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杨翼骧

裴松之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所撰《三国志注》内容宏富，独具特色，有非常宝贵的价值。但过去的学者大多以其注解之文为附庸之作，抱着轻视的态度。如唐朝人刘知幾以裴氏乃“好事之子，思广异闻”，系“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之流（《史通·补注》）；清朝人章学诚说裴氏“依光于陈寿”，属“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之类（《文史通义·言公中》）。这些看法都是不允当的。因为对一部著作的评价，不应仅从其形式上着眼，而应根据其内容来探讨。现在，我们为了更好地继承古代的史学遗产，应当对裴氏的著作重新研究，以申明他对于史学的贡献。

一　裴松之的生平及著作

裴松之，字世期，其先世原为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自西晋末年以后移居江南。他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享寿八十岁。

裴松之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自幼读书，八岁时已学通《论语》和《毛诗》，后来博读典籍，学识益进。二十岁开始为官，在东晋孝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晋安帝时历任吴兴郡故鄣县令、尚书祠部郎。

当他任尚书祠部郎时，因鉴于官僚地主之家“世立私碑，有乖事实”，遂上表建议严加限制，云：

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宋书·裴松之传》）

他虽然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但能识破自东汉以来官僚地主虚自标榜的恶习，予以揭露，并请求禁裁，可谓具有卓见。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晋军攻占洛阳后，松之即在洛阳任职。不久，又被召回江南，历任世子洗马、零陵内史、国子博土等职。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这时松之已四十九岁。

宋文帝于元嘉三年（426）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分巡各州。松之被派赴湘州。自湘州巡行归来后，又任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被封为西乡侯。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载过于简略，乃令松之为之补注。松之广搜资料，精心撰作，于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宋书》本传。《南史》本传作：“裴世期为不朽矣！”）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

在《三国志注》撰成后，松之历任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致仕，又历为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并兼领国子博士。

元嘉二十八年（451），松之已八十岁，奉命继续何承天撰述本朝的历史，但未及动笔就去世了。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博采典籍，撰《史记集解》；曾孙裴子野，剪裁刘宋一代史料，撰编年史《宋略》（已佚），都为史部名著，对史学有重要的贡献。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了《三国志注》外，尚有以下五种：

《晋纪》——《宋书》本传载松之著有《晋纪》，但《隋书·经籍志》未著录。按《玉海》卷46引唐太守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修晋书诏》有云：“干、陆、曹、邓，略记帝王；鸾、盛、广、松，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有。”^〔1〕松，即指裴松之。又《北堂书钞·设官部》引裴松之《晋纪》云：“江彪三为选官，少有荐举。”据此，松之确实著有《晋纪》，而《隋书·经籍志》失载了。

《宋元嘉起居注》——《文苑英华》卷754载裴子野《宋略·总论》云：“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著录《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原注云：“梁六十卷。”惟未题撰者姓名。盖此书系经数人先后撰成，而松之于元嘉十二年奉命撰著，于元嘉二十八年去世，所撰仅其中一部分而已。

《裴氏家传》——《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裴氏家传》四卷，裴松之撰。”

《集注丧服经传》——《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裴松之集》——《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原注云：“梁二十一卷。”

但是，裴松之的这五部著作，都早已亡佚。我们研究他的史学，只有依靠现存的《三国志注》了。

二　《三国志注》的内容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将《三国志注》的内容作了概括的叙述。他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即补阙、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后来清朝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及《三国志注》的内容时又说：“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史部正史类《三国志》提要）实际上是将裴氏自述的次序加以变换外，又将“补阙”分而为四，“矫妄”与“论辩”合而为一。我们现在重新研究《三国志注》的内容，认为可以分如下八类：

（一）关于文字上的解释，即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

注明字音的，如《魏志·武帝纪注》：“眭，申随反。”“泒音孤”。《吴志·刘繇传注》：“笮，音壮力反。”《吴志·朱然传注》：“《襄阳记》曰：柤音如租税之租。”等等。也有对注文中的字加以注音的，如《蜀志·庞统传注》中引蒋济《万机论》之文后注云：“胲，音改。”

