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非子》及韩非子人格、身世

从古今学界对于《韩非子》作者及篇章真伪的考证和韩非子人格、身世的研究评论来考察，基本情况可谓歧见纷呈，观点层出，各种可能性似乎都被学养精深、考述缜密的研究者搜罗殆尽。约略而言，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学界前贤的考证成果及评论见解。

1．关于《韩非子》的作者及篇章真伪的争论

总体来说，学界基本没有人主张今本五十五篇《韩非子》全部为韩非子亲手所作，然而在具体篇章的文献学考订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如胡适认为:“《韩非子》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¹¹⁾与胡适观点相对的则属另一位注释《韩非子》的大家陈奇猷，他主张除《存韩》篇中李斯驳韩非及李斯上韩王二书、《内外储说》、《难四》、《难势》掺杂了某些异闻和注家观点外，整篇文字不出自韩非亲手者只有《人主》、《制分》两篇，其余均为韩非亲撰。⁽¹²⁾与胡适、陈奇猷两种稍显极端的观点不同，绝大多数学者基本都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容肇祖、梁启雄、陈启天及郑良树四家。对于今本五十五篇《韩非子》，容肇祖《韩非子考证》认为全伪、部分伪、疑伪者有十四篇，全真者有十三篇;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部分认为全伪、部分伪、有问题者十二篇，真、无大问题、思想同、似真者三十篇;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认为伪、部分伪、不可无疑、可疑者二十篇，真、可视为真者二十四篇;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认为，不是韩非作品的十三篇，属于韩非可靠的作品有四十二篇。⁽¹³⁾

具体篇目真伪考证的最大分歧集中于《初见秦》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初见秦》与《战国策·秦策一》中张仪说秦王章极为相似，加之《初见秦》内容有“亡韩”主张与《韩非子·存韩篇》的主旨不免抵牾，所以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张该篇出自韩非子之手者有吴师道、卢文弨、顾广圻、张文虎、陈祖釐、邓思善、松皋圆、高亨、张心澂、陈奇猷、严灵峰等;主张该篇出自张仪之手者有梁启超和胡适;主张该篇出自张仪而韩非袭用者有尹桐阳之《韩非子新释》;主张该篇出自范雎之手者有沙隋程氏;主张该篇出自蔡泽之手者有容肇祖、刘汝霖、陈启天、钱穆等;主张该篇出自吕不韦之手者为郭沫若、缪文远;主张该篇出自李斯之手者有曾繁康、邓廷爵。其余尚有太田方、蒋伯潜、梁启雄、周勋初等学者主张无法肯定该篇著者。⁽¹⁴⁾学界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考证该篇的真伪，追求事实真相的史家精神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在于，一般而言，探求《初见秦》归属的学术目的不外乎以此为史料研究韩非子的身世及思想。然而非常明显的是，无论《初见秦》是否为韩非子亲手所撰，其都不会对韩非子的思想主张产生原则性与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学界争论《初见秦》的作者，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该篇真伪直接涉及后人对韩非子人格的评判，因为学界基本都把《初见秦》视为韩非子所谓“爱国”、“卖国”的一个关键证据。⁽¹⁵⁾由于《初见秦》作者的问题无法直接从文献学考证得到说明，所以学者们又不得不联系韩非子的人格特征、身世经历来加以分析。然而，古今学界有关韩非子的人格判断、身世评论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2．关于韩非子身世、人格的争论(www.daowen.com)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战国策·秦策五》记载，韩非子虽出身韩国王室，然而属于韩王庶出，地位不高，加之在生理方面存在口吃缺陷，所以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韩王重用。韩国政局腐败及强国环伺的政治环境，迫使韩非子将其政治热情诉诸笔端，写出很多深刻抨击时政的政论文章。文章传入秦国后恰好被秦始皇看到，并为韩非子的思想所折服，感叹道:“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派兵攻打韩国，韩王在紧急关头被迫起用韩非子，与其商谈存韩之策，随即派他出使秦国劝谏秦始皇暂缓攻韩。韩非子到秦国后，在相关政见问题方面曾与李斯、姚贾发生尖锐冲突。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韩非为韩不为秦”的观点，将韩非子关进监狱，随后李斯送毒药迫令韩非子自杀(《战国策》记载，秦始皇在姚贾是否以秦国珠宝私交诸侯问题上采信姚贾意见而诛韩非)，时在公元前233年。

