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发展现状如何？

王才勇：法兰克福学派的现状还是与作为其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密切相连。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时期，哈贝马斯就以忠于宪法的政治立场不仅与学生运动保持了距离，而且也在思想上开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及其追随者（施密特等）显出了区别。在第一代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本身就带有着消极的、否定性的东西。而哈贝马斯认为这是认识上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失在将理性简单地约减为“工具理性”。为此他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认为交往理性可以使人达成共识，从而将理性化所包含的“对他者的理解”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这样的思想使他离开了当时由追随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施密特任所长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前往普朗克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1983年虽然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但没有进社会研究所，而是去了哲学系任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教授。思想上的分歧虽然使他在70年代初离开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但恰是这个不同使他在思想界被看成是法兰克福学派进入第二代的标志性人物，所谓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也以此为界。

表面看，这样的理论转向似乎背离了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路径。但实际上是应合了西方资本主义自60年代末所出现的新变化：理性所蕴含的另一些方面开始凸显，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开始被交往理性趋缓和认可，其在资本主义早期显现出的单一性开始被达成共识的交往理性渐渐调适和消解。由此，社会批判就不能停留在单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而应转向对“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的建构性审视，即转向对交往理性构建中出现的误区和不足进行批判，也就是说根据交往理性未兑现的诺言进行批判。与此对应，马克思所谈的异化也就不能归结为特定劳动方式的产物，而是技术所固有的，社会批判因而离不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由此，哈贝马斯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不仅在论题上切合了当今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而且更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纲领中“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依循”的宗旨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具体贯彻。

由于对交往理性的看重，新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领域就没有单纯驻足于哲学，而是同时走向社科领域，关注当今资本主义现实中由交往理性失误而引发的各种学术和现实问题。这使得哈贝马斯成了当今世界少有的一位多产思想家，即便在1994年退休以后也从未中断过学术写作，直到今天。

问：新法兰克福学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才勇：由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现实以及相关学术问题的切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在美国。早在1978年，美国就出现了麦卡迪（Thomas McCarthy）所著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一书，九十年代后美国掀起了一股关注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热潮，这使得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像罗蒂（Richard Rorty）、德沃金（Ronald Dworkin）、内格尔（Thomas Nagel）、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布朗多姆（Robert Brandom）与哈贝马斯都有过直接接触。尤其是与罗尔斯（John Rawls）就其社会构建方案（A Theory of Justice）的讨论以及与普特南（Hilary Putnam）就实践哲学框架下的价值与规则构建问题的对话更使哈贝马斯的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美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欧洲，哈贝马斯的思想虽然引发了利奥塔和德里达这些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与之在法哲学和国家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争论，但他还是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而接受，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

对于他的批评主要来自德国，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而且集中在他有关“商谈伦理”的思想上。如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和图跟哈特（Ernst Tugendhat）就将他有关理想对话状态的思想指责为事实上不可能的空想；阿佩尔（Karl-Otto Apel）以及哈贝马斯的几个学生则批评他消除了对伦理进行终极建构的可能以及太执着于交往前提的历史特质。

这些批评昭示了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只是诉诸对语言交往规则的批判和反思的不足，这一方面筑基于交往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乏内在的规范性内涵，另一方面忽略了现实主体的实际利益和要求。同样作为哈贝马斯学生的霍耐特心领神会地开始重读耶拿时期的黑格尔（1802-1806）。当年，哈贝马斯也是从耶拿时期的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交往理性”思想，而霍耐特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早期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及其内部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从而补足性地将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向前推进了一步。自他20世纪90年代沿着这样的思路推出其承认理论后，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西方学者便将其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尤其是其2001年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后。

问：霍耐特教授是当前公认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那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其核心学术思想是什么？

王才勇：霍耐特的出名主要源于他的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1992年）。在这篇以专著形式出现的资格论著中，霍耐特针对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阐释中较少顾及该理性本身内在机制的揭示，重回作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源起的早期黑格尔，从中挖掘出了规范主体间交往行为的相互承认理论。黑格尔在其耶拿时期指出：斗争是人类精神伦理发展进程的核心。而不同主体间为了“自我持存”又必然会出现彼此由妥协而来的承认。这样的承认虽然一方面使主体与他者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其在相互承认中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进而又会与他者形成对立和冲突。交往行为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展开，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霍耐特在专注于这个思想的同时借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说（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进一步提出了他者的重要性。由于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成型的，因而认识和实践都离不开他者，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也离不开这个主体间性条件，即主体间必须具有某种关联。否则就不会出现承认，代之而起的便是蔑视。由此霍耐特将蔑视看成是一种不被承认的道德经验，这种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所在。作为承认的对立面，蔑视与承认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内在机制，即交往行为在承认与蔑视的交互作用或矛盾运动中得以展开，这个矛盾运动进而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霍耐特由这样的理论揭示了主体间承认关系“内部固有的”机制，进而向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注入了不是由外在的语言，而是由内在的机制而来的规范性内涵，使哈贝马斯的“达成共识”不仅作为主体的要求，而且更作为内在于主体行为机制的必然而出现。(www.daowen.com)