解释文义的，如《魏志·文帝纪》“款塞内附”，《注》：“应劭《汉书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蜀志·秦宓传注》：“簿，手版也。”《吴志·孙权传》“鄱阳言白虎仁”《注》：“《瑞应图》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等。

校勘文字的，如《魏志·徐晃传》“今假臣精兵”。《注》：“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蜀志·向朗传》“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注》：“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吴志·薛综传》“横目苟身”，《注》：“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等。

注解名物的，如《魏志·齐王芳纪注》引《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神异经》之文以解释“火浣布”；《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之文以解释“连弩”，又引《诸葛亮集》之文以解释“木牛”及“流马”；《吴志·孙皓传注》引《太康三年地记》及《吴历》之文以解释“显明宫”等。

注释地理的，如《魏志·王朗传注》：“御儿，吴界边戍之地名。”《魏志·任城王彰传注》：“桑乾县属代郡，今北虏居之，号为索干之部。”《蜀志·后主传注》：“湔，县名也，属蜀郡。”《吴志·孙权传注》：“《吴录》曰：罗阳，今固安县。”等。

注释典故的，如在《魏志·武帝纪注》中引《公羊传》及何休《注》以释“缀旒”，引《尚书·盘庚》及郑玄《注》以释“穑人昏作”，在《蜀志·后主传注》中引《礼记》及郑玄《注》以释“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在《吴志·孙权传注》中引《国语》以释“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等。

以上这一类是一般注书的内容，在裴氏以前，如东汉人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三国人韦昭的《国语解》、东晋人徐广的《史记音义》等，都系此类。这一类的文字在裴注中有相当多的数量，但《上三国志注表》中并未叙及，这是什么缘故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史部正史类《三国志》提要）这个揣测是否符合事实，已无法证明。但是裴氏自言“奉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上三国志注表》），可知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注解不过是附带的工作，诚如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所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因而也就不在上表中叙及了。

（二）补充记载简略处

陈寿《三国志》记载简略，对许多重要史事的过程和人物的事迹都叙述不明。裴氏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较详细的具体事实。这一类的注文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部分。随便举几个例，如《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之文，以补充建安元年曹操在许昌开始实行屯田事；《蜀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之文，以补充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与魏军交战经过；《吴志·孙权传注》引虞溥《江表传》所载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前曹操与孙权书。而且还有时说明其补充材料的理由，如《魏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于引录建安二十三年曹丕《与吴质书》之后，云：“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如《傅嘏传注》于引录司马彪《战略》所载傅嘏对答伐吴的意见之词以前，云：“司马彪《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

（三）补充记载遗漏处

陈寿《三国志》不但记载简略，而且往往将许多重要史实和人物传记完全遗漏。裴氏搜集资料予以补充，使读者得到比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如《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补充了曹操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补充了孔桂的传记；《魏志·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补充了贾洪等六人的传记；《魏志·杜夔传注》引傅玄之文补充了马钧的生平事迹等。又《蜀志·杨戏传》末尾引《益部耆旧杂记》所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的传记，在现存各种版本中都列为《三国志》的正文，经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也系裴氏所补充的这一类的注文（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三国志注误入正文”条）。

（四）考辨记载的讹误

裴氏不但补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而且对记载也做了考辨讹误的工作，这一类的注文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陈寿记载的考辨。如《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兵不满万”，裴氏在注文中列举数条证据以辨曹兵“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注》中据荀彧所说“十万之众”，更进而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又如《魏志·明帝纪》记载魏明帝死时年三十六，裴氏在注文中细加考证云：“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也有引用其他史家的考证以辨明陈寿记载的错误的，如《吴志·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蒲忠与胡质之事，裴氏则在注中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以辨明“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一种是对其他史家记载的考辨。如《蜀志·诸葛亮传注》所引鱼豢《魏略》记载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见之事，系诸葛亮先去求见刘备；裴氏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之语，以辨明“非亮先诣备”。又如《吴志·孙匡传注》所引虞溥《江表传》载孙匡事，裴氏考证认为“此盖权别生弟朗，《江表传》误以为匡也”。

