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层面看，肇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主要在19世纪开始得到全面凸显。随之，其负面效应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现，因而引起文化精英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人的物质需求的强势倾斜，乃至人为激发和刺激。马克思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19世纪看到了如此这般的现代化对自然人性的肢解而预见到了反抗的必要和必然，进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人性展开了激烈的批判。20世纪早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是传承了这样的批判传统而诞生，以通过对当下社会的研究披露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的很多代表作品正是由于秉承了这么一条现代性批判思路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直到战后的60年代，这种批判还不断激发着饱受压抑的心灵寻找更合理的社会之路。70年代以来，尤其苏东解体后，西方社会发生了走向均衡、调适的新变化。批判理论因此面临着如何给变化着的社会继续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以使其走向更合理的境地。于此，哈贝马斯脱颖而出，以其对早期批判理论的修正和调整实现了该理论的现代转型。90年代后，他的学生霍耐特又结合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使哈贝马斯努力的转型越来越臻于完善，从而使应社会现代化产生的一种社科理论，不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1.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困境

由西方推向全球的现代化最初指向的主要是人的物质生活，这种单一定向无疑会抑制人性的其他方面，所以在西方现代化自文艺复兴时期启动以来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其曲解、压抑人性的不满声调从未停止过，比如卢梭在其《论科学与艺术》中曾断言：科学的发展意味着道德的堕落。但也许在这种发展的初期，现代化的偏执导致的压抑还没有全然表现出来，因而这样的断言一时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有的肢解人性的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另一方面改变这种状态的要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便是这种社会要求的产物。到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虽然在欧洲边缘的俄国变成了现实，但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尤其在德国却遇到了来自右翼的阻力。俾斯麦政府在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衡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调和阶层和阶级冲突的措施，但社会现实总体上依然驻足在原有的现代化轨道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于是，德国一批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在20年代便聚集在一起，将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性的肢解和摧残视为使命，进而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批人就开始以理论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现实中反人性的方面展开批判。直到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批判理论最终以丰实的内涵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直到60年代达到了影响的峰巅。聚集在该理论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以睿智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将习以为常的现实中所包容的反人性方面无情地揭示了出来。这种已不经意地认可的东西本来是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自己创造出的，但事实却成了压抑人性、肢解人性的东西。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冲突和问题的最终根源在于这种压抑。对现实的这种理论批判向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感受到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西方人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这种理论得以在五六十年代赢得广泛认可，不仅左派，而且具有自由思想，乃至保守倾向的人都对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赞同。虽然此前尼采也对现实中的反人性方面进行了抨击，但并没有明确将之归为社会现代化过程本身，即理性化的产物，也没有从同是这种理性化受害者的社会大众立场出发。批判理论承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社会的不合理直接归为社会体制本身的产物，并且对社会大众充满同情，对之展开了批判。但是，他们又与卢卡奇等人不同，与苏联斯大林主义保持了距离，认为那不是社会走向进步的方向。这种理论取向使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可是，7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的自我完善渐渐呈现效果，批判理论开始面临认可危机，这个危机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批判理论在理论上有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肢解人性，没有顾及完整的人性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在指责这种偏废时所凭依的标尺却只是顾及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而没有顾及同样构成人真正存在的物质需求。因而，以另一种方式同样失落了对完整人性需求的顾及。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责启蒙理性使人性分裂时，他们呼唤的表面看似是完整的人性，但实际上只是那被压抑和肢解出的部分，而并不是人存在的整个需求，以至到了《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呼吁对既存现实（人性另一种追求的体现）进行彻底否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和《爱欲与文明》中推举的同样是被现实理性压抑的人性需求，那是“单向度的人”所不具备的。而在他控诉单向的人性构建使人失落了人性的其他需求时，往往从这一“向”走向了另一“向”。论说上虽截然凭依全面的人性需求，指向上却只见对所失落之人性方面的强调与凸显，因而，由一方走向另一方而同样没有对完整人性的全面顾及。

