人对沙特国家的官方宗教信仰提出质疑，实质上则是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宗教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
1926年初，伊赫万反对派领袖人物费萨尔·达维什、宰丹·本·西沙莱恩和苏尔坦·本·比贾德在阿太白部落的定居点噶特噶特会面，准备了一系列要向阿卜杜勒·阿齐兹提出的要求。他们认为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希贾兹地区的统治偏离了虔敬安拉的正确道路，同时他们对自己失去权力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感到十分不满。1926年底，伊赫万在阿尔塔维叶集会，费萨尔·达维什、宰丹·本·西沙莱恩和苏尔坦·本·比贾德在集会上正式提出了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控罪书。控罪书公开指责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诸多罪状，其中包括:埃及—伊赫万事件以后，亲王沙特到埃及访问；亲王费萨尔1926年8月访问伦敦，与英国谈判；向伊斯兰教的土地引进电报、电话和汽车；对纳季德的穆斯林强征不合乎沙里亚的税收；允许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异教徒”部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放牧；承认外约旦的埃米尔国和阻止伊赫万军队攻击伊拉克；容忍哈萨和卡提夫的什叶派维持原有信仰。[39]伊赫万的控罪书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外交事务视作与异教徒政权勾结的行为，将运输和通讯工具的引进视作违反瓦哈卜派教义的革新，并对沙特国家发展中的中央税收体制提出抗议。伊赫万还批评阿卜杜勒·阿齐兹对待什叶派的政策，认为阿卜杜勒·阿齐兹要么应该让什叶派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就应该屠杀他们。伊赫万领导人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诸多政策提出批评，质疑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宗教政治合法性。
为了防止不满的情绪扩散到其他伊赫万领袖，进而阻止伊赫万的不满情绪转变为公开的叛乱，1927年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被迫在利雅得召集一次有3000名伊赫万成员参加的会议，与会成员还包括利雅得的显要人士和欧莱玛。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会上宣布他是沙里亚的忠实仆人。利雅得欧莱玛在伊赫万会议上负责裁决伊赫万对阿卜杜勒·阿齐兹提出的批评。[40]1927年2月，15名利雅得的欧莱玛共同签署了一份费特瓦，专门解决控罪书中伊赫万领导所提出的问题。欧莱玛的一系列号召实际上是倾向于同意伊赫万的要求:立即废除在希贾兹实行的奥斯曼的法律和完全恢复沙里亚的统治；立即'毁某些圣墓，因为它们是偶像崇拜的现象；禁止埃及朝圣者携带装饰华丽的驼轿进入麦加，除非他们抛弃武器和其他异教的标志；命令来自哈萨和卡提夫的什叶派异端接受瓦哈卜派教义，建议伊玛目'毁哈姆扎清真寺并迫使什叶派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就将什叶派驱逐出沙特国家；派遣宗教宣传员和宗教学者到接受了瓦哈卜派教义的贝都因人和村民中；禁止伊拉克的什叶派部落在瓦哈卜派王国的疆域中放牧；废除非沙里亚的税收，已经征收的非沙里亚税收也应该退还。[41]虽然这份费特瓦的确包含许多对伊赫万的重要让步，但欧莱玛在总体上仍然支持国王。欧莱玛在费特瓦中明确否定阿卜杜勒·阿齐兹有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的行为[42]。欧莱玛拒绝伊赫万提出的对引进电报的指责，表示对电报的问题持中立态度，认为宗教文献中并没有提到有关引进电报的问题。同时，欧莱玛并不接受伊赫万领袖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即继续向王国之外的异教徒发动圣战。欧莱玛指出，圣战的领导权属于国王，发动圣战的决定权应该留给伊玛目谨慎行事。欧莱玛明确宣布，只有伊玛目才能宣布圣战。欧莱玛还强调，征收不合法的税收不足以成为破坏穆斯林之间团结的理由。欧莱玛明确表示，穆斯林共同体的伊玛目有权自由地征收伊斯兰税收，即使阿布杜勒·阿齐兹不废除非法的税收，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发动叛变。