（五）对于各家不同的记载的意见

三国时代的历史事迹，各家记载往往不同，裴氏对于这些不同的记载，经过比较研究之后，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一类的注文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陈寿记载正确，而其他记载错误的。如《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录王沈《魏书》载甄后事迹，与陈寿所记不同，裴氏认为王沈的记载乃“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又如《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记常林与司马懿之事，云：“案《魏略》此语与本传反。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本传为是。”又如《蜀志·魏延传注》录鱼豢《魏略》所载诸葛亮临死前嘱魏延之语及诸葛亮死后杨仪与魏延相攻之事，与陈寿所记不同，裴氏认为鱼豢所记“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也有引录其他史家对于不同的记载的意见的，如《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注》所录乐资《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寿《吴志》所记不同，乃引孙盛《异同评》云：“案《吴志》刘备先破公（曹操）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一种是陈寿记载错误，而其他记载正确的。如《吴志·孙策传注》引张勃《吴录》所记孙策上表中有“臣年十七，丧失所怙”之语，裴氏以《吴志·孙坚传》、《孙策传》与张璠《后汉纪》及胡冲《吴历》相对照，知陈寿在《孙坚传》中所记有误，遂云：“案本传云孙坚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时年二十六。计坚之亡，策应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则为不符，张璠《汉记》（应作《后汉纪》）及《吴历》并以坚初平二年死，此为是，而本传误也。”又如《吴志·楼玄传注》引虞溥《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之事，与陈寿所记比较，裴氏认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也有引录其他史家的意见的，如《吴志·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词，与陈寿所记不同，乃引用孙盛的论断说：“《吴历》为长。”

一种是各家记载虽不同，但不能判断孰是孰非的。裴氏对于这种情况，常分别加以“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如《魏志·武帝纪注》于引郭颁《世语》载魏讽事迹后，云：“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魏志·张邈传注》于引《献帝春秋》所载张邈对袁术之语后，云：“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吴志·孙策传注》云：“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魏志·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注》云：“案《陈留耆旧传》及谢承《书》（《后汉书》），干应为柔从父，非从兄也，未知何者为误。”或仅分别注以“与……不同”、“与……违”、“与……反”等语，而不再加以论断，如《魏志·袁术传》载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裴氏于引录《英雄记》的记载后，云：“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吴志·孙皓传注》引《华阳国志》所记吴将璜与晋将杨稷、毛炅攻战事后，云：“此与《汉晋春秋》所说不同。”《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所载沮授与郭图等对袁绍迎汉献帝都邺的不同意见后，注云：“案此书称郭图之计则与本传违也。”《魏志·文聘传注》引《魏略》所载文聘与孙权交战事后，云：“《魏略》此语，与本传反。”《魏志·郭嘉传注》引《魏书》与《傅子》所载郭嘉与曹操论刘备之语后，云：“《魏书》所云，与《傅子》正反也。”等。

（六）对于史事及人物的评论

裴氏在注文中不但补充事实，而且常有对于史事及人物的评论。这一类的注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裴氏自己的评论，一种是引录其他史家的评论。

裴氏自己的评论，如《魏志·贾诩传注》对于贾诩劝李催攻打长安的评论；《蜀志·关羽传注》对于曹操听任关羽投奔刘备而不去追赶的评论；《吴志·张昭传注》对于张昭劝迎曹操的评论等等。

