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逯耀东

唐代以前，《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并称三史^〔1〕。后来《东观汉记》轶失，于是就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2〕。后人因推重陈寿的史材与文笔，在三史之中又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三国志》承续《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陈寿却把《三国志》分成三书，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在断代史中又另创一格^〔3〕。

《三国志》虽将三书并列，但材料却各有来源，《魏书》是根据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节删而成；《蜀书》因当时蜀国无国史，由陈寿自己采集；《吴书》则据韦昭的《吴书》修正而成。不过《三国志》惟一的缺陷，就是陈寿当时所见的材料有限，内容不够充实，这个缺陷直到陈寿死后一百三十多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才加以弥补^〔4〕。

一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曲沃）人，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享年八十。《宋书·裴松之》说：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硅，正员外郎。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帝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郭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松之反使……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5〕

以上是裴松之的传记，《南史》所载略同。但所记过于简略，因此对上述材料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传称松之属河东闻喜裴氏，父祖名都不显，上代世系又不可考。案江南侨居的裴氏，可分为两支，一支是魏襄州刺史裴绰之后，于裴寿孙时寓居寿阳，又称为寿阳裴氏；另一支是晋太子左卫裴康的子孙，南渡后子孙不显，居地不详，裴松之一支或其支系。《晋书》卷五十九《东海孝献王越传》：

何伦、李恽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数幸其第。

裴妃是河东裴氏，仓促渡江，裴松之上一代或与裴妃同族，也在这时渡江来奔裴妃。传称裴松之“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帝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皆南北之望。”案《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殿中将军”条：“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又传称：“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洗马”之职是清官中的清官，甲族才能任此职。从裴松之起家为殿中将军，又任世子洗马，可知裴松之是当时第一流的世族。传又称：“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可知松之妻为庾氏，是庾楷之女。庾楷是庾亮之孙自东晋以来，庾氏一直是一流大族，裴松之既能与庾氏联姻，门第亦应匹配。所以仅就婚宦而论，裴松之都该是当时一流世家大族。

裴松之在政治上并没有建树，他的成就却表现在学术方面，传称：“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又称：“所著文论及《晋纪》……并行于世。”由此可知裴松之除注《三国志》外，并且还撰过《晋纪》。但事实上裴松之的著作不仅于此，现存裴松之可考的著作，大概是这样的。

1．《集注丧服经传》一卷：《隋志·经部》著录、释文纪录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6〕。马氏《玉函山房辑本序》称：“此书《唐志》不著录，一为答宋江氏问，一为答何承天书，皆言丧服。”

2．《北征记》：卷亡，《隋志》、《唐志》不著录。《后汉书·献帝纪》注引裴松之《北征记》称：“中牟台下临汴水，是官渡，袁绍、曹操垒尚存焉。”^〔7〕案《史记·高帝纪》索隐应劭注文，也应用上条《北征记》记事，但未注明作者姓氏，不过却可由征引内容看出。此外，还有一些书名相同的他家著述，如：《后汉书·郡国志（一）·司隶·河南》条注引徐齐民《北征记》，同书《郡国志（二）·豫州·陈国》条注引伏滔《北征记》等。《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又有戴氏撰《宋武北征记》一卷。以上所列，表明了使用《北征记》或如下文所说的《西征记》、《述征记》一类的名称，作为地理书名者，为数不少，但因其作者不同，仅由书名判断，容易混淆。

3．《西征记》：卷亡，隋唐《志》不著录。《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裴松之文称：“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8〕裴氏从征西至洛阳，或即为其《西征记》之所本。案《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作戴延之撰《西征记》二卷，但同卷又有戴祚撰《西征记》一卷。据此，《隋志》似乎视两者为不同之书。《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仅录戴祚《西征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同，但作二卷），无戴延之著述。郦道元《水经注》引用极多，但多作“戴延之曰”或径引《西征记》书名。《水经注》卷四“河水篇”杨守敬疏则据封演及章宗源等人的说法，指出“祚乃延之名，而以字行也”。这个论断似为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所据，陈氏考证《桃花源记》中纪实部分，戴延之《西征记》中的材料，就是陈氏主要的论据之一。撇开戴延之撰《西征记》二卷、戴祚撰《西征记》一卷两者是否为一书不论，古地理书中以方位记从征之作者甚伙，裴松之亦曾从征至洛阳，一如戴延之随刘裕次洛阳，则裴氏有《西征记》，并非不可能。

