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逮捕、监禁和杀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和工农运动领袖，如李大钊、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向警予、彭湃、蔡和森、邓中夏等先后英勇牺牲。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8]党的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在政治思想上陷入了混乱，党内普遍存在消极、悲观情绪。据李维汉回忆说：当时“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9]。各地的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被查禁，活动被禁止和镇压。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人锐减到1930年的7万人左右。从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虽然组织和领导了有34万多工人群众参加的47次罢工斗争，但仅有少数几次获得胜利，绝大多数都失败了。^[10]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也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从阶级形势来说，“革命营垒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11]，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上述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和政局形势表明，革命形势已由高潮转入低潮。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需要进行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共中央在1927年7月13日发表的政局宣言中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军阀和一切封建余孽的斗争，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由此，党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具体地说，武装起义在哪里发动如何发动？武装起义以后向哪里发展，是夺取城市还是占领乡村？怎样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以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概括地说，也就是走什么革命道路的问题。”^[12]这是全党在新时期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二、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篇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然而，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一些领导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领导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不清，对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更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从政权问题的高度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特别重视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作用，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接见湖南工会、农协干部，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3]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掌握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并正确地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主要就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枪杆子问题等作了重要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14]毛泽东发言中的“军事运动”就是指抓枪杆子，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5]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是对历史经验和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凡是要夺取政权，都必须凭借武力。没有武装力量，有了政权也保持不住。因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凭借这支力量去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是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起点。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这就是：在中国，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创立和指挥的工农武装力量来进行武装斗争，最后才能夺取全国政权。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工农武装斗争，中国民主革命就不会胜利。

（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八七会议后，党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但是，由于这些起义发生在革命低潮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加之起义军进攻的目标又都是敌人力量雄厚的中心城市，因而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分武装外，其他大部分都失败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究竟是以中心城市还是以农村为阵地开展武装斗争，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农村建立并巩固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发展。

1．“左”倾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党为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曾付出很大的代价。可以说，党摆脱、克服城市中心论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过程。

所谓城市中心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简称。主要是指主张革命发展道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和平时期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在城市中举行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然后将革命推进到农村。^[16]即瞿秋白所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高度重视城市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的领导作用就是指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列宁也说过“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也就愈大”^[17]。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各国革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当共产国际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人又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时，就演化出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城市中心论一直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率先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就中共中央的整体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认识到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不能自觉地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8]在会议上，党中央还批评湖南秋收起义是“军事投机”，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分别给以政治纪律处分。1928 年7月，党的六大虽然肯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会成为革命新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六大决议指出：“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19]。六大的缺点被后来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片面发挥和扩大，仍然以城市中心观点指导革命。

1929年2月7日，在《中央给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会信》中，主观主义地要求加快城市工作速度，放慢农村斗争的步伐，使土地革命、农村游击战争同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李立三一再强调加紧城市工人工作对于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与几省政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20]。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21]。为了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重要性，他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作如下的比喻：“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22]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党在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23]，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为此，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24]；同时要求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作为中心策略。与此同时，《通告》还批评了农村割据的做法，指出：“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25]4月3日在《中共中央致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中，批评毛泽东等人“‘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26]并重申“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27]在给红五军前委彭德怀的信中更明确指出：“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28]。同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29]“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敌人统治十分强大的城市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惨败，导致不必要的牺牲，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30]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束了作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特征的主要错误。但没有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没有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及其危害，因此使它得以继续在党中央存在并发生影响。决议虽然也开始重视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工作，但仍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31]。“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与组织工作”^[32]，“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33]等等。这些不足的存在，使得它们一遇到合适的环境便又再次生长起来，事实印证了这一点。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城市中心论又以新的表现形态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央就提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34]。从此，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中央行动的总方针。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中央还一再强调要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将毛泽东等同志总结的一套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斥之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35]，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提出的“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36]，应该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的正确主张，斥责为“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的“悲观失望”^[37]，并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开展打击邓、毛、谢、古，即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王明等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38]，因而低估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历史的结论是：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是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2．“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十几个省发动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实践结果表明：凡是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或起义后全力攻打中心城市的都相继遭受挫折或失败；凡是在农村举行武装起义或起义后转入边界农村地区的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以及各根据地同志都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且提出了一些创造农村割据局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就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1927年初，毛泽东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主张。在大革命后期的最后一段岁月，当毛泽东发现，大革命失败的颓势已在所难免，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落脚点的时候，他在1927年六七月间多次在中共党内提出了“上山”的思想，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根据客观实际，毅然率队部走向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表明毛泽东开始背离从国外搬来的以占领城市为目标的斗争模式，尝试在敌对势力弱小的山区建立与发展革命势力，从而在探索首先占领乡村，然后开辟革命新道路方面，走出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步。