裴氏引录其他史家的评论，如《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对于曹操的评论；《魏志·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鱼豢对于董遇、贾洪、邯郸淳等人的评论；《蜀志·诸葛瞻传注》引干宝对于诸葛瞻的评论；《吴志·孙权传（太元元年）注》引孙盛对于孙权的评论；《蜀志·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习凿齿对诸葛亮斩马谡的评论等等。其中以引录孙盛及习凿齿二人的较多。

这一类的注文，表露了裴氏及其他史家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可以启发读者的兴趣，并供后来研究历史的人参考。

（七）对于陈寿的批评

裴松之对于陈寿《三国志》一书，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做了总的评价，指出它的优点是：“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缺点是：“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在注文中，裴氏对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时常有所评论，曾指出陈寿的记载优于其他史家之处，如言“陈氏删落，良有以也”（《魏志·文昭甄皇后注》），“本传为是”（《魏志·常林传注》），“不得与本传争审”（《蜀志·魏延传注》）等；而对陈寿著作中的缺点，更悉心指出，予以批评。裴氏对于陈氏缺点的批评，可分为三种：一是记事的不当，一是编纂的不当，一是评论的不当。

批评陈寿记事不当的，如在《魏志·武帝纪注》中，列举证据指出其记载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兵不满万”为不符事实后，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在《魏志·张郃传注》中指出《张郃传》所记张郃投降事，与《武帝纪》、《袁绍传》所记“为参错不同”。在《吴志·鲁肃传注》中指出，据《鲁肃传》所载，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曹操，“皆肃之本谋”；而据《蜀志·诸葛亮传》所载，则又“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裴氏遂提出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www.daowen.com)

批评陈寿编纂不当的，如在《魏志·荀彧荀攸贾诩传注》中认为不应将贾诩与二荀同编，云：“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在《蜀志·董允传注》中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之传，云：“松之以为陈群子泰、陆逊子抗传，皆以子系父，不别载姓；及王肃、杜恕、张承、顾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独否，未详其意。当以允名位优重，事迹逾父故邪？”又在《吴志·诸葛瑾传注》中认为将诸葛瑾与刘备笺“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等。

批评陈寿评论不当的，如《魏志·袁术传评》谓“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裴氏以为：“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虽复恭俭节用，而犹必复亡不暇。而《评》但云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又如《蜀志·蒋琬费祎传评》谓蒋、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裴氏以为：“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今议其未尽，而不著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对于陈氏的用字遣词也有所指责，如《魏志·董卓传评》谓“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裴氏以为此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又如《魏志·袁涣等传评》谓“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裴氏评之云：“蹈犹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八）对于其他史家的批评

裴氏在征引三国两晋时代诸史家的著作时，对他们常有所批评。这一类的注文，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对其著作的总评，一种是对某些记载的批评，一种是对某些议论的批评。

属于总评的，如《魏志·高贵乡公纪注》云：“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又如《魏志·王粲传注》评张骘《文士传》云：“凡骘虚伪妄作，不可复疏，如此类者不可胜记。”又如《蜀志·马超传注》云：“袁、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属于对某些记载批评的，如《魏志·崔琰传附孔融传注》云：“如孙盛之言，诚所未譬。……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注》云：“此又干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蜀志·先主传注》云：“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属于对某些议论的批评的，如《魏志·高柔传注》评孙盛论高柔上疏谏杀公孙晃之言，云：“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螭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其为迂阔，亦已甚矣。”又如《蜀志·庞统传注》评习凿齿论刘备袭取成都之言，云：“习氏所论虽大旨无乖，然推演之辞，近为流宕也。”裴氏所引其他史家的议论很多，凡为裴氏同意的便不加案语，但也有特加案语的，如《蜀志·费诗传注》云：“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议最善。”

《三国志注》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上八类，由此可见其包罗之宏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正史类卷二上）谓松之“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殿本《三国志》李龙官等校刊识语云：“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我们现在统计，陈寿本文约二十万字左右，而裴氏注文约五十四万字左右。以将及三倍的篇幅为《三国志》作注，可以说基本上弥补了陈寿记载简略的缺陷了。

