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阿多诺在《瓦尔特·本雅明肖像》一文中总结道:“无论是在既视感(déjàvu)中模糊的、缺少客体的经验的遇到的东西,还是普鲁斯特想要从诗意重构的不自觉回忆中得到的东西,本雅明都探索着重新用这个概念捕捉到并将其升华为真理。他让概念完成那些充满了另一方面保留在非概念经验中的东西。他努力给思想以经验的密度,同时丝毫不因此丧失思想的严密感”[1],“哲学浓缩入经验,使之产生希望。但希望仅表现在破碎的形式中”[2]。
那么,什么是“经验的密度”呢?
1.新康德主义背景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教授说:“本雅明早期与成熟期的思想的最重要关联,莫过于他忠于一种康德哲学的与众不同的形式。”[3]也就是说,本雅明所要做的,并不是在康德哲学框架内部进行探索,而是要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去修正新康德主义的错误。在《未来哲学纲要》这篇本雅明少有的在哲学框架内完成的早期论文中,康德哲学,更妥当的说法——新康德主义,成了本雅明的首要论敌,也是他建设整个未来哲学的理论起点。此文的主要任务是使已经被削减为最低级、最原初的经验(Erfahrung)恢复活力。
由于本雅明最受瞩目的作品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美学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本雅明的文艺政治化思想的复兴时期,新康德主义对本雅明思想的影响即本雅明早期思想是研究者特别容易忽视但对理解本雅明美学思想至关重要的部分。本雅明读大学期间,恰逢新康德主义盛行。1912年,20岁的本雅明赴弗莱堡跟随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攻读哲学。李凯尔特在当时已是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领军人物,后来指导了海德格尔的论文写作。盛行于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的新康德主义,借用18世纪末期的康德哲学体系,并修改了其中的先验成分,以全新视角论证知识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旨在重新诠释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批判,并重塑一种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主体哲学。本雅明早期甚至一以贯之的思想正是从此开始孕育。
在康德哲学占据主流的环境下,本雅明广泛阅读了马堡学派创始人李凯尔特和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的作品。据好友肖勒姆记载,本雅明对他们二位都有微词。本雅明和肖勒姆在大学期间选定经典哲学著作自学钻研,由于本雅明“当时特别热衷于康德”[4],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分析讨论柯亨的《康德的经验理论》,然而柯亨的作品令他们“大失所望”[5],本雅明称柯亨为理性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对康德的经验理论大感兴趣,甚至在生命结束之前,本雅明写信给阿多诺说,李凯尔特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6],不过即便如此,李凯尔特还是让他失望了,“他虽然洞察力真的很强,但没有深度”[7]。本雅明想要的“深度”只能由他自己来挖掘。
19世纪中期以降,在西方知识界,理性主义由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建成而达到了制高点,随着这种将康德不可知的实体发展成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哲学的逐渐式微,人们开始对理性加以反思和批判。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的经验论受到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欢迎,在理性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框架内,经验重新回到哲学家的视野;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叛者”,非理性思潮开始涌现,19世纪末的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即将登场,带来影响广泛的思想风潮,当然,这是有着另外线索的故事,本章对此不再赘述。
总的来说,本雅明的早期作品留有19世纪末欧洲思想的明显印记,他在《未来哲学纲领》中明确将自己的哲学研究与康德的哲学体系相关联。1915年,肖勒姆与本雅明结为好友。肖勒姆回忆道,当时“我已经在执行一条坚定的路线,而他随着曾经对他很重要的青年运动的瓦解而放弃了他的路线,尚未找到新的路线”[8]。随后的1917至1918年,本雅明完成了在研读完康德哲学之后所做的《未来哲学纲要》,从这篇文章开始,本雅明不再执著于描述尼采般的青年精神变革,而是开始打磨一个新的概念——经验概念,可以说,这个经验概念贯穿了本雅明的全部哲学,直至他生命终结前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历史哲学论纲》。
2.经验与康德认识论
在一篇写于1932年的断片《论经验》中,他明确表示,自然科学精确的建构术正是“经验”的对立面,“根据自然科学模型来建造经验——生活经验意义上的经验——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9]。本雅明通过对康德哲学中“经验”概念的反思完成了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