从哲学角度看，这又在形而上学（或曰后形而上学）框架中重建了社会理论，不仅宣明了社会正义的可能性，而且也具有规范内涵地界定了其现实性。如果说哈贝马斯应合西方社会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中的合理性可能，那么，霍耐特在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文化间际冲突和互渗中看到了走向这种可能的现实路径。这使得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包括哈贝马斯本人也认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遗产的最新传人，称他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世成员中最重要代表之一”。霍耐特在他迄今的整个学者生涯中也确实将自己看成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今传人，2005年在其所著的《物化》一书中便试图从其承认理论角度去阐释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概念。

问：霍耐特除了成名作《为承认而斗争》之外，还有哪些主要著作？目前他的思想受到了怎样的关注？

王才勇：在写作《为承认而斗争》之后，霍耐特的主要著作有《正义的他者》（2000年）、《权力批判》（2000年）、《由不确定性招致的麻烦》（2001年）、《再分配还是承认》（2003年，与Nancy Fraser合著）、《物化——一个基于承认理论的探讨》（2005年）、《理性的病理》（2007年）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霍耐特的著作开始被大量译成英文，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英美学界的关注，尤其得到了批判理论在当今美国的传人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关注，霍耐特本人也经常在弗雷泽任副主编的国际批判理论和民主理论期刊（Constellations）上发表文章。新世纪以来，英美学界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霍耐特思想的著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Bert van den Brink和David Owen合著的《承认与力量：霍耐特与社会批判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版）。

问：当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学者在传播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误读，并没有关注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还停留在社会研究所成立和流亡时期的一些代表。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王才勇：我觉得，中国学者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过程中对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还是有不少关注的，也许由于语言隔阂的缘故，只是在时间上有些不完全同步和面上不甚周全而已。因而，在此意义上不能说有误读存在。至于我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停留在其第一代思想家那里的说法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正确性，哈贝马斯便在中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即便霍耐特也已不断为人知晓。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有没有离开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而是有没有必要这么做。

由于后发展的缘故，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像在当今西方那样得到社会层面的消解和制衡，因而，我们对这样的负面效应还有着特定的关注兴趣；其次，即便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理论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如阿多尔诺。因此，当今中国学界依然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的土壤在。但是，我们对当今西方出现的对交往行为以及交往中他者意义的关注也不陌生，这主要地并不是由于我们借助外语知识可以达到这种了解，而是由于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同样存在着这种需求，只是程度和广度与西方不完全相同而已。所以，我们又有理由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发展。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多元性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和最新思想家在我们这里都受到了关注，更何况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发展与早期思想并不矛盾，它只是对早期思想的细化和现实化而已。

问：您对如何进一步加深中国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交流，有什么建议？

王才勇：霍耐特不仅本人，而且他领导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又重新回到了研究所成立时的初衷上：用批判的眼光揭示现代化发展中的过失，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循。我们在与法兰克福学派交流中应该围绕此基本纲领在观点层面与之交流，这主要地并不是对该学派观点的单纯梳理和解释，而是凭依其用批判眼光分析社会现实的方法，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尤其是与之不同）的问题与之进行交流，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霍耐特领导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继承和发扬的批判理论传统就包括经验研究。他在就任所长时发表的施政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重点研究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很大进步，社会给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却越来越难通达这个空间。这样的重点又具体为一系列具有很大经验研究色彩的子课题，如“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家庭社会学与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研究”、“法社会学研究”、“工业社会学研究”、“批判理论的国际影响”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现代化的特例与之不仅在理论构建层面，而且同样在经验研究层面进行交流。

顺带提一下，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我们也要重视，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伊始出现的经典理论，对于现代化的很多问题由于我们已身在其中往往没有了敏锐，但当时还是用哲学语言得到了很多揭示。

注释

[1] 该文系《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1日刊登的访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