应当承认，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还没有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最早提出“割据”这一概念的是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由于两湖地区在大革命后期已经形成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大革命失败前后受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打击与摧残也最为惨重。那些难以在城市及交通发达的地区立足的革命武装，相继上山寻找新的据点。湖南、湖北乃至江西和其他一些省份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和赤卫队、暴动队相继上山的行动，在一些地区几乎成了一种潮流。客观事物的发展，必然影响到主观意识的变化。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分别提出在黄梅蕲春、黄麻、鄂中和湘西、湘南等地区创造“暴动割据”的局面。中共长江局和江苏省委也相继于10月29日、11月9日作出决定，“努力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

是年11月15日，党中央在《致两湖省委信》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割据”的思想和主张。信中要求两湖省委要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并具体指示：“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鄂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在割据的县份应根本肃清乡村一切反动势力，改变所有乡村的旧关系，按照中央最近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充分执行”^[39]。查阅八七会议以来的中央文献资料，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割据”字样。1927年12月10日，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其主体思想虽然是“左”的，但也提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40]他指出，农民暴动和农民武装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41]他进一步指出：“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42]，如果不注意“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12月15日，在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又指出，在“统治者之复杂和内部的冲突”的地方，“应派人去利用这些条件，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

12月21日、27日，在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中，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及教训，明确提出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12月21日的信写道：“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43]12 月27日的信指出：“为避免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44]。这个时候，中央虽未把乡村“割据”区域的斗争当作党的工作重心，但它所提出的“割据”主张是正确的、适时的，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927年12月28日，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给中央的信中讲到继续暴动的策略时提出：“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示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中，要发动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逐步扩大割据区域等。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虽然仍坚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但也提出了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45]正确主张。周恩来在会议上也发言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夹击与不能统一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都证明中国革命是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这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46]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探索，为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发展了湖南省委和党中央关于“割据”的思想，并且在实践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但其深刻意义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革命队伍中一再有人轻视乃至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农村建立小块红色区域，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个疑问表明革命队伍中间的一些人，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前途表示悲观，以至于不断有人离队或叛变。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正确总结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新鲜经验，把“工农武装割据”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反对党内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的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又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这个报告是前一著作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和深化。从这两篇著作所阐述的主要内容看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次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47]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则相对薄弱得多。由于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农村局部地区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局部地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对城市依赖较少，这就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在农村发动农民，实行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的经济条件。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指出：“我们只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48]同时，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国，革命力量有着广泛的活动地盘和回旋余地，这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样的地方，人民和军队都受过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因此，红色政权就易于首先在这些地方发生和长期存在。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同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连。毛泽东认为，如果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区域的长期存在也是没有疑义的。反之则是不可能的。由于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分裂和战争不断，使革命形势也得以继续发展，所以红色区域也将继续发展，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49]武装，包括正式军队和地方武装两部分。地方武装赤卫队，只能对付地主武装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对付国民党的正规军，必须正式红军。因此，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不能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根据地的反复“进剿”，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50]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和以陈毅为书记的军委执行了正确的边界政策，即“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51]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是正确的。由于执行了这些政策，才有了1928年4月至7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违背这些政策，则导致了8月失败。

认识来源于实践。上述关于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原因的分析，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它的产生表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

3．“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内容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方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思想，三者密切结合，是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52]因为，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没有武装部队，不进行武装斗争，这种割据局面是一天也不能支持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53]建立革命武装，才能保卫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成果。没有红军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就不能得到发展壮大，土地革命也没有保障。