4．《述征记》：卷亡，隋唐《志》不著录。《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引裴松之《述征记》称：“老子宫前有双松柏，左阶之柏久枯。”^〔9〕案《宋书·裴松之传》称：“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以上三书或著于此时。又案《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作郭缘生撰《述征记》二卷，两《唐志》同。张守节《史记正义》、《后汉书》李贤注及郦道元《水经注》，往往引之。前述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亦多据之考证。但郭氏《述征记》与裴氏《述征记》，显非一书，应予辨明。

5．《裴氏家传》（四卷）：《世说新语·文学篇》注称：“荣期少有风姿才气，……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10〕又《任诞篇》称：“裴成公妇，王戎女。”注并引《裴氏家传》^〔11〕。《梁书·裴子野传》称子野续《裴氏家传》二卷^〔12〕。两《唐志》有裴松之著《裴氏家记》三卷。

6．《晋纪》：《宋书》本传称：“所著文论及《晋纪》，……并行于世。”^〔13〕隋唐《志》不著录。清汤球所辑诸家《晋纪》，辑有裴氏《晋纪》永和元年及隆安元年两卷。^〔14〕

7．《史目》：卷亡，隋唐《志》不著录。《史记·五帝本纪》之《正义》引称裴松之《史目》^〔15〕。

8．《宋元嘉起居注》（五十卷）：《旧唐志》作六十卷^〔16〕，《新唐志》作七十一卷^〔17〕。《文苑英华》载裴子野《宋略·总论》称：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18〕。案《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并引《元嘉起居注》，或称《文帝元嘉起居注》，或题为《元嘉十年起居注》、《二十九年起居注》。又案宋文帝于少帝景平二年八月丁酉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三十年二月甲子为元凶邵所弑。而松之卒于元嘉二十八年，所以《元嘉起居注》非尽是松之所撰，或元嘉十二年前之记注为其所撰。

9．《三国志注》：本传称松之元嘉三年奉使湘州还，“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19〕案松之《上〈三国志注〉表》，题称“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裴松之上”。

10．《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书》作二十卷^〔20〕，两《唐志》作三十卷。严可均所编之《全宋文》称裴松之有集二十一卷，并辑有松之表奏议答、及《郭冲难诸葛亮五事》，凡七篇^〔21〕。

综合以上可考的十种裴松之著作，可以了解他的著作是以经、史为主的，它们表现魏晋时代学术转变时期的传统是经史并修的。关于裴松之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宋书》本传仅说：“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但自裴松之以后，裴氏家族是世传经、史之业的。裴松之之子裴骃集注司马迁《史记》。裴骃之子昭明，《南齐书》卷五十三本传称其“传儒史之业”^〔22〕；所谓“儒史之业”就是经、史之业。裴昭明又常谓：“人生何事须众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众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昭明子子野，案《梁书》子野本传称：

字几原……兄黎，弟楷、绰，并有盛名，所谓“四裴”也。……（子野）少好学，……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钞合后汉事四十余卷，又敕撰……《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23〕

又撰《宋略》二十卷，《梁书》本传陈：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沼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

又称：

（中书范缜）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史，苑囿经籍，游息文艺，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24〕

这里说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史”，从他注作丧服、续《裴氏家传》、合钞后汉事及欲继承先业完成裴松之未完成的《宋史》，因而撰成《宋略》等事看来，都是传其家学。不过，裴松之和裴子野的著作虽然都表现魏晋经史兼修的学术传统，但却有偏重史学的倾向。裴氏自裴松之以后，世代传史，形成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史学世家，也可以为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作一旁证。

二

现在一般所谓的“注”是指附于书或论文章节之后的注而言，这种注属于作者的自注^〔25〕。其目的在于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探讨与解释；并辅助读者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它的功用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说明文中所引的论证与文献的来源；二、对于阻碍本文进展的支节，及使读者困惑，并减低他们阅读兴趣的技术性讨论、烦琐的考证、饾饤的解说，都置于注中；三、对本文引用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对同一问题所作的讨论或结论，予以明确的提示；四、对于有关的参考资料，作一个综合的分析^〔26〕。