进一步看，批判理论这一内在矛盾又进而昭示出对人真正存在问题上的理论矛盾：一方面他们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改善和提升人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进步意义不能作出绝对性判断，认为恰恰在其满足人物质需求方面包含着压抑人其他需求的特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具有绝对意义地宣称，真正人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而对这绝对的人性存在并没有做具体的论证和阐释。这样的理论矛盾必然使其在现实效力方面显现不出应有的力量，从而流为一种虽激昂人心但无从付诸实现的美好理论。与批判理论同时代的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对这样的理论矛盾表现出明显不满[1]。到了六七十年代，这样的不满最终使法兰克福学派陷入认同困境。

其次，批判理论借以对资本主义理性展开批判的核心——工具理性批判，到了六七十年代开始渐渐显露与现实的脱节和不相称，这使其在理论上面临被进一步认可的困境。早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那里，理性（Vernunft）已开始被看成是事物和世界的本质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性（Rationalitat）概念，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现实。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中理性本身两个方面中的实质（合）理性（Substanzielle Rationalitat）越来越萎缩，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e Rationalitat）则越来越扩展。这主要由科学技术使然，社会发展的过程主要是朝着这个方向演进。批判理论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现实中工具理性凸显这个特征，从理论上对其实施了彻底的批判。无论是在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或马尔库塞那里，资本主义现实的工具理性特征不仅得到了彻底的披露，而且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这无疑使从马克思开始的现代性批判获得了有力的承续，资本主义现实的病症所在也由此得到了彻底的披露。这样的披露依循着一条令人激愤和思寻出路的逻辑：使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理性本身中就包含着反人性的一面。工具理性不仅将物变成人的对象，而且也将人本身变成对象。这是一种招致异化的物化。

就战前西方社会而言，这样的披露显然既到位又具有强烈的批判效果。但是，战后西方开始渐渐出现了对现实体制中压抑人性的方面进行调适和修正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对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展进行了各种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制衡。如果说这种修正在战后五六十年代还没有显出明显的效果的话，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工具理性开始慢慢趋缓。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批判理论将资本主义理性只是归为工具理性，阿多诺甚至还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因而，首先在德国开始出现了对批判理论的不满，例如贝克尔（Werner Becker）就将批判理论指责为“对人类理性和科学作出了非理性的过度评估”[2]。批判理论将工具理性具体归为技术理性，这在战后西方虽然引发了一股反科学主义思潮，但是科学和技术在战后西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合乎理性的方式，并且在不断发展着。由此，再继续将资本主义理性只是归结为工具理性而加以批判显然会陷入认可危机。

再次，批判理论以锐利的目光披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使人性扭曲的地方。这样的披露虽然有效地开启了人重新审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视野，虽然激起了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但在事实上却并没有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以及人能够借此作出努力的方向。这就使得批判理论成为多少带有浪漫色彩地流于一种表达美好愿望却无以付诸实施的理论，从而最终失落其本来矢志以求的实践力量。70年代以来，德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批判理论是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批判理论将一切都推翻了，到头来人们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构建那美好的世界。由此也使批判理论自60年代末始陷入难以被进一步认可的困境。

这个困境主要来自理论上的一个偏废：对人的存在、理性的力量作出了绝对的定论，没有看到人的需求乃至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当他们凭借人对自身本来需求的记忆指责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将此需求全面付诸实现时，虽然能引发一系列哀婉甚至激昂的回应，但是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让人放弃已有的而重新回到过去的效力。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做到人性需求的完满实现，但也使人性需求的某些方面（物质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进而激发了新的需求，并由此建构起了与那种失落之间的平衡。此间，批判理论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正是这种错位使批判理论在现实面前失落了转化成现实的力量，也就是说被后人指责为没有建构性地提供一套社会理论。70年代初，批判理论在德国的批评者马鑫（Otwin Massing）就指责阿多诺没有从正面提供一个社会理论[3]。也就是说只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说事，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构建[4]。这使批判理论显出了空想性。