土地革命是武装割据思想的中心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动农民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广泛动员和组织农民主力军参加红军和革命战争，农村根据地才能得到切实巩固和扩大。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可靠依托，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他认为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开展，而且还能为我们党造就一批人才．毛泽东特别反对那种不要革命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毛泽东说：“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54]

以上三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只有“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并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基本形成。它以独创性的内容，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的转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中国化，它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联成了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实际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组织城市暴动失败后转而消极悲观，甚至要解散红四军。毛泽东认准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针对中央的悲观情绪和糊涂认识进行了极为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1929年4月5日，在给党中央回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发展、扩大，将是促进革命高涨的重要条件。信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55]“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56]复信重申：“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地区的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57]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58]这种将农村斗争、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发展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的思想，较之党的六大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涌现了一大批农民先进分子，使红军和根据地增加了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这引起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非难和共产国际的怀疑。这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以农村为中心能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呢？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主要的是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和红军的思想建设，克服红军中和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保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就为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如周恩来曾指出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只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出以乡村为中心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来。^[59]

30年代初，是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的时期。然而，当时党和红军内许多人仍然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不赞成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他们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疑问。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方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希望通过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发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林彪就是这种“革命悲观论”和“城市中心论”的代表。针对党和红军内存在的这种现象，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这种以“流动游击”的方式积聚力量，“等待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在实践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信中指出，必须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决定中国革命道路的国情的根本特点。正是这个根本特点，就决定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农村起义何以有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就会明白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中，伴随着出现处于四面白色政权包围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的现象。指出在中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60]有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61]这里，毛泽东把农村革命根据地与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联系在一起，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相比，毛泽东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从而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也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思考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关系，对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发表了一些宝贵的意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贺龙和湘鄂西前委想乘机向下游发展，以便将来占领常德、宜昌，对于这个计划，周恩来认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决不应该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城市。”^[62]1929年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63]1930年4月，何孟雄在著名的《子敬来信》中阐述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说：“现在就全国来看，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中的为好。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可以结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64]这些论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形成系统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作了补充，是非常有价值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思想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也是他敢于冲破教条主义束缚而结出的伟大思想成果。但这一思想并不是立刻就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30年代初形成的这一思想从理论形态来讲还比较粗糙，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一些提法还不那么明朗。第二，它遭到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处于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攻击。如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前委的信中，严厉地批判了毛泽东，认为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是极其错误的。中共中央坚持认为，只有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进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第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虽有一定的认识，但认识还并不深刻、全面，还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全局认识到敌强我弱的特点。因此头脑中还没有完全摆脱一旦革命高潮到来，就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争取全国胜利的观念。

总之，在30年代初，尽管毛泽东的理论还不系统、成熟，但实际上已“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65]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它不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革命根据地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的初步实践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包括以自身政权建设为核心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是对这个学说的初步实践，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日后全国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理论与实践

根据地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实践，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开端和必由途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具体步骤。1927年11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政权，这个政权的建立凝聚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此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对苏维埃政权发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为后来进一步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思想提供了经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央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根据地政权建设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述，集中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其基本思想是：

第一，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根据地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在这个政权下，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当家做了主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66]“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67]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68]，具有最广泛的民主。但这一专政是过渡性的联合专政，它将“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69]。因而，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7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71]地方各级的政权机关是：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它的执行委员会，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它的执行委员会，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它的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这种制度表现出来的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毛泽东指出：“大家可以看见，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72]。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要求重大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充分讨论，然后作出决定；上级机关产生的有关决议，以及领导机关颁布的政策、法令，尽快地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并发动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讨论，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各级党的机关坚持集体领导，避免“书记一人的独裁”

苏维埃政权不是全国政权，但在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上，它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全国政权创造了一个雏形。

第二，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和施政纲领

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73]。依据这一基本任务，确立了如下施政纲领：首先，在政治方面要使广大劳苦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苏维埃政权下，“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同时“手执武器参加革命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74]。地主资本家阶级被剥夺选举权，也没有在红军中服兵役的权利。在苏维埃共和国，凡苏维埃公民，“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有传教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婚姻自由。其次，在经济方面，对“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商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7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保障工人就业和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等等。再次，在民族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寰（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76]“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77]，并努力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除此之外，还制定了文教、婚姻、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

