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差异”视角的学术史分析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尊贵和威仪在事实上迅速衰落，与此相应的则是诸侯实力急剧膨胀，原本统一的礼乐制度面临“礼废乐坏”的危机。时至战国，此种情形进一步恶化。刘向《校战国策书录》将当时的历史描述为:“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春秋战国时期由有序、统一演变至纷争、混乱的政治现实，在思想文化方面造成的强烈冲击和影响，突出表现为“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统一文化体制发生改变，王官之学散在民间，思想亦随即渐趋多元。⁽¹⁾此即《庄子·天下》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作为中国最早的一篇学术史文献，《庄子·天下》深刻指出，古代的“道术”具有完备、全面、整体且神明纯厚、和谐至善的特性，是政治治理无可置疑的根本依据和价值基础，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然而，及至“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时代，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从而成为“一曲之士”，并对后世学者无法理解神明纯备的“道术”深表遗憾:“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从《天下》“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等措辞表述中已隐约可以看出，观点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似乎已经超越彼此之间的共性和统一而成为战国时期思想界的重要文化特征。这种强调战国思想差异和分歧的分析思路，在其后的学术史演变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凸显。

《荀子·非十二子》分别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位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学者的思想观点进行一一剖析。虽然承认他们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在“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的层次、境界方面，上述思想的弊端和不足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显然，荀子对其他思想的分析批评暗合了《天下》的基本思路和探讨逻辑，都是以一种全面完备的思想境界为标准，批评各家观点的偏曲、狭隘，仍然预设并强调了各家思想的差异和分歧。《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按照思想主张的差异特征进行分类综述评析的学术史研究，事实上为后来者将思想学说相近的学者归为一“家”一“派”奠定了基础，如《韩非子·显学》就将“儒”、“墨”视为具有不同思想主张的两个学派:“今之显学，儒、墨也。”当时尚未直接以具有学派色彩的“家”来命名儒墨。及至《淮南子·要略》，则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探讨先秦诸子思想产生不同见解和主张的社会背景方面，诸如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形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²⁾如此，由于各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各不相同，自然也蕴涵了彼此之间差异和分歧的意味。《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将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加以评论，相较于《庄子》、《荀子》所论，多出“阴阳”一家。尤需强调的是，司马谈首次清晰地以“家”来命名先秦思想，使得各家观点之间的此疆彼界和各自的内涵外延更为清晰明了。至西汉之末，刘歆著《七略》，其中有《诸子略》一篇，在司马谈所论六家基础之上又增四家，分别为纵横家、杂家、农家与小说家，从而有“诸子十家”之说。其论十家，句首皆冠“某家者流”加以叙述，这种方式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承袭。⁽³⁾先秦诸子因彼此具体思想主张存在差异和分歧而不断为后人分析评论的结果，即为不同的家数、流派等学术史分析框架所限定。⁽⁴⁾研究和探讨先秦诸子思想的差异和分歧以及形成这种差异、分歧的思想、社会原因自古以来就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各是其是、我是彼非的争鸣格局无疑为后人强调为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争相斗艳的思想格局，原本清晰甚至绝对的是非标准和对错观念在争鸣语境中逐渐变得模糊化、相对化起来。各家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时，几乎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与自己政治思想观点不相吻合的其他学派，主张与己相异的政治观点是造成混乱、颓败的社会现实的思想根源，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现象，即:人们在和别人辩论时，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聪明的，别人是愚蠢的;自己是清醒的，别人是糊涂的。《荀子·荣辱》有深刻阐述:“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尽管荀子对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智”的做法表示反对，可是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他仍因急于批判其他学派的“非”与“愚”而未能摆脱这一思维模式的困扰，从而使得先秦诸子有关是非对错的标准问题的探讨蒙上了浓厚的学派辩论色彩。

按照“自以为是”、“自以为智”的辩论准则，必然产生人愚我智、人非我是的思想现象。站在儒家“亲亲、尊尊”的立场，自然会批判道家的“利己主义”、墨家的“泛爱主义”。《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站在儒家“仁政”、“礼治”的立场，法家“上下尊卑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张自然会遭到批判，故《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告子下》更将法家开疆辟土、富国强兵的“良臣”诋为“民贼”。《荀子·非十二子》则针对先秦各个学派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批判。站在墨家“非乐”、“非命”的立场，儒家重视丧礼、相信天命的观点被视为“赣愚”之学。《墨子·非儒下》称:“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法家基于《韩非子·显学》设定的“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的经验主义立场，对其他学派不切实际的虚妄政治主张批判尤多，更为激烈。《商君书·靳令》将儒家提倡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墨家提倡的“非兵、羞战”一律斥为“六虱”而加以禁绝。《韩非子·五蠹》将具有儒家、墨家、道家色彩的人诸如“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定性为国家的五种蠹虫，《韩非子·显学》篇更将墨家、儒家的学说视为“杂反之词，愚诬之学”。在此争鸣思想格局中，强调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与分歧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