批判理论所遭际的现代危机集中体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德国学界出现了一股批评批判理论的潮流，批评者中有阿尔伯特（Hans Albert）、马丁·杰伊（Martin Jay）、柏伊尔（Wilhelm Raimund Beyer）、克雷门兹（Manfred Clemenz）、霍赫凯珀尔（Willy Hochkeppel）等，批评的锋芒直指其理论由与资本主义新现实的错位而招致的空想性。当时，施密特和哈贝马斯等人都起来捍卫，但由于所述困境的客观存在，传统批判理论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失落响应者。

2.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当时作为学生辈的哈贝马斯虽然积极参与到了对批判理论的捍卫中，但他没有采取施密特的正统立场，而是清楚地明白，当时对批判理论的指责与其说在指责其错误，不如说在提出新的期待：构建出一套具有真正现实力量的社会理论，也就是说，使批判理论切合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从而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他自己也正是沿着这样的目标，通过以“交往行为说”为标志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1956年哈贝马斯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研究助理，开始全方位研读传统批判理论的思想文献，包括一些未出版的文献资料。由于此前业已成型的思想倾向，此间尤其受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早在博士论文（1954年）中，哈贝马斯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关注深深意识到了现代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的困苦境遇以及技术是这种困苦的根源所在。几乎同时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又清楚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Verdinglichung）特征，进而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使他看到，现代人的心灵困苦来自生产劳动中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过程，这种理性化虽然提升了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使人的心灵困苦倍增。于是在其《理性化的辩证法》（1954年）一文中，他一方面依循马克思看到了理性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这个负面特质，另一方面又受启于海德格尔将这种负面主要定格在技术上，因而不同于马克思的将理性化具体分为三个层面，即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进而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观点在其紧接着的《多视角看马克思》（1955年）一文中被重复道：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本身，而不是技术于其中产生效用的特定经济体制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异化’了”[5]。接触传统批判理论后，尤其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开始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进而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关注渐渐从海德格尔的技术观走向马克思的异化论，认为异化现象并不是人存在本身固有的，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参见哈贝马斯《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文献评述》，1957年）。到了《有关劳动与自由的社会学笔记》（1958年）一文中，哈贝马斯明确修正了他此前的海德格尔式技术观，指出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其政治上的错误使用是人异化的根源所在。由此，理性化的病症，异化的根源就被指向了对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

由此，他开始与传统批判理论有所不同地并没有将理性一概指称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是有所区分地将人类理性行为中对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视为不幸以及异化的根源所在。这样就没有将理性一棍子打死，而是为其留有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他也基本意识到青年马克思和传统批判理论基于人不变本质的不足，在其1958年为《费舍尔哲学辞典》所撰的“哲学人类学”词条中明确提出不同意人有不变本质的说法，而提出了有关人本质之历史维度的思想。他写道：“人只是在一个显出社会不同的具体生活世界中，而绝不会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和行为。”[6]传统人类学的本体论色彩对哈贝马斯来说潜藏着走向政治教条的危害，“这样的教条要是以价值中立的科学面貌出现，那将更加有害”[7]。

由此渐渐显出了哈贝马斯不同于传统批判理论的两个定位：其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带有着令人不欢的病征，但这些病征只是来自现代化本身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所有。因此，现代性本身是可以拯救的。他的整个理论旨趣也就在于“使正在自我衰败的现代性能够被接受”[8]；其二，现代化所招致的心灵困苦，包括异化，是人固守于特定理念而将其普世化的结果，因为变化了的现实已经与之不完全对应。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达成一致。这就招致了他理论上“在不放弃超验哲学普世性问题的同时，操作和论证上又采取解超验（Detranszendentalisierung）的方法”[9]。“解超验”也就是使超验的普世性问题与经验现实建起链接。所以在理论构建上他主张放弃对问题的终极性阐述[10]。

