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问题上，布洛赫与卢卡奇这两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就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艺术新变，即表现主义，展开了论战。一个对之否定，一个肯定。这就使得两人在美学观点上分道扬镳。卢卡奇指责表现主义囿于个别，沉溺于非理性，无视资本主义的反人性实质；布洛赫则相反，捍卫了表现主义这种新艺术的革命意义。在1917年与卢卡奇的论辩文章《再论表现主义》中，布洛赫说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给表现主义贴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标签。他们将之谴责为‘表达了小市民的失落性’，甚至完全套语式地称之为‘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可是，‘小市民’这样的标签根本套不上马克（Marc）、克利（Klee）、夏卡尔（Chagall）和康定斯基（Kandinsky）这样的画家。”[18]小市民是沉溺于个人情感，无视社会整体企求的。而布洛赫在表现主义画家那里看见的并不是单纯沉溺于个人情感的非理性，而是透过非理性展现了包容人性的理性。他说：“马克和夏卡尔的绘画蕴含的并不是非理性，而是对非理性的理性。这是对非理性的一种包容，一种体谅。他们表现了那些具有非理性倾向的人。”[1]这种表现是对隐秘人性的弘扬，是对非人性之现实的抗议。他说：“马克、克利、夏卡尔的画作展现的并不是非对象性，而是将对象（梦中鱼，母腹中的牛犊，林中的动物）非物化了，使其成了我们意义世界的东西。”[2]他们展现了物化世界所失落的意义。“那时的先锋派即便在荒野中看见的也是人性，一种隐秘或正在萌生的人性。简言之，他们标举的是隐秘的人性。他们将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进行了拓展，远远超越了其迄今通常的表达。”[3]这种对隐秘人性的弘扬，对物化世界失落之意义的追求，在布洛赫看来，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而是一种反叛，一种对身边现实的抗拒。他说：“表现主义实际上含有的是反资本主义，一种客观上还不明晰，主观上却清晰无比的反资本主义。它交错含有着远古的阴影和革命曙光，阴影来自主观主义的，尚未理喻了的阴间；曙光在于未来，充盈着对人性表达的专注。这是一种反对所有传承形式的艺术，而且尤其反对身边给定的现实。他用战争来对付这个世界。当然，那不是诉诸武器的战争，而是诉诸画笔和幽默，诉诸直接呐喊的战争。画布或缪斯般的画纸是其战场。”[4]表现主义这种新艺术的革命意义，在布洛赫眼里是不容置疑的。他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抵抗，也是对美好未来的呼唤。他虽然客观上并未指示出一条清晰的路，但主观上坚定不移地反对着既存现实。

与卢卡奇就表现主义展开的争辩发生在布洛赫美学思考的早期，其意义在于不单表明了布洛赫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积极态度，更展示了其美学思考的现代视野：关注当下艺术与审美实践。布洛赫美学，乃至其全部哲学思考，都怀有强烈的现代精神，都紧密切入当下实践。一切理论建构，美学的，亦或哲学的，都鲜明地从当下问题出发。

美学上，布洛赫在其早年《装饰艺术的生产》一文中指出：表现主义开始转向“无意，无思，有机和非理性”[5]。于是，艺术观照中，“体验着的自我成了关键”[6]。现代艺术中这个关注自我的现象早在其启动伊始的印象派那里就已经开始。布洛赫说道：就印象派而言，“我们已经变得更专注于自我，更看重感受，不太注重形式的准确，‘空间上’不断走向自我”[7]，“因此绘画本来专注的色彩本身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了。人们虽然一如既往地热爱着全然纯粹的调色，但这已不是决定性的。科柯施卡（Kokoschka）用灰色、褐色、暗紫色和一切泥土色来创作，但他依然是一位表现主义画家”[8]。马克、康定斯基用了许多亮色，人们还是喜欢，这是由于“激发性内蕴”（Erregungsgehalt）的缘故[9]，也就是说，这些色彩具有着激发人自我活动的潜力。“不仅单个色彩，而且整个构图都具有着‘情绪价值’（Emotionswert）：爱，恨，热情，怒火等，映现整个心灵景观的氛围被再现了出来”[10]，“由此，色彩获得了它从未有过的功能，它可以脱离形式生命本来的要求，而任意按自身需求行事。重又回到单纯绘画性是印象主义画派的骄傲，这种单纯绘画性在表现主义绘画中又得到了体现……。其中唯一再现的东西只是我在观照该物时感受到的东西”[11]。作为一位美学家，布洛赫清晰看到了现代艺术从印象主义到表现主义的发展：再现性要素退隐，单纯表现性因素凸显。所谓单纯绘画性的出现就是形式要素走向自主，不再以状物为依循，而是以激发自我活动为主。作为哲学家的他又进一步看到，现代艺术的这种发展就是转向自我，也就说，自我体验成了现代艺术的核心。