《三国志注》所征引的材料是非常广博的，而且都注明了出处^〔2〕。清人钱大昕、赵翼等曾对裴氏所引书目做过统计，钱氏谓“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氏谓凡一百五十余种《（廿二史札记》卷六）^〔3〕。近人沈家本编《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并“依《隋书·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沈寄簃先生遗书乙种·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今人王祖彝又编《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三国志人名录·附录》），谓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铨释者不计”外，“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凡例》九）。诸氏的统计虽互有参差，亦均有遗漏或重复，但总数相差不多。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由此不但可知裴氏之博览穷通，他作《注》时所费的辛勤劳动也可以想见了。

三　《三国志注》的价值

过去的学者对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评论，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贬责的，如刘知幾说：“少期^〔4〕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史通·补注》）陈振孙说：“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一类是褒誉的，如胡应麟说：“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自叙》）一类是褒贬相兼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说：“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史部正史类《三国志》提要）杨文荪说：“盖承祚之书，简质有法，实良史也。逮裴世期受诏作注，复为增广异闻，捃摭繁富，于是讲求史学者，订讹考异，益究心焉。惟承祚之书，间有抵牾，而世期注征引太博，亦不免芜杂之病。”（《三国志旁证序》）

我们现在看来，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能因而抹杀其价值，它的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事实，使后人获得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在进行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时得到很大的便利。

裴氏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他“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又说：“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在这个宗旨之下，他作《注》时尽可能地博引记载三国时代历史著作。由于那些著作到后来都陆续亡佚，而陈寿的《三国志》又太简略，所以后人只有依靠裴氏的《注》，才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知道得更加详备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愈为清楚了。我们可以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重大的历史事件方面，如关于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在许昌实行屯田事，陈寿在《魏志·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这十三个字来叙述，读者当然不能了解其底蕴；在《魏志·任峻传》中虽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也太简单。而裴氏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祗事迹，其中关于屯田的有一百八十二字。经过裴氏的补充，把曹操实行屯田的原因、目的、措施及效果都明白叙述出来，使后人解决了有关屯田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是裴氏补充这些史料，我们现在研究屯田问题不知耗费多少心思去猜测揣摸了。

在重要的历史人物方面，如关于著名哲学家王弼的生平事迹，陈寿在《魏志·钟会传附王弼传》中记载：“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仅用了寥寥二十三字，至为疏略。而裴氏则引何劭《王弼传》补充其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其有七百五十余字，比陈寿所记大为详备，为后人研究王弼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若非裴氏作《注》，则后人对王弼不知其详，在学术研究上当然很受损失。又如著名科学家马钧，陈寿在书中只字未提，而裴氏除在《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述其制作外，又在《杜夔传注》中引傅玄所述马钧的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共一千二百余字，因而表彰了他的科学成就。若非裴氏作《注》，这一代大科学家将埋没无闻于后世，岂不大为遗憾！

在边疆各族及外国方面，如关于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陈寿仅在《魏志》之《乌丸传》、《鲜卑传》、《东夷传》中轻轻带过，未作专篇叙述；而裴氏则引《魏略·西戎传》之文，对氏、匈奴、羌、西域诸国、大秦及大秦属国做了重要的补充，尤其对大秦的记载，颇为详细地叙述了地理、交通、风俗、习惯、物产等情况，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不能不使后人感激裴氏博采勤录之功。

裴氏除了征引典籍外，还记述了他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魏志·齐王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即据自己所见所闻以证其不实，云：“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又如《蜀志·李恢传注》解释“降都督”云：“松之讯之蜀人云：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又如《吴志·孙权传注》云：“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裴氏用自己搜访得来的材料，以纠正典籍记载的错误，更为可贵，由此也可见他平时对史事的细心研核了。