这样的思想定位使他在60年代尤其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带着这样的关注，哈贝马斯从60年代初开始渐渐走离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不再从不变而绝对的理性出发去看现实，而试图在理性和现实之间构建起切实可行的关联。当时德国社会学界正出现一股实证主义潮流，主张实证科学（empirische Wissenschaften）价值中立（Wertfreiheit）。对此哈贝马斯怀着构建理论与现实关联的胸怀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即便是专注于经验的实证科学也离不开特定准则或普世性规范的介入，实证科学或经验不可能完全中性地存在，它必然受某种先在的普世性东西的影响。但是，在承认超验的普世性问题的同时，哈贝马斯并没有像自己50年代在异化问题上那样简单地用超验的方法对待现世问题，而是将现世问题（经验）所受到的超验性影响放在了一个可经验的界面，也就是说将影响经验行为的超验事物（认识）并不看成是简单给定而一成不变，而是受制于人的价值取向的，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均如此。这使得他在1968年推出了著名的《认识与旨趣》一书。

表面看，哈贝马斯由此批驳了当时主张实证科学（经验）价值中立的观点，其实，他由此推出了受启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全新的社会实践理论：实践并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到了先行理论的影响；但是理论对于实践来说并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受到了主体旨趣的影响，这个旨趣并不是个人或某个团体的，而是人作为类共有的，如对客观进程进行技术掌控的旨趣（经验——分析科学）；在交往共同体中达成共识的旨趣（解释学）和从自然本性的压抑中获得解放的旨趣（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因此，指导实践的理论或认识并不是作为绝对的标尺被用于实践，而是在人类所述旨趣的参与下被建构的。

较之于他1954年《理性化的辩证法》一文中对理性三个层面的划分可以看出，1968年的哈贝马斯依然着力于对理性所内含的诸方面进行探寻。不同的是，此时的哈贝马斯从参与认识建构的旨趣出发不仅明确看到了理性建构现实的功能，而且还在此建构中将交往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即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认识也置于交往活动的前提下。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原则并不单纯是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而是特定科学家群体达成一致的商讨（Diskurs）结果。因此，与其说自然科学理论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科学家商讨的对象。这样，理性对现实的制约，旨趣对认识的建构就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往行为。这里虽然映现着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影响，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参与建构认知的非绝对性（主体性）因素简单地视为人的前判断，而是拓宽根基地视为人作为类而共有的三种旨趣。由此在当时德国社会学界有关实证主义的论战中，哈贝马斯就坚决反对社会科学的工具性特质，即反对将社会现象看成是像自然现象那样可以为人简单把握和操控的，因为社会系统并不会“重复性出现，以致可以对之作出确凿无疑的解说”[11]。

由于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在科学家们的特定商讨中被建构出的，那么，社会和人文方面的知识就更是人之间特定交往或商讨的结果。至此，哈贝马斯1981年《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已成雏形。这个雏形在其紧接着《认识与旨趣》后推出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70年代开始的语言学转向（Der“Linguistic Turn”）使他进一步看到，所谓的真实或真理其实并不来自对象本身，而是来自人们在述说或理解中的构建，即来自交往行为。于此，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呼之欲出。1981年便出现了他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

与传统批判理论一样，全书所针对的是越来越走向负面的理性化问题。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样将理性简单约减为工具理性，而只是将其视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他的批判只是指向工具理性，而不是整个理性。为弥补工具理性或现代化进程的不足，他将理性化所包含的“对他者的理解”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die kommunikative Rationalitat），以使人与他者的理解成为可能[12]。交往理性不是驻足于认知，而是驻足于沟通，因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能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而从事交往的主体是由生活世界（Lebenswelt）出发达成理解和沟通的，生活世界作为双方融通的处所因而具有了超验特质。交往所筑基的生活世界一方面是具体的，不会走向超验，另一方面又是主体间理解所凭依的东西，因而，交往就能使生活世界与系统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平缓。生活世界在现代社会由货币和权力而来的殖民化以及与系统的冲突就是游离出交往理性的结果，因此必须返归交往理性；同时，交往理性也给饱受非议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出路。自黑格尔披露了现代主义的症结在主体性之后，现代性遭到了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激烈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是用没有主体的事件取代了主体性，而没有真正解决由主体性而来的弊端。交往行为便可以真正实现对主体性的消解。