对于韩非子的身世，古今学者主要围绕着韩非子的出生年、死亡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性研究。由于除《史记》、《战国策》等雪泥鸿爪般的零星记载外，有关韩非子身世的文献史料明显不足，所以学界意见分歧比较大。对于韩非子出生年，基本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以钱穆为代表，根据韩非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的历史记载，假定韩、李年龄都在30岁左右，及至韩非子在韩王安五年使秦并被迫自杀(公元前233年)，李斯已在秦15年，据此推断韩非子生于韩釐王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前后。⁽¹⁶⁾另一种观点以陈千钧为代表，根据《韩非子·问田》中棠谿公曾与韩非子对话的记载，然后再参阅《外储说右上》棠谿公与韩昭侯(公元前358—前330在位)同时的文献，假定青年棠谿公在公元前330年左右见到晚年韩昭侯时大致年龄在二三十岁，如果他活到90岁，那么在公元前270年左右，这样就完全存在和时年大约25岁的韩非子探讨人生问题的可能性，据此推断韩非子生年应在公元前295年，死时大约六十余岁。⁽¹⁷⁾第三种观点以陈奇猷为代表，他认为李斯入秦时韩非子在学术上已经小有成就，年纪应在50岁左右。根据李斯在秦国从政15年推断，死于公元前233年的韩非子寿命应为65岁左右。由公元前233倒推65年，所以韩非子生年应在公元前298年左右，生在韩襄王末年。⁽¹⁸⁾

对于韩非子的死因，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韩非子之死是否与李斯相关、如何评价韩非子在《说难》篇对说话心理的精密分析与其“不得自脱”之间的关联。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显倾向于承认韩非子之死与李斯有关:一是李斯在秦始皇面前诋毁韩非子“终为韩不为秦”而使其下狱，二是“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联系此前“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的暗示，韩非子之死并不排除李斯忌妒同门而欲杀之的可能性。所以王充进一步将司马迁潜含的观点明确化为:“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对于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近人钱穆表示怀疑:“疑《史》所称李斯谮杀非者……然此自政论之不合，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其即为谮。”并分析之所以形成李斯妒杀同门的印象，原因就在于:“李斯晚节不终为世诟病众恶所归。所谓谮杀非者，今亦未见其必信耳。”⁽¹⁹⁾此说在当代既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同时也存在着较大观点分歧。⁽²⁰⁾

韩非子之死与《说难》篇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也是古今学者关注评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首先将《说难》与韩非子身世评价联系起来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不仅全文征引了《说难》篇，而且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迁由于自己身受宫刑的屈辱经历，本对韩非子“不得自脱”之判断怀有深切的同病相怜之意，但其隐含的最终不能自免于死之意思，对后世学者在韩非子身世分析尤其人格评论方面暗示甚多，影响至深，从而将《说难》篇体现的思想主旨与韩非子的人格、身世评价结合起来。《盐铁论·刑德篇》不但没对韩非子之死表示些许同情之意，反而认为“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韩非子“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批判的直接依据就来源于韩非子的《说难》篇。西汉扬雄在《法言·问明》篇对韩非子在《说难》篇主张迎合君主意愿的观点相当反感，认为这非君子所当为，隐约表达了韩非死有余辜的观点。⁽²¹⁾宋代学者苏辙也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说难》篇体现的非道义人格有关。沿此思路，后世学者进一步将《说难》与卖国求荣、咎由自取联系起来，对韩非子的道德品质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司马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四年》云:“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悯哉!”江瑔《读子卮言·论黄老老庄申韩之递变》也认为韩非子“残民而弃国”⁽²²⁾。

由于对韩非子残民弃国、不得善终的批判观点，直接涉及人们对韩非子整体人格的评判，所以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韩非子作为一个出卖宗主国的卖国者，客死他乡的结局并不值得人们同情。如郭沫若说:“有些学者爱说韩非忠于韩，实有心为‘存韩’之谋，其实那是上了李斯的当。韩非毫无疑问是有心用秦的。”⁽²³⁾有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存韩》篇乃韩非入秦后上秦王政书，题为后人所加。有些学者因此便认为韩非忠于故国，那简直是把韩非和楚的爱国诗人屈原等量齐观，其谬可知。”⁽²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韩非子的经历、人格都体现了一种忠于韩国的爱国精神。韩非子在秦朝被奉为“圣人”的历史自不必论⁽²⁵⁾，即便在汉代，陈人武臣也认为“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孔丛子·答问篇》)。⁽²⁶⁾近人陈千钧认为:“韩非乃爱国者”、“韩非救世之志，与古之圣贤有何异哉?”，“韩非具有勇敢牺牲之精神”⁽²⁷⁾。陈黻宸也说:“故始以亡韩者为秦谋，继以为秦谋者存韩，终必将以为韩者亡秦。”⁽²⁸⁾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也对韩非子的爱国情怀深为赞赏，认为“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²⁹⁾。第三种观点试图在“卖国论”与“爱国论”两种观点之间进行调和弥缝，认为韩非子存在既想“存韩”又欲“用秦”的矛盾心态。如钱穆认为韩非子只能算半个“抱有狭隘国家观点”的人，因为“他是韩国贵族。他在先也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到秦国以后，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