[43]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伊赫万会议上同意减少税收，但仍坚持要引进无线电广播和汽车。阿卜杜勒·阿齐兹还说服与会人员承认他是“希贾兹和纳季德及其归属地区的国王”。正是因为欧莱玛对伊赫万的妥协态度和阿卜杜勒·阿齐兹采取的妥协政策，才避免了一次伊赫万的公开叛乱，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王位。这次伊赫万会议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确被迫禁止埃及的驼轿进入圣地，还拆毁了什叶派的清真寺，甚至在短时间内终止了电报服务，其目的是安抚伊赫万的情绪和阻止不满情绪的蔓延。
1927年4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再次召集部落谢赫和伊赫万参加集会，有3000名伊赫万成员来到利雅得。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阿太白部落首领苏尔坦·本·比贾德等人并没有到来。在这次会议上，阿卜杜勒·阿齐兹试图造成穆泰尔部落的分裂，孤立他的头号敌人费萨尔·达维什。但是实际上阿卜杜勒·阿齐兹当时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1927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已经失去了对伊赫万军队的完全控制力。伊赫万军队在成功占领希贾兹以后，宣称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胜利来源于伊赫万军队提供的强大军事力量。伊赫万战士认为他们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军队的支柱，阿卜杜勒·阿齐兹无权惩罚他们。同时，反对沙特家族的活动并不仅限于伊赫万部落。1927年夏，试图在利雅得谋杀亲王沙特和在哈萨谋杀阿卜杜拉·本·吉鲁维的阴谋败露。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兄弟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本·吉鲁维的儿子也在阴谋者之列。
阿卜杜勒·阿齐兹虽然面临伊赫万挑战的严峻形势，但他努力获取利雅得欧莱玛的支持，并且在外交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权力受到挑战，但英国仍将他视作阿拉伯半岛上真正的政治力量并愿意与他合作。1927年5月20日，英国首相克莱顿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签订《吉达条约》，承诺英国和沙特国家之间要保持7年的友好关系。《吉达条约》废除了双方1915年签订的《盖提夫协议》，承认阿卜杜勒·阿齐兹占有地区的“完全和绝对的独立”，但是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认英国与海湾国家和亚丁保护国的特殊关系。[44]这份条约是沙特国家外交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新兴沙特国家的正式独立。阿卜杜勒·阿齐兹解除了外部的忧患，因此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国内骚动不安的伊赫万势力。
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主要伊赫万领导人包括费萨尔·达维什、宰丹·本·西沙莱恩和苏尔坦·本·比贾德。其中最重要的伊赫万领袖人物是费萨尔·达维什，他是穆泰尔部落的酋长，是一位卓越的伊赫万战士。穆泰尔部落在历史上就是沙特家族的敌人。第一沙特国时期，穆泰尔部落曾经率先接受埃及军队的突松帕夏，并且帮助突松进攻嘎西姆。穆泰尔部落还在攻占德拉伊叶的战斗中支持易卜拉欣帕夏并为其军队效力。阿卜杜勒·阿齐兹攻占利雅得之前，穆泰尔部落还是拉希德人的盟友。穆泰尔部落归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政权之后，费萨尔·达维什曾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好友和最优秀的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穆泰尔部落在阿尔塔维叶建立了伊赫万运动的第一个希吉拉。阿卜杜勒·阿齐兹为费萨尔·达维什建立的阿尔塔维叶希吉拉提供了所有的必需品，从井绳到武器，甚至包括费萨尔·达维什妻子儿女的衣物。