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宁波市推进小班化教育与制度变迁

和任何其他教育改革一样，小班化教育改革在包括宁波市在内的很多地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宁波市近10年的小班化教育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因与其他一些教育改革的目标相左而有时被暂时搁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班化教育改革的推进速度和实施效果。本节试对宁波市小班化教育的政策发展历程及在教师队伍建设和经费支持等方面的做法作一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些完善小班化教育政策的具体建议。

一、宁波市小班化教育的实践探索

早在2004年9月，宁波所属慈溪市的逍林镇镇东小学、崇寿镇相公殿小学、坎墩三四灶小学等6所小学拉开了宁波市的小班化教育试点的序幕，并以农村学校为突破口，从“政府部门、教研部门、实验学校”三个层面系统运作小班教育改革后，小班教育之风吹遍宁波各区县。在这过程中，各地政府先后出台各项政策，各级政府紧密围绕“规范化、个性化和品牌化”的工作思路和“共享资源优质、个性多元均等”的战略目标，从招生政策、教师政策、财政重点支持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市小学小班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但这种努力与真正理想中的小班化教育还有不少差距。

（一）面临的阻力

小班化教育改革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在宁波市全面铺开，而是遭遇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使改革进入了“滞缓期”。

1.小班化试点学校锐减，改革发展基础明显减弱

随着宁波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务工子女入学人口数量增多，以致过去10年中小学的班额普遍增加，平均班额由25人上升到42人，小班化教育试点学校随之逐渐减少，图3-7和图3-8反映了近10年变化的具体情况。

图3-7　宁波各县（市）、区小班化教育试点学校发展状况

注1：图3-7数据主要来自宁波市的81890电话咨询系统的信息。

注2：宁波市的小班教育主要集中在农村边远地区的“自然小班”以及由生源不稳定的新建试验小学（如宁波海曙外国语实验小学）。

注3：全校只有29个学生、10个教师的鄞州杖锡小学也统计入小班教育的学校范围。

图3-8　宁波各县（市）、区小班化教育平均班额变化

注1：图3-8数据主要来自宁波市的81890电话咨询系统的信息。

注2：部分原试点小班化小学，农民工子弟入学压力急剧上升。

在当地政府的服从和服务国家“两个为主”政策大局、“推迟小班化步伐，尽可能多地接纳流动人员子女”的政策引导下，部分学校由于没有“有序、稳妥、健康”地进行招生，接受的流动人员子女的数量超过他们的消化能力，学校的发展失去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要因：流动人员子女学生比例越来越高，“不文明”“高违纪率”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等纠正难度越来越大；教师在课堂纪律的维持方面的精力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教师队伍也就越来越不稳定，教师素质难以提升；户籍子女越来越愿意转学择校而离开此类学校，学生质量和素质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进一步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对相关学校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学校对民工子女行为偏差矫正力度不够和能力不足；民工子女的行为偏差不断地放大、蔓延；相关学校沦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风险加剧，学校的标准化建设遭遇了极大的压力，当前宁波市标准化达纲学校数量分布如图3-9所示。

图3-9　宁波市各县（市）区省标准化达纲学校数量

注：图3-9数据是以2012年3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的《2011年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名单》为统计依据。

3.学生的学业负担并没有明显减轻

有关专门研究学生学业负担的课题显示，宁波市的中小学生负担相对来说比较高。2010年宁波市教育系统开展以“轻负担、高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来说和小班化教育推进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二）原因分析

1.“推迟小班化步伐”的行政指令阻碍了小班教育改革

就宁波大市而言，“流动人员”已超过常住人口的30％，“公办中小学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比例”不断提高，为响应党的十七大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号召，落实“十二五”规划中“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要求和《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中“两个为主”原则规定，地方政府普遍重视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的权利。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甬政办发〔2007〕241号）公开承诺，“到2010年，我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学就读比例要达到70％以上”，并列入对每个县（市）、区负责人的考核范围。如今已提出达到80％以上的比例目标。

在这背景下，宁波市政府将“推迟小班化步伐”“设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和“五项行动计划”作为“破解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三大“未来的对策和建议”之首，宁波市的小班化教育改革至少是暂时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空间。