第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密切同群众的关系，注意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78]“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他认为，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79]毛泽东强调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80]

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党和政府不仅要时刻关心群众生活，还要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说：“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81]毛泽东还提出了以先进带后进的工作方法．他说：“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担负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82]“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8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由上可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建设理论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初步实践，虽然它还存在着机械地模仿俄国苏维埃体制的做法，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贫苦大众建设全国性政权的有益尝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迈出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脚步，这为毛泽东后来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对其一方面实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领导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各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全面提出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

第一，从中国国情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从中国国情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论证了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84]只有进行经济建设，物产丰盈，才能保障红军的给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战争环境愈是严峻，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愈是要“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85]。

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内存在的“在革命战争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和“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两种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86]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87]。“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城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88]。“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89]他又指出，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90]“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的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91]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深刻阐明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正确思想，在理论上解决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两难矛盾，为各级领导干部指明了工作的方向，使根据地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采取发展生产的措施

确立了“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两手抓思想，接下来的是解决如何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状况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92]

在革命根据地的国民经济中，农业占绝对优势，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93]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更好地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为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改善群众生活，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为了克服当时战争条件和敌人经济封锁带来的劳力、耕牛、农具十分缺乏，水利失修等困难，根据地党和政府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总结、推广群众的生产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引导农民组织耕田队，互助耕田，在此基础上建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进行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农田基本建设，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等，使根据地的农业合作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3年9月，仅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中，共有合作社1423个。1934年9月，江西、福建、鄂赣、闽浙赣4个省就开垦了11万亩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地区，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地区则增加了20%。^[94]

除做好农业生产外，根据地还努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工作，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菰、薄荷油等特产的产量，做好粮食、食盐和布匹的输出、输入工作，使红色区域的人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大大改良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根据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需要，给红军革命战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分析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成分，提出党在经济建设中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封建剥削制度的瓦解，根据地原始的、落后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演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多种经济成分构成。1933年4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95]1934年1月，毛泽东在对根据地经济形态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革命根据地经济结构及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96]

国营经济是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之一，是依靠政府力量投资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军事企业和军需企业，还有一些结合各地资源特点建立的纺织、采矿等企业以及后来建立的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它“对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97]对于领导、帮助、监督其它形式的经济的发展，“对于团结千百万劳苦群众于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有最大作用。”^[98]虽然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根据地的国营经济的整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但毛泽东坚信国营经济的发展前途非常可观，他指出：“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99]他提出把“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00]作为经济政策的原则之一，从而肯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主要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生产、消费、信用等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其中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社。^[101]它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一个主要方式”，是苏区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毛泽东预言“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02]他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合作社不能强迫，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式。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支持和帮助，使合作社经济发展相当迅速，根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合作社的发展在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抵制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私人经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又一种经济成分，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对于私人经济，毛泽东多次提出保护、扶植、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主张，并多次批评这个时期“左”倾路线对私人经济的发展采取的过“左”政策，实事求是地论述了私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私人经济，不待说，当时是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03]因为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超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可以阻止，而且可以提倡和奖励。”^[104]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根据地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经济建设，从中国国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出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三）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05]根据地在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建设。

