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商品”

阿多诺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都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呼也道出了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些许关联。原本，马克思的理论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并期待和号召无产阶级的运动。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根本矛盾虽然还存在，但阶级的斗争却逐渐被资本主义用各种统治术打发和削弱了。在这一阶段里，揭示阶级性和根本矛盾已经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分析迷失在物质海洋中的无产阶级/大众，其意志的陷落及单向化的社会文化对人的“弱智化”，这些才是新马克思主义当下的任务。这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矛头为何屡屡指向文化、指向“人”、指向资产阶级的“理性”统治术——同一化的思想的原因。

原本，阶级矛盾激化后带来的斗争能够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虽然比奴隶而言有所进步，即只出卖自己的劳力换取工资。然而工资和劳力，并不是对等的。工人将自己的劳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将自己贬低为“最贱的商品”：他们的贫困同其生产的数量和力量成反比[1]。他生产出来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这个被他生产出的劳动成果，反而成了对于工人而言“异己”的存在物。工人投入越多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产出的越多，本该换取的也越多。可是，资本家却利用这种劳力雇佣的方法，赚取扣除工资外的剩余价值。在这种雇佣劳动中，工人被其对象束缚：他只能通过劳动对象换取生活资料。而且，在此过程中他的主体力量只是“肉体的主体”[2]。只有当他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到自在和舒畅，所以对于他而言，劳动是“强制”性的、非自主的活动——当他使用自己作为人的机能去劳作时，他反而感觉自己像动物。而在劳动之外，如吃喝住行时，他“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3]。因而，异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主体的问题：主体的自由与不自由。而异化劳动，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为了谋生而劳动。劳动也因此变成仅仅为了谋生，为了满足肉体生存的基本要求而进行的活动。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普遍的。不光单个的主体，主体间、主体内部的关系都会因此而畸形化。

而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续了马克思的任务，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主体”的毁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工人的福利变得越来越高，再加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灌输，使得“工人阶级”已经难以“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劳作后的消遣、休闲变得很普遍，虽然资本家依旧榨取着剩余价值，通过这种暴利的手段使自己发家致富，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但工人的生活也因为社会物质的丰富而变得“好了起来”，在劳动之余，他们还能享受各种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休闲娱乐。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有分歧的。在“批判理论”的圈子里，像阿多诺、霍克海默这样的核心人物，关注的问题是“西方革命的缺席、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上台而造成的政治沮丧”[4]，他们还没有完全告别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但试图在另一些方向发展。

也正如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所说的，“当具体的社会关系被判定为交换关系时，当货物的商品特征问题存在时，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如商品、价值和货币等，就起着种的作用。但理论不满足于通过假说把现实的概念联系起来。”[5]既然基本的问题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根本性的理论、概念也就无需再变更，只是理论需要与当下的现实重新汇合，用鲜活的时代、社会问题给予理论新的生命。而且，这个过程也可以不仅囿于哲学、美学，任何社会学科，只要能够解决经验层面的社会问题，就可以予以关注。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商品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产品的生产，取决于需要。那么，文化何以是一种商品呢？文化的定义是很广泛的，其本身也是无形的。但是，通过种种精神的、物质的产品，它可以显现出来。正如波普尔的世界三理论，第一层世界是精神的，第二层是物质的，第三层即文化的。商品，如果作为物品，亦是可以体现文化本身的。但是，当文化成为“文化工业”，通过工业生产制造商品的时候，商品附带和显现的文化，就不再与历史、民族相勾连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有明确和唯一的目的的，那就是牟利。文化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不能代表文化本身的特性，而重在商品谋利的性质。

在商品社会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当主体也成为商品，将自己出售在商品市场中时，文化自然也不会幸免于难。文化成为特殊的“商品”，这也就是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批判的起点。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给予文化工业性质的认定是：欺骗大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不再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的特征，而是四处都是同一的、一致的。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城市或是乡村，大到展览中心的装潢设计，小到装饰物的形式，统统都是一致的。原本应与地域文化、民族传统接轨的事物，如今全都变成了大批量的工业生产物品。