过去学者指责裴《注》的缺点，往往以“芜杂”讥之。实际上，裴氏在征引材料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有其体例和法度。近人对此已有辨说，如沈家本云：“今观其征引繁富之中，时寓矜慎之意，并非蔓引滥登；且所引事迹首尾完具。不似他书之割裂剪裁。”（《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柳诒徵云：“裴注有详有略，非专骛繁博也。……故读裴《注》宜先注意其所未注不注之例，以见其审慎之意。……其剪裁诵述，皆有用意，时自发例，明其特载之故。……参伍观之，始知裴之精心撰《注》，非漫为捃摭掇拾者比也。”（《三国志裴注义例》）柳氏所谓“未注不注之例”，为“事显不书”（见《魏志·钟繇传注》及《陈思王植传注》）、“文多不载”（见《吴志·孙权传注》）、“文多不悉载”（见《吴志·孙皓传注》）^〔5〕、“余语略同者删”（见《魏志·公孙瓒传注》及《荀彧传注》）等；所谓“明其特载之故”，为“异于余书者载”（见《魏志·袁绍传注》）、“本传不称者载”（见《魏志·荀彧传注》）、“分别先后”（见《魏志·高贵乡公纪注》）等。可以看出，《注》文的剪裁去取，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以上所说，是裴《注》最主要的价值。其次，在《注》中还订正了一些记载的错误和歧异，这也有助于后人了解史事的真相。

由于三国时代是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时有战争发生，又上与东汉、下与西晋相交错，情况复杂，以致当时各国官方记载既竞自宣扬，诬蔑敌国；而私家撰录又以交通阻隔，闻见不同。因此，各种历史著作的记载常有错误和歧异之处，如裴氏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于是，对于这些记载，若不考校其异同，辨别其真伪，读者就会对史事认识错乱。裴氏在《注》中订正了不少记载的错误，辨明了史事的真相，有益于读者很大。对于疑问而不能解决的歧异之处，也都列举指出，分别加以“不同”、“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以启发读者的注意，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且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治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再者，在《注》中也保存了三国两晋时代的学者对于三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的史学水平。

在三国两晋时代，从事于三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人很多，如专述魏国历史的有鱼豢著《魏略》、王沈著《魏书》、阴澹著《魏纪》、孙盛著《魏氏春秋》及《魏世谱》等；专述吴国历史的有韦曜著《吴书》、胡冲著《吴历》、环济著《吴纪》、张勃著《吴录》等；专述蜀国历史的有王隐著《蜀记》、孙盛著《蜀世谱》等；总述三国历史的除陈寿著《三国志》外，尚有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其中包括三国历史）等；此外还有专门评论史料及史事的著作如孙盛《异同杂语》、徐众《三国评》等；至于著东汉或西晋史书而涉及三国史事的更不胜列举。总地说来，可谓蔚然大观，成果累累。他们不但各自搜集材料、考证事实以编纂史书，并对三国的事件和人物加以评论，还对他人的记载和评论予以批评，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宣扬了他们的治史方法、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这都是研究三国两晋时代发展的具体材料，足以了解当时的史学水平。可惜的是他们的著作大都久已亡佚了，我们现在不能窥其全貌。但是，由于裴氏在《注》中较多地引录他们的著作，我们便可以大概了解其研究成果和史学水平，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得到不少有益的资料。

当然，裴《注》也是有缺点的。如在补充事迹方面，确实不免有芜杂之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正史类《三国志》提要）所指出的，“《袁绍传》中之胡毋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等。在考辨事实方面，裴氏也有错误之处，如在《魏志·张鲁传注》中引《典略》所记东汉末年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情况中有“汉中有张脩”之语，裴氏注云：“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实则原文不误。清人钱大昭已辨之，云：“按张鲁本传，鲁即张衡之子。又云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典略》所云汉中张脩，即刘焉之别部司马，亦为五斗米道，《后汉书·灵帝纪》所谓巴郡妖巫是也。安得以张鲁之父当之？裴说非是。”（《三国志辨疑》卷一）不过，这种缺点是很少的。而且，就在比较芜杂的注文中，仍然有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地方，也并非完全没有资料价值。