基于这样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一方面，他坚持了传统批判理论由启蒙辩证法而来的现代性批判，看到了现代性主要由工具理性体现出的弊端；另一反面，他又没有借此而将理性一棍子打死，而是进一步看到了带有弊端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对理性的不良运作，正是这个不良使得现代化在给人带来极大物质满足的同时又使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内心困苦。唯有理性中的交往行为可以在不损害现代化之合理进程的情况下克服它带有的弊端。(www.daowen.com)

这样的理论较之传统批判理论之所以现代是因为它切合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准确把握到了现时代弊病的具体所在，因而能够对症下药地提出一套时代切实所需，也就是说能切实转化成现实力量的理论。首先，西方社会到了战后六七十年代经过前此延续近百年的各种现代性批判之后明显进入一个后现代或现代主义后期阶段：现代化带有的人文弊端虽然使其不尽如人意，但鉴于所带来的物质效益又显然不可逆转。于是，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不是简单否定现代化，而是调适与平和现代化本身所带有之矛盾的阶段，所谓使之走向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开始有些不合时宜。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然提供了一套能平和现实矛盾与冲突的理论；其次，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使个体不断独立化，不断自主化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虽然解放了生产力，但同时也使许多本来不成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如交往便是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体现。可以说，现代化最使人失落的便是交往。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不仅准确宣明了现代化之人文弊端的具体所在，而且还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现代社会矛盾最终都是由交往失误导致，哪怕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知识建构。这样的思想是传统批判理论时代不拥有的，哈贝马斯博采众长地吸收了时代精神文化的最新成果，由之推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自然就与时代具有了准确的切合；有了这样的切合，也就拥有了转化成现实的力量。

3.霍耐特对现代批判理论的完善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提出纠正了此前工具理性概念的偏废，克服了理论与实践、个体与系统的脱离，进而为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指明了一个可被接受的方向。但是，交往有一个何以展开、何以进行的问题。对此，哈贝马斯走了一条语言哲学道路。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离不开对准则和规范的理解与把握，任何交往都是按着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展开的。因而，交往与主体对准则和规范的理解与把握相关。于此，哈贝马斯在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Sprechakte）理论启发下，将言语交谈分为三种类型，由此引出了三种具有各自有效性要求的交往类型。交往中如果理解出现，那么，各自的有效性要求就不会再成为话题。否则，就要看一下，哪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在交往中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的有效性要求可以通过商谈来解决，即达成共识。共识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原因的。它需要有一种理想的交谈状态，即交谈双方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这样的理想交谈状态既不是现实中每个言语交谈都具备的，也不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而是一种交谈中预设的对对方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言语交谈理论，哈贝马斯在80年代与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有关讨论中又推出了商谈伦理的思想，试图通过去除超验性改造康德伦理学。

交往行为理论由于对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变化有了对应，有效地实现了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交往理性的提出标明了社会批判开始不应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而应走交往性建构的路径。哈贝马斯凭借这些应合社会变化的新思想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该思想中用言语交谈的发生模式去叙说交往行为发生的具体机制却遭到了学界的不少批评。交往行为说的成功本来是与其内蕴着的政治伦理维度分不开的，但在具体言说其发生机制时的语言学转向却将这样的维度去除了，使本来切合现实主体实际利益和要求的交往成了单纯语言交往。因此，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和图跟哈特（Ernst Tugendhat）就对他的“商谈伦理”思想表现出了不满，指出其有关理想对话状态的思想是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出现的空想；阿佩尔以及哈贝马斯的几个学生还批评他的“商谈伦理”思想消除了对伦理进行终极建构的可能。所有这些批评表明：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只是诉之于对语言交往规则的批判和反思使交往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失了内在的规范性内涵。