哲学上，布洛赫同样看到了这个时代变化并以之为切入点。就其早期思考，如《乌托邦精神》（1918年）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众所周知的是，瞬间和乌托邦问题是源起与核心。但是，不太为人知晓的是，这样的关注是他深入研究现代哲学问题的产物，是他从现代哲学中总结出的时代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欧洲，现代哲学经由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和胡塞尔等人的努力，已经呈现出了超越形而上学发问的趋势，开始关注切实可感的、活生生的存在，那就是关注眼前、当下和自我。在其早期《论当代之思想氛围》一文中，布洛赫通过对时下盛行的柏格森、胡塞尔现象学和哈特曼（Hartmann）哲学进行考察发现，现代思维开始关注活生生围绕着我们的东西。由此，体验（Erlebnis）作为思想本身开始进入眼帘，如柏格森所述，原先的概念思维被抛弃，本能性认知获得重视[12]。那就是面对物本身的直接思维，而不是以概念为中介的思维。那是一种实在思维（das tatige Denken）。布洛赫说：现时代“自我开始苏醒，实在思维开始苏醒”[13]。因而，在布洛赫那里，当下和自我就像在现代艺术中那样，也成了现代哲学超越形而上学之后关注的核心所在。

正是怀着这样的现代视野，布洛赫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自我体验这样的问题入手，这不仅是由于现代艺术的新变将此问题凸显出来，而且就艺术的一般意义而言，自我也是一个居于核心的问题。在其早期《话说音乐理论》一文中，他清楚地指出：“没有听众的回应，根本不可能有乐音出现。乐音不在规定，而在引领。一个音调会产生某些必然的效果，但根源绝不会在音调本身”[14]；“即便一个很有灵性的音调，展示的也莫非是我们的忧愁和期待”[15]。在同样属于其早期作品的《音乐哲学》一文中，他甚至主张：“音乐分析中关键的是要把握创作中特定的自我状态，一种对每个作曲家而言成为创作范型的自我状态，如莫扎特的自我状态，巴赫的，贝多芬的”[16]；“因此，为了把握住新出现的整个当时，必须将所有单纯历史性的关联彻底剥离”[17]。于是，自我成了艺术当仁不让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艺术由于以激发自我活动、激发自我感受为目标，自我体验则成了其关键。由此，瞬间、当下等问题便成了现代性精神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们被看成了自我体验的存在场所。唯有瞬间和当下，才有自我体验存在。布洛赫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追求中看到了这些关键问题后，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自我体验问题的困境，即自我何以被体验，何以被发现和把握。他对此展开了深入研讨，进而推出了其有关乌托邦精神与希望原则的思想。

注释

[1] Ibid.S.260.

[2] Ibid.S.260.

[3] Ibid.S.260-261.

[4] Ibid.S.258.

[5] Ernst Bloch，“Die Erzeugung des Ornaments”，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 1985，S.23.

[6] Ibid.S.23.

[7] Ernst Bloch，“Die Erzeugung des Ornaments”，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1985，S.43.(www.daowen.com)

[8] Ibid.S.43-44.

[9] Ibid.S.44.

[10] Ibid.S.44.

[11] Ibid.S.44.

[12] Ernst Bloch，“Uber die Gedankenstmosphaere dieser Zeit”，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1985，S.249.

[13] Ernst Bloch，“Uber die Gedankenstmosphaere dieser Zeit”，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1985，S.310.

[14] Ernst Bloch，“Zur Theorie der Musik”，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1985，S.212.

[15] Ibid.S.212.

[16] Ibid.S.95-96.

[17] Ibid.S.96.

[18] Ernst Bloch，“Der Expressionismus，jetzt erblickt”，In，Geist der Utopie，Suhrkamp，1985，S.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