文化工业，总是和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即mass culture。它与pop culture只描述某种流行趋势不同的是，它强调了mass这批特殊的受众。mass这个词本身就包含贬义。它象征着一群在人海中没有判断，茫然地跟随着大流行进的主体。与对“大众”抱有肯定态度的伯明翰学派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个状态是持纯粹批判态度的。而且，在他们那里，这些人群，与其说是“主体”，还不如说是丧失了“主体”的人。尤其是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这群“大众”没有拒绝消费的能力，只能“被迫”消费。即不按主体的选择，剔除了主体的意愿，把外在的、他律的意志灌输到主体身上。而文化工业最典型的运作，就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感官刺激，迎合或是创造出消费者的品位。艺术本身所蕴含的灵韵、精神，在这种关系中荡然无存。反而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理念，物化成了商品，包装成了艺术。在消费的艺术中，艺术是为强调感官而强调感官的。越是接近于感官的艺术，越是容易刺激和拉近消费者。

正如古希腊的裸体雕像，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它就是一种艺术。而如果放置于消费的理念里，裸体就不自如了，而是变作了刺激消费的噱头，如同杂志上的封面女郎一般。甚至于对古典音乐的模仿或是重新演奏，也都变成了迎合利益的事物。

原本，艺术模仿有其独特而复杂的意义；但在商品社会里，模仿的意义就止于其本身。模仿的产物即是“风格”。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垄断下，大部分的“艺术”都失其本性，沦为商品。它们只拥有交换价值，而不再有使用价值了。

例如音乐，标准化的音乐产品，就只符合娱乐、刺激、享乐的特征[6]。音乐作为商品，其“价值”被消费时，也会激发起情绪，但对它自身的欣赏，已经不足为道了。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拜物教的关系中，音乐一旦被“生产”出来，立即就沦为了商品。它当然也与其他成为商品的劳动无异，仅仅是为了出售而产生。

因为社会和艺术的关系在转变，因而音乐的功能也有所改变。原本，对于一般人而言，传统的、古典的艺术是有“门槛”的。这是艺术自身的性质决定的。艺术必须依靠技法的表现来完成，例如古典音乐。门外汉和专业的音乐学家欣赏同一首音乐，必然有不同的感悟，前者只能随着乐音的起伏进行联想，或被激起情感；而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则不然，除了第一层次的，在情感上被激起的感受，还能在技法上进入到作品结构中，分析和评判技法的优劣。对于阿多诺个人而言，他就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看待音乐艺术的。音乐的身份不再是艺术，而只是产品。无论艺术家付出多少辛劳创作出一件艺术品，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必须要考虑如何把这件艺术品“贩卖”出去。而一旦进入供销的关系后，艺术的评价标准就变了。它不再依靠它作为艺术时的评价标准，而是严格按照“商品如何能够盈利”这个标准来评判。换而言之，其“价值”，纯粹变成了交换价值。因而阿多诺认为，交换价值的原则越是无情地毁掉使用价值，它就会越深地伪装为用于享乐的事物[7]。

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源于对总体性的批判。实际上，这还是对理性的反思。在现代社会中，理性不再具有批判的光芒，而是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言的那样，退回成了它曾经极力反抗的对立面——巫术。新的理性之“神”，是社会中无形的理性结构。而这个理性结构展现出的重要一面，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当然是植根于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与其经济生产吻合的。但按照阿多诺的理解，光是照用这样的决定论还不足以剖析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术时操作的细枝末节，以及在社会中的影响。而阿多诺就选择了从理性的角度，解析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理性如何构建合理化的社会，如何靠意识形态麻痹并逐渐剥夺主体的精神自由。所以，最终面对的还是理性——自由丧失的问题，但要理清两者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势必途经合理社会中的重要统治术——“意识形态”。

2.虚假的需求与消费刺激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需求的关系，是由需求决定生产的。而文化工业的运行机制则并非如此，甚至是逆转了这个规律，改由生产决定需求、决定消费。