《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对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劳苦大众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06]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阐明了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他说：“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07]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所规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中央苏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活动。一是设立教育领导机构。为了实现苏维埃对文化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领导和管理文化教育的行政职能机构：中央政府设有教育人民委员会，下设中央教育部，省、县、区政府都设有教育部，乡政府设教育委员会。二是创办各类学校，实行义务教育。除大力开办小学校以外，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办了瑞金列宁师范、中央列宁师范、列宁团校、中央农业学校等。苏维埃政府把扫除文盲作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各乡村都成立了识字委员会、分会和识字小组，将农民们组织起来学文化。1933年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各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成为独立系统广泛的群众组织。扫盲识字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半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到处设立识字牌，组织读报团和俱乐部等。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根据中央根据地的部分统计，在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苏区的大多数儿童都入了学。1934年1月，3省共办补习夜校6462所，有学生94517人；有识字班（不包括福建省）32388个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有49668人。仅就江西省兴国县来说，全县就有130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516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有22529人加入识字小组。^[108]此外，苏区还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先后创办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为根据地和军队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人才。三是创办各类革命报刊。中央苏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新闻出版事业，创办了多种报刊。中央苏区创办的报刊有30多种，如《青年实话》、《苏维埃》、《政治消息》、《红星报》、《红色中华》、《党的建设》、《少年先锋》、《斗争报》、《红旗》、《火线》、《红色报》、《革命与战争》等。其中《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该报经常刊登马列著作和理论文章，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行量最高达到2．8万份，在苏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军报，致力于做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这份报纸深受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称为“战士的良友”，发行量曾达到1．7万。《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在配合党政中心工作，积极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报在中央苏区出版240期，发行量最高达到5万份。《斗争报》是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发行量每期2．7万份。该报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这些报刊在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时代体现。在反对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特别是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在整个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反对本本主义》的问世及其地位

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和军内盛行的“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09]，在党内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郑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一）《反对本本主义》的问世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毛泽东自己有过说明。他在1961年3月11日为向三南会议引发这篇文章而写的一个批语中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10]两天后，他在三南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零年写的。”^[11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一个是红军内部的教条主义思想，另一个就是当时红四军党内对于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和独立创建军队掌握武装的新时期。红四军建立后不久，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和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党内集权与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创建根据地与流寇思想的问题、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的问题、对于时局的估计问题等等。毛泽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强调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流寇主义思想。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是反对悲观主义，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却被红四军中一些人反对。这些意见分歧和斗争在1929年上半年逐渐激化起来。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二月来信），指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数十人至数百人，至多不超过五百人），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并指示毛泽东和朱德“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112]。这封信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人回到国内发出的，贯彻了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正确认识。毛泽东在收到中央二月来信的第三天，就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了复信，对于来信中提出的两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此信对于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113]，强调“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114]中央这种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部队以隐匿目标，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意见，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战术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曾多次计划和实施，但都遭到了失败。但二月来信也使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一些同志受到鼓舞，对他们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他们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就在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性，排挤毛泽东，使红四军中原有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和公开化，突出表现在要成立军委以削弱甚至是实际上取代前委的领导。他照搬苏联红军的“一长制”，贯彻共产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115]。刘安恭在红四军中搞的这一套，使毛泽东很难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贯彻执行。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意见受到批评和非难，说他“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也被会议越权改选。

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并于8月21日发出指示信，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指出“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现在还没有需要组织军委的那种情势。“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信中严厉批评了“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批评了“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错误，并严肃指出：在这种危机的时候，“谁企图将一些个人的纠纷扩大成派别斗争，而忽略了或放松了与敌人的战斗，谁便是放弃了当前的革命任务”。这个八月来信，可惜红四军没有收到。接着，中央又发来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中的一些错误思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仍任前委书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的文献。

至此，历时两年的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基本上解决了。这场斗争，具体的表现在红四军党内，但是所触及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毛泽东同志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对这一争论进行深刻科学总结，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写成《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重要标志

首先，批评了“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文章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错误倾向。他指出，本本主义存在着两种表现：一种是“唯书”，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种是“唯上”，即把共产国际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神圣化。针对“唯书”现象，他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116]的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竟然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这实质上是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所存在的一种心理表现。任何“本本”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7]针对“唯上”现象，毛泽东批评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本本主义者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18]在这里，毛泽东深刻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不仅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且阐明了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路线的方法和途径是调查研究。在文章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可见，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明确的概括，但已包括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素（如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等），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定的”，而其最初的理论形态正是孕育在《反对本本主义》之中。

其次，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将实事求是与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统一的。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就必须深入群众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19]在文章中，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本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盲目的形式主义态度，在思想方法和实际生活中都表现出机械、教条的特征。它的思想方法使党的策略方针脱离实际，无法深入群众，对革命事业具有极大危害性。“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20]针对党内一些人存在的不是向群众作实际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纯主观地“瞎说一顿”的本本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121]他要求凡是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不论是哪一级干部都要深入群众实际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22]不要只是单靠书面报告或口头汇报，不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从事具体实际工作的人做调查是脱离实际的调查，其结果必然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努力向群众作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