然而，1925年晚期，在伊赫万军队攻占吉达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没有任命费萨尔·达维什担任麦地那的长官，这违背了费萨尔·达维什的愿望。费萨尔·达维什撤退到他在阿尔塔维叶的司令部，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伊赫万反对派的另一名领袖是宰丹·本·西沙莱恩，他是阿季曼部落的谢赫。阿季曼部落以前与沙特家族长期为敌，伊赫万运动发起很久以后，阿季曼部落才被迫加入了伊赫万运动。此外，苏尔坦·本·比贾德也是一名主要的伊赫万反对派领袖，他是阿太白部落的谢赫。阿太白部落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势力的和人数均占据第二位的部落，仅次于阿纳宰部落。后来，阿纳宰部落拉瓦拉支系的谢赫也加入了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叛乱。于是，利雅得以东、以北、以西和西南的部落都反对中央政权。但是，除了其拉瓦拉支系以外，最强大的阿纳宰部落并没有加入反对派的行列。哈尔卜和沙马尔部落的多数人口也没有参加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活动。[45]
伊赫万势力与沙特国家中央权力的分歧最终升级为武装斗争。伊赫万军队无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禁令，深入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边境劫掠财物，甚至与英国保护下的诸多地区发生冲突。1927年9月，当英国试图在伊拉克边境的布萨亚修筑一个新的警察岗哨时，伊赫万抓住机会，宣称英国的岗哨是一个攻击沙特国家的基地。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伊赫万的压力下，向英国提出抗议，要求拆毁这个要塞，但是英国政府无视沙特人的抗议。费萨尔·达维什认为伊拉克事件是一次孤立阿卜杜勒·阿齐兹和进攻“异教徒”的良好机会。于是，1927年11月6日晚，一群穆泰尔部落的伊赫万战士向布萨亚要塞发起攻击。除一名伊拉克警察得以逃生以外，其余所有的警察都被穆泰尔部落的伊赫万战士杀死。[46]费萨尔·达维什领导的伊赫万军队还沿着伊拉克的边境进行一系列凶残的劫掠。英国出动飞机干预，在伊拉克边境轰炸贝都因人。12月初，400名穆泰尔部落成员又对科威特边境发动猛烈袭击。阿卜杜勒·阿齐兹几乎无力阻止伊赫万的军事行动，因为许多贝都因人都赞同伊赫万的劫掠行动，憎恨英国人，并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约束他们的自由感到十分愤怒。阿卜杜勒·阿齐兹告知伊拉克和科威特政府，说这些攻击行动都是贝都因人违背他的命令而私自进行的。12月16日，英国在布萨亚重建要塞，并派遣一支伊拉克军队在此驻扎。英国还出动飞机频繁地攻击伊赫万成员。许多主张和平的非伊赫万贝都因部落成员在这些炸弹攻击中无辜丧生。伊赫万军队的劫掠行动一直持续到1928年2月。[47]
1928年4月初，一次新的伊赫万会议在布莱达召开。费萨尔·达维什和苏尔坦·本·比贾德没有来到布莱达，阿卜杜勒·阿齐兹也拒绝到沙漠中去与他们见面。阿卜杜勒·阿齐兹向伊赫万允诺，他将与英国协商，抗议英国修建布萨亚要塞。但阿卜杜勒·阿齐兹与英国的协商并没有取得成功的结果。与此同时，伊赫万的主要领导人正在密谋瓜分沙特国家。费萨尔·达维什计划成为纳季德的统治者，苏尔坦·本·比贾德想要统治希贾兹，宰丹·本·西沙莱恩想要获得哈萨的统治权。伊赫万领导人还允诺沙马尔部落的一个支系领导人尼达·本·努海尔担任哈伊尔的统治者，条件是只要他加入伊赫万叛乱。但尼达·本·努海尔保持了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忠诚。[48]伊赫万反对派领袖宣称他们才是信仰的真正拥护者，并且指责阿卜杜勒·阿齐兹偏离了伊斯兰教的真正道路，指责阿卜杜勒·阿齐兹与英国的异教徒相勾结。1928年的放牧时节，内战成为不可避免的态势。三个伊赫万领导人决定攻击伊拉克，实际上则是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只是以攻击伊拉克来掩盖其公开反叛的行为。伊赫万领导人还希望通过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争取到其他部落的支持。苏尔坦·本·比贾德率领伊赫万军队劫掠伊拉克边境的朱麦玛村庄，屠杀该地区的商人，其中包括许多来自纳季德的商人，然后还攻击沙马尔部落。伊赫万的行为引起了最大的部落阿纳宰部落和希贾兹的哈尔卜部落的对抗。阿卜杜勒·阿齐兹获得了纳季德的贝都因人和定居民的支持。费萨尔·达维什比苏尔坦·本·比贾德更狡猾，他只攻击伊拉克人，保持对国王忠诚的姿态，并没有公开破坏与国王的关系。