商品所具有的两重属性——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本身的地位也被颠倒了。货币执行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为了商品能够物尽其用。重点并不是落在交换上，而是使用价值本身。并且，商品一旦被交换了，就是一般的物了。

但在工业社会中，商品的物性、使用价值却被大大地弱化了；相反地，商品的交换价值，却被资本家提升了起来。资本家只需制造一些消费的诱饵，就能实现这些。如今的广告，就是文化工业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光怪陆离的广告中，总是充斥了琳琅满目的产品。产品被包装成某种必需品，或是代表了某种身份、生活方式，普罗到大众的世界里。文化工业运用的刺激，就是调动情绪、激起官能的共鸣。例如感情。像肥皂剧和迪斯尼就是如此。

肥皂剧中，如现在的韩剧，就是以刺激的方式传达梦幻的理念。它和迪斯尼公主王子的童话一样，制造与现实生活多面性不同的世界，单纯、执着都是被变了形的手段。它借助似是而非的“真理”，宣扬着某种特殊的意识，再推广给消费者，让消费者被洗脑，误以为这样的生活才是外界真实的生活，这样的理念才是真理。

迪斯尼的操作方式也是这样的典型。

各种所谓的大片，也是如此。看似每个制片团队都是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拍摄独特的剧本。而实际上，却远非如此简单。拍摄任何电影，都需要投资。投入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影响了电影的拍摄，留下哪些，删减哪些，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左右制片的。甚至于，吸引人的电影，总是刻意制造出一种能够让人相信以及效仿的生活世界。这些，都是由理性制造的知识掌控的。例如，人们会效仿，餐后应该配怎样的甜食；什么样的求婚方式，才是符合热恋的。就连情人节需要送玫瑰、送巧克力，哪一日需要回礼，都成了一种“知识”。

人们学习这种知识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被规训了。而订立规训条例的，并不是某个主体，而是利益本身。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文化工业就是利用这一点，采用各种机制，借助各种“社会关系”的运行，把置身于各种网络中的主体死死地束缚住。例如通过认同，群体与个人之间，往往就是通过隐藏着被迫消费的理念的关系网沟通起来的。在此期间主体是丧失了判断的。

与文化工业的控制不同，相反地，个人的独立思考，才能支撑起人自由的精神世界。因为在外在情感的、官能的控制下，主体是处于被控制的阶段的，即物于物，被物所奴役。而在这个控制结构中，物还远非商品，而是借助商品消费获得利益的理性。原本从工具理性的含义上讲，主体理性的目标掌控世界。把事物变为工具，以实现主体的目的：“物物”。但理性通过社会，最终却变成了生产机制、社会结构，以此压制主体。

3.同一化的商品意识形态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体系束缚着人们，那就是以物物交换为主，建立起来的同一性体系[8]。无论是哪种文化商品，其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借助同一的理念，清洗和驱除大众冷静理智的思考。看起来，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的选择是多样的、自由的、平等的。但从深层次来看，每一个“自由选择”却都远非个人意志能够掌控的。浸润了消费理念的意识形态，贯穿着大众的生活。看似自由的选项，其实都是事先设定好，再灌输给大众的；甚至可以说，选择成了“必须”，本来可以避开的事物，变成了应当。由此可见，这是为物所控，但实际物的背后，却是由理性操控的。主体在盲流之中，行动本身也是被动的、趋向同一的。因为连理性本身，都只剩下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早就遭到了驱逐。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就是用量的统一性取代质的多样性。以理性规定的样式，让缤纷的世界，通过消费的方式趋向同一。“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这就意味为世界祛魅。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持续上千年。”当哲学中的“同一”挪移到了纯粹经验的世界里，这种独一无二的标准，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它在某种目的的控制下，制造了强迫性的归一。