《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可以说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雏形。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为我们党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政策和方针，保证党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再次，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不能照搬别国尤其是苏联革命的经验与模式，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又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致使党内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而把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俸为神圣的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等“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23]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就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24]这些都需要依靠“中国的同志”深入群众实际，去具体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靠共产国际的“本本”是做不到的。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客体问题，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同志”而不是共产国际或者“非中国同志”；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客体是“中国国情”。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事情。因此，这一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思想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阐述的重要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并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和生动概括。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重要标志。

五、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干扰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机构，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而建立起来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正确政策和错误政策交织在一起的。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在其章程中有明确规定。第一个章程第12条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最高领导机关，由它“给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发布指示，并监督它们的活动。”第21条规定：“各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各项指示。”^[125]而且，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团有权向各支部派遣特派代表和指导员。并且，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126]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第二个章程又进一步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做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127]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斯大林是当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的。这“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而且“采取这种作决议的形式，就不能不使事情走上了绝路”。^[128]胡乔木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129]周恩来在建国后也曾谈到：“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130]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成立时，除了得到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部上的帮助之外，其中最具有持久意义和决定性影响的贡献则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其接受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改良主义，从而避免了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侵蚀，这为党的健康成长和以后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随后，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与此同时，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前途、对象、动力、任务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的路线和方针上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很快取得重大的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将近6万名党员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时期，虽然共产国际没有自觉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它在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为了制定出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势必要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观察中国革命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陷入了右倾僵化的地步，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使革命在大资产阶级叛变的情况下遭到惨重失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受到阻碍而被延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及时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客观上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在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上，却又脱离了中国国情，陷入了对十月革命模式和经验的迷信。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十月革命的经验模式化，将想当然的类比和推论结论化，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实行严格控制，自以为是，迷而不醒。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生搬硬套书本上的结论，对这些结论进行俄国化的解释，并使苏联党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他们显然相信，并强迫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信，只有由他们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便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和经验，而这个模式和经验又都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因而，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在俄国三次革命中所取得的经验。为了把俄国的经验应用于中国，斯大林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机械地进行类比，推导出一个与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对应的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131]。“三阶段论”和关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党内一次比一次更“左”的三次“左”倾错误的理论根基。

（一）共产国际与瞿秋白盲动主义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决定转变在中国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共产国际出现“左”倾错误。这次“左”倾盲动错误，是以瞿秋白的名字认定的，但是，对于中共党史上出现的这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错误指导，是形成这次盲动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罗明纳兹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议案认为：在革命性质上，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不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从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次挫折，但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说来处于低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时总策略”上，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总方针：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会后，瞿秋白根据会议精神先后于11月21日和12月19日发表了《中国革命是怎样的革命？》和《武装暴动的问题》两篇文章。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132]。“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罗明那兹和瞿秋白都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也可经过无间断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上述“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政策，先后在许多地区发动工人、农民起义。这些暴动和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群众基础，先后都失败了，使国民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思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错误和罗明那兹的错误，紧接着中共中央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二）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冒险主义

共产国际虽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但并没从根本上纠正“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错误，致使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成为必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矛盾愈演愈烈，“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133]。这是共产国际路线和政策急剧向“左”转变的核心。1929年，为了贯彻“六大”精神，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连续来了四封指示信。信的内容一次比一次左，尤其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又称十月来信），对中共中央的影响是很大的。信中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134]“现在已经可以而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135]。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号召：“暴动的时候到了，大家组织起来！”，并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此决议的产生，标志着“立三路线”“左”倾进攻路线完全形成。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由于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一味实施其冒险计划，只能是处处碰壁。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再次遭到重创，损失很大，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损失惨重，一些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党员由19万人减少到12万人。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9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长江局的三封指示信，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强调必须正确地估量形势，“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弱点。”“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经过上述准备，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以此为标志，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本身存在的“左”倾问题未解决，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工作并不彻底，不久，这种错误以另一种形式更加严重地表现出来，这就是随之出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三）共产国际与王明教条主义