首先,仅从论文标题《未来哲学纲要》来看,就有着向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致敬的味道,只不过本雅明用“哲学”一词替换了康德书名中原本属于“形而上学”的位置。这一有意的替换一方面表示本雅明坚信未来哲学的发展应该以康德哲学体系为前提和线索,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同样会在这篇论文中为哲学的发展谋划出自己的道路。
“对未来的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并且挑出康德哲学中哪些部分被采纳与发展,哪些部分被修改,哪些部分被抛弃”[10]。本雅明认为,康德哲学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在去探寻人类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而是在系统地证明知识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证明也是未来哲学的发展趋势。其次,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理论统一体。康德哲学中值得采纳和发展的部分是“伟大的三分法”,这是康德的类型学中最值得并需要保留的特色,未来哲学将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三部分中加以构建。
然而,本雅明说,关于“转瞬即逝的经验的完整性问题”是康德的“决定性错误”,康德并没有解决,或者说,他的解决方案非常糟糕。首先,本雅明指出了康德哲学中的机械经验。本雅明多次用“原初的”、“肤浅的”、“缺少内在价值”、“机械的”来描述康德同时代人眼中的经验概念。因此,由这种经验概念构成的先验认识论也是推测性质的,这种形而上学甚至如同前康德时代中的“前万物有灵论”的通感神话和精神病人感知对象时的模式。在本雅明看来,受到盛行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影响,康德知识概念的决定性错误在于:把经验建立在一个肤浅的基础上,因此,新的经验概念和以哲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合二为一了[11]。本雅明认为认识论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无时间的知识的确定性;第二,具有时间性的经验的确定性。康德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他建立了无所不包的认识论系统,从而为人类认识对象世界的正当性提供终极法则。但本雅明认为,康德却并未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确定知识的对象,也就是活生生的经验。本雅明把这叫作“宗教与历史的盲点”,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个盲点是启蒙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整个现代[12]。这个现代正是牛顿力学化了的经验概念的启蒙时代。“康德能够在启蒙的星光下开始他的庞大工作这一事实表明,他是在一种实际上被贬低得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着手他的工作……他的独一无二的激进主义就预设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几乎没有内在价值,仅仅由其确定性才能获得(我们或许会说,可悲的)重要性。”[13]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融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第一节就定下基调:“我们一切的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知识处在“独立于经验、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位置上[14]。而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纠正”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晦涩”[15],清楚勾勒出知识的轮廓。然而此处的“知识”是指认识自然世界中的事物的知识,康德在这里把对外物的认识称为“感官表象出来的现象”,再一次重申知识是通过感官先天建立起来,拥有客观绝对的精确性。
第二,本雅明认为康德哲学知识概念的错误或弱点在于:主观主义的倾向以及缺乏教化(Lehre)。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经验的类比”一节中指出,“经验就是某种经验性的知识,即一种通过知觉来规定一个课题的知识”[16]。康德将先验意识作为人类官能的属性从而确保其普遍有效,然而,他并没有把更高级别形而上学的内容注入经验之中。在本雅明看来,正是因为先验哲学没有完全消灭主体哲学的痕迹,无法将真理内容注入经验概念,因此它缺乏教化(Lehre)功能。
对此,本雅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第一,去寻找一个超越主客体的东西,去自主地建立知识的领域;第二,找到并建立一种更高级别的经验概念。本雅明预见到,“未来认识论的任务是为知识找到完全中立于主体和客体概念的领域,换句话说,是去发现自主的、内在的知识领域,在这一领域里,概念绝不会继续指称两个形而上学实体之间的关系。”[17]这个预见十分准确,20世纪西方认识论的语言学转向正是本雅明所指的在主客体概念之间的“中立领域”。本雅明进一步说,这种没有了主客之分或者融合了主客体的经验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并在宗教教化中找到。
然而直到这里,本雅明始终在批判(否定)的意义上进行论述,即还没有指明这种不机械的、不原初的经验具体是如何建构的。用宗教教义来说明哲学,并建立一个经验统一体“存在”的说法鲜明地出现在《未来哲学纲要》的附录中,即“哲学的存在概念必须响应宗教的教化概念,而后者又响应着认识论的原初概念”[18]。
3.经验与语言:认识的直接显现
