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存在很明显的缺点和不足。理由是，这种解释过于受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如有学者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学术上的定位，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并且指出，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化”的定位上出现了偏差。^[11]也有的学者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认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任务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且指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却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12]

上述这些观点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各有自己的依据，其中有的观点也作了较好的论证，但不能说都是正确的。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成现代化，这是不当的。这种见解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属性和功能，而且容易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以可乘之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是高度统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并把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无论过去和现在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必须把握这一原则。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截然分成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见解也值得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如前所说，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思想性、价值性是高度统一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本身，还是对这一过程的研究都很难对其学术性和政治性加以区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大量的搜集、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结论，这本身既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科学性，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一个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种严格的划分还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即认为我们党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是没有学术性的，另一方面，又误认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所建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没有政治性的。所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问题完全不在于要严格地划分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当然，在有的研究中，有乱贴标签或者简单化的做法，那是研究者本身的学风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应该有的。

（二）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相关论述

为了更好地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相关论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向全党提出学习任务，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研究当前的现状。针对教条主义，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定义，但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经典的论述。其思想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作为一个政治家、理论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那种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特点，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和苏联经验的思想倾向。以后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又有多次论述，使其内涵得到了丰富。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14]在1956年4月还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以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还讲过：“为了实现我们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15]建国后，为了避免引起斯大林和苏共的误解。虽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这种改动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中国文化表述方式的一种变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提法，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对于这一点，1961年1月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他还说：“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6]按照毛泽东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实质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在邓小平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是他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比如，邓小平1956年11月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17]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又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江泽民的著作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多处可见。他反复强调的一种观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80年来第一条基本经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8]并首次使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同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的要求。

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不仅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强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胡锦涛的讲话中，我们也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的结论。

（三）从“相结合”的角度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否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体系就不能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发挥作用，而中国的社会实践也不可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陷入盲目的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相结合”是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它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80多年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奠基人，他率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从哲学的高度对“相结合”进行了理论提升。他集中全党的智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发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号召。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相结合”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要求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身体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的智慧，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理论，又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新的实际、新的形势，铸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辉煌。

“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从一定角度上说，它是辩证法的精髓。辩证法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的一切过程都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具有普遍性；然而世上一切事物的一切过程，又无不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脱离特殊形式的矛盾普遍性不可思议，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或事物的共性与事物的个性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亦即辩证法的精髓，这是普遍性的真理。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的关系，正是这种普遍真理。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就十分重视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正确的理论应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要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并将之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21]。毛泽东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概括为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概括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相结合”具有深刻的革命内涵。在人类思想史上，就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说，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根本性的变革，是其他任何理论体系都无法相比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划时代的创新意义，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根本性变革，才结束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分离状况，完成了两者的融合。恩格斯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经验时曾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23]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才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也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的要求呢？

1943年5月，毛泽东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4]这段话把中国的具体实际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为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明了方向。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实践性是它最显著的特征。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于它服务于实践。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特殊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其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服务于各国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5]“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26]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总结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制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具体化，进行合乎解决中国现实实际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并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问题，取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指在运用的基础上创造些新的东西。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7]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理论，而且要研究实践；不仅要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各个时期的实践，而且要研究如何把中国人在各个时期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和提炼，使其成为既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融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的新的理论性创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根本前提，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丢掉其中任何一个“化”，都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真正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也是马克思早年讲过的道理，“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使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8]割裂“两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然陷入教条主义通病之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包括经济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关系、当时的运动状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多个方面。首先要全面把握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当代中国就是要正确认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实际，是中国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又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抓不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抓不住中国最大、最根本的实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就会掩盖、忽视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中心地位。二是要把握好中国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能不认清这些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把握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就有了推进改革，谋划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

其次，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体现者，还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状况的反映者，即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时候，生产工具不会讲话，劳动对象不会讲话，而人会讲话，劳动者会讲话。所以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29]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释科学发展观时，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他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0]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说明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把握基本国情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再次，要正确地估计中国在世界全局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的主题和发展趋势，无论是总结历史的经验，确定现实的任务，还是探索未来的发展，总是把中国放到世界全局中，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进行考察；总是强调要用世界眼光，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以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注意从国际激烈竞争的大格局出发，把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总体战略和一切方针政策乃至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以争取主动。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在这种背景下，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全局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成为全面了解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扬长避短，利用矛盾，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竞争和斗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认清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认清了世界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利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认清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上，等等，我们才制定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政策，才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整个世界还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走向世界。”^[31]所以，在强调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的同时，必须重视当今世界的发展状况，重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还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要准确地把握它，就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国的新世纪。这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经验。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展开来说，首先，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32]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33]邓小平在论述实事求是思想时也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34]他还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5]可见，要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