阿卜杜勒·阿齐兹认识到他即将失去对伊赫万军队的控制，沙特国家面临着分裂和灭亡的危险。1928年1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利雅得主持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城市人口和伊赫万成员共同参加，与会者主要包括伊赫万领导人、部落谢赫、城市贵族和欧莱玛共800余人。伊赫万反对派首领费萨尔·达维什、苏尔坦·本·比贾德和宰丹·本·西沙莱恩缺席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历数他自己的功业，包括仅带领40人就攻占了利雅得，以及后来统一阿拉伯半岛和缔造和平的英雄事迹。阿卜杜勒·阿齐兹详述了与英国谈判的细节，提出费萨尔·达维什的劫掠行动是导致英国强硬态度的主要原因。阿卜杜勒·阿齐兹要求欧莱玛和穆陶威“澄清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相互的义务”。阿卜杜勒·阿齐兹援引著名的瓦哈卜派宗教信条，强调顺从穆斯林共同体领袖的原则。最后，阿卜杜勒·阿齐兹提出，如果欧莱玛和贵族不满意他的统治方式，他愿意退位，并要求与会者选举另外一名沙特家族成员担任国王。[49]阿卜杜勒·阿齐兹还允诺，他会支持与会成员选举的新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煽情的演讲和退位的姿态影响了与会成员，特别是纳季德的城镇和绿洲人口，他们在传统上就是沙特家族的支持者。于是，与会成员承诺支持阿卜杜勒·阿齐兹，反对三名主要的伊赫万叛军领袖。这次重要的会议对沙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欧莱玛再次集中讨论了有关引进电报的问题，最终的裁决是“《古兰经》和‘圣训’并没有提到电报是非法的”。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伊赫万叛乱。欧莱玛宣称伊赫万领导误入歧途，脱离了穆斯林共同体“温麦”的共同意见，应该受到攻击直至他们返归正道。[50]欧莱玛将费萨尔·达维什列为篡权者，并且裁定消灭篡权者是符合伊斯兰法律的。最后，欧莱玛还重新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宣誓效忠，进一步确认了宗教界权威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教俗联盟，巩固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对穆斯林共同体的领导地位，阿卜杜勒·阿齐兹权力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得到维护。此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欧莱玛的全力支持下，展开了平息伊赫万叛乱的行动。
1929年2月，苏尔坦·本·比贾德带领3000人到达伊拉克的边境，准备发起对伊拉克的袭击。苏尔坦·本·比贾德听闻英国将出动飞机阻止伊赫万的行动，遂转而劫掠定居在哈萨地区的纳季德部落。[51]这是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伊赫万运动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合法性，成为反对沙特国家的公开叛乱。伊赫万军队一直坚持对异教徒的攻击是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所提倡的行动，然而攻击沙特国内的瓦哈卜派信徒则是对瓦哈卜派原则的亵渎，因此苏尔坦·本·比贾德的行动导致伊赫万运动的声望受到极大的伤害。沙特民众对伊赫万运动的态度发生转变，原来支持和同情伊赫万运动的民众也逐渐对伊赫万运动产生了反感。纳季德的农民和商人都因为伊赫万贝都因人的屠杀行为而感到十分不安全，因而坚定支持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平叛行动。