2.政府各部门职责不清、工作机构的低效率而导致对小班化教育调控失灵，小学教育资源明显萎缩

宁波市自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旧城拆迁与改造”“郊区快速城市化”同步进行，从而引发大范围的人员迁徙，小学的生源结构变化、小学的布局微调等新现象新事物，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对应的政策支持和引导。然而，由于政府失灵，“投机买房的比率较高，新建小区入住率普遍偏低”“旧城拆迁的小学关停配套措施不到位”，小学等基础设施的配置严重滞后因素等负面影响被明显放大，小学学校数量急剧下降（见图3-10），小学教育资源紧张趋势加剧。

图3-10　2000—2010年宁波各县（市）、区小学数量的变化

注：图3-10数据来自《宁波统计年鉴2001》《宁波统计年鉴2010》两份资料。

3.小班化教育决策信息不充分

流动人口快速增加，国家“两个为主”政策给基层基础教育较大的压力。而流动人口子女固有的不稳定性使得小班化决策往往缺乏客观依据。2007年至2011年，流动人口（居住6个月以上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从30％骤增至近50％。而直到2007年前小学教育领域，应对这一挑战只有区县教育局的教育科（业务）靠“招生指标”来屏蔽流动子女对教育资源的冲击和影响。在调查问卷中，人大常委的文教工委、发改局等部门对“全区（县）有多少所小学”“全区（县）能容纳多少小学生”没有数字概念，既没有出台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没有调整相应的财政投入。

图3-11　2010年宁波各县（市）、区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和居民人口比较^[25]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在宁波出生婴儿的数量几年前就超过户籍人口的新生婴儿。”^[26]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避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题的教育政策不但行不通（直接阻碍了小班教育的落实和发展），而且有明显缺陷。流动人口子女人数增长迅猛，公共教育资源供应不足。2007年一年义务教育段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人数高达21.4万，其中小学段人数高达160501人。

首先，“两个为主”是国家在义务教育领域中的宏观教育政策的底线。中央多次重申“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不可歧视性”，但各地相关的预算和前期规划存在较为严重的滞后，更多的是采取行政强制指令要求，公办小学按指标接纳流动人员子女。不但没有根本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有学上”“上好学”的难题，据北仑区人大常委的文工委的资料表明，在2011年度，大约仍有符合政策的1500多名农民工子女没有解决入学问题；而且恶化小学班额控制外部环境，导致小班教育改革可能夭折。

其次，众所周知，依据“移民与移民（子女）教育”的规律，流动人员的主体人员是农民工阶层的子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遍及八大文化区域，价值观念、语言、习俗，以及教育启蒙等诸多方面差异明显。人为地强行将他们的子女安排到经济社会发达的本地小学。这一安排看似“公平、稳妥”，但经调研发现：在已有的一项相关研究中，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由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对农民工子女来说是揠苗助长；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这对户籍人口子女则是“新一轮的教育政策倒退”。

4.小学小班教育改革急需相关制度配套

在小班教育的发源地美国，较为成功的是他们的CSR计划抓到了问题的要害，即有“减少班额”的方案目标，1999年和2000年的分别有12亿和14亿美元的财政投入，有“扩聘合格教师、增建校舍和优化教育”三大抓手，取得了“全国小学班额由原来25人缩小到2001年的平均18人”的卓越成绩。

而国内关于小班教育改革论述规范的可能是国家纲要，它也只有“提高教学质量，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纲领性提及。小学的办学主体县区通常只在每年的小学招生简章上简单、模糊地提及一句话“小班试点小学，班额控制在30人以下”。没有明确“试点小学”，也没有明确相应的措施（宁波市现有文件中只有慈溪市政策中有“小班化试点学校，按45人的班额拨款生均经费”字样）。

这些零星的文件无法协调“具有教育立项”的发展改革状况，也无法要求当地政府的教育督导室提供督导的依据和标准，很大程度上制造了教育管理上的缺位、失位、错位的监管漏洞。政府失灵无法得到有效纠正，已成为宁波市乃至全国“高位均衡的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我们获取第一手原始数据、确定相关指标、设置权重的研究障碍。