在德语传统中,对应于英文experience(或中文“经验”)的词主要是(die)Erfahung和(das)Erlebnis。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常用Erfahung来构建形而上学大厦,而Erlebnis在文学理论领域更为常见,如狄尔泰《体验与诗》(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下面,通过对这两个词的词源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诠释出“经验”在本雅明那里的意思。
首先,在德语里,Erfahung和Erlebnis的词头都是“er”,这个词头非常常见(但这种蕴涵着意义关联的词形的曲折变化,并没有被源自日耳曼语系的英语在日后的发展中继承下来),经常与动词搭配使用,有千方百计接近某物、取得某个结果、达成某种目的之意:恰如动词“kennen”是“知晓”之意,加了er词头的“erkennen”即是康德哲学提及的“认识”,后者比前者在意思上更近了一步。
其次,我们将这两个“经验”拆解分析:
(1)Erfahrung的动词原型是erfahren(即获悉),而在德语里,“fahren”是个常用动词,可与英文中的“drive”对应,表“行驶,开车或驾驶某种交通工具”之意;加上“er-”,“erfahren”的意思是“在行驶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其名词形式“Erfahrung”可引申为“通过实践的努力或在重复一件事中收获的知识”。
(2)Erlebnis的动词原型是erleben,leben是名词,可对应英文的“life”,即生命、生活、生涯;加上“er-”,“erleben”意为“在某人身上以特定的方式发生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
从如上词头、词根的拼图中可以看到,Erfahrung是一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综合过程,其结果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领会或熟练掌握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默会的,就像手工艺人在制作手工艺品中习得的制作“经验”,或者学骑自行车的人摸索着就学会骑术的“经验”。而Erlebnis是生命中的大事件留在主体生命中的一抹痕迹和印象,它固然塑造着主体的心理建设,但并没有进入认识论范围。
本雅明注入哲学的正是这种“经验的密度”,作为哲学话语的“经验”应该是一种具体的经验总体,并不是类似于几何学的先验框架;它有着无法计量的实在内涵,这是“经验”被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忽略掉的部分,也正是理解本雅明经验观的根本所在。在他一生的哲学实践中,他通过不同术语、不同文体、不同形式,试图提炼出文学、哲学、语言、艺术、社会变革中的辩证的、具体的经验统一体。这种浓缩了认识的经验统一体是早期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是《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寄喻,是《单行道》和《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的辩证意象,是一切通过艺术语言表达出来的艺术作品。
在《未来哲学纲要》篇末及附录中,本雅明特别提到要将认识同神学的教化概念和哈曼的语言哲学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经验观。这是因为后两者中,主体和客体很难拆分。“哲学的存在概念必须响应宗教的教化概念,但是后者又必须响应认识论的原始概念”[19],“对康德来说,哲学知识绝对确定和先天的意识,确保了他几乎不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哲学知识都只能在语言而非公式和数字中得到其独特的表达”[20]。本雅明早期诉诸宗教和语言,后两者可以弥补康德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遗漏的部分。
本雅明早期对语言的论述是神秘的,但他的立足点不是神学,而是,并且还是认识论的。神学世界可以摆脱物理世界的因果律,阐释出真理内涵。而对真理内涵的表达正是语言。
在早于《未来哲学纲要》两年前写成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1916)中,本雅明将语言描绘成这样一种有着实在内涵的经验统一体,“人类精神生活的每一种表达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这种理解用一种真正的方法在每一处提出了新问题。”[21]这句篇首语将语言和表达联系起来,看似稀松平常,但读到后面就会发现本雅明论语言的独特用意。“语言传达什么?它传达符合它的精神存在。最根本的是,精神存在是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传达它自身。”[22]也就是说,语言和其内容不是在反映论上来理解的,不是可以割裂开来的关系;两者并非外在相关,而是内在相联的。在这里,语言是一个载体、一种表达、一种直接性,或一种形式。“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这一精辟的说法一方面说出了语言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形式,有其认识的直接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语言本身拥有神秘“魔法”,可以将语言自身视作一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种可逆的双向运动:上帝借助语言把创造力传达给人类,于是,语言存在向人类传达自身,人类的精神存在以名称向上帝传达自身,语言自身就是人类的精神存在。由此,本雅明确定了人类语言无限创造力的合法性来源,即上帝。语言这种形式,乃至作为隐喻的语言——艺术形式——的无限创造力得到了解释和保障。“将艺术形式统统理解为语言,并探索其与自然语言的关联,有助于对艺术形式的理解。”[23]在这里,本雅明澄清了语言的属性,即它并不是一种狭义的工具,而是体现了一种“抽象的直接性”。
