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9]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我党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6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和价值主体；农民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又是新农村建设成果的享用者和受益者。另外，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求来看，无论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完善，都需要拥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其中农村人力资源是内生变量。显然，开发和投资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农村人力资源，切实提高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还是促进农村妇女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要素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先是以人民公社运动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接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和农村微观经营主体的重构；之后，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然后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的提出，以及1998年以来实施城乡统筹战略，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阶段。透过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并非新提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概念就提出过，随着80年代初“小康社会”建设理念的提出，许多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决议中也多次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至进入21世纪，在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党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其内涵意蕴和发展要素完全不同于从前。从目标任务上来看，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瓦罐炖肉、枯枯拉拉”的单一生活目标的实现，而是要在和谐社会构建和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推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很明显，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它不仅关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村容村貌改变，还关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从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促进农户增收，也关注在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概括而言，无论是在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等层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被赋予了更丰富、更立体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就是要在兼顾速度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生产发展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没有生产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一系列目标难以实现。生产发展，意味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科技能力的提高，现代农业建设的推进；意味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完整农村产业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促进农村生产发展，需要找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生产市场需求旺、经济效益高的产品。^[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活宽裕，就是要实现农民增收、农户富裕，全面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生活宽裕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生活质量亦明显提高，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核心内容。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生产发展为建设新农村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生活宽裕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体现。^[11]生活宽裕，不仅意味着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意味着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促进农户生活宽裕，需要稳定和强化对农业、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需要建设和改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电网、通信、洁净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等；需要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和供给，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务工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是要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知荣明耻、文明守礼的新农民，从而形成人人遵纪守法、和睦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农村整体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乡风文明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在精神层面的目标，还是新农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成果的外化表现。促进农村社会乡风文明，需要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和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需要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加大科技普及力度，开展大规模农民法制、思想文化、乡风乡俗和劳动技能等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需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以“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等创建活动为载体，塑造健康文明的农村新风尚，形成科学健康文明民主的生活新方式。培育农民的整体文明素质，是促进农村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是通过科学规划村庄建设，实现村庄的合理布局、整洁有序；同时，加大村庄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农村环境建设、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实现村庄环境面貌的整体转变。以往大家一提到农村，呈现于脑海的便是“污水乱流、鸡鸭乱跑、垃圾乱扔”的乱哄哄景象，村容整洁正是针对农村村庄环境的“脏乱差”现实，通过实施“两化一提高”项目（即道路硬化，村落绿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度提高），使农村村庄变得更加整洁和美观。可见，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环境层面的重要目标。当然，村容整洁不仅意味着村容村貌的美观和整洁，也涵括了农村公共生活设施的改进，如通过污水处理和垃圾场建设，搞好农村的综合垃圾治理工作，从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使农村环境面貌一新，成为幸福美丽的新家园。村容整洁既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还客观上破除了农村生活陋习的延续，推动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这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必要基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就是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农村民主和法制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引导农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障农民自己的正当权益。管理民主，需要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让所有农民“人人能参与，人人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通过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环节，来实现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和政治保证。在管理民主中，落实和完善村民自治是关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历史、文化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村民自治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并具有区域性的；而村民自治方式的选择，则应以是否能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来作判断。推进管理民主，需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建立和健全相关机制与制度，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正当合法权益；需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确保农民群众能依法行使自己的当家作主权利。

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于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即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上。农村妇女作为女性劳动力的拥有者，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经济增长要素的供给者；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在数量基础上的质量水平将决定和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进程。

（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目标实现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村物质资本的创造和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增收、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态势基本形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主导性力量，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物质资本的创造和积累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和劳动是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核心资源，“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12]；人是劳动的主体，自然资源是客体，资本资源则是二者的中介；近代社会中出现的资本和自然资源高于人力资源，甚至控制人的现象，是一种“异化”现象。可见，在马克思学说视域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源泉。

关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也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其关键性因素并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他提出“人力资本的增长可能是经济系统内最为不同凡响的特点”^[13]。他的研究明确显示：在传统农业改造中，美国作为实际的物质资本增加了大约4.5倍，而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投资却增加了8.5倍；相对应的，物资资本的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达17.5倍。^[14]综上可见，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生产要素中的主体性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经过开发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将成为农村经济系统中最能动最活跃的要素，是农村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关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源素质越高，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反之亦然。

（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基本途径。现代农业，是相对传统农业而言的，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农业现代化，就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15]。显然，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农民的培养是关键，新型农民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自然这个新型农民也包括广大农村妇女在内，可见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在高收益的吸引下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最后直到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刘易斯，1955）；因此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以提高生产率，保持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拉尼斯、费景汉，1961）。我国也是如此，二元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男性率先从农业中流动出去，大量女性滞留在农村，成为事实上农村常住人口的多数，主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催生了一种新现象，即农业女性化”^[16]。农业生产女性化是我国农村当前现实的劳动力结构，即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客观上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因此，没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不但能使长期束缚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妇女逐步适应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还能通过经营管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的提高，改变传统低效、自给自足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农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事实上就是在农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利用农村公共资源，解决农村公共问题，平衡与协调农村公众利益的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通过探讨、决策、实施和评估等方式，进行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利益选择、利益分配与利益落实，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民主和有序。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农村妇女日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核心力量，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农村妇女的参与，甚至必须基于她们的发展和参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挖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7]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也是如此。在管理的过程中，既不能出现农村妇女视角的缺失，也不能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广泛参与，否则“管理民主”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不仅是劳动者，还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应该是统一的，“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18]；在未来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是能够承担各种不同社会职能的人，他们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使自己先天的、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地发展；当今社会发展呈现这样的态势，“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9]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农村妇女在体力、智力、政治参与和生产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与完善，其中农村妇女公共事务参与状况直接反映农村妇女的政治素养，是衡量农村妇女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直观反映。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公共事务参与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水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塑造者