二、宁波市小班化教育改革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应该说，在理论研究步履维艰的同时，宁波的小班化教育改革实践早已拉开帷幕。早在2004年，宁波市的慈溪市就在农村地区推行小学阶段的小班化教育改革。北仑、镇海等地相继出台小班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2011年，江北区更是将小班化教育纳入政府重大教育改革项目，对小班化教育在经费、人员、课程和教学变革方面进行多方面探索。这些改革实践为我们研究的开展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素材。我们先后奔赴慈溪市、江北区等地调研，就目前宁波市小班化教育推进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认为，整体上看，当前宁波市小学小班教育改革遭遇“滞缓期”，何去何从亟待政府以政策创新来弥补和完善。

不容否认，小班化教育政策研究和实践在宁波市这样一个外来人口急剧增长的地区会遇到很多现实障碍。当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两个为主”的义务教育政策与本地区推进小班化教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对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执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及“两个为主”政策后，宁波的小学小班教育的改革不但没有如国家纲要所期望的那样“班额逐步缩小”，而且几乎全部超过《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准》的第五条关于学校规模及班额人数的规定，即“实施小班化教育的学校，小学每班不超过30人，初中及九年制学校每班不超过35人”。各未进入小班化教育改革的学校班级人数和规模也同时超过了省里规定，即“完全小学（非小班化教育的小学）宜设6班、12班、18班、24班、30班、36班，每班不超过45人”的上限规定。

图3-12　宁波市各县（市）、区小学班额

据了解，北仑区的班额较低主要是因为落实“两个为主”的政策较晚。到2012年年底，该区严格执行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两个为主”政策后，其平均班额将很有可能突破48人/班。

近几年，陆续出现了小班化教育改革试点小学“自然”退出的现象。宁波市的平均班额也由原来的32人上升到44.5人，全市低于30人的“小班”（包括因随父母外迁而形成的自然小班）比例不足5％。东钱湖风景管理区、奉化市、高新区分别高达50、49.47和48.84，与国际“缩小班额”的大潮流相悖。可见，宁波市小班化教育改革态势并不容乐观，与2005年出现“小班化改革”浪潮时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截至2012年3月，宁波户籍人口与固定居住超过6个月的外来人口比为100∶75，而国家多次重申“两个为主”原则，强调“流动人员”子女应享有“以进入当地公办学校为主”“受高质量、较为均质”的“免费义务教育”，宁波市政府已明确将“推迟小班化步伐”作为其应急之策。

如果没有后续有效的政策引导，一旦“应急之策”常态化，放弃七年的小学小班化教育探索，则宁波的基础教育改革将在“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极有利的大背景下失去“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一些小班化研究专家所言，什么时候小班化教育已经为政府接受了，被政府重视了，小班化教育成为政府行为了（纳入了地方综合政策），小班化教育才可能有实质性的飞跃，小班化教育才能成为优质教育的资源。^[27]

在宁波市小学的小班化改革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数量迅猛增加且起伏大、无法监控”“流出地和迁入地经费分担机制不健全”“教师编制控制过严”和“规划与立项不协调”这些教育发展不均衡及政府整体功能失灵等问题，如果政府能践诺“发展每一个”的教育方面的政治责任，各级政府势必会整合各教育政策，规范各有关部门的行为，将“缩小班额”纳入政府计划。当前，在此过程中，小班化教育推进政策评价对政策选择与执行过程中的“反思与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章第一节已初步探讨的小班化教育政策的评估体系也算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三、小班化教育与教师管理政策

根据组织中对人的管理的基本需求理论、自我实现理论、激励理论，下面我们从教师的资格政策、编制政策、激励政策和考核政策等方面对小班化教育中教师管理政策进行分析探讨。

（一）小班化教师资格政策

教育部于2000年9月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规定，从1994年1月1日以后进入教师队伍的人员和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中国公民，将可以根据法定的教师资格认定程序获得教师资格，这标志着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启。后来，我国开始实行教师聘任制，按照我国《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规定，虽然强调“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但由于政策规定不配套，缺乏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实际执行中，只要符合了所规定的学历标准就可以在相应学校承担教学工作，而对其是否学习过教师职业所必需的相应教育专业课程则未作出具体硬性要求。按照宁波市对教师申报教师资格证的规定，报考参加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和初中教师《教育学》《心理学》的考生必须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各县（市）、区也相应地出台了完善本地教师资格制度的具体规定。如江北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健全教师补充机制。健全教师准入和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制度，按照教师任职资格考核办法，逐步提高学历层次。小班化作为教育质量改进的具体措施，在一些薄弱地区往往首先从提高教师资格证书持有率开始。