这种同一性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风格”。

风格原本可以看成是艺术形式法则的体现，如中世纪的绘画风格，就不会遵守透视法则，因为它有其时代特定的语言风格。在各个不同的文化习俗中，真正的风格乃是植根于文化的。对于各个艺术家而言，风格则又有不同含义。虽然也会脱离不开功利的意味，但其功利成分还不至于将艺术品本身的概念吞噬掉。而在商品社会，风格则变成了利益链中的齿轮。制片人变成了风格的专家，他们制造的艺术，统统没有了文化的意味。致使艺术的模仿变作了纯然绝对的模仿，文化也变成了“类型活动”。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理论，资本社会运行时遵循的“交换原则”也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它把人类劳动抽象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阿多诺看来，这也是一种同一化的原则。在现实中，指向公正公平的交换，以等价为基础，却始终无法兑现这个等式原本允诺的事物。在社会的运行模式中，交换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交换原则，不同个体的劳动成果，却统统变成了等式中可同一的事物——“商品”。随着这一原则的扩展，整个世界也逐渐趋于同一、归于整体。然而，交换原则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它也同时包含着合理与不合理。不合理性也是在理论的运用中产生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交换的同一化，人与社会都按照这个标准自我构建，导致人的精神也降格为了商品，毫无反思性可言。当文化完全沦为商品时，艺术的真理性内涵就分崩离析了。文化工业从外部驱除了真理，又同时用谎言编撰了一套假的“真理”。本来对艺术自由精神的允诺，现在也变成了一纸空谈。尽管人们依旧会依赖艺术，希望从中获得些什么——虽然结果就是以消费者身份面对艺术的主体，纷纷通过等价交换的公式，让自身同一于商品。这就是为何阿多诺总是对同一、总体的事物保持着警醒的批判意识，因为精神被同一化的人，无异于丧失了自由精神的僵尸。(www.daowen.com)

4.“文艺为资本服务”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既是遵循了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更是借用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意识形态，是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特拉西提出的概念。它最初的含义是指一种虚假的意识。而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这个词，它具有几个不同的意义，但是意识形态仍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身份出现的，如政治、文化等都属于意识形态，而且它们统统由经济基础决定。

正是这个决定论，使得意识形态附属于社会存在：“意识是我们头脑中意识到的社会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意识的形态，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而是严格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条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明确表明，意识形态是由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决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主导的统治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这也还是在表达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所以，在资本家统治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制度、法律、传媒，都是按照资本家的意愿掌控的。文化和艺术，当然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号召，“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遵循了这个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稳固政权，必须靠调整意识形态，建立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国家制度。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就在于它并非完全是所有人的意识，它只是一部分利益集团头脑中“意识到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权确立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必然是符合资本的生产方式的。而且，这种方式的本质，就是为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大资本家、大财团。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它的共同目标都是利润的最大化。由此也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文化工业，作为一种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文化形式，自然也是服从这条法则的。所以，资本家是要不惜利用各种途径，编造虚假的谎言和信息来欺骗大众的。

因而，对于文化工业，阿多诺就是把它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来进行批判的。这样一来，就能清楚地看到文化工业的主导地位，实际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主导，在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被表达为文化的“霸权”。无论怎么样的表达，其实质还是经典马克思的理论，即统治者决定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曾提出一个概念：“高贵的谎言”。实际上，高贵的谎言，就是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城邦能够趋向善，所以不惜编造一些谎言来使人民服从。在柏拉图看来，如果能够对城邦管理恰当，善的理念是能够得以实现的。因此，他主张驱逐像荷马这样的诗人，并且把艺术贬斥成低级的事物。由此可见，无论艺术是怎样的，它都与理念相距甚远。尤其是善的理念。在城邦的教育中，柏拉图不仅驱逐了诗人，还提出了教育的理念：音乐教育要先于身体的教育。而音乐，并不是所有调式的乐曲，都适合用作教育资源的：首先，音乐教育旨在对人德性的培养。它必须远离邪淫、远离容易使人情绪起伏的事物。比如吕底亚调式就是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凡是情感、官能的享受，都容易让人陷溺在其中不可自拔。五色五音的享乐，并不是让人在精神享受中得到升华，反而是一种阻碍精神自由的事物——因为它纯然是把握了人有限性一面的所有弱点，所以就能让对官能舒适、有利的事物来麻痹人。而秉着对善和德性的追求，柏拉图便驱逐了这类音乐。说到底，因为这些音乐是容易让人陷落的。所以，按照柏拉图的理论，他是在训练他的城邦人民远离柔弱的、女性化的，或是过于有力的调式[10]。