不过，上述的注与中国传统“注”的本意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注”，据许慎的《说文》表示：“注，灌也，从水主声。”^〔27〕《经籍纂诂》“注”字条下引《一切经音义》卷一，又可作“泻”解^〔28〕。其引申义又可作“传注”的“注”解。“传注”也就是六书之一的转注^〔29〕，段玉裁解释“转注”说：“引之有适也，故释言、释训，皆转注也。”^〔30〕古人解释经典著作称之为注，即本于此。所以贾逵说：“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31〕孔安国与贾逵的说法相似，他说：“注者，解书之名，不敢传述，直注己意而已，皆灌注之意。”^〔32〕郑玄则把“注”解为“著”，他说：“言为解说，使其意义著明也。”^〔33〕对于注的源流与演变，刘知幾曾做过比较具体的归纳，他说：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34〕

因此，传、注同为“传之时义，配经而行”的著作，关于这个问题，顾炎武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

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岐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穀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35〕

这些解释经典的著作，除了顾氏指出的传、笺、解、学之外，尚有故、微、通等不同的名称^〔36〕。名称虽异，但其申明经义的目的则一。因此经典的注疏，就是对于经典的章句与字义加以注解，至于注解的形式，最初以训诂为主，然后则析其微旨，阐其大义。因此训诂是注解经典的基本工作，正如钱大昕所说：

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非别有义理出于训诂之外也。^〔37〕

“训诂者，义理之所由”这两句话正说明训诂与义理的关系，同时也阐明经注的基本精神。由训诂而义理，是经注的程序和形式，所以训诂和义理就是经注的双轨。

不过，史注与经注稍有不同，关于史注与经注的差异，钱大昭曾作了一个初步的区分，他说：

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38〕

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刘知幾将史注的形式，分为四类，他说：

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注》，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阳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39〕

刘知幾将裴骃的《史记集解》，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晋灼的《汉书集注》，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列为“儒宗训解”的一类。将挚虞的《三辅决录注》等，归列为章句“委曲叙事”的一类。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列为“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的一类。而将阳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列为“手自刊补，定彼榛楛，列为子注”的一类。但事实上，第一类是承继经注的形式而来；至于后三类，不论“委曲叙事”、或“掇众史之异辞”，及“手自刊补”的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事”，这是史注的基本形式。尤其后面两项，是魏晋以来所盛行的史注的“合本子注”之法。^〔40〕

关于承继经注发展而形成的史注，以音义、训诂为基础释明章句、字义、制度、地理等，裴骃曾说明其内容说：

考校此书（《史记》），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41〕

“研众本为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和“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的史注，正是经注的形式。所以这种史注的形式和经注是一致的，颜师古的《汉书集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注《汉书》的形式如：

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师古曰：“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遵修之。”

二、“《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师古曰：“下《系》之辞也，弧，木弓也。剡谓锐而利之也。音戈冉反。”^〔42〕

从上述两例，可以了解这种音义训解的史注，一方面是继承经注的传统，一方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背景，由于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后，史学也成为一种专家之学。这种专家之学，也就是章实斋所说的：

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43〕

阐其家学，严守家法，是经注者所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由于当时史学既已成为独立的一科，也被视为专家之学，设帐授徒、口传其业，必然会发生读音与释义的困难，因而产生了训诂音义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和经学“法外传心”的教学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中国自古经史不分，史学是附著于经学的一支。所以这种被刘知幾称为“儒宗训解”的史注形式，采用了经注的传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三

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所作的注，完成于宋元嘉六年。东晋以后，史料出现渐多，所以裴松之才能“鸠集传记，广增异闻”^〔44〕，利用许多不同来源的材料，点滴汇集，完成他那“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的工作^〔45〕。注成之后，奏上，被誉为不朽之作^〔46〕。但后来刘知幾与成陈振孙对于他这种工作，都批评过于“烦芜”^〔47〕，叶适也认为“注之所载，皆［陈］寿之弃馀”^〔48〕。不过事实上，裴松之的注多于陈寿原书，且所引的材料也多首尾俱全。这些材料在隋唐以后，大部分散轶，所以单就保存这个时代的材料而言，已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后世史家而言，不仅不会感到裴注“烦芜”，更会认为裴注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宝藏。正如钱大昭所说：