其次，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规律。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适应客观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及时地补充、修改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江泽民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36]。要“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是后继人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从新的实际出发，科学回答面临的新问题，才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37]邓小平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38]人类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新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解决俄国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毛泽东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新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去世之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同样，邓小平辞世之后，我们党继续沿着这一理论路径前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等等新的重要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再次，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然而事物总是在运动中。在当代中国，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弘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9]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

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勤劳聪明的各族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种民族风格和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毛泽东强调，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割不断的，要认识中国的实际，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历史。他曾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项任务。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40]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尖锐地批评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度，“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41]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42]。他的上述精辟见解表明，研究历史，继承中国历史的珍贵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离开了对中国历史优秀遗产的总结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包含有丰富的内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引用中国的历史事例、文献资料、民间谚语等，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真理性；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中国历史传统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这些民族风格和历史经验加以认真的概括和提炼，使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发展之中，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用西方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方式构筑的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展开的，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要使这一理论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民族形式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理论形态，通过民族性显示其科学性。

历史经验证明，外来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它必须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最终以本土文化的形式存在。否则，外来文化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本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除了它必须适应中国的经济、政治等现实需要外，还必须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那种形式主义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是不可能对中国人产生什么大作用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3]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的理论，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意义和价值，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44]。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切忌空洞，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能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形式上要用群众喜欢的中国语言来表达，并且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族形式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条件。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才能够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总结起来，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经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从党80多年历史中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十条宝贵经验等等，都是这样总结出来，并丰富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大厦中来的。

总起来说，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就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也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阶段的划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有一个起点问题。起点问题看似简单，但起点问题若弄不清楚，很容易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主观臆断，脱离客观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廓清的一个基本问题。

1．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基本观点的评析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目前，学术界争论比较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有这样六种观点：

（1）传入之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算起。即从作为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45]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但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46]

（2）1920年前后说。1920年前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客观条件和依据。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47]

（3）1921年建党说。有学者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举起的第一面旗帜，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实际上给自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根本依据和途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逐步展开。^[48]也有学者持同样观点，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这一理论反映有一个时间差。自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则发端于延安时期。^[49]

（4）中共二大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是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何时开始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这个历史起点是中共二大。”因为中共二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我党的第一个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中共二大还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了初步而正确的阐述。^[50]

（5）八七会议说。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所阐述的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群体在党内产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石。^[51]

（6）井冈山道路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部分学者据此认为井冈山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52]

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上，之所以出现意见分歧，关键在于各人所依据的标准不同。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还需要在实践中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全面的标准应该包含以下基本要件，即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这些要件很难同时具备，它们只能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逐步齐备，日趋完善。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起点的主要条件已具备就可以。

用这些要件来评析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井冈山道路说”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在危难中一步步走向胜利。这恰恰说明井冈山道路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过了的一个阶段且取得了初步探索成果，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二，“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会议不仅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能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尤其严重的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大革命失败为口实，更加强化了对中国革命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也并不居主角和核心地位。从上述意义来说，八七会议实在难以称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三，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样不能成立。我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前提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结合中形成新的理论，再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制定以及后来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有历史性贡献的，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积极成果，不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先驱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算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的前期准备。他们那时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缺乏足够认识，这些认识大多只停留在比较抽象的水平上，更没有实践经验做基础，在思想上也说不上有多少创造性、系统性的理论探索。

第五，当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思潮传入中国时，更不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等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进行介绍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缺乏认识和了解，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把这种“主义”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当然也算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从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算起。这主要因为：

首先，中国社会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开始宣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内部的社会阶级状况说，五四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它的成长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阶级。这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的品格。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有根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所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53]，“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54]“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55]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1921年，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一个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6]谁用理论去掌握群众呢？只能是理论主体。所谓理论主体，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变成物质力量的群众和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并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她坚持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有了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群众与人民日常实践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种可以转化成为行动的物质力量。有了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在实践中证明和检验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再次，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化”中国的崇高理想。中共一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制定了党的纲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比较简单和很不完备。但是，这个纲领却毫不含糊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两点宣示，是这一纲领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对现存的剥削阶级私有制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精神，表明了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于中国的最初表现，从原则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界限。党的纲领性质明确，起点很高，内容既有中国特色，又与近代中国的其他政党的纲领有本质区别。这样，就“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57]。

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我们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人的论断是一致的，我们党的决议也有明确的结论。如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58]。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59]。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并在继后党的实践中日益得到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分期，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出自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的历史过程进行的研究；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断代史”即若干重要历史时期、历史关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的研究；三是从“专门史”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其中，每种研究视角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这里我们仅就第一种视角下提出的观点加以阐述。

两阶段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后者又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60]

三阶段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但划分的标准又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标准：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为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毛泽东思想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阶段。^[61]

二是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不同实践主题为中心而分阶段地展开；适时地实行这个转换，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一阶段是以“怎样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二个阶段是以“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而展开的。^[62]

