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1）对“劳动/人的经济价值”的探讨（Adam Smith，Jean Baptiste Say，David Ricardo，Heinrich Von Thunen，Friedrich List，Alfred Marshall），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基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思想的先驱者。他在1676年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论断，认为人力和物质资本对生产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人力的作用甚至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更大。之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年）中明确指出，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与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资本，即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也提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在土地和其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可能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技术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源投资的长期性和家庭在从事这种投资中的作用，提出了“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类本身的投资”观点。基于工人具有作为生产要素和工作环境消费者的双重性质的认识，他还指出非货币因素在这些决策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这些思想是人力资源理论研究的基础。

（2）对“经济之谜”的解读（Theodore Schultz，Edward Denlson，Jacob Mincer，Gary Becker），人力资本理论逐渐系统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重建、德日兴起和亚洲“四小龙”等众多经济之谜涌现。在解读经济之谜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逐步形成。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是这一理论走向体系化的主要推动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奥多·舒尔茨在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存在形态，并认为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关统计显示，国民收入增长一直比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快得多；同时一些在战争中实物资本遭到极大破坏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奇迹般地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另一些资源条件很差的国家和地区，如丹麦、瑞士和亚洲“四小龙”也同样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舒尔茨认为，这些现象表明，除了我们已知的要素，一定还有重要的生产要素被“遗漏”了，这一要素就是人力资本。他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迁移等投资所形成的人能力的增长和平均寿命的延长都是资本的一种形式。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同样的投资，用在教育上要比用在其他方面的收益率更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较高，那么人力便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提高人的素质，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舒尔茨指出：“构成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共同内容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经济重要性在上升。”^[4]他还指出：“在大自然的手中，操纵着成千上万种与这些农民的辛勤劳作相敌对的力量，但是，知识和人的能力能够征服自然。”^[5]与此同时，舒尔茨还论证了人力资本对传统农业改造的特殊意义。加里·贝克尔，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创见的学者之一，他对人力资源理论的贡献，重点表现在对人力资源的微观分析上，他对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些手段和开发过程进行了成本—效用分析，取得突出成就。

（3）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如罗默（Romer）的“知识推动模型”、卢卡斯（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继舒尔茨论证了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形成现代增长观之后，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新经济增长论。新经济增长论充分肯定人力资本投资，并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代表人物有罗默和卢卡斯。罗默在《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1986年）中建立了一个“知识推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对经济增长的论述，除了保留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基本要素之外，他引入了第三个要素——知识。他认为，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从而能够说明增长率的非收敛性；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投入知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整个经济规模是递增的并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后来，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研究，把知识细分为人力资本（以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以专利或知识产权来衡量），使其人力资本理论更趋完善。卢卡斯在1988年也用人力资本来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并提出“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他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相结合，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卢卡斯强调智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生产比物质资本的生产更重要；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力资本低下是欠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所在。罗默和卢卡斯的共识在于，二者都将知识和人力资本视同如物质资源一样的生产要素。由于知识产品和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可以持续提高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4）对妇女人力资本的多角度研究，如Hiromi Ono的关于日本妇女人力资本实现与婚姻家庭关系的研究，Richard Caputo、Arrow和Sunstein的对人力资本市场上的歧视行为现象包括妇女受歧视对后续的人力资源投资的消极影响研究，Charles Koeber关于在再就业过程中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Dagum、Slottje和Vittadini对家务劳动人力资本价值计量与评估的研究。

西方性别研究理论指出，婚姻满意度降低将会促使女性增加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市场劳动时间。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当婚姻满意度降低时，只有缺少工作经验的女性才会增加市场劳动时间。Hiromi Ono对日本妇女的研究表明，日本女性并不会因为婚姻满意度的降低而仅仅增加市场劳动时间，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工作经验的日本女性来说，在类似情况下将会同时大幅度增加家务劳动及市场劳动的时间。^[6]