夫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实能会通诸书，则成畦町，若依后世《新唐书》、《五代史》之例，可自作一史，与承祚方轨并驾。乃不自为而为之注者，谦也。窃尝论之，注史与注经不同，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记载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岂若世期（松之）博引载籍，广增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49〕

基于上述缘故，对于裴松之注《三国志》，究竟引用了多少种魏晋时代的史料，成为后世学者探索的对象。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钱大昭的《三国志辨疑》、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赵绍祖的《读书偶记》、沈家本的《古书目四种》之一的《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目》，与近人王念祖的《三国志裴注引书目》，以及王钟翰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的《三国志裴注考证》等，都曾做过辑《三国志》裴注引书目的工作，但却都互有乖误和遗漏。以上七种辑录裴注所引书目的著作中，王钟翰与沈家本两家，是把经、子与集部的目录并收的。不过王氏所辑错误、遗漏很多，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沈家本《古书目四种》中的《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目》比较完整。沈氏的裴氏引书，以及他另外的《世说新语注引书目》、《后汉志引书目》，同时编于《沈寄簃先生遗书》中卷。这份书目依照《隋书·经籍志》分类方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中又另有细目，计经部24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共210家^〔50〕。

不过上引书目，并不完备，而且有或多或少的错误^〔51〕。因此，更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法，将霸史以上的正史、古史划入已完成的史书部分，霸史以下划入史料部分。起居注、职官、仪注、地理、杂传、谱系等等，都是还没有经过史家删削，仍然保持原有面貌的历史资料。如果首先把史料和史书作一个区分后，便可以对裴松之所引用的材料，得到一个较清晰的了解。虽然裴松之所引用的材料，并不限于这个范围，他除了引用魏晋以来的史料外，还引用了魏晋时代其他的著作，和一部分魏晋以前的经传和史书。不过，他所引用魏晋以前的著作，都是作为音义注释的，因此可以划于史料的范围以外。至于他引用魏晋时代其他的著作，是为了补陈寿之阙的，所以也划入史料的部分。根据这个标准初步统计，得史书39种、史料101种，其他魏晋时代的著作47种，共187种^〔52〕。较钱氏所录多出24种，比赵氏多出36种。但如果将钱、赵杂录魏晋以前的著作，而裴松之引来作为训解的删略，当然还不止此数，同时也比沈家本的裴注引书目多出8种。

以上述187种裴松之所引用的材料，与《隋书·经籍志》、两《唐书》之《经籍志》、《艺文志》并相核对，所得的结果是这样的：裴氏所引的书著录在《隋书·经籍志》的仅百分之四十六点二，虽然在李唐统一中国以后，所轶失的书籍重现的较多，但著录在两《唐志》的百分比，也不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七而已^〔53〕。而宋代以后，著录在《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已十不存一了。这些材料在裴注中都完整地保存着，没有经过史家的删节，保持原有面目。这些材料的时间上限与下限的范围，正如裴松之自己所说：“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54〕因此，如果要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则裴注的史料价值，当凌驾陈寿的《三国志》、范蔚宗的《后汉书》之上，至于《晋书》的西晋初年部分，则更瞠乎其后了。

不过，保存史料的功绩，只是《三国志》裴注的意外收获，裴松之注真正价值不仅于此。除了对史料的汇集外，裴松之对于材料的处理、考订、批评，都有独到之处。尤其他对那个时代的史学，所表示的卓越批评，更是《三国志》裴注精意之所在。

统计《三国志》全书2389条裴注，其中《魏书》1477条，《蜀书》358条，《吴书》554条^〔55〕，其中除了少数音义训释，或引他书兼评史事，以及259条裴松之的自注外，其他大部分的裴注，都是裴松之所谓“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的原则下^〔56〕，分别用四种不同的途径搜集材料，进行他的补阙工作。这四种不同的途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