裴注虽然以博详著称，但仍不免有遗漏之处。如清人赵翼云：“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陔余丛考》卷六“三国志”条）而且，裴氏对《三国志》每篇并非都有注文。案《三国志》有纪、传三百二十，附传一百四十八，共四百六十八篇，裴氏虽然绝大部分都作了《注》，但还有六十一篇是通篇无《注》的。计《魏志》中有三十四篇，为《乐进传》、《许褚传》、《典韦传》、《阎温传》、《武文世王公传》中《丰愍王昂传》等二十二人传、《孙礼传》、《王观传》、《朱建平传》、《周宜传》、《高句丽传》、《挹娄传》、《辰韩传》、《弁辰传》^〔6〕；《蜀志》中有十六篇，为《后主敬哀皇后传》、《刘永传》、《刘理传》、《黄忠传》、《伊籍传》、《陈震传》、《吕又传》、《刘琰传》、《王连传》、《杜微传》、《杜琼传》、《李传》、《蒋琬传》、《蒋斌传》、《蒋显传》、《刘敏传》；《吴志》中有十一篇，为《吴主权王夫人（南阳人）传》、《孙瑜传》、《孙皎传》、《顾承传》、《潘璋传》、《丁奉传》、《朱绩传》、《吕据传》、《孙霸传》、《刘惇传》、《华覈传》。这些列传之所以无《注》，或系没有另外的材料可以补充，或系裴氏搜采尚有未周之处，但如魏之乐进、许褚、典韦，蜀之黄忠、蒋琬，吴之潘璋、丁奉等都是在政治、军事上比较重要的人物，其事迹当不止陈寿所记，而裴氏竟只字未注，终不免使后世读者感到遗憾了。

四　裴松之在史学史上的贡献

裴松之的著作不仅对三国历史的研究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且，从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也有重要的贡献。因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论，仅略述其要端如下。

（一）开创了史注新法

在裴氏以前，为史书作注的已有很多，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但都不外音义、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到了裴氏注《三国志》，除包有前人作注的内容外，又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

这样注史，应当说是过去最好的方法，在清代学者的著述中已曾指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史部编年类《通鉴考异》提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而尤以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自序》中所论为精辟，云“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汇而通之，考异质疑，在而徒戋戋于训诂，岂若世期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然而，像裴氏这样作注，并非容易的事。因为，作者除对原书有透彻的了解之外，必须掌握其他的大量史料，并加以综合、分析和考核，还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自从裴氏开创了这种史注新法，后人颇有仿效的，如宋人王皞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斠注》等，其成就虽不及裴氏，但因在搜集资料和考辨讹异方面都费了辛勤的功力，也都对历史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

（二）提出了审查史料的意见

前人的记载，后人即视为史料。但那些史料是否符合事实，读者必须注意审查，不能笼统地认为都是可信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裴氏对待史料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绝不轻信。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一些不可靠的史料提出了审查的意见，约可归纳为以下几项：

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裴氏认为私家对其祖先的记载，多系虚自标榜之作，难以取信。如前所述，当他在东晋任尚书祠部郎的时候，就曾上表建议禁立私碑，说：“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并引过去“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的事例为证。在《魏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又指：“［孙］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

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史家在从事著作时，往往在文字上刻意模仿古人，或擅自改易辞句，以致不符事实。如《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有云：“［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氏借此提出意见，云：“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又在《魏志·陈群传附陈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记陈泰对司马昭之语后，评云：“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

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在同一作者的著作中，往往对一桩史事而有不同的记载，则其中必有讹误。如裴氏在《魏志·张郃传注》中指出，陈寿所记张郃投降曹操事，《张郃传》与《武帝纪》、《袁绍传》“为参错不同”；又在《吴志·鲁肃传注》中指出，陈寿所记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曹操的计谋，与《蜀志·诸葛亮传》所记不同，云：“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又在《蜀志·董允传注》有引习凿齿《襄阳记》载董恢教费祎之语，裴氏指出：“《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