Richard Caputo则研究人力资本市场上的种种歧视（包括性别、种族、国籍、年龄等方面的歧视）现象，及其对年青求职者后续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对年青求职者的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其中黑人妇女所遭受的歧视最为严重。研究证实，遭遇歧视的年青求职者更有可能增加他们的教育投入和参加工作培训，歧视反而提高了后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因而从长远来看对个人和社会有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歧视者没有要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她们仍然要求完善反歧视雇佣法案和政策的出台，来保护性别或种族上的弱势人群。^[7]此外，Arrow、Lundberg ＆ Startz、Sunstein等人论证了人力资本市场上的歧视行为对求职者后续人力资本投资的消极影响。Sunstein在1997年曾指出，人力资本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将导致黑人和女性后续投资意愿的降低，并以此推论任何遭遇歧视的群体都会降低投资意愿。他们认为，歧视行为导致求职者否认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与他人具有相同价值，因而对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失去信心。这就使人力资本市场上的歧视富于“合理化”，进而导致求职者更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这种“恶性循环”会造成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与生产率的下降。因此，有必要采取反歧视雇佣法案或政策介入，并打破这种循环，去提高个人和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8]

Charles Koeber研究了再就业过程中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问题。其研究显示，在再就业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优势。这与性别排队理论的观点相一致，该理论认为在就业排队过程中，雇主更愿意把男性放在女性的前面，特别是失业以后。与男性相比，女性再就业的机会更少。但对女性而言，若具有一些人力资本特点将有利于提升其再就业几率。研究证实，就业过程中的排队现象受到人力资本存量及特性的影响。在对雇员缺少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雇主往往对女性雇员存有消极的性别偏见，但女性具有的某些人力资本特性可以减少或缓和这些消极偏见。研究还显示，未婚、先前从事全日制的管理或专业性工作的女性更受雇主青睐。因此，尽管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存在性别偏见或歧视，对女性就业、再就业不利，但对女性来说，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对其顺利就业还是有益的。

对女性人力资源进行健康的投资比对男性健康的投资更能够为家庭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影响。在国际文献中，Benjamin、Brandt和Fan的研究也证实了女性健康的经济收益比男性要大。^[9]这对促进对女性的健康投资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女性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但其价值往往被忽略。国外对贡献于家务劳动的人力资本进行关注，并对其价值进行计量研究。2000年美国的Da-gum和Slottje在《结构变革与经济动态杂志》上发表《一个评估家务劳动人力资本的水平与贡献的新方法》；2006年Vittadini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对Dagum-Slottje家务劳动人力资本评估方法的深化与扩展研究》。Vittadini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潜在变量（a latent variable），基于一个改进了的统计学方法对家务劳动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这个评估不仅考虑到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投资因素，还考虑到了家务劳动所致的家庭收入（除去因财产而得的收益），即家务劳动人力资本的收益因素（而Dagum和Slottje摧s方法则忽略了这一点）对家务劳动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方面的影响。研究证实，作为潜在变量的家务劳动人力资本，其价值是二者的函数。(www.daowen.com)

国外学者的以上理论成果和分析框架，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提出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仅CNKI上可检索到的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1500多篇（其中涉及“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60余篇），专门论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专著亦有10余部。具体来说，这些成果集中在以下五方面：（1）对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多维度、多视角的探讨，如李澜《潜藏的力量——西部地区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郑晔、王昕《论农村妇女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高小贤《贫困地区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分析》，苏群、刘华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陈方《西部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和李玫、曾敏的《贵州女性人力资源发展探索》等。（2）关于人力资源概念的深化研究（厉以宁，1986；吴文武，1996；余明德，1995；周坤，1997；丁栋虹，1999；李建民，1999；刘美平，2002）。（3）关于农村人力资源存在问题的描述（焦智立，1997；张弘，2000；王德海、张克云，2001；邓涛，2004；王志毅，2004；朱炎洁，2004等）。（4）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因和转移模式的研究（傅政德，1982；郭庆，1993；杨小苏，1993；陈俊生，2004；商春荣，2007）。（5）从实证或理论的层面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的研究（袁兆亿，1996；何景熙，2002；张根东，2002；庞雅莉，2003；刘进才，2003；李文政，2003；李朝林，2005；张艳，2008）。