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57〕

不过，这只是裴松之处理材料的最初阶段，在他将所搜集材料经过归纳和分类以后，分别注入《三国志》中，以弥补陈寿的“失之于略”和“时有所脱漏”的缺陷^〔58〕。然而，这只是裴氏作注过程中的“补阙”与“备异”而已，并不是裴注最终的目的。裴松之自称他作注的目的是：

绩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59〕

绩事聚色，蜜蜂兼采，是他搜集材料的方法与态度；而“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是他作注的最终目的与理想。因为他心中理想的注，是必须有所“发明”的^〔60〕，也就是汇集许多来源不同的材料，经过酝酿而成；因此我们不能视裴注仅只补陈寿之阙而已。在他的自注之中，也显著地表示出他个人对历史的看法。

裴松之的自注，也就是在《三国志注》中的“臣松之案”与“臣松之以为”，以及那些没有列举书名的注^〔61〕。不过，“臣松之案”与“臣松之以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前者是裴氏引用其他材料所作的考证或解释，后者则为裴氏对史事的议论，以及对历史人物所作的品评。因此，这些自注都是裴松之汇集材料，经过考证与分析以后，提出的见解。归纳裴松之的自注，可分为史料的考证、史学著作的批评、史事与历史人物的臧否，以及对陈寿著作中所引用当时有关的论议、表奏的音义训解^〔62〕。

关于裴松之对于材料的处理方法和态度，他自己曾具体地说过：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圃，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63〕

以上所引裴松之自叙其注《三国志》的体例，共分为“补阙”、“备异”、“惩妄”及“论辩”四类。“补阙”与“备异”属于材料的补述，已见前论。至于“惩妄”与“论辩”，则是对于材料的考证和批评。不论是对史事的补述或考证，其目的都在说明事实的真相，这正是史注所具有的特质。

总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并不像刘知幾批评的那样“才智力微，不能自达”，仅仅搜集排比史料而已^〔64〕。补阙、备异只是裴注的一端，并非裴松之的本意所在。裴松之的本意是在追求历史的真相。关于这一点，他所表现的是相当固执的。《宋书·裴松之传》所载他的《上禁断私碑表》就说：

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

“显彰茂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这正是《三国志》裴注的意旨所在。所以，裴松之对于那些记载不实的著作，虽然在“备异”的原则下加以引用，但经过考证发现错误后，便予以非常严厉的批评。因此“假伪之辞”，“记述乖误”、“记述不实”、“记述之谬”等等字眼，常常跃现于裴注的字里行间。

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原则下，不仅历史的记载应该求真，即使历史的语言也必须合乎所记载的时代。所以裴松之对于孙盛仿《左传》而写《魏氏春秋》，就认为不当：

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亦不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65〕

又，《魏书》卷二十二《陈泰传》注引《魏氏春秋》：“帝之崩也……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裴注引干宝《晋纪》：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觊召之，觊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

臣松之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6〕(www.daowen.com)

所谓“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也就是说记载历史语言，必须与其所记载的时代相吻合，不能辞胜质而任意更改。又，《魏书》卷二十一《王粲附嵇康传》引《魏氏春秋》、《晋阳秋》及裴松之考证说：

（《魏氏春秋》）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

（《晋阳秋》）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

（裴注）云：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

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毋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如本传为审。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授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毋丘俭年杀嵇、吕？此又干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67〕

以上是裴松之对于材料的考证，由材料的考证而批评孙盛、习凿齿记载的不实。从裴松之的“案”，也可以了解他对于材料的考证方法。至于裴松之对于魏晋史书的批评，也有很多例子，今举其一，以概其馀。

（《魏书·高贵乡公传》）甲辰，安风津都尉斩（毋丘）俭，传首京都。

（注引《世语》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

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此，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瑶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68〕

由以上所引，可知裴松之不仅是补陈寿之阙轶而已，他对于魏晋史书也作了一个具体的批评。这些批评除了材料本身外，更涉及到方法和体裁方面，即使对陈寿的《三国志》体例也有所批评，例如：

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馀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69〕