与神学色彩浓厚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不同,为直译的合法性做辩护的《翻译者的任务》(1921)更进一步探讨了“语言传达的是什么”这个命题。后者认为,差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成了“信息”传递中介的翻译,将翻译作为可复制的、传达了普遍有效性的信息;一种是为了迎合读者,为了词通达意而歪曲原作。而真正的翻译不是文字搬运工具,它通过语言的所指再现原作的意图,打破内容的障碍,释放作品中的“纯粹语言”。“纯粹语言”就是作品本身要说的话,它的彰显就在译作触及原作的刹那,而译作与原作的意义仅仅保持松散的联系就可以了,或者用《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的话来讲,“翻译是通过持续的转换进行的,不是通过抽象的特性和相似性区域进行的”[24],译作和原作就好像同一只器皿的碎片,虽然不必完全一致,但可以彼此吻合[25]。(www.daowen.com)
本雅明说:“根据神话学理论,词语就是事物的本质。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事物本身并没有词语,它是创造于上帝的词语,并通过人类的词语在其名称中予以把握的事物。”[26]事物的本质当然不是词语,因为孤立的词语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但事物的本质却是在词语中“显现”出来的,词语是事物本质的面纱和表壳。语言这样一种人类认知符号获得了形式的直接性。
注释
[1] Adorno,T.W.:“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in Prism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3,p.240.
[2] Ibid.pp.240-241.
[3] Michael Rosen:“On Voluntary Servitude:False Consciousness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in Fred Rush,etc.: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3.
[4] 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5] 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6]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2—233页。
[7] 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8] 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页。
[9] Walter Benjamin:“On Experience”,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Part 2:1931-1934,M.Jennings,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53.
[10]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1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1-102.
[11] “毋庸置疑,康德认识论的决定性错误可追溯到他即时经验的空洞,这样,在哲学基础上创造一种知识的新概念和世界观的双重任务合二为一了。人们经常感到,康德知识概念的软肋,在于其缺乏激进主义,也缺乏教化的一致性。”Ibid.,p.102.
[12] Ibid.,p.101.
[13]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2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01.
[1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5]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页。
[1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17]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2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04.
[18] Ibid.p.110.
[19]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1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10.
[20] Ibid.p.108.
[21]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1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62.
[22] Ibid.p.63.
[23] Ibid.p.73.
[24] Ibid.p.70.
[25]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Hannah Arendt,ed.,H.Zohn,tran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78.
[26] Walter 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1913-1916,M.Jennings and M.Bullock,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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