（二）小班化教师编制政策(www.daowen.com)

教师编制政策对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编制是教师依法获得工资、绩效工资、津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基本保障，科学合理的编制政策与配套管理制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建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2001年教师编制政策，将编制标准的计算方式由原来的“班师比”改为“生师比”，并将原本城乡编制均衡的小学生师比从21∶1～23∶1倒挂为19∶1～23∶1，但现实中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农村较县镇编制偏紧的特点。

宁波市小班化试点地区《江北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根据新课程改革、小班化教育、教师脱产轮训的要求，适当提高专任教师比例，探索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编制核定办法，努力保证教师数量适应教学需要。这是新时期江北区结合实际需要，对教师编制作出的积极变化，适应了当前小班化教育改革对教师编制的弹性要求。教师编制标准主要有“班师比”和“生师比”两种计算方法。班师比虽然计算比较复杂，但更有助于满足小班化过程中学校教育教学对教师增长的需要，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和薄弱学校，对小规模学校更能满足实际需要。生师比计算方式直观简单，虽然有利于控制教职工总数，但适合于标准班额，难以满足小班化实验学校的基本教育需求。因此，以生师比为主要计算方式的地区，还应将学校规模，班额等纳入综合考虑，将生师比和班师比相互配合。如果小班化实验学校均为“一刀切”的搞生师比计算教师编制，在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的编制改革导向下，教师编制缺口必然庞大，将难以调动学校参与小班化改革的积极性。

宁波市各县（市）、区近年来陆续开展了小班化教育改革试点，增设了一些小班化实验学校。从政策层面考虑，因针对各地小班化实验学校的教师状况，出台教师编制保障的具体政策（宁波市部分县（市）区小班化实验学校的教师队伍状况见表3-5）。

目前，各地推行小班化教育政策中，关于教师编制的问题，都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但总体来看，都只是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具体的实施细则层面政策规定还较笼统。如《象山县教育局关于推进小班化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师资配备是小班化教育实施的重要工作之一，试点及实验学校要挑选有责任心、业务强、勇于探索的优秀教师担任小班实验教师。教育局尽量在师资配备上向小班化教育实施学校倾斜。再如，《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逐步推进小班化教育，小学每班35人，初中每班40人以下。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工程，全面加强学校校舍、场地、师资队伍和设施装备等方面建设，到2015年，全省义务教育建成现代化标准的学校比例达50％以上，2020年达90％以上。南京市则在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编制具体分配方法。《南京市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修订版）》宁政发〔2005〕141号，提出了新的师资配备标准（见表3-6）。

表3-5　宁波市部分县（市）区小班化实验学校的教师队伍状况

注：根据课题组调查及各学校网站资料整理。

表3-6　南京市小班化推进中的教师编制数量规定

（三）小班化教师激励政策

尽管我国各地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教师奖惩制度，但该项制度仍然远没有健全，对于小班化教育推进过程中教师的士气提高有一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教师奖惩方面的规定并不多，很多方面显得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教师培训政策是当中规定比较成熟的政策。《教师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办好示范教育，并采取措施，鼓励优秀青年进入各级师范学校学习。各级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非师范学校应当承担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制定教师培训计划，对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业务培训”。

在宁波，各地推进小班化进程中也考虑到了教师职业激励问题。如《象山县教育局关于推进小班化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规定，高度重视小班化教育执教教师和管理者的培训工作。为保证小班化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端正小班化教育理念，提高小班化教育技能的目标指引下，坚持小班化教育实验教师先培训后上岗制度。教科研中心要以试点校为培训基地，专门制订小班化教育师资培训计划，有步骤地对已经开展和准备开展小班化教育学校的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并列入教师培训计划。有些小班化学校重视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坚定教师的教育信念，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而忽视了教师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具有强烈提高生活水平等生理、心理需要的现实状况。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使教师反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有些学校则反其道而行之，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使经济待遇再高也不可能有良好的激励作用。这说明了目前很多小班化学校在激励教师方面存在机械单一、易走极端的倾向。

