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伍野春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尽管目前我们尚难理清其源头，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像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史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下来。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关考证的专著要算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了，《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另外，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征引东晋孙盛《异同杂语》的内容可知，孙盛也曾在其书中对许多史事进行了考证。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三书早已亡佚。所以我们说，在历史考证学中，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考证内容是保存至今最早的完整记载。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享年八十岁。千百年来，裴氏以其《三国志注》而享誉史坛，然学者们几乎均重其史料价值而未及其他，本文拟就裴氏历史考证方法、特点及其地位进行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因此，他在注《三国志》时，将魏晋之际有关三国历史诸史书中“纰缪显然，言不附理者”注录于《三国志》的同人、同事之下，并对这些内容以及《三国志》中的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证，“以惩其妄”。本文即根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141则考证，归纳、分析其方法并阐述其特点和源流。

一　根据有关人物行年的活动考证史实

这是裴松之运用得较多而又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方法。例如：《魏志·凉茂传》载：“（公孙）度谓（凉）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对此，裴松之以《魏志·公孙度传》中公孙度“建安九年卒”为根据；分析道：“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邺，自后远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复在矣。”^〔1〕这是从公孙度和曹操的活动排除了公孙度讲这番话的可能。

由于《三国演义》以及许多戏剧的渲染，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如今已是妇孺皆知了。此事源于裴松之征引的郭冲的叙述，而裴氏在征引后即考证道：“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2〕这是从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活动否定了他俩战于阳平的时间，从而否定了空城计的事。从上述二例可以看出，由于裴松之能将有关人物行年的活动对照起来看问题，从而解决了若孤立地看毫无问题的史料的错误。

有时两则史料互相矛盾，似难判断，裴松之也能运用这种方法发现其间的联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魏志·嵇康传》载：“（嵇康）至景元中（260—263），坐事诛”，但干宝等人在其书中则载：“诛于正元二年（255）”。两种记载时间，前后相差六年以上。对此，裴松之将本传、《魏志·钟会传》以及干宝、孙盛、习凿齿所载和《山涛行状》六种与嵇康有关的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发现山涛在景元二年（216）任吏部郎时，曾打算推举嵇康代己，而嵇康以书告绝，这就证明嵇康当卒于景元二年以后，另外，嵇康被诛时，钟会任司隶校尉，而钟会任司隶校尉于景元中，根据这些，裴松之断言：“本传为是。”^〔3〕

二　根据有关人物的年龄考证史实

这也是裴松之运用得较多的一种方法。例如：《江表传》载，孙坚之子孙匡在洞口之役时，“为定武中郎”。裴松之以《吴志·孙匡传》载：“（孙匡）卒时年二十余”为根据，指出：“孙坚以初平二年（191）卒，洞口之役在黄初二年（221），（孙）坚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孙）匡时若尚在，本传不得云卒时年二十余也。”^〔4〕这是根据孙匡的年龄否定了《江表传》的记载

《蜀志·向朗传》载：“（向朗）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考之曰：“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228）中也。朗至延熙十年（247）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5〕这是根据向朗免职时间及卒年考证本传之误。

《典略》载：“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荀）彧。（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对此，裴松之根据唐衡的卒年和荀彧的生年考之曰：“《汉纪》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164）死，计彧于时年始二岁，则彧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6〕裴考为是。

由上述三例可以看出，裴松之根据有关人物的年龄考证史实，其过程是符合逻辑的，其结论也能明辨是非。

三　根据有关人物的职官考证史实

这种方法裴松之虽运用得不多，但均能解决疑难问题。例如：《吴书》载：“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裴松之指出：“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7〕这是从曹操的职官来考证《吴书》记载之虚。

孔衍《汉魏春秋》载：“许负，河内温县之妇人，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对此，裴松之据汉朝官制考证道：“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8〕

裴松之根据职官考证史实最突出的是下例：

《荀氏家传》载：“（荀）恺，晋武帝时为侍中。”

干宝《晋纪》载：“（晋）武帝使侍中荀、和峤俱至东宫。”

孙盛曰：“（晋）武帝遣侍中荀勖至东宫。”

按上述三书记载，荀恺、荀、和峤、荀勖均为晋武帝时侍中，裴松之不以为然，他从其职官入手考证道：“和峤为侍中，荀亡没久矣。荀勖位亚台司，不与峤同班，无缘方称侍中。二书所云，皆为非也。考其时位，恺实当之。”^〔9〕如此考证，严密精审，无懈可击。

四　根据社会调查所得考证史实

裴松之在晋安帝时，曾任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故郭县令，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时，曾随刘裕北伐后秦姚泓，并在洛阳任职，在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时，曾以散骑常侍巡视湘州（今湖南长沙）。他借外出任职、北伐和南巡之机考察了沿途和周围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并能以考察所得考证史书记载。例如：