三是以“革命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1949～1978）、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三个阶段。^[63]也有学者将上述三个阶段表述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64]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或起始阶段；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即从1921～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阶段。^[65]

四阶段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应分四个阶段，但具体划分又不同，一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教条化的时期（1949～1978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期（1978～）。^[66]第二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流传、革命传播和传播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也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十三届四中全会——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67]第三种看法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阶段；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形成、成熟阶段；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受巨大挫折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往开来的历史新阶段。^[68]

六阶段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分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抗日战争中后期到解放战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全党认同并自觉运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多年来，学术界多按中共党史的线索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这是有充分道理的。虽然从研究对象讲，中共党史学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举凡党的活动触及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无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并不像党的历史那样宽泛，其研究专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历程，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围绕党的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断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识水平，并以这种理论和认识为指导，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整个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内在规律。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党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两者是一致的，因此，根据党所面临和解决的任务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有助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二大理论成果，揭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69]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70]理论史是社会发展史和革命运动史的理论表现。以胡锦涛同志讲的中国共产党80多年干的三件大事为历史依据，作为它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说，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党领导我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为这段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飞跃的阶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说，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领导干了第二件大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这段历史的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和第二次结合的开篇。它的理论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从1976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说，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改革开放运动的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说，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大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从1921年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开拓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所包括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可归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形成了我们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第二大阶段中，从1950年到1966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这一段包括建国后7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是建立、巩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遭受严重曲折的时期。

在第三阶段中，从1976年到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曲折发展的时期。从1978年至今，这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的30年。这个时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及其它们的科学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的认识，理论界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在本文中，笔者从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确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不照搬别国的做法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经过正反的反复比较得出的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对于这个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早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概括我们党的几十年的经验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1]继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72]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又在其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3]以上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是从概括实践经验的角度阐述问题的，但是这些基本经验中蕴含着理论，所以实践经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点。

（二）紧扣时代主题，破解时代课题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4]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历史课题，并在不同时期分别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仅仅围绕这些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向前推进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解决“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问题，以独创性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社会主义选择的任务，我们党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我们党面临着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中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总结国际国内经验，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初步回答了这个历史课题。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和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自身状况的变化和严峻的国际环境，又向党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面临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的问题，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日益凸显出来，关于发展的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布局、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展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发展和完善的。它要求我们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75]“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76]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领导全党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针对新的情况，要求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以这种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泽民特别突出地强调要与时俱进，并将其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列为党的思想路线。他一再告诫我们要注意时代变化，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同步。要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勇于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7]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更是明确地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与时俱进提到了思想路线和党的建设的高度。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党的建设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与推动时代发展的社会基本要素、与时代发展赋予党的使命、与回答时代变革带来挑战的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他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是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典范。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多次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活的灵魂，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把与时俱进概括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他强调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78]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突出的历史特点。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www.daowen.com)

我们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创造性实践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中具有奠基的意义。特别是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思想，特别是强调发扬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处理社会矛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思想方法，等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大理论成果，为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大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是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创新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四块理论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最基本原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的主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概括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集中概括。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79]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完善，正是这样，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发展，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将进一步得到充实和更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都坚持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把两大理论成果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是一种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讲的非常的清楚。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无限的深情阐述了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第一个“永远铭记”就是阐述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不仅如此，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第二个“永远铭记”，即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充分肯定了它“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功绩。在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又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强调了“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在论科学发展观时，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指出：“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论断，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注释】

[1]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卢培琪、王立胜：《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人民网2003年12月24日。

[2]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蒋国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4]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答记者问》（上、下），《学习时报》第279、280期。

[5]李建勇：《“源”与“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解读》，《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2期。

[6]赵德兴：《从实践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攀登》2002年第1期。

[7]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

[8]杨富斌：《从过程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1期。

[9]李海荣：《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10]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1]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而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12]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区分》，《理论前沿》2003年第18期。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建国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这一段文字作了修改，最突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改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逄先知曾撰文说明，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修改是“毛泽东亲笔”所为。参见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这一改动当然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实际上的含义并无改变，但此后大致30年中，几乎所有的著作、文件、报刊文章等，一般都不再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而统一采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16]吴冷西：《十年内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45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

[1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版，第10页。

[1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2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0页。

[3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3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3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3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3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4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5]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46]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卢培琪、王立胜：《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人民网2003年12月24日；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2－3页；程东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1期。

[47]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48]余品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

[49]梅荣政：《揭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新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0]马乙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51]林华俤：《八七会议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年第2期；单准《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

[52]余伯流：《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5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5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60]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

[61]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

[62]陆剑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

[63]宋贵伦：《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观点随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64]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65]张步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6]张冀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7]肖浩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三大成果》，《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8]关志钢，张立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1期。

[69]《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6年6月30日。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7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7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0页。

[73]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9日。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7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7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77]《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页。

[7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7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