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有的记载在叙述某一史事时，与其他记载都不相同，则不足置信。如《魏志·王凌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王广对王凌之言，裴氏评云：“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习凿齿所自造也。”又如《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郭冲所述诸葛亮五事云：“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多载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中，各国成敌对状态，以致有些记载或系虚自夸大，或因传闻失实，都不可轻信。如《蜀志·诸葛亮传注》引王沈《魏书》记载诸葛亮“粮尽势穷，忧虑呕血”云云，裴氏认为：“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又如在《蜀志·魏延传注》中评鱼豢《魏略》所记魏延与杨仪之事，云：“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裴氏所提出的这些审查史料的意见，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对于后人治史有重要的启发，从而丰富了史料学的内容。

（三）发展了历史考证学

历史家在从事著作时，对于有疑问的材料，必须经过考证才能决定取舍。如司马迁、班固、陈寿等，都一定下过不少考证工夫，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出来。在裴氏以前，关于考证的专门著作还不多，较早的要算三国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人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晋书·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后来东晋人孙盛著《异同杂语》（亦称《异同评》，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及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对于史事的考证。裴氏对三国史料进行过全面的研究，下过很大的考证工夫，所以在《三国志注》里有许多关于考证的文字，叙述了他的考证方法和结果。如他根据有关事实及人情事理，辨明乐资《山阳公载记》所载关羽和张飞欲杀马超之事的错误（见《蜀志·马超传注》），即至为确当；而尤以引用多方面的材料和理由，以辨明郭冲所述诸葛亮五事之不足信（见《蜀志·诸葛亮传注》），精细严密，令人倾服。裴氏在考证上的高深造诣与卓越成绩，实为历史考证学的一大发展。

（四）开展了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是促进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裴氏以前，已有人致力于史学批评，如东汉人班彪“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后汉书·班彪传》），东晋人干宝“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史通·烦省》）等，及裴氏作《三国志注》，又对三国两晋时代的史家广泛地开展了史学批评。

裴氏进行批评的概况，已见前述；而其主要矛头，是对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如鱼豢的“妄说”（《蜀志·后主传注》），谢承的“妄记”（《魏志·董卓传注》），王隐的“虚说”（《魏志·庞德传注》），干宝的“疏谬”（《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张骘的“虚伪妄作”（《魏志·王粲传注》）等；而尤以对乐资、袁二人的批评为最尖锐、最严厉，如在《魏志·袁绍传注》中云：“不知资、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

三国两晋时代的史家，大多遭受了裴氏的批评。这些批评固然有的未免过分，但由此可见裴氏维护史实的高度热情与嫉恨虚妄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值得珍视的。

（原载《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注　释

〔1〕　干，指干宝，著《晋纪》；陆，指陆机，著《晋纪》；曹，指曹嘉之，著《晋纪》；邓，指邓粲，著《晋元明纪》；鸾，指檀道鸾，著《续晋阳秋》；盛，指孙盛，著《晋阳秋》；广，指徐广，著《晋纪》。

〔2〕　只有《蜀志·法正传评》后所注“先主与曹公争势……”一条未注明出处，或系抄写脱漏。

〔3〕　原文为“凡五十余种”。柳诒徵先生云：“赵书付梓时，手民误脱‘五十余种，上之‘一百’二字，校者疏舛，固未更正；传印是书者，如湖北刻本，亦沿其误之不察也。”（见《〈三国志〉裴注义例》）

〔4〕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云：“裴松之字世期，此云少期，避太宗讳也。”

〔5〕　此据百衲本。殿本脱“载”字，柳文亦无“载”字。

〔6〕　《魏志》卷三十有两《弁辰传》，前者应为“弁韩”，见殿本《三国志·考证》；此指后者。