而对于诗人，正如在史诗里写的那些战争场面的荷马一样，他们也许是“如实”地描绘了事件。有贪欲，有软弱也有暴虐。但这样的“如实”自然是不利于柏拉图所期待的城邦的。既然是指向善，那么恶，来自贪欲、来自执念的恶就不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由此看来，柏拉图对城邦的守卫，虽是按照善的理念的需求来行事，但把理念普及到经验层面，让经验的城邦按照善的理念去行事，则就和康德纯然形式的道德律令相同了：阉割掉一切质料法则的规约，而纯粹遵照道德形式法则的无上命令。

对于个人而言，道德法则是有效的。它可以无视任何经验的限制，而是在一切质料面前，都坚持自己所持守的善的理念。但对于整体的城邦而言，若按照哲人王的命令来行事，那么这些道德的律令，就都会变成规约，即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若以善的理念为指导的城邦，其伦理风俗的设定必然是纯良向善的。但若以其他利益为指导设立的国家，恐怕就是灾难了。例如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万物都围绕着利益进行交换。商品成了新的神，成了被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因为通过推广消费的意识形态，商品就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因而，文化工业重要的不是工业，不是贩卖文化产品，而是背后压抑性的意识形态。而在资本社会中，不光是商品控制了人，人也沦为了商品：“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他的存在、生命也和其他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11]所以，人本身，不光是被商品控制，自己也丧失了自由，沦为商品在劳动市场上贩卖。再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出卖劳力之外的时间里，人的生活也是失真的。

虽然较之封建社会的奴隶，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只需要出卖劳力，将劳力作为商品贩卖。但马克思又区分了两类生存，即动物按照自己的尺度生存，“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人与前者不同，按照“美的尺度”生存。但在雇佣关系中，作为工人身份的主体，唯有拼命干活，将自己的劳力出卖给商品市场，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当他投入得越多时，他得到的却非常少，因为社会生产的效率也在提高，工人出卖自己劳力的价格却不会因此上涨，反而会下跌。此外，当工人把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商品生产中时，他留给自己实现人的本质生活的时间也就会越少。而在这种私有制主导的雇佣关系中，他却永远没有办法跳出劳资的生活框架，唯有逐渐远离自己的本质。

谋生劳动的单向，与人的单向密切相关。马尔库塞说单向度的人，也是同样的所指。如果没有另一维度的生产劳动，人就与动物无异了。原本，工人是可以“在劳动之外感到自在的”[12]。而随着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连劳动之外，工人都难以有机会获得这份自在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对主体精神、思想的同一化控制，其手段就是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方式。

正因为在谋生劳动中的压抑，人们渴望通过劳动之外的时间弥补主体在此过程中缺失的事物。但劳动之外的节假日、狂欢、休闲，无一不在资本的掌控中，甚至连“休闲时间”这个概念，本身也都是商品化的产物。工人在劳动中，是商品的生产者，而走出劳动时间，他立即就转换成了消费者，无论他是否需要去超市购物，去书店购买畅销书，或是到电影院里去打发周末下午的时光；这些生活细节统统离不开文化工业的魔掌。总结起来看，即：在劳动之内，主体为生存所累；在劳动之外，主体的意志和精神又进一步被消磨、被控制。

文化工业为人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看似光怪陆离实际却完全同一的商品，一方面把商品卖出，赢得利润；一方面又在商品中暗暗捆绑着统治阶级——大财团、大资本家的意识形态一同售出。因而，在思想上又对主体更深地控制着。

注释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5]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14页。

[6] Adorno，Theodor.W，Dissonanzen，Vandenhoeck&Ruprercht，Gottingen，1969，S.10.

[7] Dissonanzen，S.20.

[8]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页。

[9]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10] Dissonanzen，S.11.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