对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多维度、多视角的探讨。如李澜^[10]研究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对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认为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回报，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女性摆脱贫困、农村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提出了既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又体现区域内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特点的农村女性人力资源“三式二型”开发方案。郑晔、王昕^[11]从妇女从业行为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出发，提出了妇女的从业行为对传统性别分工有着巨大影响。高小贤^[12]提出国家对妇女发展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妇女状况及地位的长远改善有赖于政府的干预，要通过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证；只有当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之后，妇女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参与。苏群和刘华^[13]的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流动中明显受到来自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制约，因为生育哺育子女、操持家务、文化素质偏低、传统的“男外女内”观念等因素的束缚，她们的选择面较窄，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失去一些非农就业机会。

关于人力资源概念深化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同舒尔茨的观点，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如经济学家厉以宁^[14]认为人本身并不等于资源，只有在经过训练、教育之后，能够胜任生产性工作时，才成为一种资源。吴文武认为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它应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余明德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移民和信息取得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周坤认为人力资本分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能；后者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智慧。丁栋虹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形态，提出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概念。李建民从个人和群体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本下定义，前者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后者指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

关于农村人力资源存在问题的描述。如焦智立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困难和对策》中提出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不仅为重新配置劳动力、活化生产要素、优化劳动结构起积极作用、更为我国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发展之路提供前提条件和契机。张弘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中认为，人力资源数量大而质量低是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总情况的显著特征；并认为开发、配置和利用好我国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关系着我国农业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能否优化，农业增长方式能否顺利实现转变，同时也是充分、有效发挥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优势，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及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的关键。王德海、张克云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及战略选择》中，从宏观层面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选择，并指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意识推动的人力资源开发；二是农民自发或无意识的人力资源开发。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因和转移模式的研究。如傅政德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和模式浅议》中提出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和转移的可能途径是农业内部吸收和农业外部转移的相结合。杨小苏在《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述评》中提出了就地转移模式，即通过在农村内部发展商品经济、大办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大量吸纳脱离耕地的农业人口，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陈俊生在《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基本对策问题》中提出人口多而耕地少，有限土地无法满足庞大人口增长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商春荣在《试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可能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必须从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要求出发，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大系统中来考虑解决，应实施“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模式。

从实证或理论的层面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的研究。如袁兆亿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论农业人才资源开发问题》中阐述了农村人才对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强农村人才资源基础性开发的观点。仉建涛在《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阐述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整体性思路”。何景熙在《“开流断源”：寻求充分就业的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理论与模型》中建议启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以加强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强调国家要确保农村小学和初中两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提出要重建农村以村级医疗组织为基础的我国乡村合作医疗网。庞雅莉、李华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能力提升的理论支持和现实路径》提出农村教育制度创新是主要手段，医疗健康服务制度改善是重要环节，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及其制度体系是基础工程。刘进才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中提出要强制性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注重人力资源系统开发，加速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张艳在《构建有效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体系》中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重点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核心是加强农村教育，因此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开展农村成人教育。

综合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领域的以下特点：

（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但新农村建设是近年来提出的实施战略，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来研究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只是刚开了个头，需要深入具体地探讨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内容、可行性以及现实路径。

（2）已有研究虽然意识到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在实际研究中却还比较分散和局部，缺乏内在的联系，缺乏成果的科学论证。

（3）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在以往单一的社会学视角研究基础上逐步认识到需要多学科结合的重要性，开始纳入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反思农村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人力资源开发，同时力图推进理论的本土化与经验的提升。这一方法需要继续发扬。

（4）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各地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妇女的生存发展状态和人力资本存量特征也有极大的差异性。

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