文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20]。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主要载体，既展示了人类社会文明的积淀与传承，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从现实来看，文化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的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文化还具有能动性，它是一定社会政治或经济的反映，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或“促退”或“促进”。^[21]“促退”文化，亦被称为“落后文化”，即这种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促进”文化，亦即“先进文化”，这种文化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先进性别文化，就是在一定社会中大众对男女两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观念和评价的综合，以及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性别规范和组织结构；且这些观点和看法等总体评价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起促进或推动作用。人们通常将性别文化分成平等型和不平等型两种，其中平等型性别文化被看成是先进性别文化。

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认为女性能力和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于或劣于男性，不在其生理特征，而是后天形成（波伏娃，1949）；妇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不是女性的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所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能保持优势，而妇女创造劳动生产率的价值被贬低，是传统文化所决定的社会性别标志的表现，是社会为他们作出的位置安排。^[22]因此，女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是通过相对于男性的关系而被描述和界定，如女性被普遍描述为是柔弱的、需要保护的、无能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易哭泣的，男性则是尊贵的、强壮的、有魄力的、成熟的、理性的、坚强的。而这些观点，再通过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等综合因素，形成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男主女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男女两性差别观念，甚至在现代也被不断地内在化、概念化和大众化，从而出现“让女人回家”以及“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毋庸置疑，这种刻板的传统的“女性弱者”性别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妇女新型农民的现实期待并不相匹配；此外，也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形成农村先进性别文化，首先必须让农村妇女普遍参与到农村的生产活动中去，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3]如此，农村女性自由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主动展现和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平等、自信，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激发农村妇女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推动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真正成为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展现者和塑造者。

（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它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内在统一，即“城市化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质变过程”^[24]。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5]，形成具有城市特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农业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农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农民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推动经济增长、统筹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部门是农业部门，它是社会分工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存在的基础，“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26]；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大量绝对过剩的农业劳动人口便流入城市，即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有向城市集中的显著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依次转移到工业和非农业生产领域。我国的城市化实践印证了这一趋势，随着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向城市集中。同时，在城市化引发的经济变动中，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促使人口和经济不断由乡村向城镇、由小城镇向大城市集中，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国城市化实践主要有两种途径：^[27]一种是内涵式城市化，主要依托现有城市吸纳和转化更多人口，尤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流动人口，促使他们能平等地获取和利用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另一种是外延式城市化，指通过行政区划变动迅速扩大城镇地域规模，大量农民就地拥有了市民的身份。许多研究表明，农村人口的“离土又离乡”向城镇的迁移是加快城市化的第二推动力，而“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才是快速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上，城市化发展聚集了大量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直接参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集中了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许多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参与和推动。与此同时，城市化也给农村妇女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农村妇女不再囿于农村的土地上和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城市化还为农村妇女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优化的社会氛围，为农村妇女获得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和可能。

（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者

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关联最为密切。首先，农业生产天然依赖和利用于土地。其次，农业生产分布受自然环境的决定与影响。再者，农业产出规律遵循于自然产出规律，不可能脱离于其间。最后，农业发展对土地的利用和开发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与改变过程。此外，从资源现实来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一直以来与耕地之间的供给矛盾凸显，耕地资源人均拥有量严重不足（人均仅一亩多），与世界人均耕地量较大的国家相比，差距甚巨。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获得了高速增长，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才取得的。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臻加剧，农业生产当前面临巨大危机，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农村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三维度。在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中，农村妇女作为母亲这一社会角色，承担着农村人口繁衍的重要责任，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在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口繁衍中，由于生物遗传的原因，母亲的素质会进行代际传承，即母亲的智力、体力、文化教育水平等都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下一代的智力和体力。此外，子女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也与母亲密切相关。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母亲的言传身教往往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品行养成和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子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也普遍受到母亲的影响。在农村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力量，农村妇女的生产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和所作出的生产决策等都会对农村自然资源保护，如耕地保护、森林植被和水资源保护，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化以及防止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还可进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村妇女群体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村妇女的环保意识与观念，转变其生育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更好地处理好农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www.daowen.com)

【注释】

[1]Moffat，D.W.Economics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New York：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Inc，1988：101.

[2]黄雯：《西部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研究》，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2页。

[3]赵景华：《人力资源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张德：《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黄雯：《西部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研究》，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6]陈远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7]黄雯：《西部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研究》，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8]吴雨才：《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府行为研究》，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6—17页。

[9]本文的部分内容以《试论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题，已发表于《台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0]蒲善新：《新农村建设导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11]魏琳：《浅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第107—1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13]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4]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9页。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文件，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548921.htm.2006-12-31。

[16]张凤华：《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11页。

[17]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2页。

[20]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0页。

[21]丁娟：《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研究》，中国妇女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22]周绍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158页。

[24]Worth，L.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4（1）：1-24.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页。

[27]刘文纪：《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