我们党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即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的产生，发展及其结束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共产国际在“六大”后，随着它的路线和政策急剧向“左”发展，在组织上也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主张由苏联直接培养出来的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希望通过王明确保自身政策在中国的贯彻执行，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36]的口号。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第十二次全会和第十三次全会。这三次全会期间，是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和政策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也是王明积极向国内贯彻“左”倾方针政策，忠实执行国际路线而给党造成极大危害的阶段。共产国际为了说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条件的成熟，就竭力夸大中国革命形势，认为：“在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137]。中国共产党应当“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直接过渡”^[138]。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他们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王明的“左”倾错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力量损失了90%，白区力量损失了几乎100%。”^[139]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治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140]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共中央在和共产国际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自行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军事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总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有喜有忧。共产国际错误导致中共党内“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当发现自身错误政策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恶果时，共产国际又及时纠正了自身的错误，并帮助中共中央纠正了错误政策，使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但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总体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共产国际主要起的还是消极、障碍作用”^[141]。遵义会议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国际、苏联虽然对中国革命仍有所干扰，但总的说还是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有利条件，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从外部放松了组织控制、解脱了思想束缚，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重要条件。

六、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为纠正王明“左”的错误和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议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

第一，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越来越怀疑和不满，迫切要求召开会议，改变领导。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造成的最大危害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初期又遭到严重损失，8万多大军付出了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形势，这就向人们提出了极其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前几次反“围剿”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路线使红军屡屡失败，而被指责为只念过《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却屡屡指挥红军打胜仗？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严酷的现实，鲜明的对比，使他们“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42]这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群众基础。

第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张闻天（洛甫）在1933年初进人中央苏区，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由于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教育以及他自身的实践体验，逐步摒弃“左”倾冒险主义，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长征出发前一天，张闻天把对当时错误领导的不满意见完全向毛泽东谈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143]，“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44]张闻天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同毛泽东的很好合作，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但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王稼祥认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他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样，王稼祥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态度，同张闻天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与其他负责同志交换意见。

周恩来和朱德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时，他们也未改变态度，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意见，所以，党内、军内形成的一股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积极力量，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三，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为召开遵义会议准备了条件。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时的方针是去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渡过湘江后，如果红军仍去湘西，势必同五六倍于己的敌人决战，必然陷入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甚至会全军覆没。1934年 12月11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创造新的根据地，他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中央领导的赞同，但并未说服李德、博古。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向川黔的遵义地区挺进。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方案，黎平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说明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上基本上统一了思想。黎平会议后，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进而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l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公安县的猴场（草扩）召开了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精神，又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接着中央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l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

（二）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首先，遵义会议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领导。

如前所述，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抵制了主张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教条主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摸索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在《反对本本主义》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然而，这却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否定和斥责，说这是“狭隘经验论”，并且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说过：“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深刻阐明了过去我们党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实质上是党在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的含义就在于此。

遵义会议召开前夕，经过通道会议、猴场会议，毛泽东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战胜博古、李德军事教条主义，拨正了红军的战略方向。遵义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指出其根源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毛泽东和几位军事指挥员都指出：李德等不顾中国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等实际情况，照搬外国的阵地战、堡垒战；并且只知道在房间里纸上谈兵，用地图、照军事条令指挥战斗，既不考虑指战员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又不考虑是平地、山川或河流，还限定时间打仗，使前方指挥员一点机动余地都没有，当然是要失败的。

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和出发点的实事求是原则，从而把党的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其次，遵义会议以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确立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批判消极防御的错误路线。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敌强我弱和各根据地配合不当等客观方面，为自己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辩护。周恩来作副报告，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陈云后来的话说，“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145]毛泽东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的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146]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会议经过三天讨论，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长期斗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147]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148]《决议》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49]路线的正确性。《决议》在批判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开辟中央根据地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路线，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也由于党当时正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因此，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革命的“左”倾军事路线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肯定，就成为当时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成为党中央集体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为中国革命不断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遵义会议应用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组织问题，并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