（四）小班化教师考核政策

教师考核政策是教师管理过程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价值，必须得到重视。《教师法》规定：“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考核进行指导、监督。”小班化试点学校要制订切合学校实际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对考核评价的目标、内容、方法、程序以及考核结果与待遇、奖惩、聘任、晋升等工作的关系要有明确的规定，用一系列制度来规范考核评价过程。需要改变单凭领导印象和单纯以考试分数评价教师的做法，应增加考核评价过程的透明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合理，这样才能增加教师对管理的信任度。在考核评价中要做到经常性评价与定期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领导的考核评价与教师的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对于小班化试点学校来说，实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要慎重，同时只能作为考核评价的参考。

四、小班化教育与经费支持政策

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是由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等政策法规确定的。基础教育的举办经费，除了国家拨款以外，主要由当地政府财政支持；学龄儿童依据其家庭户籍，享受所注册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学校也根据其服务的社区范围，接纳当地适龄儿童就学。各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以征收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和学生杂费为辅的多渠道经费投入机制（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虽然已经规定免除了学杂费，但在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直接和间接的收费）。

近几年来，随着小班化教育实验在各地推行，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小班化教育问题，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作出了一些探索，但关于小班化教育经费支持的专项政策却没有。而且，由于经费问题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动态变化快、层次要求高、复杂系数大，致使小班化教育经费的各种矛盾日益显现。目前小班化教育经费筹措困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这种“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

宁波市在“十二五”发展中，由于经济、师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不断增加，全域性小班化教育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学校的小班化，担当着全市小班化改革的责任、代表着全市小班化的水平。学校将积极探索如何增强教育活动中的活动密度、强度、效度及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如何推进教育教学内容、方式、技术、评价改革，以促进和带动教育理念、体制机制的转型和进步；如何利用小班化平台，进一步推进新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等问题。学校将积累小班化教育的经验，为将来全市小班化打下基础。

从宁波各县市区近年来的具体做法看，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如镇海决定将新组建的立人中学实行小班化试点，新初一年级每班人数控制在36人左右。

江北区2004年起，在江花小学、泗洲路小学、广夏小学、至诚学校、唐弢小学率先进行小班化教育。从2011年秋季起，选择洪塘中学、江花小学、第二实验小学、慈城中心小学等6所中小学的起始年级，作为试点班。

慈溪市小班化教育实验，于2004年秋季率先在逍林镇镇东小学等6所农村小学起步，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实验效果。前不久，慈溪市教育局重新确认小班化教育实验学校，龙山镇利群希望小学、逍林镇镇东小学、掌起镇乾明学校、胜山镇胜西小学、匡堰镇上林小学、横河镇实验小学、宗汉街道曙光实小、崇寿镇中心小学（相公殿教学点）、南门小学、城北小学、碧海小学、慈溪市蓝天小学、白云小学等13所学校名列其中。

2012年2月，鄞州区教育局将章水镇和龙观乡的7所义务段学校定为小班化教育的试点。2个镇乡7所偏远学校成试点，每年投入约800万元。除两乡镇的中心中、小学外，还有章水镇的郑家小学、树德学校、杖锡学校和龙观乡的金谷小学，学生数最少的学校仅30名左右。小班化后，教育局实行学校编制每班增加1名。这样，章水镇和龙观乡教师增编数达到80余名，不仅消化原有的增编教师，还能引进一批年轻教师。针对学校公用经费支出有所增加的情况，区财政设立了小班化专项补助100余万元。据测算，该区财政每年投入两乡镇小班化教育的资金约800万元。