由此可知，《三国志》裴注开创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先河，虽然在裴松之以前班彪等人也有史学批评，但却不具体。何况裴注所引的材料“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人百载”^〔70〕。不但包括了魏晋时代绝大部分的史书，更对魏晋时代的史学提出总结性的评论。因此，裴注不仅开创中国史注的新体例，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批评的始创者。对以后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史评，及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都发生先导性的作用。所以，《三国志》裴注是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转变的关键，这也正是《三国志》裴注的真正价值所在。

（原文发表于1974年，又见专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

注　释

〔1〕〔2〕　李宗侗师《史学概要》。

〔3〕　两《唐志》著录《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1卷，分别计数。《魏志》入《正史类》，《蜀志》、《吴志》入《伪史类》，共66卷，较《隋书·经籍志》65卷多1卷。又据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中《〈世说新语〉注引书目》称多出1卷是陈寿的序录，唐以后轶散，故宋代书目不载。

〔4〕　缪钺：《陈寿与〈三国志〉》，见氏著《读史存稿》。

〔5〕　《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6〕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7〕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8〕　《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

〔9〕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台北：文海，1963年）“河南道”条。

〔10〕　《世说新语》上卷《文学第四》。

〔11〕　《世说新语》下卷《任诞第二十三》。

〔12〕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

〔13〕　《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14〕　《晋纪辑本》。

〔15〕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

〔16〕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

〔17〕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

〔18〕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裴子野《宋略·总论》。

〔19〕　《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20〕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

〔21〕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宋文》卷十七。

〔22〕　《南齐书》卷五十三《裴昭明传》。

〔23〕〔24〕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

〔25〕　此处所指的自注，与章实斋所称的自注不同。章氏《文史通义》卷三《史注篇》称：“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

〔26〕　现代注的作用，主要是受到西方近代学院派论文的影响而出现的。

〔27〕〔29〕〔30〕　《说文解字注》卷一百一十二。

〔28〕　《经籍纂诂》卷七。

〔31〕　《仪礼》卷一郑注贾逵疏。

〔32〕　《仪礼》卷一《曲礼目》孔疏。

〔33〕　《说文解字诂林》卷十一上，注引“通训定声”条。

〔34〕　《史通》卷五《补注篇》。

〔35〕　《日知录》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条。

〔36〕　《容斋随笔》卷六“经解之名”条。

〔37〕　《经籍纂诂序》。

〔38〕　《三国志辨疑·自序》。

〔39〕　《史通》卷五《补注篇》。

〔40〕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读〈洛阳伽蓝记〉书后》。

〔41〕　《史记集解序》。

〔42〕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43〕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注篇》。

〔44〕〔45〕　《上〈三国志注〉表》。

〔46〕　《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47〕　《史通》卷五《补注篇》；《直斋书录解题》也称裴注“烦芜”。

〔48〕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引叶适语。

〔49〕　《三国志辨疑·自序》。

〔50〕　《〈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51〕〔52〕　清人沈家本、钱大昕、赵翼、赵绍祖，与近人王念祖、王钟翰皆著有裴注引书目，互有缺错。有关裴注的引书目录，本书《〈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材料》曾予讨论，见第273页。

〔53〕　清人沈家本、钱大昕、赵翼、赵绍祖，与近人王念祖、王钟翰皆著有裴注引书目，互有缺错。有关裴注的引书目录，本书《〈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材料》曾予讨论，见第273页。

〔54〕〔56〕　《上〈三国志注〉表》。

〔55〕　《〈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5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正史类》。

〔58〕〔59〕　《上〈三国志注〉表》。

〔60〕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臻传》注引《旧事》，称臻孙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裴松之批评：“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由此可知裴氏认为注必须要有创见发明的。

〔61〕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卢弼认为未引书名者，亦为裴氏的自注。

〔6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裴松之“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这种批评欠妥，因为裴注音义，也有定例，皆注于陈书直引他人作品与奏议，三国以前史事，和少数的地名之下，很少有例外的。

〔63〕　《上〈三国志注〉表》。

〔64〕　《史通》卷五《补注篇》。

〔65〕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66〕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泰传》注引《魏氏春秋》、干宝《晋纪》。

〔67〕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晋阳秋》。

〔68〕　《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传》注引《世语》。

〔69〕　《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

〔70〕　《上〈三国志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