《蜀志·李恢传》载：“章武元年（221）……（刘备）以（李）恢为降都督。”裴松之注曰：“臣松之讯之蜀人，云降地名，去蜀二千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10〕

干宝《搜神记》载：“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子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裴松之注曰：“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11〕

这些文字读来使人增添亲切感，犹如身临其境，从而信其言论。

五　对无法考证者采取存异或注明“未详”等字祥

历史上的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可以考证清楚的，有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或考古发掘的成果会逐步搞明白，有的将永远是历史之谜，裴松之对于“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的记载，采取了“并皆抄内以备异闻”^〔12〕的办法，例如：

《三国演义》中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经过，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其中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常被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曹操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此事《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其来源于裴注，而裴注是采用存异的方法注录有三说：

王沈《魏书》载：“（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职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www.daowen.com)

郭颁《魏晋世语》载：“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载：“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13〕

三种记载，各有来源，《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取其富于故事性的内容加工而成的。

在运用备异方法时，裴松之有时还提出疑问，以供读者参考，深思。例如：鱼豢《魏略》载：“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者。（赵）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纪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对此，裴松之以《魏志·武帝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为根据，指出：“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但由于无其他证据，所以，最后他很慎重地说：“疑此语为不然。”^〔14〕

对于那些有疑问但又无法考证者，裴松之大都注明了“未详”、“未详孰是”、“未详其故”、“未知何者为误”、“此语与本传不同”、“此语与××所说不同”等等，这种方法在《三国志注》中是较多的，此不赘举。

根据裴松之的141则考证我们知道，他考证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既有事件的时间、经过、结果，也有人物的生卒、出身、仕途；既有地名的变更，也有文字的错误，而他的根据比其考证的内容更加广泛，除大量文献记载外，还有风土人情、地方语言、民间传闻、实物、实地调查等等。他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在运用时能够博引傍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悉心考察，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广泛联系，找出其间的关系、矛盾，进而提出问题的症结，最终解决问题。他的考证大都以人物为中心，根据人物的活动、年龄、职官等进行考证；以时间为线索，根据人物的活动、年龄、职官等的时间进行考证，因而他的考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这是他能够取得许多重要考证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其考证的特点。

掌握渊博的知识是史学家的基本素质，然而，要写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书，史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否则，将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裴松之认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15〕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于考证的内容，能考者，竭尽全力考；不能考者，他总是采用存异或注明“未详”等字样的方法来处理。这是他考证的另一个特点。

诚然，裴松之在考证时也有疏误之处^〔16〕，他尚未将其方法升华为理论，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综合研究法、比较法、归纳法等，但是，我们看到在其考证中已含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中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裴松之的考证方法是在积累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发展而来的。如《论语·为政》篇中提出的“多闻阙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子罕》篇中提出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司马迁对许多无法断定的文字，用存于两篇，或在一篇中以“盖云”、“或云”将其记录下来；至于根据亲自调查的材料考证、补充史料的方法，司马迁也已采用，如《史记》中，陈涉少为人佣耕时怀有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刘邦好酒色的劣行、韩信受胯下之辱等等都是来源于调查所得，如刘歆《七略》将《韩非子》和《晏子春秋》中内容异同并录的存异。如是等等，一定会对裴松之产生很大的影响。

裴松之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各种方法，结合他那渊博的知识，严密的考证，才能使其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著名篇章。而他注明考证经过的形式又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如杜佑在《通典》的子注里，考证史料就是一证，《通典》卷一八七的子注中，记载了杜佑对《华阳国志》“猩猩能言，取其血可染朱罽”的考证，他不仅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最后证明“无此事”。这种形式到北宋司马光时，则发展得更为完备，他将著《资治通鉴》时，诸内容异同，考证取舍的理由写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并制定了撰写考证的公式。“先清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从之”^〔17〕。难道我们不可以说他们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吗？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

注　释

〔1〕　《魏志·凉茂传注》。

〔2〕　《蜀志·诸葛亮传注》。

〔3〕　《魏志·嵇康传注》。

〔4〕　《吴志·孙匡传注》。

〔5〕　《蜀志·向朗传注》。

〔6〕　《魏志·荀彧传注》。

〔7〕　《魏志·陶谦传注》。

〔8〕　《蜀志·刘璋传注》。

〔9〕　《魏志·荀彧传注》。

〔10〕　《蜀志·李恢传注》。

〔11〕　《魏志·齐王芳纪注》。

〔1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13〕　《魏志·武帝纪注》。

〔14〕　《魏志·赵俨传注》。

〔15〕　《魏志·高柔传注》。

〔16〕　参阅王仲翰《〈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第5卷。

〔17〕　司马光：《与范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