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否建立和形成，是否有一个领导集体的核心，这种领导集体是不是比较稳定和成熟以及成熟的程度，是关系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遵义会议以前，我党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核心的、比较稳定和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尤其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的更替，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干预下解决的。

遵义会议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50]。会后，在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51]，“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52]。不久，又根据当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全军最高统帅部，全权指挥军事，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机构。这些变动表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从此结束，“教条宗派开始完结”^[153]，从而“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54]。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155]。

遵义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后来都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成员。其中有7人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毛、刘、周、朱这一代”的领导体制虽未完全形成，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周恩来、朱德的重要领导地位都已确立；刘少奇、陈云在党内影响作用显著增大以及邓小平历史上的第一次复出，再任党中央秘书长等，已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初步形成。“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56]自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以后的漫漫革命历程中，党的策略方针便一直未出现决策失误。并且，毛泽东思想从遵义会议至抗战时期，也开始日臻完善达到成熟，并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遵义会议不仅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而且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完全否定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纠正过去对待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一方面对过去在组织方面所犯错误的表现、危害、根源及改正办法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不是采取惩办的办法，而是热情帮助，耐心等待，让其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来认识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些政策，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157]

最后，遵义会议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如前所述，遵义会议从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在实际意义上就从政治路线方面停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因为军事与组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不同表现。作为政治的集中体现，在战争环境尤其是长征途中，军事与政治路线更是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军事方针的改变也即是政治路线的调整；与此相关，指导思想是政治路线的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能够克服和避免“左”和右的偏差。所以，从根本上讲，四者是完全一致的。《决议》虽然写了“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158]抽象断语，但并不等于新的党中央仍要执行王明“左”的政治路线，并不等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开始。《决议》从党的指导思想、行动路线诸方面明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又指出：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等等。这些都表明遵义会议对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的决然否定（自然包括政治上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159]可见《决议》对错误的政治路线的抽象肯定，这一原则上的让步是为了避免因为政治路线的争论而造成党内分裂，以“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160]也是为了说明“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161]以鼓舞全党同志的斗志和信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党走向了成熟。总之，遵义会议“暂时不提出政治路线都错了，是恰当的，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每天都在行军作战中。但事实上也是否定了当时的王明路线，因为当时党的一切在军队，军队打了败仗一切都垮，打了胜仗一切都可以解决。”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实践，是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162]。它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标志着真正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注释】

[1]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3]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6]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7]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10]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

[12]何沁：《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www.daowen.com)

[13]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6]何沁：《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17]《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2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30]有关对此种做法的批评，可参见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415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3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页。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577页。

[38]叶剑英说：“斯大林领导第三国际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他认为这些学生是他培养，忠实于他，想通过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他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能指出一个方向，别国的经验只能当参考。它要与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就是说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斯大林培养的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实际不了解，没有经验。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他们的意见有些不符合中国实际，可是他们一定要坚持。这不仅带来困难，还带来了许多麻烦。党内产生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来当时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377页。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4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4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4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第253页。

[4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第255页。

[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4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7日。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5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5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5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5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5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5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5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5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6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6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6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64]转引自杨超，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

[6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6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465页。

[6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6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69]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7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7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7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7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7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7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76]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7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7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7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8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8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8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8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8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8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8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8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8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8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9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9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9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9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94]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95]《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9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97]《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98]《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9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01]杨超，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10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4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10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10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

[10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

[10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108]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109]此文原题《调查工作》，当时刊有油印本，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1961年3月17日，毛泽东将此文印发给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1964年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首次公开发表，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此文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毛泽东选集》出修订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增补进该选集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1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1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

[1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1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11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1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1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1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19]《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2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2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2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2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2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25]《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6页。

[126]《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9页。

[127]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64年版，第167页。

[12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12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30]《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131]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的理论是在1927年“四一二”以后逐步提出来的。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国内的敌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25、15页。

[1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页。

[133]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1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1页。

[1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2页。

[1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7页。

[13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13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缺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139]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

[140]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41]郑德荣，彭明榜：《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3）。

[142]《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4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4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45]《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14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47]《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148]《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49]《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50]《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5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152]《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153]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18日。

[15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15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5页。

[1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1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

[158]《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15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0]《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16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62]［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玉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