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批判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几乎已人人知晓，但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却还有待澄明，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们的那些努力。这不是一般地指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已经被研究得很多，而是指他们为何将这样的批判系之于文化，而没有像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样要将此批判付诸物质实践，使之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现实；进而出现的问题是，他们又为何将这样的批判主要系之于艺术？

马克思主义固然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文明批判的一种来看，但它不同于其他现代文明批判的地方在于：深刻看到了现代文明之弊端的根源最终在社会实践，批判的最终题旨是要改变和消灭那些滋生弊端的社会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紧密相联。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虽依然如故，但经过快速的自我改良和部分完善，革命实践的基础变得明显稀薄，也就是说，直接改变现实以根除那些弊端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自我改良和部分完善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思想层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对不合理现实的容忍和麻木。于是，问题的症结开始由现实转向思想，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情结的仁人志士也开始将批判的焦点从现实中抽回，转向精神，希冀着通过改变人的精神来实施现实批判。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应运而生，所谓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由此诞生。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本来就蕴含着这样的思想路径：物质和精神领域中的一切不合理最终来自现实，但是，现实的改变也离不开精神的促动和影响。这就是说，改变现实一方面取决于直接介入和干预，那就是革命，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精神的推动，那就是改变人的思想，武装人的头脑。20世纪以来，当直接改变当时资本主义现实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当思想领域中对不合理现实的主观态度出现了走离革命的变化之后，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将视线转向精神，试图从思想上对人进行再启蒙。西马意义上的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均属此列。表面看，他们的现代性批判谈精神，谈文化的多，其实他们依循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思想对现实的能动作用。

专注于思想对现实的能动作用就是说，阻止有弊端的现实滋生有问题的思想。如果不去阻止，任由现实去引发自然的思想，那就必然产生灾难性后果。新时期，革命意志的消退就是现实所滋生的思想，所以要去介入。这样，现实批判就转化为思想批判、文化批判：通过对特定思想或文化（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滋生的文化）的批判去构建健康的思想与优良文化。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转向了文化批判。虽然其代表人物推出了不尽相同的理论和思想，但在文化批判这一点上还是共有的。

较早的本雅明虽然没有用过“文化批判”这样的概念，但是，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以及将此不满直指其所滋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态度，则是不难看出的。早年《德意志哀悼剧的起源》和《单行道》分别对18世纪和20世纪社会现实中的颓废和不尽如人意进行了披露，以后的《柏林童年》继续了这种现代性批判；同时他又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是由改变了的现实所支撑起的，他的《巴黎拱廊街研究》便展示了新现实与新行为方式之间的连接。本雅明看到了现实的不可阻挡，不可改变，但他没有放弃抵制，于是，转向精神领域，试图在精神世界构筑起一个抵制和批判现实的自主世界，正像阿多诺在评《单行道》时所说的，“《单行道》一书的主导性题旨是，即便无望也义无反顾地在既存事物的强势威力下去铸造强硬的自我”[1]。

阿多诺年仅20岁时就与比他大11岁的本雅明交往，当时大多是本雅明在讲，阿多诺在听。正是这样的承续，使得阿多诺也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转向文化，其早期《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中就对当时的“文化工业”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将之称作是“蒙骗大众”，他并没有给消费者提供他许诺的东西[2]。他一再许诺给人以特有的感受，事实上那已不再是特有的，而是预设的，是许多其他人都会有的。此后《否定的辩证法》反复强调的否定并不是直接消灭现实，而是一种精神否定。阿多诺甚至明确反对将现代性批判付诸现实。因此，当60年代末受他思想影响的学生占领教室，将批判付诸实际行动时，他叫来了警察。他推举的现代性批判是在精神世界对现实的反叛，所以直接提出了“文化批判”这样的概念。不良的现实滋生了不良的文化——文化工业，所以要介入，要去阻止这不良文化的产生，以抵御不良的现实。

马尔库塞在精神气质上与本雅明和阿多诺明显不同，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他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下，提出了革命与反叛的主张。但是，他的反叛最终还是回到美学上，回到精神手段和文化批判上，他的反叛并没有号召直接去改变现实，而是强调超越现实，在超越中去实施对现实的改变。“超越”就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在马尔库塞那里指的就是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他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超越去构筑一个不是由现实滋生的精神文化，以抵制和祛除糟糕的现实。(www.daowen.com)

更早的布洛赫虽然并没有正式加入过法兰克福学派，但思想上与本雅明、阿多诺有着直接关联。他对乌托邦精神的澄明以及对希望原则的看重，清晰地将现代性批判推向思想，推向文化。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中，他是较早在精神文化领域从事现代性批判的一位思想家，尤其是较早一位看重艺术之批判功能的美学家。正是他的这个文化批判转向，开启了以后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批判看成是文化批判的传统。

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承接主要在现代性批判，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将这种批判转化成了文化批判，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现实经过一系列的自我完善后使革命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正是这“不可能”昭示了主观精神领域出现了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鞭挞的问题依然存在。于是，批判就转向了精神和文化领域，意欲阻止依然有问题的现实滋生有问题的思想，进而在现实面前构筑一个不直接来自现实，成为现实对立面的文化世界，从而用精神抗议去鞭挞依然不合理的现实。所以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那里，“非同一性”、“异在”（das Andere）、“超越”、“升华”等成了核心。

注释

[1] Th.W.Adorno，Benjamins“Einbahnstrasse”，In，Gesammelte Schriften Th.W.Adornos，Band II，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1969，S.684.

[2] 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a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rankfurt am.Main：Fischer Verlag 16.Auflage，2006，S.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