就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德国学界遭到了如此这般的批评时，作为他学生的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在《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后不久的1985年开始重读耶拿时期的黑格尔（1802-1806）。当年，哈贝马斯也是从耶拿时期的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交往理性”思想。而霍耐特则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早期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哈贝马斯并没有充分重视的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及其内部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从而补足性地使哈贝马斯实施的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进一步臻于完善。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不足在于失落了对交往行为内部规范性内涵的揭示。霍耐特深明这一点，在耶拿时期黑格尔思想中紧紧抓住了他对交往行为中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的阐释。黑格尔在其早期讨论自然法的文章中具有社会哲学意味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体从其对自然给定性的依赖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这样，人类共同体就必然是孤立个体的组合，而孤立个体间就必然具有着特定的伦理关系。因此，人类共同体必然是一个承认个体自由的伦理共同体，如此个体化的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必然活动在特定伦理约束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简单完成孤立个体行为。这样，人类社会化过程就具有着一种使主体间共存的自然基础，那就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早在写于1802年的《伦理体系》中，黑格尔就已经受费希特启发认为，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保证了对立主体间相互依赖的一致性和必不可少的相关性。而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的结构永远都是一样的：承认虽然一方面使主体与他者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其在相互承认中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进而又会与他者形成对立和冲突。因此，冲突或斗争是人类精神伦理发展进程的核心，而相互承认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不同主体间为了“自我持存”又必然会出现彼此由妥协而来的承认。交往行为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展开，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此间，黑格尔不同意霍布斯提出的人人反对人人的原始冲突模式，认为人之间的冲突不可能纯粹是为了捍卫他们的肉体存在，而是指向主体间相互承认之个性维度的，因此，主体间的冲突一开始就是一个伦理事件。霍耐特在其1985年开始写作、1992年出版的《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紧紧抓住早期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进而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说中注入了不是由外在语言，而是由内在机制而来的规范性内涵。

在霍耐特看来，这个“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本来具有的作为社会哲学的规范性意义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处于意识哲学的威压下而被埋没了，即在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变迁中个体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动力特质。为了重现这样的规范性意义必须使之由意识哲学转向以交往主体性为核心的社会哲学。由此就必须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经验支持，凸显其已包含的现代社会中他者的重要意义。于此，霍耐特进一步借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说（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指出，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成型的，因而认识和实践都离不开他者，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也就离不开交往主体这个间性条件，即主体间必须具有某种关联。霍耐特通过对交往主体的引入不仅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推向了社会哲学界面，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假如相互承认关系中主体间性条件不具备就不会出现承认，代之而起的便是蔑视。在他看来，蔑视是一种不被承认的道德经验，这种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所在。作为承认的对立面，蔑视与承认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内在机制，即交往行为在承认与蔑视的交互作用或矛盾运动中得以展开，这个矛盾运动进而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这样，交往行为就获得了不是由外在的语言，而是由内在的机制而来的规范性内涵，哈贝马斯的“达成共识”也就不仅是主体的要求，而且更是内在于主体行为机制的必然。

传统批判理论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现代化）进程本身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肢解及其招致的困苦。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这样的理性化在西方经受了一系列批判之后虽不可逆转但得到了调适之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说敏锐地看到了导致调适的是人社会化行为中被工具理性抑制的交往理性重又得到了弘扬，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交往行为中个体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动力特质，从而应合社会变化地使传统批判理论有效地转向现代，使其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注释

[1] 参见Karl Popper，“Was ist Dialektik”，in，Ernst Topitsch（Hrsg.），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Koln 1972，S.274.

[2] Werner Becker，Die Achillesferse des Marxismus：der Widerspruch von Kapital und Arbeit，Hamburg 1974，S.137.

[3] 参见Otwin Massing，Adorno und die Folgen，Neuwied/Berlin，1970，S.9。

[4] 参见Ibid.S.43。

[5] Habermas，Arbeit，Erkenntnis，Fortschritt.Aufsatze 1954-1970，Amsterdam，1970，S.80.

[6] Habermas，Kultur und Kritik，Frankfurt 1973，S.107.

[7] Ibid.，S.108.

[8] Habermas，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Frankfurt 1985，S.202.

[9] Habermas，Vorstudien und Erga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Frankfurt 1995，S.505.

[10] Ibid.，S.506.

[11] Habermas，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 1985，S.26.

[12] 参见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d.I，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