1929年3月初，阿卜杜勒·阿齐兹集合了一支主要由纳季德地区的城镇居民所组成的军队，正式发起了对伊赫万叛军的战争。绿洲和城镇的人口需要沙特政权保护他们的利益免遭游牧势力的侵害，因此来自绿洲和城镇地区的贵族和民众大都支持阿卜杜勒·阿齐兹，主张镇压伊赫万势力。追随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主要部落势力有:阿卜杜勒·拉赫曼·本·鲁巴因领导的一部分阿太白部落成员、穆泰尔部落的米沙里·本·布萨伊斯、希泰姆部落的杜莱姆·本·巴拉克、哈尔卜部落的大部分成员、几乎所有的纳季德沙马尔部落成员、扎菲尔部落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希贾兹的阿纳宰部落的一部分成员，以及乌勒德·苏莱曼、法齐尔及其他的部落。[52]伊赫万首领费萨尔·达维什和苏尔坦·本·比贾德将他们的军队集结在斯比拉的水源附近。双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协商和谈判。1929年3月31日，斯比拉战役正式开始。伊赫万军队战败，费萨尔·达维什身负重伤逃回阿尔塔维叶。费萨尔·达维什派遣他的女眷恳求阿卜杜勒·阿齐兹饶恕他的性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听闻费萨尔·达维什身负重伤之后，原谅了费萨尔·达维什，并且忽略了费萨尔·达维什对他的威胁。苏尔坦·本·比贾德战败以后回到噶特噶特，国王敦促苏尔坦·本·比贾德及参与反叛的部落领导人投降。苏尔坦·本·比贾德和其他反叛的部落领导人向国王投降之后，被监禁在哈萨，并最终死于该地。阿卜杜勒·阿齐兹命令将噶特噶特希吉拉的所有武器充公，并且'毁了这个希吉拉。第一次伊赫万叛乱结束。
费萨尔·达维什伤势痊愈以后，计划再次向伊拉克发起攻击。另外，尽管阿季曼部落首领宰丹·本·西沙莱恩并没有参与第一次伊赫万叛乱，但阿卜杜拉·本·吉鲁维认为其早期参与反叛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于是派自己的儿子法赫德带兵杀死了宰丹·本·西沙莱恩及其5名随从。阿季曼部落的伊赫万战士得知宰丹·本·西沙莱恩的死讯后，愤怒地杀死了法赫德。宰丹·伊本·西沙莱恩的亲属纳伊夫·本·西沙莱恩加入了反叛的行列。由于害怕遭到阿卜杜拉·本·吉鲁维丧子的报复，纳伊夫·本·西沙莱恩带领阿季曼部落成员逃往北方。费萨尔·达维什决定再次反叛，他加入到阿季曼部落的行列中。阿季曼部落在1929年7月中旬拦截了利雅得通往胡富夫的道路。参加反叛的阿太白部落成员切断了希贾兹与纳季德之间的所有联系。阿季曼部落对阿瓦兹部落发动攻击，沙特国家的内战再起。希贾兹地区频繁发生谋杀税务人员和攻击商队的事件，纳季德和哈萨地区也不再安全。1929年，200辆汽车用于攻击伊赫万叛军。9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定对伊赫万叛军发起最后的攻击。他要求卡提夫、哈萨、嘎西姆和哈伊尔地区的埃米尔提供兵力、金钱和武器，并且广泛动员城市居民和纳季德地区的贝都因人，同时还得到了没有加入反叛行列的希吉拉的帮助。9月，费萨尔·达维什的军队遭受重挫。伊本·穆萨伊德带领的沙特军队战胜了穆泰尔部落的伊赫万军队，费萨尔·达维什的儿子欧扎伊兹以及穆泰尔部落的精锐力量在战争中丧生。几天后，支持伊赫万叛乱的阿太白部落成员被该部落中忠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成员所击败。沙特军队最终驱散了伊赫万叛军，伊赫万叛乱成功平息。
费萨尔·达维什于1929年10月逃到科威特。伊赫万叛军向伊拉克、巴林等地逃窜。英国出动部队阻止伊赫万军队进入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地，伊赫万军队只能回到纳季德。1929年10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宣布，没收所有叛军的财产、骆驼、马匹和武器；所有与叛军有联系但是没有直接参与叛乱的人，将被没收用作骑乘的骆驼、马匹和武器；没收的物品和牲畜将分发给为国王作战的士兵。参与叛乱的希吉拉中的居民将被驱逐出希吉拉，并且剥夺他们再次聚集的权利。[53]1929年12月，阿卜杜勒·阿齐兹组织了由阿里德、瓦沙姆、嘎西姆的城镇居民以及穆泰尔、阿太白、哈尔卜、苏拜、卡坦和达瓦斯尔部落中忠于国家的人口组成的军队，发起了追击费萨尔·达维什的行动。伊赫万军队在多场小规模的战斗中都战败。1929年12月底，费萨尔·达维什写信给阿卜杜勒·阿齐兹，要求得到宽恕。阿卜杜勒·阿齐兹回答说不可饶恕。不久，费萨尔·达维什的军队在纳季德、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的地区遭到阿卜杜勒·阿齐兹军队和英国军队的合力攻击。阿卜杜勒·阿齐兹军队的数量数倍于叛军，并且拥有装甲车辆。哈尔卜部落击败了穆泰尔部落，穆泰尔部落的残余力量逃到科威特。费萨尔·达维什于1920年1月初也逃到科威特境内。阿卜杜勒·阿齐兹向英国提出抗议，抗议英国在科威特、伊拉克和外约旦地区为伊赫万军队提供避难之处。随后英国向阿卜杜勒·阿齐兹保证，将叛军驱逐出这些地区。1930年1月10日，费萨尔·达维什及其他的伊赫万领袖向英国投降。阿卜杜勒·阿齐兹通过与英国的协商，成功地将三名叛军首领引渡回国。费萨尔·达维什否认他自己犯有任何罪行，阿卜杜勒·阿齐兹将他关押在利雅得。1931年10月3日，费萨尔·达维什去世，临死之前还发誓要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其他的叛军首领后来也都在狱中死亡。此后，伊赫万军队并入国民卫队，伊赫万运动结束。曾经为沙特国家的建立和扩张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又曾对沙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伊赫万运动最终以悲剧性的结果退出沙特国家的历史舞台。