象山县首批小班化建设实验学校为丹城第二中学、象山文峰学校城南校区、荔港学校，第二批试点学校为东陈小学、泗洲头小学、昌国小学、贤庠小学。

现阶段实施小班化试点的学校，大多是城区薄弱学校，外来人口较多，流动性大。小班化一般选择在外来务工子女学校和薄弱学校开展，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就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而言，国家的教育经费拨给了户籍所在地，并且也要求户籍所在地解决他们的受教育问题，没有专门针对他们向其流入地拨出教育经费。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大多比较贫困，也没有多余的钱供其子女接受有偿的教育，经费问题成为外来务工子女教育受阻的重要原因。由此，开展小班化教育实验的所在学校，没有相应的补助和经费来源，小班化教育经费开支庞大，一些学校难以维持，改革困难重重。当然，也有部分城区学校开始试行小班化教育。相对而言，城区学校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主动小班化并不多见。

专门针对小班化教育经费保障的制度也并不健全，这一现象和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关于开展学校小班化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北区教〔2011〕30号）文件中，关于小班化经费保障作出规定：“区教育局和试点学校要设立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象山县教育局关于推进小班化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要重视经费保障，考虑到小班化学生人数受到控制的因素，设立小班化教育研究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师资培训、专题研讨以及试点与实验学校班级的经费补助等。建立激励机制，在试点与实验学校的基础上，县教育局定期开展小班化教育“先进学校”“先进班级”“先进教师”的评选工作，对评选出的“先进学校”“先进班级”和“先进教师”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方面，南京市的小班化建设过程中的针对生均经费进行具体规定的政策值得借鉴（见表3-7）。

表3-7　南京市小班化学校生均经费的分学段规定

注：摘录自《南京市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修订版）》（2005）。

总之，现阶段我国小班化教育改革与美国等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政策层面也缺乏有效保障。课题组认为，小班化教育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当前的推进过程中，应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协调和统筹各类政府部门，从教育经费预算、教师编制问题等方面向小班化教育改革（试点）地区和试点学校倾斜。小班化教育不应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教育改革，而应由地方政府统筹，协调计划、编制、人事、财政等各部门进行改革的综合改革。

【注释】

[1]财政部2012年年初公布。

[2]褚宏启、杨海燕：《教育公平的原则及其政策含义》，《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3]孙绵涛：《关于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探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年第3期。

[4]徐晨：《公共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5]徐晨：《公共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6]董向宇：《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综述》，《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年第1期。

[7]袁振国主编：《教育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8]孙绵涛著：《教育政策学》，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9]袁振国主编：《教育政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

[10]宁骚主编：《公共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4页。

[11]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大多小班化教育的政策研究只针对小学阶段，毕竟欧美的实验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初中阶段实行小班化具有成效。

[12]胡荣华、赵云霞：《美国小班化教育改革实验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3]Frederick Mosteller，Rich3rd J.Light，J3son A.S3chs.Sust3ined Inquiry in Educ3tion：Lessons from Skill GrouPing 3nd Cl3ss Size.H3rv3rd Educ3tion3l Review，1996，66，（4）：797-843.

[14]杨森、张文光：《公共政策研究报告：香港小班教学政策探讨》，（香港）民主党立法会，2005年9月。

[15]罗朝猛：《日本拟用7年时间实现“小班化”》，《上海教育》2010年第21期。

[16]日本教育行政学会：《各国中小学班级编制的比较研究》，林松庆译，《外国教育参考资料》1989年第3期，第47—53页。

[17]Achilles，C.M.Let's Put Kids First，Fin3lly Getting Cl3ss Size Right.Corwin Press，1999：112。

[18]W.E.Johnston，J.Z3h3ri3s.The St3te of Tennessee's Student/Te3cher Achievement R3tio Project（STRA）：Fin3l Summ3ry RePort。

[19]G.V.Cl3ss，L.S.C3hen，M.L.Smith，N.Filby.School Cl3ss Size：Rese3rch 3nd Policy，S3ge Public3tion，1982.

[20]和学新主编：《小班化教育探索》，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1]《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22]蒋文兰、么加利：《我国推行小班化教育之思》，《教育文汇》2008年第2期。

[23]周倩、周颖：《小班化教学刍议》，《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4]谢维和：《论班级活动中的管理注意倾向》，《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25]主要根据浙江省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和宁波市政府网站的甬城概览之人口状况数据整理。

[26]《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文工委的访谈记录》2012年3月30日。

[27]刘永和：《小班化，想说爱你真不容易》，《教育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