伊赫万叛乱是从挑战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禁令，劫掠享有英国军事保护的国家之行动演变而成，并在1929年的斯巴拉战争中达到顶峰。伊赫万运动反对所有的新事物，反抗当时占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出它所支持的事物和社会政治目标。由于伊赫万运动的贝都因性质和生活方式，这场运动几乎与城市社会隔绝。伊赫万运动获取宗教信仰和指导的主要来源是在官方宗教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且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的穆陶威，其意识形态的来源与沙特国家的官方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场运动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领导权，在关键的问题上也不具有明晰的立场。这场运动还包含着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困惑，例如伊赫万运动严格遵从并竭力传播的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教义中包含着顺从伊玛目抑或国家首领的规定，但是伊赫万领导人又试图否定伊玛目的部分特殊政策。由于这场运动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差异，它对沙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力有限。
伊赫万叛乱严重危及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王位，沙特政权差点就被一个部落联盟的政权所取代。但是最终，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官方宗教势力的支持下以铁腕手段镇压了伊赫万的两次叛乱，消灭了顽抗分子，解散了伊赫万军事组织。费萨尔·达维什这个最著名的贝都因人领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贝都因人时代的结束。部落势力和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受到极大打击，传统的部落组织失去了挑战沙特家族政权和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能力。战胜伊赫万叛乱后，宗教形式的部落民主制让位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部落领导人的权力逐步缩小。沙特家族的政权得到巩固，国家军队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逐步建立。一些传统上就与沙特家族具有良好关系的“贵族部落”没有参与叛乱，并且为国王镇压伊赫万叛军提供了忠诚的武装力量。这些部落势力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成为沙特家族政权的重要基础。
通过大约30年的努力，阿卜杜勒·阿齐兹终于统一了沙特国家，并且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1932年9月23日，阿卜杜勒·阿齐兹发布国王令，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名义统一各地。阿卜杜勒·阿齐兹正式采用沙特国王的称谓，并将沙特国家正式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1933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指定其次子沙特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储。[54]国名和统治者称谓的变化意味着沙特阿拉伯诸多区域的初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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